网站搜索

张百顺年轻时拉过洋车,后来卖了多年烤白薯。德胜门豁口内外没有吃过张百顺的烤白薯的人不多。后来取缔了小商小贩,许多做小买卖的都改了行,张百顺托人谋了个事由儿,到太平湖公园来看门。一晃,十来年了。

    太平湖公园应名儿也叫做公园,实在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游船茶座,就是一片野水,好些大柳树。前湖有几张长椅子,后湖都是荒草。灰菜、马苋菜都长得很肥。牵牛花,野茉莉。飞着好些粉蝶儿,还有北京人叫做“老道”的黄蝴蝶。一到晚不晌,往后湖一走,都瘆得慌。平常是不大有人去的。孩子们来掏蛐蛐。遛鸟的爱来,给画眉抓点活食:油葫芦、蚂蚱,还有一种叫做“马蜥儿”的小四脚蛇。看门,看什么呢?这个公园不卖门票。谁来,啥时候来,都行。除非怕有人把柳树锯倒了扛回去。不过这种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张百顺非常闲在。他汉事时就到湖里捞点鱼虫、苲草,卖给养鱼的主。进项不大。但是够他抽关东烟的。“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很多养鱼的都把鱼“处理”了,鱼虫、苲草没人买,他就到湖边摸点螺蛳,淘洗干净了,加点盐,搁两个大料瓣,煮咸螺蛳卖。

    后湖边上住着两户打鱼的。他们这打鱼,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搭无一搭。打得的鱼随时就在湖边卖了。

    每天到园子里来遛早的,都是熟人,他们进园子,都有准钟点。

    来得最早的是刘宝利。他是个唱戏的。坐科学的是武生。因为个头矮点,扮相也欠英俊,缺少大将风度,来不了“当间儿的”。不过他会的多,给好几位名角打个“下串”,“傍”得挺严实。他粗通文字,爱抄本儿。他家里有两箱子本子,其中不少是已经失传了的。他还爱收藏剧照,有的很名贵。杨老板《青石山》的关平、尚和玉的《四平山》、路玉珊的《醉酒》、梅兰芳的《红线盗盒》、金少山的《李七长亭》、余叔岩的《盗宗卷》……有人出过高价,想买他的本子和剧照,他回绝了:“对不起,我留着殉葬。”剧团演开了革命现代戏,台上没有他的活儿,领导上动员他提前退休,——他还不到退休年龄。他一想:早退,晚退,早晚得退,退!退了休,他买了两只画眉,每天天一亮就到太平湖遛鸟。他戏瘾还挺大。把鸟笼子挂了,还拉拉山膀,起两个云手,踢踢腿,耗耗腿。有时还念念戏词。他老念的是《挑滑车》的《闹帐》:

    “且慢!”

    “高王爷为何阻令?”

    “末将有一事不明,愿在元帅台前领教。”

    “高王爷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

    “岳元帅!想俺高宠,既已将身许国,理当报效皇家。今逢大敌,满营将官,俱有差遣,单单把俺高宠,一字不提,是何理也?”

    ……

    “吓、吓、吓吓吓吓……岳元帅!大丈夫临阵交峰,不死而带伤,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跟他差不多时候进园子遛弯的顾止庵曾经劝过他:

    “爷们!您这戏词,可不要再念了哇!”

    “怎么啦?”

    “如今晚儿演了革命现代戏,您念老戏词——韵白!再说,您这不是借题发挥吗?‘满营将官,俱有差遣,单单把俺高宠,一字不提,是何理也?’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说台上不用您,把你刷了吗?这要有人听出来,您这是‘对党不满’呀!这是什么时候啊,爷们!”

    “这么一大早,不是没人听见吗!”

    “隔墙有耳!——小心无大错。”

    顾止庵,八十岁了。花白胡须,精神很好。他早年在豁口外设帐授徒,——教私塾。后来学生都改了上学堂了,他的私塾停了,他就给人抄书,抄稿子。他的字写得不错,欧底赵面。抄书、抄稿子有点委屈了这笔字。后来找他抄书、抄稿子的也少了,他就在邮局门外树荫底下摆了一张小桌,代写家信。解放后,又添了一项业务:代写检讨。“老爷子,求您代写一份检讨。”——“写检讨?这检讨还能由别人代写呀?”——“劳您驾!我写不了。您写完了。我按个手印,一样!”——“什么事儿?”因为他的检讨写得清楚,也深刻,比较容易通过,来求的越来越多,业务挺兴旺。后来他的孩子都成家立业,混得不错,就跟老爷子说:“我们几个养活得起您。您一枝笔挣了不少杂和面儿,该清闲几年了。”顾止庵于是搁了笔。每天就是遛遛弯儿,找几个年岁跟他相仿佛的老友一块堆儿坐坐、聊聊、下下棋。他爱瞧报,——站在阅报栏前一句一句地瞧。早晚听“匣子”。

    因此他知道的事多,成了豁口内外的“伏地圣人”①。

    这天他进了太平湖,刘宝利已经练了一遍功,正把一条腿压在树上耗着。

    “老爷子今儿早!”

    “宝利!今儿好像没听您念《闹帐》?”

    “不能再念啦!”

    “怎么啦?”

    “呆会儿跟您说。”

    顾止庵向四边的树上看看:

    “您的鸟呢?”

    “放啦!”

    “放啦?”

    “您先慢慢往外溜达着。今儿我带着一包高末。百顺大哥那儿有开水,叶子已经闷上了。我耗耗腿。一会儿就来。咱们爷儿仨喝一壶,聊聊。”

    顾止庵遛到门口,张百顺正在湖边淘洗螺蛳。

    “顾先生!椅子上坐。茶正好出味儿了,来一碗。”

    “来一碗!”

    “顾先生,您说这文化大革命,它是怎么一回子事?”

    “您问我?——有人知道。”

    “这红卫兵,它是怎么回子事。呼啦——全起来了。它也不用登记,不用批准,也没有个手续,自己个儿就拉起来了。我真没见过。一戴上红袖箍,就变人性。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揪谁就揪谁。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权?谁给他们的权?”

    “头几天,八·一八,不是刚刚接见了吗?”

    “当大官的,原来都是坐小汽车的主,都挺威风,一个一个全都头朝了下了。您说,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们怎么想,我哪儿知道。反正这心里不大那么好受。”

    “还有个章程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咱们都不在单位,都这岁数了。咱们不会去揪谁,斗谁,红卫兵大概也斗不到咱们头上。过一天,算一日。这太平湖眼下不还挺太平不是?”

    “那是!那是!”

    刘宝利来了。

    “宝利,您说要告诉我什么事?”

    “昨儿,我可瞧了一场热闹!”

    “什么热闹?”

    “烧行头。我到交道口一个师哥家串门子,听说成贤街孔庙要烧行头——烧戏装。我跟师哥说:咱们去!嗬!殉一座小山哪!大红官衣、青褶子,这没什么.帅盔‘八面威’‘相貂’、‘驸马套’……这也没有什么!大蟒大靠,苏绣平金,都是新的,太可惜了!点翠‘头面’,水钻‘头面’,这值多少钱哪!一把火,全烧啦!火苗儿蹿起老高。烧煳了的碎绸子片飞得哪儿哪儿都是。”

    “唉!”

    “火边上还围了一圈人,都是文艺界的头头脑脑。有跪着的,有撅着的。有的挂着牌子,有的脊背贴了一张大纸,写着字。都是满头大汗。您想想:这么热的天,又烤着大火,能不出汗吗?一群红卫兵,攥着宽皮带,挨着个抽他们。劈头盖脸!有的,一皮带下去,登时,脑袋就开了,血就下来了。——皮带上带着大铜头子哪!哎呀,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打人的。哪能这么打呢?您要我这么打,我还真不会!这帮孩子,从哪儿学来的呢?有的还是小妞儿。他们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呢?”

    “唉!”

    “回来,我一捉摸,把两箱子剧本、剧照,捆巴捆巴,借了一辆平板三轮,我就都送到街道办事处去了。他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不能自己烧。留着,招事!”

    “唉!”

    “那两只画眉,‘口’多全!今儿一早起来,我也放了。——开笼放鸟!‘提笼架鸟’,这也是个事儿!”

    “唉!”

    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人见了顾止庵,略略点了点头,往后面走去了。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顾止庵说:“茶也喝透了,咱们也该散了。”

    张百顺说:“我把这点螺蛳送回去,叫他们煮煮。回见!”

    “回见!”

    “回见!”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赛着叫。整个太平湖全归了它们了。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蛐蛐、油葫芦叫成一片。还有金铃子。野茉莉散发着一阵一阵的清香。一条大鱼跃出了水面,歘的一声,又没到水里。星星出来了。

    第二天天一亮,刘宝利到太平湖练功。走到后湖:湖里一团黑乎乎的,什么?哟,是个人!这是他的后脑勺!有人投湖啦!

    刘宝利叫了两个打鱼的人,把尸首捞了上来,放在湖边草地上。这工夫,顾止庵也来了。张百顺也赶了过来。

    顾止庵对打鱼的说:“您二位到派出所报案。我们仨在这儿看着。”

    “您受累!”

    顾止庵四下里看看,说:

    “这人想死的心是下铁了的。要不,怎么会找到这么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来呢?他投湖的时候,神智很清醒,不是迷迷糊糊一头扎下去的。你们看,他的上衣还整整齐齐地搭在椅背上,手杖也好好地靠在一边。咱们掏掏他的兜儿,看看有什么,好知道死者是谁呀。”

    顾止庵从死者的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工作证,是北京市文联发的:

    姓名:舒舍予

    职务:主席

    顾止庵看看工作证上的相片,又看看死者的脸,拍了拍工作证:

    “这人,我认得!”

    “您认得?”

    “怪不得昨儿他进园子的时候,好像跟我招呼了一下。他原先叫舒庆春。这话有小五十年了!那会儿我教私塾,他是劝学员,正管着德胜门这一片的私塾。他住在华严寺。我还上他那儿聊过几次。人挺好,有学问!他对德胜门这一带挺熟,知道太平湖这么个地方!您怎么会走南闯北,又转回来啦?这可真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哪!”

    “您等等!他到底是谁呀?”

    “他后来出了大名,是个作家,他,就是老舍呀!”

    张百顺问:“老舍是谁?”

    刘宝利说:“老舍您都不知道?瞧过《驼骆祥子》没有?”

    “匣子里听过。好!是写拉洋车的。祥子,我认识。——‘骆驼祥子’嘛!”

    “您认识?不能吧!这是把好些拉洋车的搁一块堆儿,搏巴搏巴,捏出来的。”

    “唔!不对!祥子,拉车的谁不知道!他和虎妞结婚,我还随了份子。”

    “您八成是做梦了吧?”

    “做梦?——许是。岁数大了,真事、梦景,常往一块掺和。——他还写过什么?”

    “《龙须沟》哇!”

    “《龙须沟》,瞧过,瞧过!电影!程疯子、娘子、二妞……这不是金鱼池,这就是咱这德胜门豁口!太真了!太真了,就叫人掉泪。”

    “您还没睢过《茶馆》哪!太棒了!王利发!‘硬硬朗朗的,我硬硬朗朗地干什么?’我心里这酸呀!”

    “合着这位老舍他净写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做小买卖的。苦哈哈、命穷人?”

    “那没错!”

    “那他是个好人!”

    “没错!”

    刘宝利说:“这么个人,我看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

    “没错!”

    刘宝利看着死者:

    “我认出来了!在孔庙挨打的,就有他!您瞧,脑袋上还有伤,身上净是血嘎巴!——我真不明白。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

    顾止庵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张百顺撧了两根柳条,在老舍的脸上摇晃着,怕有苍蝇。

    “他从昨儿早起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心里来回来去,不知道想了多少事哪!”

    “‘千古艰难唯一死’呀!”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了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不?”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啊!”

    刘宝利说:“我去找张席,给他盖上点儿!”

    1986年9月22日二稿

    ①伏地,北京土话。本地生产的叫“伏地”。如“伏地小米”、“伏地蒜苗”。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住在九号楼七门。他们从小一块长大,在一个幼儿园,又读一个小学,都是三年级。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

    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捞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路。

    后来,他们玩猫。他们玩过很多猫:黑猫、白猫、狸猫、狮子玳瑁猫(身上有黄白黑三种颜色)、乌云盖雪(黑背白肚)、铁棒打三桃(白身子,黑尾巴,脑袋顶上有三块黑)……李小斌的姥姥从前爱养猫。这些猫的名堂是姥姥告诉他的。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倒。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想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了什么事?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

詹大胖子

    詹大胖子是五小的斋夫。五小是县立第五小学的简称。斋夫就是后来的校工、工友。詹大胖子那会,还叫做斋夫。这是一个很古的称呼。后来就没有人叫了。“斋夫”废除于何时,谁也不知道。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

    五小的校长张蕴之、学校的教员——先生,叫他詹大。五小的学生叫他的时候必用全称:詹大胖子。其实叫他詹胖子也就可以了,但是学生都愿意叫他詹大胖子,并不省略。

    一个斋夫怎么可以是一个大胖子呢?然而五小的学生不奇怪。他们都觉得詹大胖子就应该像他那样。他们想象不出一个瘦斋夫是什么样子。詹大胖子如果不胖,五小就会变样子了。詹大胖子是五小的一部分。他当斋夫已经好多年了。似乎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斋夫。

    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他在屋里坐着。他有一间小屋,在学校一进大门的拐角,也就是学校最南端。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了当门房即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他屋里有一架挂钟。这学校有两架挂钟,一架在教务处。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这两架钟。喀拉喀拉,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下课了!詹大胖子的铃声摇得小学生的心里一亮。呼——都从教室里窜出来了。打秋千、踢毽子、拍皮球、抓子儿……

    詹大胖子摇坏了好多铃铛。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

    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

    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路边两棵梧桐树之间。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当、当、当、当……钟不打的时候,绳绕在梧桐树干上,打一个活结。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钟也随着高了。

    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剪冬青树。这个学校有几个地方都栽着冬青树的树墙子,大礼堂门前左右两边各有一道,校园外边一道,幼稚园门外两边各有一道。冬青树长得很快,过些时,树头就长出来了,参差不齐,乱蓬蓬的。詹大胖子就拿了一把很大的剪子,两手执着剪子把,叭嗒叭嗒地剪,剪得一地冬青叶子。冬青树墙子的头平了,整整齐齐的。学校里于是到处都是冬青树嫩叶子的清香清香的气味。

    詹大胖子老是剪冬青树。一个学期得剪几回。似乎詹大胖子所做的主要的事便是摇铃——打钟,剪冬青树。

    詹大胖子很胖,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詹大胖子还给校园里的花浇水。

    这个校园没有多大点。冬青树墙子里种着羊胡子草。有两棵桃树,两棵李树,一棵柳树,有一架十姊妹,一架紫藤。当中圆形的花池子里却有一丛不大容易见到的铁树。这丛铁树有一年还开过花,学校外面很多人都跑来看过。另外就是一些草花,剪秋罗、虞美人……。还有一棵鱼儿牡丹。詹大胖子就给这些花浇水。用一个很大的喷壶。

    秋天,詹大胖子扫梧桐叶。学校有几棵梧桐。刮了大风,刮得一地的梧桐叶。梧桐叶子干了,踩在上面沙沙地响。詹大胖子用一把大竹扫帚扫,把枯叶子堆在一起,烧掉。黑的烟,红的火。

    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他给老师烧水。烧开水,烧洗脸水。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

    他还帮先生印考试卷子。詹大胖子推油印机滚子,先生翻页儿。考试卷子印好了,就把蜡纸点火烧掉。烧油墨味儿飘出来,坐在教室里都闻得见。

    每年寒假、暑假,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全校学生有二百人,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姓名,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贵家长”。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县立第五小学”,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他们拆开信封看:国语98,算术86……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

    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除了摇上课铃、下课铃,——打上课钟、下课钟之外,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他在他那间小屋里卖。他那小屋里有一个一面装了玻璃的长方匣子,里面放着花生糖、芝麻糖。詹大胖子摇了下课铃,或是打了上课钟,有的学生就趁先生不注意的时候,溜到詹大胖子屋里买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很坏。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贵好多!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

    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说: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他的糖不卫生;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

    但是詹大胖子还是卖,偷偷地卖。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左手捏着花生糖、芝麻糖,藏在袖筒里。有学生要买糖,走近来,他就做一个眼色,叫学生随他到校长、教员看不到的地方,接钱,给糖。

    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他们长大了,想起五小,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得很平静。除了放寒假、放暑假,他回家,其余的时候,都住在学校里。——放寒假,学校里没有人。下了几场雪,一个学校都是白的。暑假里,学生有时还到学校里玩玩。学校里到处长了很高的草。

    每天放了学,先生、学生都走了,学校空了。五小就剩下两个人,有时三个。除了詹大胖子,还有一个女教员王文惠。有时,校长张蕴之也在学校里住。

    王文蕙家在湖西,家里没有人。她有时回湖西看看亲戚,平时住在学校里。住在幼稚园里头一间朝南的小房间里。她教一年级、二年级算术。她长得不难看,脸上有几颗麻子,走起路来步子很轻。她有一点奇怪,眼睛里老是含着微笑。一边走,一边微笑。一个人笑。笑什么呢?有的男教员背后议论:有点神经病。但是除了老是微笑,看不出她有什么病,挺正常的。她上课,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她教加法,减法,领着学生念乘法表: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二二得四……”

    下了课,走回她的小屋,改学生的练习。有时停下笔来,听幼稚园的小朋友唱歌:

    “小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

    我要进来……”

    晚上,她点了煤油灯看书。看《红楼梦》、《花月痕》,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清照的词。有时轻轻地哼《木兰词》。“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有时给她的女子师范的老同学写信。写这个小学,写十姊妹和紫藤,写班上的学生都很可爱,她跟学生在一起很快乐,还回忆她们在学校时某一次春游,感叹光阴如流水。这些信都写得很长。

    校长张蕴之并不特别的凶,但是学生都怕他。因为他可以开除学生。学生犯了大错,就在教务处外面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学生某某某,犯了什么过错,著即开除学籍,“以维校规,而警效尤,此布”,下面盖着校长很大的签名戳子:“张蕴之”。“张蕴之”三个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他也教一班课,教五年级或六年级国文。他念课文的时候摇晃脑袋,抑扬顿挫,有声有色,腔调像戏台上老生的道白。“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到了济南,只见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他爱写挽联。写好了,就用按钉钉在教务处的墙上,让同事们欣赏。教员们就都围过来,指手划脚,称赞哪一句写得好,哪几个字很有笔力。张蕴之于是非常得意,但又不太忘形。他简直希望他的亲友家多死几个人,好使他能写一副挽联送去,挂起来。

    他有家。他有时在家里住,有时住在学校里,说家里孩子吵,学校里清静,他要读书,写文章。

    有时候,放了学,除了詹大胖子,学校里就剩下张蕴之和王文蕙。

    王文蕙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散散步。王文蕙散完步,常常看见张蕴之站在教务处门口的台阶上。王文蕙向张蕴之笑笑,点点头。张蕴之也笑笑,点点头。王文蕙回去了,张蕴之看着她的背影,一直看到王文蕙走进幼稚园的前门。

    张蕴之晚上读书。读《聊斋志异》、《池北偶谈》、《两般秋雨盦随笔》、《曾文正公家书》、《板桥道情》、《绿野仙踪》、《海上花列传》……

    校长室的北窗正对着王文蕙的南窗,当中隔一个幼稚园的游戏场。游戏场上有秋千架、压板、滑梯。张蕴之和王文蕙的煤油灯遥遥相对。

    一天晚上,张蕴之到王文蕙屋里去,说是来借字典。王文蕙把字典交给他。他不走,东拉西扯地聊开了。聊《葬花词》,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王文蕙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心里怦怦地跳。忽然,“噗!”张蕴之把煤油灯吹熄了。

    张蕴之常常在夜里偷偷地到王文蕙屋里去。

    这事瞒不过詹大胖子。詹大胖子有时夜里要起来各处看看。怕小偷进来偷了油印机、偷了铜钟、偷了烧开水的白铁壶。

    詹大胖子很生气。他一个人在屋里悄悄地骂:“张蕴之!你不是个东西!你有老婆,有孩子,你干这种缺德的事!人家还是个姑娘,孤苦伶仃的,你叫她以后怎么办,怎么嫁人!”

    这事也瞒不了五小的教员。因为王文蕙常常脉脉含情地看张蕴之,而且她身上洒了香水。她在路上走,眼睛里含笑,笑得更加明亮了。

    有一天,放学时,有一个姓谢的教员路过詹大胖子的小屋时,走进去,对他说:“詹大,你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一趟。”詹大胖子不知道有什么事。

    姓谢的教员是个纨绔子弟,外号谢大少。学生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

    “谢大少,

    捉虼蚤。

    虼蚤蹦,

    他也蹦,

    他妈说他是个大无用!”

    谢大少家离五小很近,几步就到了。

    谢大少问了詹大胖子几句闲话,然后,问:

    “张蕴之夜里是不是常常到王文蕙屋里去?”

    詹大胖子一听,知道了:谢大少要抓住张蕴之的把柄,好把张蕴之轰走,他来当五小校长。詹大胖子连忙说:

    “没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能瞎说!”

    詹大胖子不是维护张蕴之,他是维护王文蕙。

    从此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就不太避着张蕴之了。

    詹大胖子还是当他的斋夫,打钟,剪冬青树,卖花生糖、芝麻糖。

    后来,张蕴之到四小当校长去了,王文蕙到远远的一个镇上教书去了。

    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她一直没有嫁人)。詹大胖子也死了。

    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幽冥钟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很早很早以前(大概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提出过怀疑,认为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呢?我的家乡就是夜半撞钟的。而且只有夜半撞。半夜,子时,十二点。别的时候,白天,还听不到撞钟。“暮鼓晨钟”。我们那里没有晨钟,只有夜半钟。这种钟,叫做“幽冥钟”。撞钟的是承天寺。

    关于承天寺,有一个传说。传说张士诚是在这里登基的。张士诚是泰州人。泰州是我们的邻县。史称他是盐贩出身。盐贩,即贩私盐的。中国的盐,秦汉以来,就是官卖。卖盐的店,称“官盐店”。官盐税重,价昂。于是有人贩卖私盐。卖私盐是犯法的事。这种人都是亡命之徒,要钱不要命。遇到缉私的官兵,便要动武。这种人在官方的文书里被称为“盐匪”。瓦岗寨的程咬金就贩过私盐。在苏北里下河一带,一提起“私盐贩子”或“贩私盐的”,大家便知道这是什么角色。张士诚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元至正十三年,他从泰州起事,打到我的家乡高邮。次年,称“诚王”,国号“周”。我的家乡还出过一位皇帝(他不是我们县的人,他称王确是在我们县),这实在应该算是我们县历史上的第一号大人物。我们县的有名人物最古的是秦王子婴。现在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以后隔了很多年,出了一个秦少游。再以后,出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但是真正叱咤风云的英雄,应该是张士诚。可是我前几年回乡,翻看县志,关于张士诚,竟无一字记载,真是怪事!

    但是民间有一些关于张士诚的传说。

    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找人来写承天寺的匾。来了很多读书人。他们提起笔来,刚刚写了两笔,就叫张士诚拉出去杀了。接连杀了好几个。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杀他们?”张士诚说:“你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了’,是个了字!老子才当皇帝就‘了’了,日他妈妈的!”后来来了个读书人。他先写了一个:“王”字,再写了左边的“〉”,右边的“〈”,再写上边的“乛”,然后一竖到底,张士诚一看大喜,连说:“这就对了——先称王,左有文臣,右有武将,戴上平天冠,皇基永固,一贯到底!——赏!”

    我小时读的小学就在承天寺的旁边,每天都要经过承天寺,曾经细看过承天寺山门的石刻的匾额,发现上面的“承”字仍是一般笔顺,合乎八法的“承”字,没有先称王、左文右武、戴了皇冠、一贯到底的痕迹。

    我也怀疑张士诚是不是在承天寺登的基,因为承天寺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座皇宫的格局。

    承天寺在城北西边,挨近运河。城北的大寺共有三座。一座善因寺,庙产甚多,最为鲜明华丽,就是小说《受戒》里写的明海受戒的那座寺。一座是天王寺,就是陈小手被打死的寺。天王寺佛事较盛。寺西门外有一片空地,时常有人家来“烧房子”。烧房子似是我乡特有的风俗。“房子”是纸扎店扎的,和真房子一样,只是小一些。也有几层几进,有堂屋卧室,房间里还有座钟、水烟袋,日常所需,一应俱全。照例还有一个后花园,里面“种”着花(纸花)。房子立在空地上,小孩子可以走进去参观。房子下面铺了一层稻草。天王寺的和尚敲着鼓磐铙钹在房子旁边念一通经(不知道是什么经),这一家的一个男丁举火把房子烧了,于是这座房子便归该宅的先人冥中收用了。天王寺气象远不如善因寺,但房屋还整齐,——因此常常驻兵。独有承天寺,却相当残破了。寺是古寺。张士诚在这里登基,虽不可靠,但说不定元朝就已经有这座寺。

    一进山门,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的颜色都暗淡了。大雄宝殿的房顶上长了好些枯草和瓦松。大殿里很昏暗,神龛佛案都无光泽,触鼻是陈年的香灰和尘土的气息。一点声音都没有,整座寺好像是空的。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衣履敝旧,神色凄凉。——不像善因寺的和尚,一个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

    大殿西侧,有一座罗汉堂。罗汉也多年没有装金了。长眉罗汉的眉毛只剩了一只,那一只不知哪一年脱落了,他就只好捻着一只单独的眉毛坐在那里。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

    罗汉堂东南角有一口钟,相当高大。钟用铁链吊在很粗壮的木架上。旁边是从房梁挂下来的撞钟的木杵。钟前是一尊地藏菩萨的一尺多高的金身佛像。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帽,跏跌而坐,低眉闭目,神色慈祥。地藏菩萨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光幽微。

    在佛教的菩萨里,老百姓最有好感的是两位。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她)救苦救难。另一位便是地藏菩萨。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他是地之神,是一位好心的菩萨。

    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因为这钟在半夜里撞,叫“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处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大概以为这样的死是不洁的,罪过最深。钟声,会给她们光明。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好心的菩萨,他对死于血崩的女鬼也会格外慈悲的,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极其自然。

    撞钟的是一个老和尚。相貌清癯,高长瘦削。他已经几十年不出山门了。他就住在罗汉堂里。大钟东侧靠墙,有一张矮矮的禅榻,上面有一床薄薄的蓝布棉被,这就是他的住处。白天,他随堂粥饭,洒扫庭除。半夜,起来,剔亮地藏菩萨前的油灯,就开始撞钟。

    钟声是柔和的、悠远的。

    “东——嗡……嗡……嗡……”

    钟声的振幅是圆的。”东——嗡……嗡……嗡……”,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就像投石于水,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

    “东——嗡……嗡……嗡……”

    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嗡……嗡……嗡……”金色的光环暗了,暗了,暗了……又一声,“东——嗡……嗡……嗡……”又一个金色的光环。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

    夜半,子时,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

    “东——嗡……嗡……嗡……”

    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

    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他听到了钟声。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

    承天寺的钟,幽冥钟。

    女性的钟,母亲的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中午,飘雪。

    茶干

    家家户户离不开酱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倒有三件和酱园有关:油、酱、醋。

    连万顺是东街一家酱园。

    他家的门面很好认,是个石库门。麻石门框,两扇大门包着铁皮,用xx头铁钉钉出如意云头。本地的店铺一般都是“铺闼子门”,十二块、十六块门板,晚上上在门坎的槽里,白天卸开。这样的石库门的门面不多。城北只有那么几家。一家恒泰当,一家豫丰南货店。恒泰当倒闭了,豫丰失火烧掉了。现在只剩下北市口老正大棉席店和东街连万顺酱园了。这样的店面是很神气的。尤其显眼的是两边白粉墙的两个大字。黑漆漆出来的。字高一丈,顶天立地,笔划很粗。一边是“酱”,一边是“醋”。这样大的两个字!全城再也找不出来了。白墙黑字,非常干净。没有人往墙上贴一张红纸条,上写:“出卖重伤风,一看就成功”;小孩子也不在墙上写:“小三子,吃狗屎”。

    店堂也异常宽大。西边是柜台。东边靠墙摆了一溜豆绿色的大酒缸。酒缸高四尺,莹润光洁。这些酒缸都是密封着的。有时打开一缸,由一个徒弟用白铁唧筒把酒汲在酒坛里,酒香四溢,飘得很远。

    往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青砖铺地,整整齐齐排列着百十口大酱缸。酱缸都有个帽子一样的白铁盖子。下雨天盖上。好太阳时揭下盖子晒酱。有的酱缸当中掏出一个深洞,如一小井。原汁的酱油从井壁渗出,这就是所谓“抽油”。西边有一溜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小磨坊。一头驴子在里面磨芝麻或豆腐。靠北是三间瓦屋,是做酱菜、切萝卜干的作坊。有一台锅灶,是煮茶干用的。

    从外往里,到处一看,就知道这家酱园的底子是很厚实的。——单是那百十缸酱就值不少钱!

    连万顺的东家姓连。人们当面叫他连老板,背后叫他连老大。都说他善于经营,会做生意。

    连老大做生意,无非是那么几条:

    第一,信用好。连万顺除了做本街的生意,主要是做乡下生意。东乡和北乡的种田人上城,把船停在大淖,挂好了船绳,就直奔连万顺,打油、买酱。乡下人打油,都用一种特制的油壶,广口,高身,外面挂了酱黄色的釉,壶肩有四个“耳”,耳里拴了两条麻绳作为拎手,不多不少,一壶能装十斤豆油。他们把油壶往柜台上一放,就去办别的事情去了。等他们办完事回来,油已经打好了。油壶口用厚厚的桑皮纸封得严严的。桑皮纸上盖了一个墨印的圆印:“连万顺记”。乡下人从不怀疑油的分量足不足,成色对不对。多年的老主顾了,还能有错?他们要的十斤干黄酱也都装好了。装在一个元宝形的粗篾浅筐里,筐里衬着荷叶,豆酱拍得实实的,酱面盖了几个红曲印的印记,也是圆形的。乡下人付了钱,提了油壶酱筐,道一声“得罪”,就走了。

    第二,连老板为人和气。乡下的熟主顾来了,连老板必要起身招呼,小徒弟立刻倒了一杯热茶递了过来。他家柜台上随时点了一架盘香,供人就火吸烟。乡下人寄存一点东西,雨伞、扁担、箩筐、犁铧、坛坛罐罐,连老板必亲自看着小徒弟放好。有时竟把准备变卖或送人的老母鸡也寄放在这里。连老板也要看着小徒弟把鸡拎到后面廊子上,还撒了一把酒糟喂喂。这些鸡的脚爪虽被捆着,还是卧在地上高高兴兴地啄食,一直吃到有点醉醺醺的,就闭起眼睛来睡觉。

    连老板对孩子也很和气。酱园和孩子是有缘的。很多人家要打一点酱油,打一点醋,往往派一个半大孩子去。妈妈盼望孩子快些长大,就说:“你快长吧,长大了好给我打酱油去!”买酱菜,这是孩子乐意做的事。连万顺家的酱菜样式很齐全:萝卜头、十香菜、酱红根、糖醋蒜……什么都有。最好吃的是甜酱甘露和麒麟菜。甘露,本地叫做“螺螺菜”,极细嫩。麒麟菜是海菜,分很多叉,样子有点像画上的麒麟的角,半透明,嚼起来脆跪的。孩子买了甘露和麒麟菜,常常一边走,一边吃。

    一到过年,孩子们就惦记上连万顺了。连万顺每年预备一套锣鼓家伙,供本街的孩子来敲打。家伙很齐全,大锣、小锣、鼓、水镲、碰钟,一样不缺。初一到初五,家家店铺都关着门。几个孩子敲敲石库门,小徒弟开开门,一看,都认识,就说:“玩去吧!”孩子们就一窝蜂奔到后面的作坊里,操起案子上的锣鼓,乒乒乓乓敲打起来。有的孩子敲打了几年,能敲出几套十番,有板有眼,像那么回事。这条街上,只有连万顺家有锣鼓。锣鼓声使东街增添了过年的气氛。敲够了,又一窝蜂走出去,各自回家吃饭。

    到了元宵节,家家店铺都上灯。连万顺家除了把四张玻璃宫灯都点亮了,还有四张雕镂得很讲究的走马灯。孩子们都来看。本地有一句歇后语:“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这四张灯里周而复始,往来不绝的人马车炮的灯影,使孩子百看不厌。孩子们都不是空着手来的,他们牵着兔子灯,推着绣球灯,系着马灯,灯也都是点着了的。灯里的蜡烛快点完了,连老板就会捧出一把新的蜡烛来,让孩子们点了,换上。孩子们于是各人带着换了新蜡烛的纸灯,呼啸而去。

    预备锣鼓,点走马灯,给孩子们换蜡烛,这些,连老大都是当一回事的。年年如此,从无疏忽忘记的时候。这成了制度,而且简直有点宗教仪式的味道。连老大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地对待这些事呢?这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心理?实在令人捉摸不透。

    第三,连老板很勤快。他是东家,但是不当“甩手掌柜的”。大小事他都要过过目,有时还动动手。切萝卜干、盖酱缸、打油、打醋,都有他一份。每天上午,他都坐在门口晃麻油。炒熟的芝麻磨了,是芝麻酱,得盛在一个浅缸盆里晃。所谓“晃”,是用一个紫铜锤出来的中空的圆球,圆球上接一个长长的木把,一手执把,把圆球在麻酱上轻轻的压,压着压着,油就渗出来了。酱渣子沉于盆底,麻油浮在上面。这个活很轻松,但是费时间。连老大在门口晃麻油,是因为一边晃,一边可以看看过往行人。有时有熟人进来跟他聊天,他就一边聊,一边晃,手里嘴里都不闲着,两不耽误。到了下午出茶干的时候,酱园上上下下一齐动手,连老大也算一个。

    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连万顺”,——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刻着字,木牌压在豆腐干上,字就出来了。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掰开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连老大监制茶干,是很认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车站、码头、茶馆、酒店都有卖的。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

    连老大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开酱园的老板,一个普普通通、正正派派的生意人,没有什么特别处。这样的人是很难写成小说的。

    要说他的特别处,也有。有两点。

    一是他的酒量奇大。他以酒代茶。他极少喝茶。他坐在帐桌上算帐的时候,面前总放一个豆绿茶碗。碗里不是茶,是酒,——一般的白酒,不是什么好酒。他算几笔,喝一口,什么也不“就”。一天老这么喝着,喝完了,就自己去打一碗。他从来没有醉的时候。

    二是他说话有个口头语:“的时候”。什么话都要加一个“的时候”。“我的时候”、“他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豆子的时候”、“猫的时候”、“狗的时候”……他说话本来就慢,加了许多“的时候”,就更慢了。如果把他说的“的时候”都删去,他每天至少要少说四分之一的字。

    连万顺已经没有了。连老板也故去多年了。五六十岁的人还记得连万顺的样子,记得门口的两个大字,记得酱园内外的气味,记得连老大的声音笑貌,自然也记得连万顺的茶干。

    连老大的儿子也四十多了。他在县里的副食品总店工作。有人问他:“你们家的茶干,为什么不恢复起来?”他说:“这得下十几种药料,现在,谁做这个!”

    一个人监制的一种食品,成了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生产,真也不容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后记

    我现在住的地方叫做蒲黄榆。曹禺同志有一次为一点事打电话给我,顺便问起:“你住的地方的地名怎么那么怪?”我搬来之前也觉得这地名很怪:“捕黄鱼?——北京怎么能捕得到黄鱼呢?”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这是一个三角地带,“蒲黄榆”是三个旧地名的缩称。“蒲”是东蒲桥,“黄”是黄土坑,“榆”是榆树村。这犹之“陕甘宁”、“晋察冀”,不知来历的,会觉得莫名其妙。我的住处在东蒲桥畔,,因此把这三篇小说题为《桥边小说》,别无深意。

    这三篇写的也还是旧题材。近来有人写文章,说我的小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我看后哑然。当代小说寻觅旧文化的根源,我以为这不是坏事。但我当初这样做,不是有意识的。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戴车匠

    戴车匠是东街一景。

    车匠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业了。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车匠,无可考。想来这是很久远的事了。所谓车匠,就是在木制的车床上用旋刀车旋小件圆形木器的那种人。从我记事的时候,全城似只有这一个车匠,一家车匠店。

    车匠店离草巷口不远,坐南朝北。左邻是候家银匠店,右邻是杨家香店。侯银匠成天用一根吹管吹火打银簪子、银镯子,或用小錾子錾银器上的花纹。侯家还出租花轿。花轿就停放在店堂的后面。大红缎子的轿帏,上绣丹凤朝阳和八仙,——中国的八仙是一组很奇怪的仙人,什么场合都有他们的份。结婚和八仙有什么关系呢?谁家姑娘要出阁,就事前到侯银匠家把花轿订下来。这顶花轿不知抬过多少新娘子了。附近几条街巷的人家,大家小户,都用这顶花轿。杨家香店柜前立着一块竖匾,上面不是写的字,却是用金漆堆塑出一幅“鹤鹿同春”的画。弯着脖子吃草的金鹿和拳一只腿的金鹤留给过往行人很深的印象,因为一天要看见好多次。而且这是一幅画,凡是画,只要画得不太难看,人们还是愿意看一眼的。这在劳碌的生活中也是一种享受。我们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规矩,香店里每天都要打一盆稀稀的浆糊,免费供应街邻。人家要用少量的浆糊,就拿一块小纸,到香店里去“寻”。——大量的当然不行,比如糊窗户、打袼褙,那得自己家里拿面粉冲。我小时糊风筝,就常到杨家香店寻浆糊(一个“三尾”的风筝是用不了多少浆糊的)……

    戴家车匠店夹在两家之间。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跨进门坎,得上五层台阶。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店里正面是一堵板壁。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写的是: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但是看来戴车匠很喜欢这副对子。板壁后面,是住家。前面,是作坊。作坊靠西墙,放着两张车床。这所谓车床和现代的铁制车床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一张狭长的小床,木制的,有一个四框,当中有一个车轴,轴上安小块木料,轴下有皮条,皮条钉在踏板上,双脚上下踏动踏板,皮条牵动车轴,木料来回转动,车匠坐在坐板上,两手执定旋刀,车旋成器,这就是中国的古式的车床,——其原理倒是和铁制车床是一样的。这东西用语言是说不清楚的。《天工开物》之类的书上也许有车床的图,我没有查过。

    靠里的车床是一张大的,那还是戴车匠的父亲留下的。老一辈人打东西不怕费料,总是超过需要的粗壮。这张老车床用了两代人,坐板已经磨得很光润,所有的榫头都还是牢牢实实的,没有一点活动。载车匠嫌它过于笨重,就自己另打了一张新的。除了做特别沉重的东西,一般都使用外边较小的这一张。

    戴车匠起得很早。在别家店铺才卸下铺板的时候,戴车匠已经吃了早饭,选好了材料,看看图样,坐到车床的坐板上了。一个人走进他的作坊,是叫人感动的。他这就和这张床子成了一体,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了。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让人想起古人说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好吃懒做的工匠,大概没有,——很少。

    车匠做的活都是圆的。常言说:“砍的没有旋的圆”。较粗的活是量米的升子,烧饼槌子。——我们那里擀烧饼不用擀杖,用一种特制的烧饼槌子,一段圆木头,车光了,状如一个小碌碡,当中掏出圆洞,插进一个木杆。较细的活是布掸子的把,——末端车成一个滴溜圆的小球或甘露形状;擀烧麦皮用的细擀杖,——我们那里擀烧麦皮用两根小擀杖同时擀,擀杖长五寸,粗如指,极光滑,两根擀杖须分量相等。最细致的活是装围棋子的槟榔木的小圆罐,——罐盖须严丝合缝,木理花纹不错分毫。戴车匠做得最多的是大小不等的滑车。这是三桅大帆船上用的。布帆升降,离不开滑车。做得了的东西,都悬挂在西边墙上,真是琳琅满目,细巧玲珑。

    车匠用的木料都是坚实细致的,檀木——白檀,紫檀,红木,黄杨,枣木,梨木,最次的也是榆木的。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看半天。

    孩子们愿意上戴车匠家来,还因为他养着一窝洋老鼠——白耗子,装在一个一面有玻璃的长方木箱里,挂在东面的墙上。洋老鼠在里面踩车、推磨、上楼、下楼,整天不闲着,——无事忙。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

    一到快过清明节了,大街小巷的孩子就都惦记起戴车匠来。

    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说是清明吃螺蛳,可以明目。买几斤螺蛳,入盐,少放一点五香大料,煮出一大盆,可供孩子吃一天。孩子们除了吃,还可以玩,——用螺蛳弓把螺蛳壳射出去,螺蛳弓是竹制的小弓,有一支小弓箭,附在双股麻线拧成的弓弦上。竹箭从竹片窝成的弓背当中的一个窟窿里穿过去。孩子们用竹箭的尖端把螺蛳掏出来吃了,用螺狮壳套在竹箭上,一拉弓弦,弓背弯成满月,一撒手,哒的一声,螺蛳壳便射了出去。射得相当高,相当远。在平地上,射上屋顶是没有问题的。——竹箭被弓背挡住,是射不出去的。家家孩子吃螺蛳,放螺蛳弓,因此每年夏天瓦匠捡漏时,总要从瓦楞里打扫下好些螺蛳壳来。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螺蛳弓都是车匠做,——其实这东西不用上床子旋,只要用破竹的作刀即能做成,应该由竹器店供应才对。清明前半个月,戴车匠就把别的活都停下来,整天地做螺蛳弓。孩子们从戴车匠门前过,就都兴奋起来。到了接近清明,戴车匠家就都是孩子。螺蛳弓分大、中、小三号,弹力有差,射程远近不同,价钱也不一样。孩子们眼睛发亮,挑选着,比较着,挨挨挤挤,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到清明那天,听吧,到处是拉弓放箭的声音:“哒——哒!”

    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

    戴车匠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的儿子坐在门坎上吃螺蛳,把螺蛳壳用力地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若有所思。

    他在想什么呢?

    他的儿子已经八岁了。他该不会是想:这孩子将来干什么?是让他也学车匠,还是另外学一门手艺?世事变化很快,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

    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

    收字纸的老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在东郊,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叫做图,其实并没有什么阁。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砖墙瓦顶,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上书“文昌帝君之神位”,纸色已经发黑。香案上有一副锡制的香炉烛台。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显得空荡荡的。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读书人,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帝君”。他是司文运的。更具体地说,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谁该有什么功名,都由他决定。因此,读书人对他很崇敬。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中了举,中了进士,就更得到文昌因来拈香上供,感谢帝君恩德。科举时期,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后来,就冷落下来了。

    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西厢房是老白住的。他是看文昌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东厢房存着一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书板。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夏天一地浓阴,秋天满株黄柿。柿树之前,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化纸炉设在文昌阁,顺理成章。老白收了字纸,便投在化纸炉里,点火焚烧。化纸炉四面通风,不大一会,就烧尽了。

    老白孤身一人,日子好过。早先有人拈香上供,他可以得到赏钱。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阴骘文》(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老白印了多次《阴骘文》,几乎能背下来了(他是识字的),开头是:“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骘文》了,这副板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李三老爷点了翰林,要到文昌阁拈香。旗锣伞扇,摆了二里长。他听见有人叫他:“老白!老白!李三老爷来进香了,轿子已经到了螺蛳坝,你还不起来把正门开了!”老白一骨碌坐起来,愣怔了半天,才想起来三老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这李三老爷虽说点了翰林,人缘很不好,一县人背后都叫他李三麻子。

    老白收了字纸,有时要抹平了看看(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这种事曾经发生过)。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字横行如蚯蚓,还有些三角、圆圈、四方块。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米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

    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花瓶

    这张汉是对门万顺酱园连家的一个亲戚兼食客,全名是张汉轩,大家都叫他张汉,大概觉得已经沦为食客,就不必“轩”了。此人有七十岁了,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一张尖脸,一个尖尖的鼻子。他年轻时在外地做过幕,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是个百事通。比如说抽烟,他就告诉你烟有五种:水、旱、鼻、雅、潮。“雅”是鸦片。“潮”是潮烟,这地方谁也没见过。说喝酒,他就能说出山东黄、状元红、莲花白……说喝茶,他就告诉你狮峰龙井、苏州的碧螺春,云南的“烤茶”是怎样在一个罐里烤的,福建的功夫茶的茶杯比酒盅还小,就是吃了一只炖肘子,也只能喝三杯,这茶太酽了。他熟读《子不语》、《夜雨秋灯录》,能讲许多鬼狐故事。他还知道云南怎样放蛊,湘西怎样赶尸。他还亲眼见到过旱魃、僵尸、狐狸精,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三教九流,医卜星相,他全知道。他读过《麻衣神相》、《柳庄神相》,会算“奇门遁甲”、“六壬课”、“灵棋经”。他总要到快九点钟时才出现(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他一来,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这一晚上就全听他一个人白话。

    (旧作《异秉》)

    张汉在保全堂药店讲过许多故事。有些故事平平淡淡,意思不大(尽管他说得神乎其神)。有些过于不经,使人难信。有一些却能使人留下强烈印象,日后还会时常想起。

    下面就是他讲过的一个故事。

    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不但是人,就是猫狗,也都有它的命。就是一件器物,什么时候毁坏,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

    江西景德镇,有一个瓷器工人,专能制造各种精美瓷器。他造的瓷器,都很名贵。他同时又是个会算命的人。每回造出一件得意的瓷器,他就给这件瓷器算一个命。有一回,他造了一只花瓶。出窑之后,他都呆了: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华夺目,变幻不定。这是他入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他给这只花瓶也算了一个命。花瓶脱手之后,他就一直设法追踪这只宝器的下落。

    过了若干年,这件花瓶数易其主,落到一家人家。当然是大户人家,而且是爱好古玩的收藏家。小户人家是收不起这样价值连城的花瓶的。

    这位瓷器工人,访到了这家,等到了日子,敲门求见。主人出来,知是远道来客,问道:“何事?”——“久闻府上收了一只窑变花瓶,我特意来看看。——我是造这只花瓶的工人。”主人见这人的行动有点离奇,但既是造花瓶的人,不便拒绝,便迎进客厅待茶。

    瓷器工人抬眼一看,花瓶摆在条案上,别来无恙。

    主人好客,虽是富家,却不倨傲。他向瓷器工人讨教了一些有关烧窑挂釉的学问,并拿出几件宋元瓷器,请工人鉴赏。宾主二人,谈得很投机。

    忽然听到当啷一声,条案上的花瓶破了!主人大惊失色,跑过去捧起花瓶,跌着脚连声叫道:“可惜!可惜——好端端地,怎么会破了呢?”

    瓷器工人不慌不忙,走了过去,接过花瓶,对主人说:“不必惋惜。”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

    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

    这是一个迷信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不过编得很有情致。这比许多荒唐恐怖的迷信故事更能打动人,并且使人获得美感。一件瓷器的毁损,也都是前定的,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这故事是谁编的?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人类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总还会存在。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这对我们了解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心理素质是有帮助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一宗文化遗产。

    如意楼和得意楼

    扬州人早上皮包水(上茶馆),晚上水包皮(上澡堂子)。扬八属(扬州所属八县)莫不如此,我们那个小县城就有不少茶楼。竺家巷是一条不很长,也不宽的巷子,巷口就有两家茶馆。一家叫如意楼,一家叫得意楼。两家茶馆斜对门。如意楼坐西朝东,得意楼坐东朝西。两家离得很近。下雨天,从这家到那家,三步就能跳过去。两家的楼上的茶客可以凭窗说话,不用大声,便能听得清清楚楚。如要隔楼敬烟,把烟盒轻轻一丢,对面便能接住。如意楼的老板姓胡,人称胡老板或胡老二。得意楼的老板姓吴,人称吴老板或吴老二。

    上茶馆并不是专为喝茶。茶当然是要喝的。但主要是去吃点心。所以“上茶馆”又称“吃早茶”。“明天我请你吃早茶。”——“我的东,我的东!”——“我先说的,我先说的!”茶馆又是人们交际应酬的场所。摆酒请客,过于隆重。吃早茶则较为简便,所费不多。朋友小聚,店铺与行客洽谈生意,大都是上茶馆。间或也有为了房地纠纷到茶馆来“说事”的。有人居中调停,两下拉拢;有人仗义执言,明辨是非,有点类似江南的“吃讲茶”。上茶馆是我们那一带人生活里的重要项目,一个月里总要上几次茶馆。有人甚至是每天上茶馆的,熟识的茶馆里有他的常座和单独给他预备的茶壶。

    扬州一带的点心是很讲究的,世称“川菜扬点”。我们那个县里茶馆的点心不如扬州富春那样的齐全,但是品目也不少。计有:

    包子。这是主要的。包子是肉馅的(不像北方的包子往往掺了白菜或韭菜)。到了秋天,螃蟹下来的时候,则在包子嘴上加一撮蟹肉,谓之“加蟹”。我们那里的包子是不收口的。捏了褶子,留一个小圆洞,可以看到里面的馅。“加蟹”包子每一个的口上都可以看到一块通红的蟹黄,油汪汪的,逗引人们的食欲。野鸭肥壮时,有几家大茶馆卖野鸭馅的包子,一般茶馆没有。如意楼和得意楼都未卖过。

    蒸饺。皮极薄,皮里一包汤汁。吃蒸饺须先咬破一小口,将汤汁吸去。吸时要小心,否则烫嘴。蒸饺也是肉馅,也可以加笋,——加切成米粒大的冬笋细末,则须于正价之外,另加笋钱。

    烧麦。烧麦通常是糯米肉末为馅。别有一种“清糖菜”烧麦,乃以青菜煮至稀烂,菜叶菜梗,都已溶化,略无渣滓,少加一点盐,加大量的白糖、猪油,搅成糊状,用为馅。这种烧麦蒸熟后皮子是透明的,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碧绿的馅,故又谓之翡翠烧麦。

    千层油糕。

    糖油蝴蝶花卷。

    蜂糖糕。

    开花馒头。

    在点心没有上桌之前,先喝茶,吃干丝。我们那里茶馆里吃点心都是现要,现包,现蒸,现吃。笼是小笼,一笼蒸十六只。不像北方用大笼蒸出一屉,拾在盘子里。因此要了点心,得等一会。喝茶、吃干丝的时候,也是聊天的时候,干丝是扬州镇江一带特有的东西。压得很紧的方块豆腐干,用快刀劈成薄片,再切为细丝,即为干丝。干丝有两种。一种是烫干丝,干丝在开水里烫后,加上好秋油、小磨麻油、金钓虾米、姜丝、青蒜末。上桌一拌,香气四溢。一种是煮干丝,乃以鸡汤煮成,加虾米、火腿。煮干丝较俗,不如烫干丝清爽。吃干丝必须喝浓茶。吃一筷干丝,呷一口茶,这样才能各有余味,相得益彰。有爱喝酒的,也能就干丝喝酒。早晨渴酒易醉。常言说:“莫饮卯时酒,昏昏直至酉。”但是我们那里爱喝“卯酒”的人不少。这样喝茶、吃干丝,吃点心,一顿早茶要吃两个来小时。我们那里的人,过去的生活真是够悠闲的。——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一次,吃早茶的风气还有,但大家吃起来都是匆匆忙忙的了。恐怕原来的生活节奏也是需要变一变。

    如意楼的生意很好。一大清早,小徒弟就把铺板卸了,把两口炉灶升起来,——一口烧开水,一口蒸包子,巷口就弥漫了带硫磺味道的煤烟。一个师傅剁馅。茶馆里剁馅都是在一个高齐人胸的粗大的木墩上剁。师傅站在一个方木块上,两手各执一把厚背的大刀,抡起胳膊,乒乒乓乓地剁。一个师傅就一张方桌边切干丝。另外三个师傅揉面。“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包子皮有没有咬劲,全在揉。他们都很紧张,很专注,很卖力气。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如意楼的胡二老板有三十五六了。他是个矮胖子,生得五短,但是很精神。双眼皮,大眼睛,满面红光,一头乌黑的短头发。他是个很勤勉的人。每天早起,店门才开,他即到店。各处巡视,尝尝肉馅咸淡,切开揉好的面,看看蜂窝眼的大小。我们那里包包子的面不能发得太大,不像北方的包子,过于暄腾,得发得只起小孔,谓之“小酵面”。这样才筋道,而且不会把汤汁渗进包子皮。然后,切下一小块面,在烧红的火叉上烙一烙,闻闻面香,看兑碱兑的合适不合适。其实师傅们调馅兑碱都已很有经验,准保咸淡适中,酸碱合度,不会有差。但是胡老二还是每天要视验一下,方才放心。然后,就坐下来和师傅们一同擀皮子、刮馅儿、包包子、烧麦、蒸饺……(他是学过这行手艺的,是城里最大的茶馆小蓬莱出身)茶馆的案子都是比较矮的,他一坐下,就好像短了半截。如意楼做点心的有三个人,连胡老二自己,四个。胡二老板坐在靠外的一张矮板凳上,为的是有熟客来时,好欠起屁股来打个招呼:“您来啦!您请楼上坐!”客人点点头,就一步一步登上了楼梯。

    胡老二在东街不算是财主,他自己总是很谦虚地说他的买卖本小利微,经不起风雨。他和开布店的、开药店的、开酱园的、开南货店的、开棉席店的……自然不能相比。他既是财东,又是要手艺的。他穿短衣时多,很少有穿了长衫,摇着扇子从街上走的时候。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手里很足实,这些年正走旺字。屋里有金银,外面有戥秤。他一天卖了多少笼包子,下多少本,看多少利,本街的人是算得出来的。“如意楼”这块招牌不大,但是很亮堂。招牌下面缀着一个红布条,迎风飘摆。

    相形之下,对面的得意楼就显得颇为暗淡。如意楼高朋满座,得意楼茶客不多。上得意楼的多是上城完粮的小乡绅、住在五湖居客栈外地人,本街的茶客少。有些是上了如意楼楼上一看,没有空座,才改主意上对面的。其实两家卖的东西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爱上如意楼,不爱上得意楼。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得意楼的老板吴老二有四十多了,是个细高条儿,疏眉细眼。他自己不会做点心的手艺,整天只是坐在帐桌边写帐,——其实茶馆是没有多少帐好写的。见有人来,必起身为礼:“楼上请!”然后扬声吆喝:“上来×位!”这是招呼楼上的跑堂的。他倒是穿长衫的。帐桌上放着一包哈德门香烟,不时点火抽一根,蹙着眉头想心事。

    得意楼年年亏本,混不下去了。吴老二只好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他把原来做包点的师傅辞了,请了一个厨子,茶馆改酒馆。旧店新开,不换招牌,还叫做得意楼。开张三天,半卖半送。鸡鸭鱼肉,煎炒烹炸,面饭两便,气象一新。同街店铺送了大红对子,道喜兼来尝新的络绎不绝,颇为热闹。过了不到二十天,就又冷落下来了。门前的桌案上摆了几盘煎熟了的鱼,看样子都不怎么新鲜。灶上的铁钩上挂了两只鸡,颜色灰白。纱厨里的猪肝、腰子,全都瘪塌塌地摊在盘子里。吴老二脱去了长衫,穿了短袄,系了一条白布围裙,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他肩上搭了一条抹布,围裙的腰里别了一把筷子。——这不知是一种什么规矩,酒馆的跑堂的要把筷子别在腰里。这种规矩,别处似少见。他脚上有脚垫,又是“跺趾”——脚趾头摞着,走路不利索。他就这样一拐一拧地招呼座客。面色黄白,两眼无神,好像害了一种什么不易治疗的慢性病。

    得意楼酒馆看来又要开不下去。一街的人都预言,用不了多久,就会关张的。

    吴老二蹙着眉头想: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他不知道,他的买卖开不好,原因就是他的精神萎靡。他老是这么拖拖沓沓,没精打采,吃茶吃饭的顾客,一看见他的呆滞的目光,就倒了胃口了。

    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

    一九八五年七月上旬作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北院是理学院区。一个狭长的大院,四面有夯土版筑的围墙。当中是一片长方形的空场。南北各有一溜房屋,土墙,铁皮房顶,是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办公室、教室和实验室。房前有一条土路,路边种着一排不高的尤加利树。一览无余,安静而不免枯燥。这里不像新校舍一样有大图书馆、大食堂、学生宿舍。教室里没有风度不同的教授讲授各种引人入胜的课程,墙上,也没有五花八门互相论战的壁报,也没有寻找失物或出让衣物的启事。没有操场,没有球赛。因此,除了理学院的学生,文法学院的学生很少在北院停留。不过他们每天要经过北院。由正门进,出东面的侧门,上一个斜坡,进城墙缺口。或到“昆中”、“南院”听课,或到文林街坐茶馆,到市里闲逛,看电影……理学院的学生读书多是比较扎实的,不像文法学院的学生放浪不羁,多少带点才子气。记定理、抄公式、画细胞,都要很专心。因此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时都不大声讲话,而且走得很快,免得打扰人家。但是他们在走尽南边的土路,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是美国种。别处没有见过。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什么颜色的都有。白的、粉的、桃红的、大红的、浅黄的、淡绿的、蓝的、紫得像是黑色的。开得那样旺盛,那样水灵!可是,许看不许摸!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

    高教授是个出名的严格方正、不讲情面的人。他当了多年系主任,教普通化学和有机化学。他的为人就像分子式一样,丝毫通融不得。学生考试,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哪怕是考了59分,照样得重新补修他教的那门课程。而且常常会像训小学生一样,把一个高年级的学生骂得面红耳赤。这人整天没有什么笑容,老是板着脸。化学系的学生都有点怕他,背地里叫他高阎王。他除了科学,没有任何娱乐嗜好。不抽烟。不喝酒。教授们有时凑在一起打打小麻将,打打桥牌,他绝不参加。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可是他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

    这还是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爱好。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化学。每年暑假,都到一家专门培植剑兰的花农的园圃里去做工,挣取一学年的生活费用,因此精通剑兰的种植技术。回国时带回了一些花种,每年还种一些。在北京时就种。学校迁到昆明,他又带了一些花种到昆明来,接着种。没想到昆明的气候土壤对剑兰特别相宜,花开得像美国那家花农的园圃里的一般大。逐年发展,越种越多,长了那样大一片!

    可是没有谁会向他要一穗花,因为都知道高阎王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

    昆明近日楼有个花市。近日楼外边,有一个水泥砌的圆池子。池子里没有水,是干的。卖花的就带了一张小板凳坐在池子里,把各种鲜花摊放在池沿上卖。晚香玉、缅桂花、康乃馨,也有剑兰。池沿上摆得满满的,色彩缤纷,老远地就闻到了花香。昆明的中产之家,有买花插瓶的习惯。主妇上街买菜,菜篮里常常一头放着鱼肉蔬菜,一头斜放着一束鲜花。花菜一篮,使人感到一片盎然的生意。高教授有一天走过近日楼,看看花市,忽然心中一动。

    于是他每天一清早,就从家里走到北院,走进花圃,选择几十穗半开的各色剑兰,剪下来,交给他的夫人,拿到近日楼去卖。他的剑兰花大,颜色好,价钱也不太贵,很快就卖掉了。高太太就喜吟吟地走向菜市场。来时一篮花,归时一篮菜。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的饭桌上常见荤腥。星期六还能炖一只母鸡。云南的玉溪鸡非常肥嫩,肉细而汤清。高太太把刚到昆明时买下的,已经弃置墙角多年的汽锅也洗出来了。剑兰是多年生草本,全年开花;昆明的气候又是四季如春,不缺雨水,于是高教授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他的两个在读中学的儿女也有了比较整齐的鞋袜。

    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您不知道,一位国际知名的化学专家,同时又是对社会学、人类学具有广博知识的才华横溢而性格(在有些人看来)不免古怪的教授,穿的是一双“空前绝后”的布鞋——脚趾和脚跟部位都磨通了。中文系主任,当代散文大师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他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粗毛氆氆一口钟穿在身上御寒,样子有一点像传奇影片里的侠客,只是身材略嫌矮小。原来抽笳立克、35牌香烟的教授多改成抽烟斗,抽本地出的鹿头牌的极其辛辣的烟丝。他们的3B烟斗的接口处多是破裂的、缠着白线。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因为家累过重,无暇治学,只能到中学去兼课。有个治古文字的学者在南纸站挂笔单为人治印。有的教授开书法展览会卖钱。教授夫人也多想法挣钱,贴补家用。有的制作童装,代织毛衣毛裤,有几位哈佛和耶鲁毕业的教授夫人,集资制作西点,在街头设摊出售。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大家对这一片剑兰增加了一层新的看法,更加不敢碰这些花了。走过时只是远远地看看,不敢走近,更不敢停留。有的女同学想多看两眼,另一个就会说:“快走,快走!高阎王在办公室里坐着呢!”没有谁会想起干这种恶作剧的事,半夜里去偷掐高教授的一穗花。真要是有人掐一穗,第二天早晨,高教授立刻就会发现。这花圃里有多少穗花,他都是有数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

    联大学生的家大都在沦陷区。自从日本人占了越南,滇越铁路断了,昆明和平津沪杭不通邮汇,这些大学生就断绝了经济来源。教育部每月给大学生发一点生活费,叫做“贷金”。“贷金”名义上是“贷”给学生的,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永远不会归还的。这实际上是救济金,不知是哪位聪明的官员想出了这样一个新颖别致的名目,大概是觉得救济金听起来有伤大学生的尊严。“贷金”数目很少,每月十四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这十四元一直未动。这点“贷金”只够交伙食费,所以联大大部分学生都在外面找一个职业。半工半读,对付着过日子。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在中学兼课,有的当家庭教师。昆明有个冠生园,是卖广东饭菜点心的。这个冠生园不知道为什么要办一个职工夜校,而且办了几年,联大不少同学都去教过那些广东名厨和糕点师傅。有的到西药房或拍卖行去当会计。上午听课,下午坐在柜台里算帐,见熟同学走过,就起身招呼谈话。有的租一间门面,修理钟表。有一位坐在邮局门前为人代写家信。昆明有一个古老的习惯,每到正午时要放一炮,叫做“放午炮”。据说每天放这一炮的,也是联大的一位贵同学!这大概是哪位富于想象力的联大同学造出来的谣言。不过联大学生遍布昆明的各行各业,什么都干,却是事实。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联大学生兼差的收入,差不多全是吃掉了。大学生的胃口都极好:都很馋。照一个出生在南洋的女同学的说法,这些人的胃口都“像刀子一样”,见什么都想吃。也难怪这些大学生那么馋,因为大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坏了!早晨是稀饭,一碟炒蚕豆或豆腐乳。中午和晚上都是大米干饭,米极糙,颜色紫红,中杂不少沙粒石子和耗子屎,装在一个很大的木桶里。盛饭的杓子也是木制的。因此饭粒入口,总带着很重的松木和杨木的气味。四个菜,分装在浅浅的酱色的大碗里。经常吃的是煮芸豆;还有一种不知是什么原料做成的紫灰色像是鼻涕一样的东西,叫做“魔芋豆腐”。难得有一碗炒猪血(昆明叫“旺子”),几片炒回锅肉(半生不熟,极多猪毛)。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怎么能满足大学生们的刀子一样的食欲呢?二十多岁的人,单靠一点淀粉和碳水化合物是活不成的,他们要高蛋白,还要适量的动物脂肪!于是联大附近的小饭馆无不生意兴隆。新校舍的围墙外面出现了很多小食摊。这些食摊上的食品真是南北并陈,风味各别。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鸡蛋饼:鸡蛋和面,入盐,加大量葱花,于平底锅上煎熟。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饼在锅里煎得嗞嗞地响,实在是很大的诱惑。煎得之后,两面焦黄,径可一尺,卷而食之,极可解馋。有一家做一种饼,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不过就是加了一点白糖的发面饼,但是是用松毛(马尾松的松叶)烤熟的,带一点清香,故有特点。联大的女学生最爱吃这种饼。昆明人把女大学生叫做“摩登”,于是这种饼就被叫成“摩登”耙耙。这些“摩登”们常把一个耙耙切开,中夹叉烧肉四两,一边走,一边吃,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文雅。有一位贵州人每天挑一副担子来卖馄饨面。他卖馄饨是一边包一边下的。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一小疙瘩一小疙瘩拨到汤里下面。有人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这位贵州老乡毫不犹豫地答曰:“桃花面!”……

    蔡德惠偶尔也被人拉到米线铺里去吃一碗闷鸡米线,但这样的时候很少。他每天只是吃食堂。吃煮芸豆和“魔芋豆腐”。四年都是这样。

    蔡德惠的衣服倒是一直比较干净整齐的。

    联大的学生都有点像是阴沟里的鹅——顾嘴不顾身。女同学一般都还注意外表。男同学里西服革履,每天把裤子脱下来压在枕头下以保持裤线的,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数男大学生都是不衫不履,邋里邋遢。有人裤子破了,找一根白线,把破洞处系成一个疙瘩,只要不露肉就行。蔡德惠可不是这样。

    蔡德惠四五年来没有添置过什么衣服,——除了鞋袜。他的衣服都还是来报考联大时从家里带来的。不过他穿得很仔细。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而且换洗得很勤。联大新校舍有一个文嫂,专给大学生洗衣服。蔡德惠从来没有麻烦过她。不但是衣服,他连被窝都是自己折洗,自己做。这在男同学里是很少有的。因此,后来一些同学在回忆起蔡德惠时,首先总是想到蔡德惠在新校舍一口很大的井边洗衣裳,见熟同学走过,就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他还会做针线活,会裁会剪。一件衬衫的肩头穿破了,他能拆下来,把下摆移到肩头,倒个个儿,缝好了依然是一件完整的衬衫,还能再穿几年。这样的活计,大概多数女同学也干不了。

    也许是性格所决定,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蔡德惠很文静。隔着两道办公室的门,一天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很少大声说话。干什么事情都是轻手轻脚的,绝不会把桌椅抽屉搞得乒乓乱响。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当有人发现高阎王和蔡德惠并肩站在这一片华丽斑斓的花圃里时,不禁失声说了一句:“这真是黄河清了!”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杭高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他是杭州人,杭高(杭州高中)毕业,说话一直带着杭州口音。他在新校舍同住一屋的外系同学,也有时来。他们来,除了说说话,附带来看蔡德惠采集的稀有植物标本。蔡德惠每年暑假都要到滇西、滇南去采集标本。像木蝴蝶那样的植物种子,是很好玩的。一片一片,薄薄的,完全像一个蝴蝶,而且一个荚子里密密的挤了那么多。看看这种种子,你会觉得:大自然真是神奇!有人问他要两片木蝴蝶夹在书里当书签,他会欣然奉送。这东西滇西多的是,并不难得。

    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初稿,六月七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