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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

    《庄子·逍遥游》

    很多歌消失了。

    许多歌的词、曲的作者没有人知道。

    有些歌只有极少数的人唱,别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

    县立第五小学历年毕业了不少学生。他们多数已经是过六十的人了。他们之中不少人还记得母校的校歌,有人能够一字不差地唱出来。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

    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

    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

    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

    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每逢“纪念周”,每天上课前的“朝会”,放学前的“晚会”,开头照例是唱“党歌”,最后是唱校歌。一个担任司仪的高年级同学高声喊道:“唱——校——歌!”全校学生,三百来个孩子,就用玻璃一样脆亮的童音,拼足了力气,高唱起来。好像屋上的瓦片、树上的树叶都在唱。他们接连唱了六年,直到毕业离校,真是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说不定临死的时候还会想起这支歌。

    歌词的意思是没有人解释过的。低年级的学生几乎完全不懂它说的是什么。他们只是使劲地唱,并且倾注了全部感情。到了四五年级,就逐渐明白了,因为唱的次数太多,天天就生活在这首歌里,慢慢地自己就琢磨出来了。最先懂得的是第二句。学校的东边紧挨一个寺,叫做承天寺。承天寺有一口钟。钟撞起来嗡嗡地响。“神山爽气”是这个县的“八景”之一。神山在哪里,“爽气”是什么样的“气”,小学生不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很美,而且有一种神秘感。下面的歌词也朦朦胧胧地理解了:是说学校有很多房屋,在城外,是个男女合校,有很多同学。总的说来是说这个学校很好。十来岁的孩子很为自己的学校骄傲,觉得它很了不起,并且相信别的学校一定没有这样一首歌。到了六年级,他们才真正理解了这首歌。毕业典礼上(这是他们第一次“毕业”),几位老师们讲过了话,司仪高声喊道:“唱——校——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唱这支歌了。他们唱得异常庄重,异常激动。玻璃一样的童声高唱起来: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唱到“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这是这首歌的立意所在,点睛之笔,其余的,不过是敷陈其事。从语气看,像是少年对自己的勖勉,同时又像是学校老师对教了六年的学生的嘱咐。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他们知道,毕业出去的学生,日后多半是会把他们忘记的。

    毕业生中有一些是乘风破浪,做了一番事业的;有的离校后就成为泯然众人,为衣食奔走了一生;有的,死掉了。

    这不是一支了不起的歌,但很贴切。朴朴实实,平平常常,和学校很相称。一个在寺庙的废基上改建成的普通的六年制小学,又能写出多少诗情画意呢?人们有时想起,只是为了从干枯的记忆里找回一点淡淡的童年,在歌声中想起那些校园里的蔷薇花,冬青树,擦了无数次的教室的玻璃,上课下课的钟声,和球场上像烟火一样升到空中的一阵一阵的明亮的欢笑……

    校歌的作者是高先生,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先生名鹏,字北溟,三十后,以字行。家世业儒。祖父、父亲都没有考取功名,靠当塾师、教蒙学,以维生计。三代都住在东街租来的一所百年老屋之中,临街有两扇白木的板门,真是所谓寒门。先生少孤。尝受业于邑中名士谈甓渔,为谈先生之高足。

    这谈甓渔是个诗人,也是个怪人。他功名不高,只中过举人,名气却很大。中举之后,累考不进,无意仕途,就在江南江北,沭阳溧阳等地就馆。他教出来的学生,有不少中了进士,谈先生于是身价百倍,高门大族,争相延致。晚年惮于舟车,就用学生谢师的银子,回乡盖了一处很大的房子,闭户著书。书是著了,门却是大开着的。他家门楼特别高大。为什么盖得这样高大?据说是盖窄了怕碰了他的那些做了大官的学生的纱帽翅儿。其实,哪会呢?清朝的官戴的都是顶子,缨帽花翎,没有帽翅。地方上人这样的口传,无非是说谈老先生的阔学生很多。这座大门里每年进出的知县、知府,确实不在少数。门楼宽大,是为了供轿夫休息用的。往年,两边放了极其宽长的条凳,柏木的凳面都被人的屁股磨得光光滑滑的了。谈家门楼巍然突出,老远的就能看见,成了指明方位的一个标志,一个地名。一说“谈家门楼”东边,“谈家门楼”斜对过,人们就立刻明白了。谈甓渔的故事很多。他念了很多书,学问很大,可是不识数,不会数钱。他家里什么都有,可是他愿意到处闲逛,到茶馆里喝茶,到酒馆里喝酒,烟馆里抽烟。每天出门,家里都要把他需用的烟钱、茶钱、酒钱分别装在布口袋里,给他挂在拐杖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杖头钱”。他常常傍花随柳,信步所之,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他爱吃螃蟹,可是自己不会剥,得由家里人把蟹肉剥好,又装回蟹壳里,原样摆成一个完整的螃蟹。两个螃蟹能吃三四个小时,热了凉,凉了又热。他一边吃蟹,一边喝酒,一边看书。他没有架子,没大没小,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是个很通达的人,然而,品望很高。就是点过翰林的李三麻子远远从轿帘里看见谈老先生曳杖而来,也要赶紧下桥,避立道侧。他教学生,教时文八股,也教古文诗赋,经史百家。他说:“我不愿谈甓渔教出来的学生,如郑板桥所说,对案至不能就一札!”他大概很会教书,经他教过的学生,不通的很少。

    谈老先生知道高家很穷,他教高先生书,不受修金。每回高先生的母亲封了节敬送去,谈老先生必亲自上门退回,说:

    “老嫂子,我与高鹏的父亲是贫贱之交,总角之交,你千万不要这样!我一定格外用心地教他,不负故人。高鹏的天资,虽只是中上,但很知发奋。他深知先人为他取的名、字的用意。他的诗文都很有可观,高氏有子矣。北溟之鹏终将徙于南溟。高了,不敢说。青一衿,我看,如拾芥耳。我好歹要让他中一名秀才。”

    果然,高先生在十六岁的时候,高高地中了一名秀才。众人说:高家的风水转了。

    不想,第二年就停了科举。

    废科举,兴学校,这个小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有人投河跳井,有人跑到明伦堂①去痛哭。就在高先生所住的东街的最东头,有一姓徐的呆子。这人不知应考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一个白丁。平常就有点迂迂磨磨,颠颠倒倒。说起话满嘴之乎者也。他老婆骂他:“晚饭米都没得一颗,还你妈的之乎——者也!”徐呆子全然不顾,朗吟道:“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自从停了科举,他又添了一宗新花样。每逢初一、十五,或不是正日,而受了老婆的气,邻居的奚落,他就双手捧了一个木盘,盘中置一香炉,点了几根香,到大街上去背诵他的八股窗稿。穿着油腻的长衫,靸着破鞋,一边走,一边念。随着文气的起承转合,步履忽快忽慢;词句的抑扬顿挫,声音时高时低。念到曾经业师浓圈密点的得意之处,摇头晃脑,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醉如痴,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街上人给他这种举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哭圣人”。

    他这样哭了几年,一口气上不来,死在街上了。

    高北溟坐在百年老屋之中,常常听到徐呆子从门外哭过来,哭过去。他恍恍惚惚觉得,哭的是他自己。

    功名道断,高北溟怎么办呢?

    头二年,他还能靠笔耕生活。谈先生还没有死。有人求谈先生的文字,碑文墓志,寿序挽联,谈先生都推给了高先生。所得润笔,尚可飦粥。谈先生寿终,高北溟缌麻服孝礼致哀写了一篇长长的祭文,泣读之后,忧心如焚。

    他也曾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开设私塾教几个小小蒙童,教他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然而除了少数极其守旧的人家,都已经把孩子送进学校了。他也曾挂牌行医看眼科。谈甓渔老先生的祖上本是眼科医生。他中举之后,还偶尔为人看眼疾。他劝高鹏也看看眼科医书,给他讲过平热泻肝之道。万一功名不就,也有一技之长,能够糊口。可是城里近年害眼的不多。有患赤红火眼的,多半到药店里买一副鹅瓴眼药(装在一根鹅毛瓴管里的红色的眼药),清水化开,用灯草点进眼内,就好了。眼科,不像“男妇内外大小方脉”那样有“走时”的时候。文章不能锅里煮,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家四口,每天至少要升半米下锅,如之何?如之何?”

    正在囊空咄咄,百无聊赖,有一个平素很少来往的世交沈石君来看他。沈石君比高北溟大几岁,也曾跟谈甓渔读过书,开笔成篇以后,到苏州进了书院。书院改成学堂,革命、“光复”……他就成了新派,多年在外边做事。他有志办教育,在省里当督学。回乡视察了几个小学之后,拍开了高家的白木板门。他劝高北溟去读两年简易师范,取得一个资格,教书。

    读师范是被人看不起的。师范不收学费,每月还可有伙食津贴,师范生被人称为“师范花子”,但这在高北溟是一条可行的路,虽然现在还来入学读书,岁数实在太大些了。好在同学中年纪差近的也还有,而且“简师”只有两年,一晃也就过去了。

    简师毕业,高先生在“五小”任教。

    高先生有了职业,有了虽不丰厚但却可靠的收入,可以免于冻饿,不致像徐呆子似的死在街上了。

    按规定,简师毕业,只能教初、中年级,因为高先生是谈甓渔的高足,中过秀才,声名藉藉,叫他去教“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一叫”,实在说不过去,因此,破格担任了五、六年级的国文。即使是这样,当然也还不能展其所长,尽其所学。高先生并不意满志得。然而高先生教书是认真的。讲课、改作文,郑重其事,一丝不苟。

    同事起初对他很敬重,渐渐地在背后议论起来,说这个人的脾气很“方”。是这样。高先生落落寡合,不苟言笑,不爱闲谈,不喜交际。他按时到校,到教务处和大家略点一点头,拿了粉笔、点名册就上教室。下了课就走。有时当中一节没有课,就坐在教务处看书。小学教师的品类也很杂。有正派的教师;也有头上涂着司丹康、脸上搽着雪花膏的纨绔子弟;戴着瓜皮秋帽、留着小胡子,琵琶襟坎肩的纽子挂着青天白日徽章,一说话不停地挤鼓眼的幕僚式的人物。他们时常凑在一起谈牌经,评“花榜”②,交换庸俗无聊的社会新闻,说猥亵下流的荤笑话。高先生总是正襟危坐,不作一声。同事之间为了“联络感情”,时常轮流做东,约好了在星期天早上“吃早茶”。这地方“吃早茶”不是喝茶,主要是吃各种点心——蟹肉包子、火腿烧麦、冬笋蒸饺、脂油千层糕。还可叫一个三鲜煮干丝,小酌两杯。这种聚会,高先生概不参加。小学校的人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挺复杂。教员当中也有派别,为了一点小小私利,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飞短流长,造谣中伤。这些派别之间的明暗斗争,又与地方上的党政权势息息相关,且和省中当局遥相呼应。千丝万缕,变幻无常。高先生对这种派别之争,从不介入。有人曾试图对他笼络(高先生素负文名,受人景仰,拉过来是个“实力”),被高先生冷冷地拒绝了。他教学生,也是因材施教,无所阿私,只看品学,不问家庭。每一班都有一两个他特别心爱的学生。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只是他对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时常摸着学生的头,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他讲书,眼睛首先看着这一两个学生,看他们领会了没有。改作文,改得特别仔细。听这一两个学生回讲课文,批改他们的作文课卷,是他的一大乐事。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不负此生,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对于平常的学生,他亦以平常的精力对待之。对于资质顽劣,不守校规的学生,他常常痛加训斥,不管他的爸爸是什么局长还是什么党部委员。有些话说得比较厉害,甚至侵及他们的家长。因为这些,校中同事不喜欢他,又有点怕他。他们为他和自己的不同处而忿忿不平,说他是自命清高,沽名钓誉,不近人情,有的干脆说:“这是绝户脾气!”

    高先生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

    高先生性子很急,爱生气。生起气来不说话,满脸通红,脑袋不停地剧烈地摇动。他家世寒微,资格不高,故多疑。有时别人说了一两句不中听的话,或有意,或无意,高先生都会多心。比如有的教员为一点不顺心的事而牢骚,说:“家有三担粮,不当孩子王!我祖上还有几亩薄田,饿不死。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辞职,不干了!”——“老子不是那不花钱的学校毕业的,我不受这份窝囊气!”高先生都以为这是敲打他,他气得太阳穴的青筋都绷起来了。看样子他就会拍桌大骂,和人吵一架,然而他强忍下了,他只是不停地剧烈地摇着脑袋。

    高先生很孤僻,不出人情,不随份子,几乎与人不通庆吊。他家从不请客,他也从不赴宴。他教书之外,也还为人写寿序,撰挽联,委托的人家照例都得请请他。知单③送到,他照例都在自己的名字下书一“谢”字。久而久之,都知道他这脾气,也就不来多此一举了。

    他不吃烟,不饮酒,不打牌,不看戏。除了学校和自己的家,哪里也不去,每天他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拍拍白木的板门,过了一会,门开了。进门是一条狭长的过道,砖缝里长着扫帚苗,苦艾,和一种名叫“七里香”其实是闻不出什么气味,开着蓝色的碎花的野草,有两个黄蝴蝶寂寞地飞着。高先生就从这些野草丛中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去,走进里面一个小门,好像走进了一个深深的洞穴,高大的背影消失了。木板门又关了,把门上的一副春联关在外面。

    高先生家的春联都是自撰的,逐年更换。不像一般人家是迎祥纳福的吉利话,都是述怀抱、舒愤懑的词句,全城少见。

    这年是辛未年,板门上贴的春联嵌了高先生自己的名字:

    辛夸高峙桂

    未徙北溟鹏

    也许这是一个好兆,“未徙”者“将徙”也。第二年,即壬申年,高北溟竟真的“徙”了。

    这县里有一个初级中学。除了初中,还有一所初级师范,一所女子师范,都是为了培养小学师资的。只有初中生,是准备将来出外升学的,因此这初中俨然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可是一向办得很糟。名义上的校长是李三麻子,根本不来视事。教导主任张维谷(这个名字很怪)是个出名的吃白食的人。他有几句名言:“不愿我请人,不愿人请我,只愿人请人,当中有个我”。人品如此,学问可知。数学教员外号“杨半本”,他讲代数、几何,从来没有把一本书讲完过,大概后半本他自己也不甚了了。历史教员姓居,是个律师,学问还不如高尔础。他讲唐代的艺术一节,教科书上说唐代的书法分“方笔”和“圆笔”,他竟然望文生义,说方笔的笔杆是方的,圆笔的笔杆是圆的。连初中的孩子略想一想,也觉得无此道理。一个学生当时就站起来问:“笔杆是方的,那么笔头是不是也是方的呢?”这帮学混子简直是在误人子弟。学生家长,意见很大。到了暑假,学生闹了一次风潮(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学潮”)。事情还是从居大律师那里引起的。平日,学生在课堂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问他,他的回答总是“书上有”。到学期考试时,学生搞了一次变相的罢考。卷子发下来,不到五分钟,一个学生以关窗为号,大家一起把卷子交了上去,每道试题下面一律写了三个字:“书上有”!张维谷及其一伙,实在有点“维谷”,混不下去了。

    教育局长不得不下决心对这个学校进行改组,——否则只怕连他这个局长也坐不稳。

    恰好沈石君因和厅里一个科长意见不合,愤而辞职,回家闲居,正在四处写信,托人找事,地方上人挽他出山来长初中。沈石君再三推辞,禁不住不断有人踵门劝说,也就答应了。他只提出一个条件;所有教员,由他决定。教育局长沉吟了一会,说:“可以。”

    沈石君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他自然要考虑各种关系,也明知局长的口袋里装了几个人,想往初中里塞,不得不适当照顾,但是几门主要课程的教员绝对不能迁就。

    国文教员,他聘了高北溟。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高先生自然欣然同意。他谈了一些他对教学的想法。沈石君认为很有道理。

    高先生要求“随班走”。教一班学生,从初一教到初三,一直到送他们毕业,考上高中。他说别人教过的学生让他来教,如垦生荒,重头来起,事倍功半。教书教人,要了解学生,知己知彼。不管学生的程度,照本宣科,是为瞎教。学生已经懂得的,再来教他,是白费;暂时不能接受的,勉强教他,是徒劳。他要看着、守着他的学生,看到他是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一年有一年的进步。如同注水入瓶,随时知其深浅。他说当初谈老先生就是这样教他的。

    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一年级是《字形音义辨》,二年级是《成语运用》,三年级是《国学常识》。

    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玻璃一样脆亮的童声高唱着。瓦片和树叶都在唱。)

    高先生的家也搬了。搬到老屋对面的一条巷子里。高先生用历年的积蓄,买了一所小小的四合院。房屋虽也旧了,但间架砖木都还结实。天井里花木扶疏,苔痕上阶,草色入帘,很是幽静。

    高先生这几年心境很好,人也变随和了一些。他和沈石君以及一般同事相处甚得。沈石君每年暑假要请一次客,对校中同仁表示慰劳,席间也谈谈校务。高先生是不须催请,早早就到的。他还备了几样便菜,约几个志同道合的教员,在家里赏荷小聚。(五小的那位师爷式的教员听到此事,编了一条歇后语:“高北溟请客——破天荒”。)这几年,很少看到高先生气得脑袋不停的剧烈地摇动。

    高先生有两件心事。

    一件是想把谈老师的诗文刻印出来。

    谈老先生死后,后人很没出息,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几年工夫,把谈先生挣下的家业败得精光,最后竟至靠拆卖房屋的砖瓦维持生活。谈老先生的宅第几乎变成一片瓦砾,旧池乔木,荡然无存。门楼倒还在,也破落不堪了。供轿夫休息的长凳早没有了,剩了一个空空的架子。里面有一算卦的摆了一个卦摊。条桌上放着签筒。桌前系着桌帷,白色的圆“光”里写了四个字:“文王神课”。算卦的伏在桌上打盹。这地方还叫做“谈家门楼”。过路人走过,都有不胜今昔之感,觉得沧海桑田,人生如梦。

    谈老先生的哲嗣名叫幼渔。到无米下锅时,就到谈先生的学生家去打秋风。到了高北溟家,高先生总要周济他一块、两块、三块、五块。总不让他空着手回去。每年腊月,还得为他准备几斗米,一方腌肉,两条风鱼,否则这个年幼渔师弟过不去。

    高北溟和谈先生的学生周济谈幼渔,是为了不忘师恩,是怕他把谈先生的文稿卖了。他已经几次要卖这部文稿。买主是有的,就是李三麻子(此人老而不死)。高先生知道,李三麻子买到文稿,改头换面,就成了他的著作。李三麻子惯于欺世盗名,这种事干得出。李三麻子出价一百,告诉幼渔,稿到即付。

    高先生狠了狠心,拿出一百块钱,跟谈幼渔把稿子买了。

    想刻印,却很难。松华斋可以铅印,尚古山房可以雕板。问了问价钱,都贵得吓人,为高北溟力所不及。稿子放在架上,逐年摊晒。高先生觉得对不起老师,心里很不安。

    另一件心事是女儿高雪的前途和婚事。

    高先生的两个女儿,长名高冰,次名高雪。

    高雪从小很受宠,一家子都惯她,很娇。她用的东西都和姐姐不一样。姐姐夏天穿的衣是府绸的。她穿的是湖纺。姐姐穿白麻纱袜,她却有两条长筒丝袜。姐姐穿自己做的布鞋,她却一会是“千底一带”,一会是白网球鞋,并且在初中二年级就穿了从上海买回来的皮鞋。姐姐不嫉妒,倒说:“你的脚好看,应该穿好鞋。”姐姐冬天烘黄铜的手炉,她的手炉是白铜的。姐姐扇细芭蕉扇,她扇檀香扇。东西也一样,吃鱼,脊梁、肚皮是她的(姐姐吃鱼头、鱼尾,且说她爱吃),吃鸡,一只鸡腿归她(另一只是高先生的)。她还爱吃陈皮梅、嘉应子、橄榄。她一个个吃。家务事也不管。扫地、抹桌、买菜、煮饭,都是姐姐。高起兴来,打了井水,把家里什么都洗一遍,砖地也洗一遍,大门也洗一遍,弄得家里水漫金山,人人只好缩着脚坐在凳子上。除了自己的衣服,她不洗别人的。被褥帐子,都是姐姐洗。姐姐在天井里一大盆一大盆,洗得汗马淋漓,她却躺在高先生的藤椅上看《茵梦湖》。高先生的藤椅,除了她,谁也不坐,这是一家之主的象征。只有一件事,她乐意做:浇花。这是她的特权,别人不许浇。

    高先生治家很严,高师母、高冰都怕他。只有对高雪,从未碰过一指头,在外面生了一点气,回来看看这个“欢喜团”,气也就消了。她要什么,高先生都依她。只有一次例外。

    高雪初三毕业,要升学(高冰没有读中学,小学毕业,就在本城读了女师,已经在教书)。她要考高中,将来到北平上大学。高先生不同意,只许她报师范。高雪哭,不吃饭。妈妈和姐姐坐在床前轮流劝她。

    “不要这样。多不好。爸爸不是不想让你向高处飞,爸爸没有钱。三年高中,四年大学,路费、学费、膳费、宿费,得好一笔钱。”

    “他有钱!”

    “他哪有钱呀!”

    “在柜子里锁着!”

    “那是攒起来要给谈老先生刻文集的。”

    “干嘛要给他刻!”

    “这孩子,没有谈老先生,爸爸就没有本事。上大学呢!你连小学也上不了。知恩必报,人不能无情无义。”

    “再说那笔钱也不够你上大学。好妹妹,想开一点。师范毕业教两年,不是还可以考大学吗?你自己攒一点,没准爸爸这时候收入会更多一些。我跟爸爸说说,我挣的薪水,一半交家里,一半给你存起来,三四年下来,也是个数目。”

    “你不用?”

    “我?——不用!”

    高雪被姐姐的真诚感动了,眼泪晶晶的。

    姐姐说得也有理。国民党教育部有个规定,师范毕业,教两年小学,算是补偿了师范三年的学杂费,然后可以考大学。那时大学生里岁数大,老成持重的,多半曾是师范生。

    “快起来吧!不要叫爸爸心里难过。你看看他:整天不说话,脑袋又不停地摇了。”

    高雪虽然娇纵任性,这点清清楚楚的事理她是明白的。她起来洗洗脸,走到书房里,叫了一声:

    “爸爸!”

    并盛了一碗饭,用茶水淘淘,就着榨菜,吃了。好像吃得很香。

    高先生知道女儿回心转意了,他心里倒酸渍渍的,很不好受。

    高雪考了苏州师范。

    高雪小时候没有显出怎么好看,没有想到,女大十八变,两三年工夫,变成了一个美人。每年暑假回家,一身白。白旗袍(在学校只能穿制服:白上衣,黑短裙),漂白细草帽,白纱手套,白丁字平跟皮鞋。丰姿楚楚,行步婀娜,态度安静,顾盼有光。不论在火车站月台上,轮船甲板上,男人女人都朝她看。男人看了她,敞开法兰绒西服上衣的扣,露出新买的时式领带,频频回首,自作多情。女的看了她,从手提包里取出小圆镜照照自己。各依年貌,生出不同的轻轻感触。

    她在学校里唱歌、弹琴,都很出色。唱的歌是《茶花女》的《饮酒歌》,弹的是肖邦的小夜曲。

    她一回本城,城里的女孩子都觉得自己很土。她们说高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派头。

    有女儿的人说:“高北溟生了这样一个女儿,这个爸爸当得过!”

    任何小城都是有风波的。因为省长易人,直接影响到这个小县的人事。县长、党部、各局,统统来了一个大换班。公职人员,凡靠领薪水吃饭的,无不人心惶惶。

    一县的人事更代,自然会波及到县立初中。

    三十几个教育界人士,联名写信告了沈石君。一式两份,分送厅、局。执笔起草的就是居大律师。他虽分不清方笔、圆笔,却颇善于刀笔。主要的罪名是:“把持学政,任用私人,倡导民主,宣传赤化”。后两条是初中图书馆里买了鲁迅、高尔基的书,订了《生活周刊》,“纪念周”上讲时事。“任用私人”牵涉到高北溟。信中说:“简师毕业,而教中学,纵观全国,无此特例。只为同门受业,不惜破格躐等,遂使寰城父老疾首,而令方帽学士寒心。”指摘高北溟的教学是“不依规矩,自作主张,藐视部厅,搅乱学制”。

    有人把这封信的底稿抄了一份送给沈石君。沈石君看了,置之一笑。他知道这个初中校长的位置,早已有人觊觎,自厅至局,已经内定。这封控告信,不过是制造一个查办的口实。此种官场小伎俩,是三岁小儿都知道的。和这些人纠缠,味同嚼蜡。何况他已在安徽找到事,毫无恋栈之心。为了给当局一个下马台阶,彼此不伤和气,他自己主动递了一封辞职书。不两天,批复照准。继任校长,叫尹同霖,原是办党务的。——新换上的各局首脑也都是清一色,是县党部的委员。这一调整充分体现了“以党治国”精神。没有等办理交代,尹同霖先来拜会了沈石君,这是给他一个很大的面子,免得彼此心存芥蒂。尹同霖问沈石君有什么托咐,沈石君只希望他能留高北溟。尹同霖满口答应。

    沈石君束装就道之前,来看了高北溟,说他已和同霖提了,这点面子料想他会给的,他叫高北溟不要另外找事,安心在家等聘书。

    不料,快开学了,聘书还不下来。同时,却收到第五小学的聘书。聘书后盖着五小新校长的签名章:张维谷。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并未向张维谷谋过职呀。

    高先生只得再回五小去教书。

    高先生到教务处看看,教员大半还是熟人。他和大家点点头,拿了粉笔、点名册往教室里走。纨绔子弟和幕僚在他身后努努嘴,演了一出双簧。一个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个说:“前度刘郎今又来”。高北溟只当没有听见。

    五年级有一个学生叫申潜,是现任教育局长的儿子,异常顽劣,上课时常捣乱。有一次他乘高先生回身写黑板时,用弹弓纸弹打人,一弹打在高先生的后脑勺上。高先生勃然大怒,把他训斥了一顿。不想申潜毫不认错,反而着眼睛看着高仙,眼睛里充满鄙视。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高先生从他的眼睛里清清楚楚听得到:“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动一动手指头,你们的饭碗就完蛋!”高先生狂吼起来:“你仗你老子的势!你们!你们这些党棍子,你们欺人太甚!”他的脑袋剧烈地摇动起来。一堂学生被高先生的神气吓呆了,鸦雀无声。

    谈甓渔的文搞没有刻印出来。永远也没有刻印出来的希望了。

    高雪病了。

    按规定,师范毕业,还要实习一年,才能正式任教。高雪在实习一年的下学期,发现自己下午潮热(同学们都看出她到下午两颊微红,特别好看),夜间盗汗,浑身没有力气。撑到学期终了,回了家,高师母知道女儿病状,说是:“可了不得!”这地方讳言这种病的病名,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高先生请了汪厚基来给高雪看病。

    汪厚基是高先生最喜欢的学生,说他“绝顶聪明”。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各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全县的作文比赛,书法比赛,他都是第一名。他临毕业的那年,高先生为人撰了一篇寿序。经寿翁的亲友过目之后,大家商量请谁来写。高先生一时高兴,推荐了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家觉得叫一个孩子来写,倒很别致,而且可以沾一沾返老还童的喜气,就说不妨一试。汪厚基用多宝塔体写了十六幅寿屏,字径二寸,笔力饱满。张挂起来,满座宾客,无不诧为神童。高先生满以为这个学生一定会升学,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他家里开爿米店,家道小康,升学没有多大困难。不想他家里决定叫他学医——学中医。高先生听说,废书而叹,连声说:“可惜,可惜!”

    汪厚基跟一个姓刘的老先生学了几年,在东街赁了一间房,挂牌行医了。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个中医。中医宜老不宜少,而且最好是行动蹒跚,相貌奇古,这样病家才相信。东街有一个老中医就是这样。此人外号李花脸,满脸的红记,一年多半穿着紫红色的哆呢夹袍,黑羽纱马褂,说话是个囔鼻儿,浑身发出樟木气味,好像本人也才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汪厚基全不是这样,既不弯腰,也不驼背,英俊倜傥,衣着入时,像一个大学毕业生。他开了方子,总把笔套上。——中医开方之后,照倒不套笔,这是一种迷信,套了笔以后就不再有人找他看病了。汪厚基不管这一套,他会写字,爱笔。他这个中医还订了好几份杂志,并且还看屠格涅夫的小说。这些都是对行医不利的。但是也许沾了“神童”的名誉的光,请他看病的不少,收入颇为可观。他家里觉得叫他学医这一步走对了。

    他该成家了,来保媒的一年都有几起。汪厚基看不上。他私心爱慕着高雪。

    他和高雪小学同班。两家住得不远。上学,放学,天天一起走,小时候感情很好。街上的野孩子有时欺负高雪,向她扔土坷垃,汪厚基就给她当保镖。他还时常做高雪掉在河里,他跳下去把她救起来这样的英雄的梦。高雪读了初中,师范,他看她一天比一天长得漂亮起来。隔几天看见她,都使他觉得惊奇。高雪上师范三年级时,他曾托人到高家去说媒。

    高师母是很喜欢汪厚基的。高冰说:“不行!妹妹是个心高的人,她要飞到很远的地方去。她要上大学。她不会嫁一个中医。妈,您别跟妹妹说!”高北溟想了一天,对媒人说:“高雪还小。她还有一年实习,再说吧。”媒人自然知道,这是一种委婉的推托。

    汪厚基每天来给高雪看病。汪厚基觉得这是一种福。高雪也很感激他。看了病,汪厚基常坐在床前,陪高雪闲谈。他们谈了好多小时候的事,彼此都记得那么清楚。高雪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了。

    高雪病愈之后,就在本县一小教书,——她没有能在外地找到事。她一面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接连考了两年,没有考取。

    第三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所向往的大学,都迁到四川、云南。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本县外出的交通断了。她想冒险通过敌占区,往云南、四川去。全家人都激烈反对。她只好在这个小城里困着。

    高雪的岁数一年比一年大,该嫁人了。多少双眼睛都看着她。她老不结婚,大家就都觉得奇怪。城里渐渐有了一些流言。轻嘴薄舌的人很多。对一个漂亮的少女,有人特别爱用自己肮脏的舌头来糟蹋她,话说得很难听,说她外面有人,还说……唉,别提这些了吧。

    高雪在学校是经常收到情书。有的摘录了李后主、秦少游的词,满纸伤感惆怅。有的抄了一些外国诗。有一位抄了一大段拜伦的情诗的原文,害得她还得查字典。这些信大都也有一点感情,但又都不像很认真。高雪有时也回信,写的也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话。她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情人。

    本县的小学里不断有人向她献殷勤,她一个也看不上,觉得他们讨厌。

    汪厚基又托媒人来说了几次媒,都被用不同的委婉言词拒绝了。——每次家里问高雪,她都是摇摇头。

    一次又一次,高家全家的心都活了,连高冰也改变了态度。她和高雪谈了半夜。

    “行了吧。汪厚基对你是真心。他说他非你不娶,是实话。他脾气好,一定会对你很体贴。人也不俗。你们不是也还谈得来么?你还挑什么呢?你想要一个什么人?你想要的,这个县城里没有!妹妹,你不小了。听姐姐话,再拖下去,你真要留在家里当老姑娘?这是命,你心高命薄。退一步看,想宽一点。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呀……”

    高雪一直没有说话。

    高雪同意和汪厚基结婚了。婚后的生活是平静的。汪厚基待高雪,真是含在口里怕她化了,体贴到不能再体贴。每天下床,都是厚基给她穿袜子,穿鞋。她梳头,厚基在后面捧着镜子。天凉了,天热了,厚基早给她把该换的衣服找出来放着。嫂子们常常偷偷在窗外看这小两口的无穷无尽的蜜月新婚,抿着嘴笑。

    然而高雪并不快乐,她的笑总有点凄凉。半年之后,她病了。

    汪厚基自己给她看病,亲自到药店去抓药,亲自煎药,还亲自尝一尝。他把全部学识都拿出来了。然而高雪的病没有起色。他把全城同行名医,包括几个西医,都请来给高雪看病。可是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连一个准病名都说不出,一人一个说法。一个西医说了一个很长的拉丁病名,汪厚基请教是什么意思,这位西医说:“忧郁症”。

    病了半年,百药罔效,高雪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厚基抱她起来,轻得像一个孩子。高雪觉得自己不行了,叫厚基给她穿衣裳。衣裳穿好了,袜子也穿好了,高雪微微皱了皱眉,说左边的袜跟没有拉平。厚基给她把袜跟拉平了,她用非常温柔的眼光看着厚基,说:“厚基,你真好!”随即闭了眼睛。

    汪厚基到高先生家去报信。他详详细细叙说了高雪临死的情形,说她到最后还很清醒,“我给她穿袜子,她还说左边的袜跟没有拉平。”高师母忍不住,到房里坐在床上痛哭。高冰的眼泪不断流出来,喊了一声:“妹妹,你想飞,你没有飞出去呀!”高先生捶着书桌说:“怪我!怪我!怪我!”他的脑袋不停地摇动起来。——高先生近年不只在生气的时候,只要感情一激动,就摇脑袋。

    汪厚基把牌子摘了下来,他不再行医了。“我连高雪的病都看不好,我还给别人看什么?”这位医生对医药彻底发生怀疑:医道:“没有用!——骗人!”他变得有点傻了,遇见熟人就说:“她到最后还很清醒,我给她穿袜子,她还说左边袜跟没有拉平……”他不知道,他已经跟这人说过几次了。他的眼光呆滞,反应也很迟钝了。他的那点聪明灵气已经全部消失。他整天无所事事,一起来就到处乱走。家里人等他吃饭,每回看不见他,一找,他都在高雪的坟旁坐着。

    高先生已经死了几年了。

    五小的学生还在唱: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高先生在东街住过的老屋倒塌了,临街的墙壁和白木板门倒还没有倒。板门上高先生写的春联也还在。大红朱笺被风雨漂得几乎是白色的了,墨写的字迹却还很浓,很黑。

    辛夸高岭桂

    未徙北溟鹏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于青岛黄岛

    ①明伦堂是孔庙的正殿,供着至圣先师的牌位。

    ②把城中妓女加以品评,定出状元、榜眼、探花、一甲、二甲,在小报上公布。谓之“花榜”。嫖客中的才子同时还写了一些很香艳的诗来咏这些“花”。

    ③请客的单子,上面开列了要请的客。被请的人如在自己的名字下写“敬陪末座”或一“知”字,即表示准时赴席;写一“谢”字是表示不到。

李三

    李三是地保,又是更夫。他住在土地祠。土地祠每坊都有一个。“坊”后来改称为保了。只有死了人,和尚放焰口,写疏文,写明死者籍贯,还沿用旧称:“南赡部洲中华民国某省某县某坊信士某某……”云云,疏文是写给阴间的公事。大概阴间还没有改过来。土地是阴间的保长。其职权范围与阳间的保长相等,不能越界理事,故称“当坊土地”。李三所管的,也只是这一坊之事。出了本坊,哪怕只差一步,不论出了什么事,死人失火,他都不问。一个坊或一个保的疆界,保长清楚,李三也清楚。

    土地祠是俗称,正名是“福德神祠”。这四个字刻在庙门的砖额上,蓝地金字。这是个很小的庙。外面原有两根旗杆。西边的一根有一年教雷劈了(这雷也真怪,把旗杆劈得粉碎,劈成了一片一片一尺来长的细木条,这还有个名目,叫做“雷楔”),只剩东边的一根了。进门有一个门道,两边各有一间耳房。东边的,住着李三。西边的一间,租给了一个卖糜饭饼子的。——糜饭饼子是米粥捣成糜,发酵后在一个平锅上烙成的,一面焦黄,一面是白的,有一点酸酸的甜味。再往里,过一个两步就跨过的天井,便是神殿。迎面塑着土地老爷的神像。神像不大,比一个常人还小一些。这土地老爷是单身,——不像乡下的土地庙里给他配一个土地奶奶。是一个笑眯眯的老头,一嘴的白胡子。头戴员外巾,身穿蓝色道袍。神像前是一个很狭的神案。神案上有一具铁制蜡烛架,横列一排烛钎,能插二十来根蜡烛。一个瓦香炉。神案前是一个收香钱的木柜。木柜前留着几尺可供磕头的砖地。如此而已。

    李三同时又是庙祝。庙祝也没有多少事。初一、十五,把土地祠里外打扫一下,准备有人来进香。过年的时候,把两个“灯对子”找出来,挂在庙门两边。灯对子是长方形的纸灯,里面是木条钉成的框子,外糊白纸,上书大字,一边是“风调雨顺”,一边是“国泰民安”。灯对子里有横隔,可以点蜡烛。从正月初一,一直点到灯节。这半个多月,土地祠门前明晃晃的,很有点节日气氛。这半个月,进香的也多。每逢香期,到了晚上,李三就把收香钱的柜子打开,把香钱倒出来,一五一十地数一数。

    偶尔有人来赌咒。两家为一件事分辩不清,——常见的是东家丢了东西,怀疑是西家偷了,两家对骂了一阵,就各备一份香烛到土地祠来赌咒。两个人同时磕了头,一个说:“土地老爷在上,若是某某偷了我的东西,就叫他现世现报!”另一个说:“土地老爷在上,我若做了此事,就叫我家死人失天火!他诬赖我,也一样!”咒已赌完,各自回家。李三就把只点了小半截的蜡烛吹灭,拔下,收好,备用。

    李三最高兴的事,是有人来还愿。坊里有人家出了事,例如老人病重,或是孩子出了天花,就到土地祠来许愿。老人病好了,孩子天花出过了,就来还愿。仪式很隆重:给菩萨“挂匾”——送一块横宽二三尺的红布匾,上写四字:“有求必应”。满炉的香,红蜡烛把铁架都插满了(这种蜡烛很小,只二寸长,叫做“小牙”)。最重要的是:供一个猪头。因此,谁家许了愿,李三就很关心,随时打听。这是很容易打听到的。老人病好,会出来扶杖而行。孩子出了天花,在衣领的后面就会缝一条三指宽三寸长的红布,上写“天花已过”。于是老三就满怀希望地等着。这猪头到了晚上,就进了李三的砂罐了。一个七斤半重的猪头,够李三消受好几天。这几天,李三的脸上随时都是红喷喷的。

    地保所管的事,主要的就是死人失火。一般人家死了人,他是不管的,他管的是无后的孤寡和“路倒”。一个孤寡老人死在床上,或是哪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在本坊地界,李三就有事了:拿了一个捐簿,到几家殷实店铺去化钱。然后买一口薄皮棺材装殓起来;省事一点,就用芦席一卷,草绳一捆(这有个名堂,叫做“万字纹的棺材,三道紫金箍”),用一把锄头背着,送到乱葬冈去埋掉。因此本地流传一句骂人的话:“叫李三把你背出去吧!”李三很愿意本坊常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募化得来的钱怎样花销,是谁也不来查帐的。李三拿埋葬费用的余数来喝酒,实在也在情在理,没有什么说不过去。这种事,谁愿承揽,就请来试试!哼,你以为这几杯酒喝到肚里容易呀!不过,为了心安理得,无愧于神鬼,他在埋了死人后,照例还为他烧一陌纸钱,瞌三个头。

    李三瘦小干枯,精神不足,拖拖沓沓,迷迷瞪瞪,随时总像没有睡醒,——他夜晚打更,白天办事,睡觉也是断断续续的,看见他时他也真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一会,想不到有时他竟能跑得那样快!那是本坊有了火警的时候。这地方把失火叫成“走水”,大概是讳言火字,所以反说着了。一有人家走水,李三就拿起他的更锣,用一个锣棒使劲地敲着,没命地飞跑,嘴里还大声地嚷叫:“××巷×家走水啦!××巷×家走水啦!”一坊失火,各坊的水龙都要来救,所以李三这回就跑出坊界,绕遍全城。

    李三希望人家失火么?哎,话怎么能这样说呢!换一个说法:他希望火不成灾,及时救灭。火灭之后,如果这一家损失不大,他就跑去道喜:“恭喜恭喜,越烧越旺!”如果这家烧得片瓦无存,他就向幸免殃及的四邻去道喜:“恭喜恭喜,土地菩萨保佑!”他还会说:火势没有蔓延,也多亏水龙来得快。言下之意也很清楚:水龙来得快,是因为他没命的飞跑。听话的人并不是傻子。他飞跑着敲锣报警,不会白跑,总是能拿到相当可观的酒钱的。

    地保的另一项职务是管叫花子。这里的花子有两种,一种是专赶各庙的香期的。初一、十五,各庙都有人进香。逢到菩萨生日(这些菩萨都有一个生日,不知是怎么查考出来的),香火尤盛。这些花子就从庙门、甬道、一直到大殿,密密地跪了两排。有的装做瞎子,有的用蜡烛油画成烂腿(画得很像),“老爷太太”不住地喊叫。进香的信女们就很自觉地把铜钱丢在他们面前破瓢里,她们认为把钱给花子,是进香仪式的一部分,不如此便显得不虔诚。因此,这些花子要到的钱是不少的。这些虔诚的香客大概不知道花子的黑话。花子彼此相遇,不是问要了多少钱,而说是“唤了多少狗”!这种花子是有帮的,他们都住在船上。每年还做花子会,很多花子船都集中在一起,也很热闹。这一种在帮的花子李三惹不起,他们也不碍李三的事,井水不犯河水。李三能管的是串街的花子。串街要钱的,他也只管那种只会伸着手赖着不走的软弱疲赖角色。李三提了一根竹棍,看见了,就举起竹棍大喝一声:“去去去!”有三等串街的他不管。一等是唱道情的。这是斯文一脉,穿着破旧长衫,念过两句书,又和吕洞宾、郑板桥有些瓜葛。店铺里等他唱了几句“老渔翁,一钓竿”,就会往柜台上丢一个铜板。他们是很清高的,取钱都不用手,只是用两片简板一夹,咚的一声丢在渔鼓筒里。另外两等,一是耍青龙(即耍蛇)的,一是吹筒子的。耍青龙的弄两条菜花蛇盘在脖子上,蛇信子簌簌地直探。吹筒子的吹一个外面包了火赤练蛇皮的竹筒,“布——呜!”声音很难听,样子也难看。他们之一要是往店堂一站,半天不走,这家店铺就甭打算做生意了:女人、孩子都吓得远远地绕开走了。照规矩(不知是谁定的规矩),这两等,李三是有权赶他们走的。然而他偏不赶,只是在一个背人处把他们拦住,向他们索要例规。讨价还价,照例要争执半天。双方会谈的地方,最多的是官茅房——公共厕所。

    地保当然还要管缉盗。谁家失窃,首先得叫李三来。李三先看看小偷进出的路径。是撬门,是挖洞,还是爬墙。按律(哪朝的律呢):如果案发,撬门罪最重,只下明火执仗一等。挖洞次之。爬墙又次之。然后,叫本家写一份失单。事情就完了。如果是爬墙进去偷的,他还不会忘了把小偷爬墙用的一根船篙带走。——小偷爬墙没有带梯子的,只是从河边船上抽一根竹篙,上面绑十来个稻草疙瘩,戗在墙边,踩着草疙瘩就进去了。偷完了,照例把这根竹篙靠在墙外。这根船篙不一会就会有失主到土地祠来赎。——“交二百钱,拿走!”

    丢失衣物的人家,如果对李三说,有几件重要的东西,本家愿出钱赎回,过些日子,李三真能把这些赃物追回来。但是是怎样追回来的,是什么人偷的,这些事是不作兴问的。这也是规矩。

    李三打更。左手拿着竹梆,吊着锣,右手拿锣槌。

    笃,铛。定更。

    笃,笃;铛——铛。二更。

    笃,笃,笃;铛,铛——铛。三更。

    三更以后,就不打了。

    打更是为了防盗。但是人家失窃,多在四更左右,这时天最黑,人也睡得最死。李三打更,时常也装腔作势吓唬人:“看见了,看见了!往哪里躲!树后头!墙旮旯!……”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

    一进腊月,李三在打更时添了一个新项目,喊“小心火烛”①: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火塘扑熄,——水缸上满!——

    “老头子老太太,铜炉子撂远些——!②

    “屋上瓦响,莫疑猫狗,起来望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店铺上了板,人家关了门,外面很黑,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李三一个人,腰里别着一个白纸灯笼,大街小巷,拉长了声音,有板有眼,有腔有调的喊着,听起来有点凄惨。人们想到:一年又要过去了。又想:李三也不容易,怪难为他。

    没有死人,没有失火,没人还愿,没人家挨偷,李三这几天的日子委实过得有些清淡。他拿着锣、梆,很无聊地敲着三更:

    “笃、笃、笃;铛,铛——铛!”

    一边敲,一边走,走到了河边。一只船上有一枝很结实的船篙在船帮外面别着,他一伸手,抽了出来,夹在胳肢窝里回身便走。他还不紧不慢地敲着:

    “笃,笃,笃;铛,铛——铛!”

    不想船篙带不动了,篙子后梢被一只很有劲的大手攥住了。

    李三原想把船篙带到土地祠,明天等这个弄船的拿钱来赎,能弄二百钱,也能喝四两。不想这船家刚刚起来撒过尿,躺下还没有睡着。他听到有人抽篙子,爬出舱口一看:是李三!

    “好,李三!你偷篙子!”

    “莫喊!莫喊!”

    李三不是很要脸面的人,但是一个地保偷东西,而且叫人当场抓住,总不大好看。

    “你认打认罚?”

    “认罚!认罚!罚多少?”

    “罚二百钱!”

    李三老是罚乡下人的钱。谁在街上挑粪,溅出了一点,“罚!二百钱!”谁在不该撒尿的地方撒了尿,“罚!二百钱!”没有想到这回被别人罚了。李三挨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①清末邑人谈人格有《警火》诗即咏此事,诗有小序,并录如下:

    警火

    送灶后里胥沿街鸣锣于黄昏时,呼“小心火烛”。岁除即叩户乞赏。

    烛双辉,香一炷,敬惟司命朝天去。云车风马未归来,连宵灯火谁持护。铜钲入耳警黄昏,侧耳有语还重申:“缸注水,灶徙薪,”,沿街一一呼之频。唇干舌燥诚苦辛,不谋而告君何人?烹羊酌醴欢除夕,司命归来醉一得。今宵无用更鸣钲,一笑敲门索酒值。

    从谈的诗中我们知道两件事。一是这种习俗原来由来已久,敲锣喊叫的正是李三这样的“里胥”。二是为什么在那样日子喊叫。原来是因为那时灶王爷上天去了,火烛没人管了。这实在是很有意思。不过,真实的原因还是岁暮风高,容易失火,与灶王的上天去汇报工作关系不大。

    ②“撂远些”是说不要挨床太近,以免炉中残火烧着被褥。

    榆树

    侉奶奶住到这里一定已经好多年了,她种的八棵榆树已经很大了。

    这地方把徐州以北说话带山东口音的人都叫做侉子。这县里有不少侉子。他们大都住在运河堤下,拉纤,推独轮车运货(运得最多的是河工所用石头),碾石头粉(石头碾细,供修大船的和麻丝桐油和在一起填塞船缝),烙锅盔(这种干厚棒硬的面饼也主要是卖给侉子吃),卖牛杂碎汤(本地人也有专门跑到运河堤上去尝尝这种异味的)……

    侉奶奶想必本是一个侉子的家属,她应当有过一个丈夫,一个侉老爹。她的丈夫哪里去了呢?死了,还是“贩了桃子”——扔下她跑了?不知道。她丈夫姓什么?她姓什么?很少人知道。大家都叫她侉奶奶。大人、小孩,穷苦人,有钱的,都这样叫。倒好像她就姓侉似的。

    侉奶奶怎么会住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呢(这附近住的都是本地人,没有另外一家侉子)?她是哪年搬来的呢?你问附近的住户,他们都回答不出,只是说:“啊,她一直就在这里住。”好像自从盘古开天地,这里就有一个侉奶奶。

    侉奶奶住在一个巷子的外面。这巷口有一座门,大概就是所谓里门。出里门,有一条砖铺的街,伸向越塘,转过螺蛳坝,奔臭河边,是所谓后街。后街边有人家。侉奶奶却又住在后街以外。巷口外,后街边,有一条很宽的阴沟,正街的阴沟水都流到这里,水色深黑,发出各种气味,蓝靛的气味、豆腐水的气味、做草纸的纸浆气味。不知道为什么,闻到这些气味,叫人感到忧郁。经常有乡下人,用一个接了长柄的洋铁罐,把阴沟水一罐一罐刮起来,倒在木桶里(这是很好的肥料),刮得沟底嘎啦嘎啦地响。跳过这条大阴沟,有一片空地。侉奶奶就住在这片空地里。

    侉奶奶的家是两间草房。独门独户,四边不靠人家,孤零零的。她家的后面,是一带围墙。围墙里面,是一家香店的作坊,香店老板姓杨。香是像压餾饹似的挤出来的,挤的时候还会发出,“蓬——”的一声。侉奶奶没有去看过师傅做香,不明白这声音是怎样弄出来的。但是她从早到晚就一直听着这种很深沉的声音。隔几分钟一声:“蓬——蓬——蓬”。围墙有个门,从门口往里看,便可看到一扇一扇像铁纱窗似的晒香的棕棚子,上面整整齐齐平铺着两排黄色的线香。侉奶奶门前,一眼望去,有一个海潮庵。原来不知是住和尚还是住尼姑的,多年来没有人住,废了。再往前,便是从越塘流下来的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小桥。侉奶奶家的左右都是空地。左边长了很高的草。右边是侉奶奶种的八棵榆树。

    侉奶奶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附近几条巷子的人家都来找她,拿了旧布(间或也有新布),袼褙(本地叫做“骨子”)和一张纸剪的鞋底样。侉奶奶就按底样把旧布、袼褙剪好,“做”一“做”(粗缝几针),然后就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纳。扎一锥子,纳一针,“哧啦——哧啦”。有时把锥子插在头发里“光”一“光”(读去声)。侉奶奶手劲很大,纳的针脚很紧,她纳的底子很结实,大家都愿找她纳。也不讲个价钱。给多,给少,她从不争。多少人穿过她纳的鞋底啊!

    侉奶奶一清早就坐在门口纳鞋底。她不点灯。灯碗是有一个的,房顶上也挂着一束灯草。但是灯碗是干的,那束灯草都发黄了。她睡得早,天上一见星星,她就睡了。起得也早。别人家的烟筒才冒出烧早饭的炊烟,侉奶奶已经纳好半只鞋底。除了下雨下雪,她很少在屋里(她那屋里很黑),整天都坐在门外扎锥子,抽麻线。有时眼酸了,手困了,就停下来四面看看。

    正街上有一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上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

    街上的,巷子里的孩子常上侉奶奶门前的空地上来玩。他们在草窝里捉蚂蚱,捉油葫芦。捉到了,就拿给侉奶奶看。“侉奶奶,你看!大不大?”侉奶奶必很认真地看一看,说:“大。真大!”孩子玩一回,又转到别处去玩了,或沿河走下去,或过桥到对岸远远的一个道士观去看放生的乌龟。孩子的妈妈有时来找孩子(或家里来了亲戚,或做得了一件新衣要他回家试试),就问侉奶奶:“看见我家毛毛了么?”侉奶奶就说:“看见咧,往东咧。”或“看见咧,过河咧。”……

    侉奶奶吃得真是苦。她一年到头喝粥。三顿都是粥。平常是她到米店买了最糙最糙的米来煮。逢到粥厂放粥(这粥厂是官办的,门口还挂一块牌:××县粥厂),她就提了一个“木量子”(小水桶)去打粥。这一天,她就自己不开火仓了,喝这粥。粥厂里打来的粥比侉奶奶自己煮的要白得多。侉奶奶也吃菜。她的“菜”是她自己腌的红胡萝卜。啊呀,那叫咸,比盐还咸,咸得发苦!——不信你去尝一口看!

    只有她的侄儿来的那一天,才变一变花样。

    侉奶奶有一个亲人,是她的侄儿。过继给她了,也可说是她的儿子。名字只有一个字,叫个“牛”。牛在运河堤上卖力气,也拉纤,也推车,也碾石头。他隔个十天半月来看看他的过继的娘。他的家口多,不能给娘带什么,只带了三斤重的一块锅盔。娘看见牛来了,就上街,到卖熏烧的王二的摊子上切二百钱猪头肉,用半张荷叶托着。另外,还忘不了买几根大葱,半碗酱。娘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山东饱饭。

    侉奶奶的八棵榆树一年一年地长大了。香店的杨老板几次托甲长丁裁缝来探过侉奶奶的口风,问她卖不卖。榆皮,是做香的原料。——这种事由买主亲自出面,总不合适。老街旧邻的。总得有个居间的人出来说话。这样要价、还价,才有余地。丁裁缝来一趟,侉奶奶总是说:“树还小咧,叫它再长长。”

    人们私下议论:侉奶奶不卖榆树,她是指着它当棺材本哪。

    榆树一年一年地长。侉奶奶一年一年地活着,一年一年地纳鞋底。

    侉奶奶的生活实在是平淡之至。除了看驴打滚,看孩子捉蚂蚱、捉油葫芦,还有些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呢?——这些捉蚂蚱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侉奶奶纳他们穿的鞋底,尺码一年比一年放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有:

    有一年,杨家香店的作坊接连着了三次火,查不出起火原因。人说这是“狐火”,是狐狸用尾巴蹭出来的。于是在香店作坊的墙外盖了一个三尺高的“狐仙庙”,常常有人来烧香。着火的时候,满天通红,乌鸦乱飞乱叫,火光照着侉奶奶的八棵榆树也是通红的,像是火树一样。

    有一天,不知怎么发现了海潮庵里藏着一窝土匪。地方保安队来捉他们。里面往外打枪,外面往里打枪,乒乒乓乓。最后是有人献计用火攻,——在庵外墙根堆了稻草,放火烧!土匪吃不住劲,只好把枪丢出,举着手出来就擒了。海潮庵就在侉奶奶家前面不远,两边开仗的情形,她看得清清楚楚。她很奇怪,离得这么近,她怎么就不知道庵里藏着土匪呢?

    这些,使侉奶奶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与她的生活无关。

    使她的生活发生一点变化的是:——

    有一个乡下人赶了一头牛进城,牛老了,他要把它卖给屠宰场去。这牛走到越塘边,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跪着,眼睛里叭哒叭哒直往下掉泪。围了好些人看。有人报给甲长丁裁缝。这是发生在本甲之内的事,丁甲长要是不管,将为人神不喜。他出面求告了几家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凑了牛价,把这头老牛买了下来,作为老太太们的放生牛。这牛谁来养呢?大家都觉得交侉奶奶养合适。丁甲长对侉奶奶说,这是一甲人信得过她,侉奶奶就答应下了。这养老牛还有一笔基金(牛总要吃点干草呀),就交给侉奶奶放印子。从此侉奶奶就多了几件事:早起把牛放出来,尽它到草地上去吃青草。青草没有了,就喂它吃干草。一早一晚,牵到河边去饮。傍晚拿了收印子钱的摺子,沿街串乡去收印子。晚上,牛就和她睡在一个屋里。牛卧着,安安静静地倒嚼,侉奶奶可觉得比往常累得多。她觉得骨头疼,半夜了,还没有睡着。

    不到半年,这头牛老死了。侉奶奶把放印子的摺子交还丁甲长,还是整天坐在门外纳鞋底。

    牛一死,侉奶奶也像老了好多。她时常病病歪歪的,连粥都不想吃,在她的黑洞洞的草屋里躺着。有时出来坐坐,扶着门框往外走。

    一天夜里下大雨。瓢泼大雨不停地下了一夜。很多人家都进了水。丁裁缝怕侉奶奶家也进了水了,她屋外的榆树都浸在水里了。他赤着脚走过去,推开侉奶奶的门一看:侉奶奶死了。

    丁裁缝派人把她的侄子牛叫了来。

    得给侉奶奶办后事呀。侉奶奶没有留下什么钱,牛也拿不出钱,只有卖榆树。

    丁甲长找到杨老板。杨老板倒很仁义,说是先不忙谈榆树的事,这都好说,由他先垫出一笔钱来,给侉奶奶买一身老衣,一副杉木棺材,把侉奶奶埋了。

    侉奶奶安葬以后,榆树生意也就谈妥了。杨老板雇了人来,咯嗤咯嗤,把八棵榆树都放倒了。新锯倒的榆树,发出很浓的香味。

    杨老板把八棵榆树的树皮剥了,把树干卖给了木器店。据人了解,他卖的八棵树干的钱就比他垫出和付给牛的钱还要多。他等于白得了八张榆树皮,又捞了一笔钱。

    鱼

    臭水河和越塘原是连着的。不知从哪年起,螺蛳坝以下淤塞了,就隔断了。风和人一年一年把干土烂草往河槽里填,河槽变成很浅了,不过旧日的河槽依然可以看得出来。两旁的柳树还能标出原来河的宽度。这还是一条河,一条没有水的干河。

    干河的南岸种了菜。北岸有几户人家。这几家都是做嫁妆的,主要是做嫁妆之中的各种盆桶,脚盆、马桶、木量子。这些盆桶是街上嫁妆店的订货,他们并不卖门市。这几家只是本钱不大,材料不多的作坊。这几家的大人、孩子,都是做盆桶的工人。他们整天在门外柳树下锯、刨。他们使用的刨子很特别。木匠使刨子是往前推,桶匠使刨子是往后拉。因为盆桶是圆的,这么使才方便,这种刨子叫做刮刨。盆桶成型后,要用砂纸打一遍,然后上漆。上漆之前,先要用猪血打一道底子。刷了猪血,得晾干。因此老远地就看见干河南岸,绿柳荫中排列着好些通红的盆盆桶桶,看起来很热闹,画出了这几家作坊的一种忙碌的兴旺气象。

    桶匠有本钱,有手艺,在越塘一带,比起那些完全靠力气,吃饭的挑夫、轿夫要富足一些。和杀猪的庞家就不能相比了。

    从侉奶奶家旁边向南伸出的后街到往螺蛳坝方向,拐了一个直角。庞家就在这拐角处,门朝南,正对越塘。他家的地势很高,从街面到屋基,要上七八层台阶。房屋在这一片算是最高大的。房屋盖起的时间不久,砖瓦木料都还很新。檩粗板厚,瓦密砖齐。两边各有两间卧房,正中是一个很宽敞的穿堂。坐在穿堂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越塘边和淤塞的旧河交接处的一条从南到北的土路,看到越塘的水,和越塘对岸的一切,眼界很开阔。这前面的新房子是住人的。养猪的猪圈,烧水、杀猪的场屋都在后面。

    庞家兄弟三个,各有分工。老大经营擘划,总管一切。老二专管各处收买生猪。他们家不买现成的肥猪,都是买半大猪回来自养。老二带一个伙计,一趟能赶二三十头猪回来。因为杀的猪多,他经常要外出。杀猪是老三的事,——当然要有两个下手伙计。每天五更头,东方才现一点鱼肚白,这一带人家就听到猪尖声嚎叫,知道庞家杀猪了。猪杀得了,放了血,在杀猪盆里用开水烫透,吹气,刮毛。杀猪盆是一种特制的长圆形的木盆,盆帮很高。二百来斤的猪躺在里面,富富有余。杀几头猪,没有一定,按时令不同。少则两头,多则三头四头,到年下人家腌肉时就杀得更多了。因此庞家有四个极大的木盆,几个伙计同时动手洗刮。

    这地方不兴叫屠户。也不叫杀猪的,大概嫌这种叫法不好听,大都叫“开肉案子的”。“开”肉案子,是掌柜老板一流,显得身份高了。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因为一条东大街上只有这一家肉案子。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不到晌午,几片猪就卖得差不多了。这里人一天吃的肉都是上午一次买齐,很少下午来割肉的。庞家肉案到午饭后,只留一两块后臀硬肋等待某些家临时来了客人的主顾,留一个人照顾着。一天的生意已经做完,店堂闲下来了。

    店堂闲下来了。别的肉案子,闲着就闲着吧。庞家的人可真会想法子。他们在肉案子的对面,设了一道栏柜,卖茶叶。茶叶和猪肉是两码事,怎么能卖到一起去呢?——可是,又为什么一定不能卖到一起去呢?东大街没有一家茶叶店,要买茶叶就得走一趟北市口。有了这样一个卖茶叶的地方,省走好多路。卖茶叶,有一个人盯着就行了。有时叫一个小伙计来支应。有时老大或老三来看一会。有时,庞家的三妯娌之一,也来店堂里坐着,包包茶叶,收收钱。这半间店堂的茶叶店生意很好。

    庞家三兄弟一个是一个。老大稳重,老二干练,老三是个文武全才。他们长得比别人高出一头。老三尤其肥白高大。他下午没事,常在越塘高空场上练石担子、石锁。他还会写字,写刘石庵体的行书。这里店铺都兴装着花槅子。槅子留出一方空白,叫做“槅子心”,可以贴字画。别家都是请人写画的。庞家肉案子是庞老三自己写的字。他大概很崇拜赵子龙。别人家槅心里写的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之类,他写的都是《三国演义》里赞赵子龙的诗。

    庞家这三个妯娌,一个赛似一个的漂亮,一个赛似一个的能干。她们都非常勤快。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煮猪食,喂猪。白天就坐在穿堂里做针线。都是光梳头,净洗脸,穿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金簪子,手上戴着麻花银镯。人们走到庞家门前,就觉得眼前一亮。

    到粥厂放粥,她们就一人拎一个木量子去打粥。

    这不免会引起人们议论:“戴着金簪子去打粥!——侉奶奶打粥,你庞家也打粥?!”大家都知道,她们打了粥来是不吃的,——喂猪!因此,越塘、螺蛳坝一带人对庞家虽很羡慕并不亲近。都觉得庞家的人太精了。庞家的人缘不算好。别人也知道,庞家人从心里看不起别人,尤其是这三个女的。

    越塘边发生了从未见过的奇事。

    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这道沟只两尺宽。臭水河的水位比越塘高得多。水在沟里流得像一枝箭。

    流着,流着,一个在岸边做桶的孩子忽然惊叫起来:

    “鱼!”

    一条长有尺半的大鲤鱼“叭”的一声蹦到岸上来了。接着,一条,一条,又一条,鲤鱼!鲤鱼!鲤鱼!

    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鲤鱼。它们戗着急水往上窜,不断地蹦到岸上。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里往里跳。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

    他们正在商议,庞家的几个人搬了四个大杀猪盆,在水沟流入越塘入口处挨排放好了。人们小声嘟囔:“真是眼尖手快啊!”但也没有办法。不是说谁家的盆放在谁家门口么?庞家的盆是放在庞家的门口(当然他家门口到河槽还有一个距离),庞家杀猪盆又大,放的地方又好,鱼直往里跳。人们不满意。但是好在家家的盆里都不断跳进鱼来,人们不断地欢呼,狂叫,简直好像做着一个欢喜而又荒唐的梦,高兴压过了不平。

    这两天,桶匠家家家吃鱼,喝酒。这一辈子没有这样痛快地吃过鱼。一面开怀地嚼着鱼肉,一面还觉得天地间竟有这等怪事:鱼往盆里跳,实在不可思议。

    两天后,臭水河的积水流泄得差不多了,螺蛳坝重新堵上,沟里没有水了,也没有鱼了,岸上到处是鱼鳞。

    庞家桶里的鱼最多。但是庞家这两天没有吃鱼。他家吃的是鱼籽、鱼脏。鱼呢?这妯娌三个都把来用盐揉了,肚皮里撑一根芦柴棍,一条一条挂在门口的檐下晾着,挂了一溜。

    把鱼已经通通吃光了的桶匠走到庞家门前,一个对一个说:“真是鱼也有眼睛,谁家兴旺,它就往谁家盆里跳啊!”

    正在穿堂里做针线的妯娌三个都听见了。三嫂子抬头看了二嫂子一眼,二嫂子看了大嫂子一眼,大嫂子又向两个弟媳妇都看了一眼。她们低下头来继续做针线。她们的嘴角都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是对自己的得意?是对别人的鄙夷?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承德避暑山庄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她不是西南联大的人。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西南联大的各种名册上都没有“文嫂”这个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联大里住着,是一个住在联大里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确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联大的新校舍。

    西南联大有许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华师范、工学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联大的主要部分。图书馆、大部分教室、各系的办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门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坟,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坟多无主。有的坟主大概已经绝了后,不难处理,有一个很大的坟头,一直还留着,四面环水,如一小岛,春夏之交,开满了野玫瑰,香气袭人,成了一处风景。其余的,都平了。坟前的墓碑,有的相当高大,都搭在几条水沟上,成了小桥。碑上显考显妣的姓名分明可见,全郁平躺着了。每天有许多名师大儒、莘莘学子从上面走过。住户呢,由学校出几个钱,都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联大的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这两间破破烂烂的草屋,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极其简陋,但是是经过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那怎么办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两间草房拆了,另外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一个鸡窝。那好办。

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

    我很喜欢七里茶坊这个地名。这地方在张家口东南七里。当初想必是有一些茶坊的。中国的许多计里的地名,大都是行路人给取的。如三里河、二里沟,三十里铺。七里茶坊大概也是这样。远来的行人到了这里,说:“快到了,还有七里,到茶坊里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了这里,客人就说:“已经送出七里了,请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壶茶,说了些话,出门一揖,就此分别了。七里茶坊一定萦系过很多人的感情。不过现在却并无一家茶坊。我去找了找,连遗址也无人知道。“茶坊”是古语,在《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水浒传》里还能见到。现在一般都叫“茶馆”了。可见,这地名的由来已久。

    这是一个中国北方的普通的市镇。有一个供销社,货架上空空的,只有几包火柴,一堆柿饼。两只乌金釉的酒坛子擦得很亮,放在旁边的酒提子却是干的。柜台上放着一盆麦麸子做的大酱。有一个理发店,两张椅子,没有理发的,理发员坐着打瞌睡。一个邮局。一个新华书店,只有几套毛选和一些小册子。路口矗着一面黑板,写着鼓动冬季积肥的快板,文后署名“文化馆宣”,说明这里还有个文化馆。快板里写道:“天寒地冻百不咋①,心里装着全天下。”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已经过去,这种豪言壮语已经失去热力。前两天下过一场小雨,雨点在黑板上抽打出一条一条斜道。路很宽,是土路。两旁的住户人家,也都是土墙土顶(这地方风雪大,房顶多是平的)。连路边的树也都带着黄土的颜色。这个长城以外的土色的冬天的市镇,使人产生悲凉的感觉。

    除了店铺人家,这里有几家车马大店。我就住在一家车马大店里。

    我头一回住这种车马大店。这种店是一看就看出来的,街门都特别宽大,成天敞开着,为的好进出车马。进门是一个很宽大的空院子。院里停着几辆大车,车辕向上,斜立着,像几尊高射炮。靠院墙是一个长长的马槽,几匹马面墙拴在槽头吃料,不停地甩着尾巴。院里照例喂着十多只鸡。因为地上有撒落的黑豆、高粱,草里有稗子,这些母鸡都长得极肥大。有两间房,是住人的。都是大炕。想住单间,可没有。谁又会上车马大店里来住一个单间呢?“碗大炕热”,就成了这类大店招徕顾客的口碑。

    我是怎么住到这种大店里来的呢?

    我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已经两年了。有一天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派几个人到张家口去掏公共厕所,叫我领着他们去。为什么找到我头上呢?说是以前去了两拨人,都闹了意见回来了。我是个下放干部,在工人中还有一点威信,可以管得住他们,云云。究竟为什么,我一直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打好行李,挎包是除了洗漱用具,带了一枝大号的3B烟斗,一袋掺了一半榆树叶的烟草,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坐上单套马车,就出发了。

    我带去的三个人,一个老刘、一个小王,还有一个老乔,连我四个。

    我拿了介绍信去找市公共卫生局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住在一个粪场子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特的酸味。我交了介绍信,这位同志问我:

    “你带来的人,咋样?”

    “咋样?”

    “他们,啊,啊,啊……”

    他“啊”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这位负责同志大概不大认识字。他的意思我其实很明白,他是问他们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万一我带来的人会在公共厕所的粪池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但还是问一问好。可是他词不达意,说不出这种报纸语言。最后还是用一句不很切题的老百姓话说:

    “他们的人性咋样?”

    “人性挺好!”

    “那好。”

    他很放心了,把介绍信夹到一个卷宗里,给我指定了桥东区的几个公厕。事情办完,他送我出“办公室”,顺便带我参观了一下这座粪场。一边堆着好几垛晒好的粪干,平地上还晒着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

    “这都是好粪,不掺假。”

    “粪还掺假?”

    “掺!”

    “掺什么?土?”

    “哪能掺土!”

    “掺什么?”

    “酱渣子。”

    “酱渣子?”

    “酱渣子,味道、颜色跟大粪一个样,也是酸的。”

    “粪是酸的?”

    “发了酵。”

    我于是猛吸了一口气,品味着货真价实、毫不掺假的粪干的独特的,不能代替的,余韵悠长的酸味。

    据老乔告诉我,这位负责同志原来包掏公私粪便,手下用了很多人,是一个小财主。后来成了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成了“公家人”,管理公厕。他现在经营的两个粪场,还是很来钱。这人紫棠脸,阔嘴岔,方下巴,眼眼很亮,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看起来很精干。他虽不大长于说“字儿话”,但是当初在指挥粪工、洽谈生意时,所用语言一定是很清楚畅达,很有力量的。

    掏公共厕所,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这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实实的,得用冰镩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装在单套车上,运到七里茶坊,堆积在街外的空场上。池底总有些没有冻实的稀粪,就刮出来,倒在事先铺好的干土里,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冻实了。第二天,运走。隔三四天,所里车得空,就派一辆三套大车把积存的粪冰运回所里。

    看车把式装车,真有个看头。那么沉的、滑滑溜溜的冰块,照样装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拿绊绳一煞,纹丝不动。走个百八十里,不兴掉下一块。这才真叫“把式”!

    “叭——”的一鞭,三套大车走了。我心里是高兴的。我们给所里做了一点事了。我不说我思想改造得如何好,对粪便产生了多深的感情,但是我知道这东西很贵。我并没有做多少,只是在地面上挖一点干土,和粪。为了照顾我,不让我下池子凿冰。老乔呢,说好了他是来玩的,只是招招架架,跑跑颠颠。活,主要是老刘和小王干的。老刘是个使冰镩的行家,小王有的是力气。

    这活脏一点,倒不累,还挺自由。

    我们住在骡马大店的东房,——正房是掌柜的一家人自己住。南北相对,各有一铺能睡七八个人的炕,——挤一点,十个人也睡下了。快到春节了,没有别的客人,我们四个人占据了靠北的一张炕,很宽绰。老乔岁数大,睡炕头。小王火力壮,把门靠边。我和老刘睡当间。我那位置很好,靠近电灯,可以看书。两铺炕中间,是一口锅灶。

    天一亮,年轻的掌柜就推门进来,点火添水,为我们做饭,——推莜面窝窝。我们带来一口袋莜面,顿顿饭吃莜面,而且都是推窝窝。——莜面吃完了,三套大车会又给我们捎来的。小王跳到地下帮掌柜的拉风箱,我们仨就拥着被窝坐着,欣赏他的推窝窝手艺。——这么冷的天,一大清早就让他从内掌柜的热被窝里爬出来为我们做饭,我心里实在有些歉然。不大一会,莜面蒸上了,屋里弥漫着白蒙蒙的蒸汽,很暖和,叫人懒洋洋的。可是热腾腾的窝窝已经端到炕上了。刚出屉的莜面,真香!用蒸莜面的水,洗洗脸,我们就蘸着麦麸子做的大酱吃起来,没有油,没有醋,尤其是没有辣椒!可是你得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什么时候呀?——一九六O年!

    我们出工比较晚。天太冷。而且得让过人家上厕所的高潮。八点多了,才赶着单套车到市里去。中午不回来。有时由我掏钱请客,去买一包“高价点心”,找个背风的角落,蹲下来,各人抓了几块嚼一气。老乔、我、小王拿一副老掉了牙的扑克牌接龙、蹩七。老刘在呼呼的风声里居然能把脑袋缩在老羊皮袄里睡一觉,还挺香!下午接着干。四点钟装车,五点多就回到七里茶坊了。

    一进门,掌柜的已经拉动风箱,往灶火里添着块煤,为我们做晚饭了。

    吃了晚饭,各人干各人的事。老乔看他的《啼笑姻缘》。他这本《啼笑姻缘》是个古本了,封面封底都没有了,书角都打了卷,当中还有不少缺页。可是他还是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看,而且老看不完。小王写信,或是躺着想心事。老刘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着。他这样一声不响地坐着,能够坐半天。在所里我就见过他到生产队请一天假,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我发现不止一个人有这个习惯。一年到头的劳累,坐一天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他们迫切的需要。人,有时需要休息。他们不叫休息,就叫“坐一天”。他们去请假的理由,也是“我要坐一天。”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我,就靠在被窝上读杜诗,杜诗读完,就压在枕头底下。这铺炕,炕沿的缝隙跑烟,把我的《杜工部诗》的一册的封面薰成了褐黄色,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

    有时,就有一句没一句,东拉西扯地瞎聊天。吃着柿饼子,喝着蒸锅水,抽着掺了榆树叶子的烟。这烟是农民用包袱包着私卖的,颜色是灰绿的,劲头很不足,抽烟的人叫它“半口烟”。榆树叶子点着了,发出一种焦糊的,然而分明地辨得出是榆树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我多少年后还难于忘却。

    小王和老刘都是“合同工”,是所里和公社订了合同,招来的。他们都是柴沟堡的人。

    老刘是个老长工,老光棍。他在张家口专区几个县都打过长工,年轻时年年到坝上割莜麦。因为打了多年长工,庄稼活他样样精通。他有过老婆,跑了,因为他养不活她。从此他就不再找女人,对女人很有成见,认为女人是个累赘。他就这样背着一卷行李,——一块毡子,一床“盖窝”(即被),一个方顶的枕头,到处漂流。看他捆行李的利索劲儿和背行李的姿势,就知道是一个常年出门在外的老长工。他真也是自由自在,也不置什么衣服,有两个钱全喝了。他不大爱说话,但有时也能说一气,在他高兴的时候,或者不高兴的时候。这两年他常发牢骚,原因之一,是喝不到酒。他老是说:“这是咋搞的?咋搞的?”——“过去,七里茶坊,啥都有:驴肉、猪头肉、炖牛蹄子、茶鸡蛋……,卖一黑夜。酒!现在!咋搞的!咋搞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做梦娶媳妇,净慕好事!多会儿?”②他年轻时曾给八路军送过信,带过路。“俺们那阵,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八路军留着!早知这样,哼!……”他说的话常常出了圈,老乔就喝住他:“你瞎说点啥!没喝酒,你就醉了!你是想‘进去’住几天是怎么的?嘴上没个把门的,亏你活了这么大!”

    小王也有些不平之气。他是念过高小的。他给自己编了一口顺口溜:“高小毕业生,白费六年工。想去当教员,学生管我叫老兄。想去当会计,珠算又不通!”他现在一个月挣二十九块六毛四,要交社里一部分,刨去吃饭,所剩无几。他才二十五岁,对老刘那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羡慕。

    老乔,所里多数人称之为乔师傅。这是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老于世故的工人。他是怀来人。年轻时在天津学修理汽车。抗日战争时跑到大后方,在资源委员会的运输队当了司机,跑仰光、腊戌。抗战胜利后,他回张家口来开车,经常跑坝上各县。后来岁数大了,五十多了,血压高,不想再跑长途,他和农科所的所长是亲戚,所里新调来一辆拖拉机,他就来开拖拉机,顺便修修农业机械。他工资高,没负担。农科所附近一个小镇上有一家饭馆,他是常客。什么贵菜、新鲜菜,饭馆都给他留着。他血压高,还是爱喝酒。饭馆外面有一棵大槐树,夏天一地浓荫。他到休息日,喝了酒,就睡在树荫里。树荫在东,他睡在东面;树荫在西,他睡在西面,围着大树睡一圈!这是前二年的事了。现在,他也很少喝了。因为那个饭馆的酒提潮湿的时候很少了。他在昆明住过,我也在昆明呆过七八年,因此他老愿意找我聊天,抽着榆叶烟在一起怀旧。他是个技工,掏粪不是他的事,但是他自愿报了名。冬天,没什么事,他要来玩两天。来就来吧。

    这天,我们收工特别早,下了大雪,好大的雪啊!

    这样的天,凡是爱喝酒的都应该喝两盅,可是上哪儿找酒去呢?

    吃了莜面,看了一会书,坐了一会,想了一会心事,照例聊天。

    像往常一样,总是老乔开头。因为想喝酒,他就谈起云南的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

    “肥酒?酒还有肥瘦?”老刘问。

    “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碧绿的。”

    “像你们怀来的青梅煮酒?”

    “不像。那是烧酒,不是甜酒。”

    过了一会,又说:“有点像……”

    接着,又谈起昆明的吃食。这老乔的记性真好,他可以从华山南路、正义路,一直到金碧路,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馆,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

    “一碗鸡汤,上面一层油,看起来连热气都没有,可是超过一百度。一盘子鸡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鸡汤里一推,就熟了。”

    “那就能熟了?”

    “熟了!”

    他又谈起汽锅鸡。描述了汽锅是什么样子,锅里不放水,全凭蒸汽把鸡蒸熟了,这鸡怎么嫩,汤怎么鲜……

    老刘很注意地听着,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汽锅是啥样子,这道菜是啥滋味。

    后来他又谈到昆明的菌子:牛肝菌、青头菌、鸡土从③,把鸡土从夸赞了又夸赞。

    “鸡土从?有咱这儿的口蘑好吃吗?”

    “各是各的味儿。”

    ……

    老乔百刂话的时候,小王一直似听不听,躺着,张眼看着房顶。忽然,他问我:

    “老汪,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下放的时候,曾经有人劝告过我,最好不要告诉农民自己的工资数目,但是我跟小王认识不止一天了,我不想骗他,便老实说了。小王没有说话,还是张眼躺着。过了好一会,他看着房顶说:

    “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你就挣那么多?”他并没有要我回答,这问题也不好回答。

    沉默了一会。

    老刘说:“怨你爹没供你书④。人家老汪是大学毕业!”

    老乔是个人情练达的人,他捉摸出小王为什么这两天老是发呆,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

    “小王,你收到一封什么信,拿出来我看看!”

    前天三套大车来拉粪水的时候,给小王捎来一封寄到所里的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小王搞了一个对象。这对象搞得稍微有点离奇:小王有个表姐,嫁到邻村李家。李家有个姑娘,和小王年貌相当,也是高小毕业。这表姐就想给小姑子和表弟撮合撮合,写信来让小王寄张照片去。照片寄到了,李家姑娘看了,不满意。恰好李家姑娘的一个同学陈家姑娘来串门,她看了照片,对小王的表姐说:“晓得人家要俺们不要?”表姐跟陈家姑娘要了一张照片,寄给小王,小王满意。后来表姐带了陈家姑娘到农科所来,两人当面相了一相,事情就算定了。农村的婚姻,往往就是这样简单,不像城里人有逛公园、轧马路、看电影、写情书这一套。

    陈家姑娘的照片我们都见过,挺好看的,大眼睛,两条大辫子。

    小王收到的信是表姐寄来的,催他办事。说人家姑娘一天一天大了,等不起。那意思是说,过了春节,再拖下去,恐怕就要吹。

    小王发愁的是:春节他还办不成事!柴沟堡一带办喜事倒不尚铺张,但是一床里面三新的盖窝,一套花直贡呢的棉衣,一身灯芯绒裤袄、绒衣绒裤、皮鞋、球鞋、尼龙袜子……总是要有的。陈家姑娘没有额外提什么要求,只希望要一枚金星牌钢笔。这条件提得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欢。小王已经作了长期的储备,可是算来算去还差五六十块钱。

    老乔看完信,说:

    “就这个事吗?值得把你愁得直眉瞪眼的!叫老汪给你拿二十,我给你拿二十!”

    老刘说:“我给你拿上十块!现在就给!”说着从红布肚兜里就摸出一张十圆的新票子。

    问题解决了,小王高兴了,活泼起来了。

    于是接着瞎聊。

    从云南的鸡土从聊到内蒙的口蘑。说到口蘑,老刘可是个专家。黑片蘑、白蘑、鸡腿子、青腿子……

    “过了正蓝旗,捡口蘑都是赶了个驴车去。一天能捡一车!”

    不知怎么又说到独石口。老刘说他走过的地方没有比独石口再冷的了,那是个风窝。

    “独石口我住过,冷!”老乔说,“那年我们在独石口吃了一洞子羊。”

    “一洞子羊?”小王很有兴趣了。

    “风太大了,公路边有一个涵洞,去避一会风吧。一看,涵洞里白糊糊的,都是羊。不知道是谁的羊,大概是被风赶到这里的,挤在涵洞里,全冻死了。这倒好,这是个天然冷藏库!俺们想吃,就进去拖一只,吃了整整一个冬天!”

    老刘说:“肥羊肉炖口蘑,那叫香!四家子的莜面,比白面还白。坝上是个好地方。”

    话题转到了坝上。老乔、老刘轮流说,我和小王听着。老乔说:坝上地广人稀,只要收一季莜麦,吃不完。过去山东人到口外打把势卖艺,不收钱。散了场子,拿一个大海碗挨家要莜面,“给!”一给就是一海碗。说坝上没果子。怀来人赶一个小驴车,装一车山里红到坝上,下来时驴车换成了三套大马车,车上满满地装的是莜面。坝上人都豪爽,大方。吃起肉来不是论斤,而是放开肚子吃饱。他说坝上人看见坝下人吃肉,一小碗,都奇怪:“这吃个什么劲儿呢?”他说,他们要是看见江苏人、广东人炒菜:几根油菜,两三片肉,就更会奇怪了。他还说坝上女人长得很好看。他说,都说水多的地方女人好看,坝上没水,为什么女人都长得白白净净?那么大的风沙,皮色都很好。他说他在崇孔县看过两姐妹,长得像傅全香。

    傅全香是谁,老刘、小王可都不知道。

    老刘说:坝上地大,风大,雪大,雹子也大。他说有一年沽源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雪跟城墙一般高。也是沽源,有一年下了一场雹子,有一个雹子有马大。

    “有马大?那掉在头上不砸死了?”小王不相信有这样大的雹子!

    老刘还说,坝上人养鸡,没鸡窝。白天开了门,把鸡放出去。鸡到处吃草籽,到处下蛋。他们也不每天去捡。隔十天半月,挑了一副筐,到处捡蛋,捡满了算。他说坝上的山都是一个一个馒头样的平平的山包。山上没石头。有些山很奇怪,只长一样东西。有一个山叫韭菜山,一山都是韭菜;还有一座芍药山,夏天开了满满一山的芍药花……

    老乔、老刘把坝上说得那样好,使小王和我都觉得这是个奇妙的、美丽的天地。

    芍药山,满山开了芍药花,这是一种什么景象?

    “咱们到韭菜山上掐两把韭菜,拿盐腌腌,明天蘸莜面吃吧。”小王说。

    “见你的鬼!这会会有韭菜?满山大雪!——把钱收好了!”

    聊天虽然有趣,终有意兴阑珊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房顶上的雪一定已经堆了四五寸厚了,摊开被窝,我们该睡了。

    正在这时,屋门开处,掌柜的领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都反穿着白茬老羊皮袄,齐膝的毡疙瘩。为头是一个大高个儿,五十来岁,长方脸,戴一顶火红的狐皮帽。一个四十来岁,是个矮胖子,脸上有几颗很大的痘疤,戴一顶狗皮帽子。另一个是和小王岁数仿佛的后生,雪白的山羊头的帽子遮齐了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女孩子。——他脸色红润,眼睛太好看了!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六道木二尺多长的短棍。虽然刚才在门外已经拍打了半天,帽子上、身上,还粘着不少雪花。

    掌柜的说:“给你们做饭?——带着面了吗?”

    “带着哩。”

    后生解开老羊皮袄,取出一个面口袋。——他把面口袋系在腰带上,怪不道他看起来身上鼓鼓囊囊的。

    “推窝窝?”

    高个儿把面口袋交给掌柜的:“不吃莜面!一天吃莜面。你给俺们到老乡家换几个粑粑头吃⑤。多时不吃粑粑头,想吃个粑粑头。把火弄得旺旺的,烧点水,俺们喝一口。——没酒?”

    “没。”

    “没咸菜?”

    “没。”

    “那就甜吃!”⑥

    老刘小声跟我说:“是坝上来的。坝上人管窝窝头叫粑粑头。是赶牲口的,——赶牛的。你看他们拿的六道木的棍子。”随即,他和这三个坝上人搭口格起来:

    “今天一早从张北动的身?”

    “是。——这天气!”

    “就你们仨?”

    “还有仨。”

    “那仨呢?”

    “在十多里外,两头牛掉进雪窟窿里了。他们仨在往上弄。俺们把其余的牛先送到食品公司屠宰场,到店里等他们。”

    “这样天气,你们还往下送牛?”

    “没法子。快过年了。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

    不大一会,掌柜的搞了粑粑头来了,还弄了几个腌蔓菁来。他们把粑粑头放在火里烧了一会,水开了,把烧焦的粑粑头拍打拍打,就吃喝起来。

    我们的酱碗里还有一点酱,老乔就给他们送过去。

    “你们那里今年年景咋样?”

    “好!”高个儿回答得斩钉截铁。显然这是反话,因为痘疤脸和后生都噗嗤一声笑了。

    “不是说去年你们已经过了‘黄河’了?”

    “过了!那还不过!”

    老乔知道他话里有话,就问:

    “也是假的?”

    “不假。搞了‘标准田’。”

    “啥叫‘标准田’?”

    “把几块地里打的粮算在一起。”

    “其余的地?”

    “不算产量。”

    “坝上过‘黄河’?不用什么‘科学家’,我就知道,不行!”老刘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字眼说:“过‘黄河’,过毬的个河吧?”

    老乔向我解释:“老刘说的是对的上的土层只有五寸,下面全是石头。坝上一向是广种薄收,要求单位面积产量,是主观主义。”

    痘疤脸说:“就是!俺们和公社的书记说,这产量是虚的。他人家说:有了虚的,就会带来实的。”

    后生说:“还说这是:以虚带实。”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以虚带实”是这样的解释的。

    高个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年月!当官的都说谎!”

    老刘接口说:“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

    老乔把烟口袋递给他们:

    “牲畜不错?”

    “不错!也经不起胡糟践。头二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想去吧!——他们仨咋还不来?去看看。”

    高个儿说着把解开的老羊皮袄又系紧了。

    痘疤脸说:“我们俩去。你啦⑦就甭去了。”

    “去!”

    他们和掌柜的借了两根木杠,把我们车上的缆绳也借去了,拉开门,就走了。

    听见后生在门外大声说:“雪更大了!”

    老刘起来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归在一起,上了炕,说:

    “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

    “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小王已经睡着了。

    “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我老是想着大个儿的这句话,心里很感动,很久未能入睡。这是一句朴素、美丽的话。

    半夜,朦朦胧胧地听到几个人轻手轻脚走进来,我睁开眼,问:

    “牛弄上来了?”

    高个儿轻轻地说:

    “弄上来了。把你吵醒了!睡吧!”

    他们睡在对面的炕上。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醒来时,这六个赶牛的坝上人已经走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写成

    ①“百不咋”是无所谓,没关系的意思。

    ②那时农村宣传“共产主义”,都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慕,是思量、向往的意思。这是很古的语言,元曲中常见。张家口地区保留了很多宋元古语。

    ③鸡土从是一种菌,张在白蚁窝上,味极腴美。

    ④“供书”是拿钱供学生读书的意思。

    ⑤他们说“粑粑头”,“粑粑”作入声。

    ⑥张家口一带不说“淡”,说“甜”。

    ⑦“你啦”是第二人称的尊称,相当于北京话的“您”,大概是“你老人家”的切音。

    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①,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

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过了炕房和浆坊,就都是田畴麦垅,牛棚水车,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牛粪和水,拍成饼状,直径半尺,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作燃料,已经完全是农村的景色了。由大淖北去,可至北乡各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直达邻县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