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只要一谈起乔伊，孟姨目光里的那两汪光泽会长久长久地闪烁，我相信，那光芒就叫温柔。

　　我几乎是听着乔伊这个名字踏进成年的。和孟姨做朋友，一开始就是因为乔伊。那是一个雨后的早晨。我发现对门新搬了人，孟姨站在门口，她那一头如云如烟的白发几乎令所有的黑发惭愧。她朝我点头，然后把她的手伸进雨中，“乔伊不知带伞了没有？”她说。

　　乔伊？乔伊。

　　从此以后，我发现孟姨家的门是永远敞开的。人们从她门前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我不知是不是第一个跨进那个门槛的人，只知道当我坐在那张低矮的沙发上，关于乔伊的故事便源远流长。

　　“那时我20岁。他和我一起散步，是早晨。阳光还没出来，黎明的天空是蟹青色的，乔伊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他爱……”

　　孟姨的手抚着沙发座，她把头微微倾斜着，如果可能，我会一声不吭。静静地像一只小猫一样听她诉说，听她回忆。那会儿，无数个朦胧的黄昏和宁静的夜晚，我和她共同分享着那个年轻的乔伊。

　　几乎所有的邻居包括我的父母，都一致认为孟姨有病，是那种说出来很难听的毛病。尽管她的屋门永远大开，可是只有我穿越过去，默默地扬着头，听一支又一支关于爱的歌。

　　“他给我买了纱巾……淡淡的紫色，他说紫色高贵……我激动得想哭……可没有，我不流泪……再强的男人也怕泪水。”

　　后来，我恋爱了。爱得热火朝天。几乎整整两个月，我没有去看孟姨了。一个多雪的午后，我远远看见孟姨站在门前，她一头洁白如雪的银发映在白雪的亮光中，突然令我没有缘由地心酸起来。我走近她，发现她很疲乏，很衰弱，也很淡然。她盯着我，嘴角一掀，一丝淡淡的笑化开来：“那小伙子很像乔伊……”她的话令我心惊，“乔伊也有那么高，宽宽的肩，有一次，我把头靠在他肩上，一下子就睡着了，……真想永远睡过去，不醒，不醒……”

　　我伸出冰冷的手指，一下又一下划她的耳梢。孟姨握着我的手，紧张地问：“你们……很好了？恋爱……很好吧？”

　　我脚下冰冷的雪一点一点化开了，我轻轻抽回手指，从她身边走开。

　　以后的日子我不再去找孟姨。因为我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男朋友和乔伊之间的联系。很快，我在东奔西忙准备结婚，打家具，购买锅碗瓢勺。有一个晚上，我和男朋友分别在门前，男朋友磨着要我亲他，我踮起脚尖，展开双臂，这时，我听见门吱呀一声响了，孟姨站在我的面前，神秘地笑着。男朋友走了，我站在黑暗中不吭一声，黑暗沉沉重重地压过来，使我难以看见孟姨的脸，只听见一声漫长的嘘叹后，孟姨的门吱呀地关上了。

　　我结婚那天热闹非凡。大雪过后，天地真的是一片洁白。白皑皑的雪像条被子覆盖了眼前茫茫的大地。我的喜庆鞭炮震耳欲聋，响彻云霄，当我坐上汽车离开时，只见一地的鞭炮红纸，映在白雪之间，像一幅绚丽灿烂的图画。

　　我的脸转向窗外，从此以后，注定了我一生的记忆中都将永远留下一幅刀刻似的画面。我惊异地看见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蹲在雪地里，一片又一片地捡着红纸，她苍老的手伸向冰凉的雪地，红纸化开的色彩留在白雪上像滴血般的生命，是不是孟姨一生的爱？

　　泪水朦胧中，我成了幸福的新娘……

　　多年以后，我重回故园，听到的所有故事中惟一有一则令我心惊。孟姨死了。被人发现她去世已是第二天的早晨，她的门一直开着，但所有的人从门边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人发现她的生命的终结。因为一生未嫁未婚，无儿无女，便由她所在的原单位来整理遗物。除了一些衣物和家什，她没有留下一个字，一张相片，也没有一封信。

　　“还有什么？”我死死地问人们。

　　“哦……还有一条紫纱巾，压在箱底下……”有人说，“不过是新的，崭新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孟姨一生中的那个乔伊究竟在何方，我无从查找。也许乔伊早已再婚，且儿孙满堂，也许乔伊早已离开人世；也许……突然，我的脑中闪过一道白昼般的闪电，也许根本没有乔伊呢？只不过孟姨把她一生所有的爱都凝成、塑造了乔伊呢？

　　可是，有没有乔伊又有什么重要呢？只要有爱，一生总有一次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