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２〕。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３〕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４〕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５〕，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６〕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９〕。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１０〕。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１２〕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绍介了望·蔼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绍介了爱伦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１３〕还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

　　〔２〕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先后出版过《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后因经济困难，无形解体。

　　〔３〕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后为北新书局主持人。

　　〔４〕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等。

　　〔５〕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的小官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为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下令停办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林被任为师范部学长。同年九月五日，他率领军警赴女师大实行武装接收。

　　〔６〕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一九二六年十月高长虹等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该刊第二期载有高长虹《给鲁迅先生》的通信，其中说：“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现在编辑《莽原》者，且甚至执行编辑之权威者，为韦素园先生也……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要不应施之于同伴也……今则态度显然，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最后他又对鲁迅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７〕未名社被封一九二八年春，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李霁野、韦素园译）一书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扣。北京警察厅据山东军阀张宗昌电告，于三月二十六日查封未名社，捕去李霁野等三人。至十月始启封。

　　〔８〕按鲁迅到广州应是一九二七年初（一月十八日）。

　　〔９〕《外套》俄国作家果戈理所作中篇小说，韦素园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为《未名丛刊》之一。据《鲁迅日记》，他收到韦素园的赠书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１０〕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勃兰特》是他作的诗剧，剧中人勃兰特企图用个人的力量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世俗旧习。他带领一群信徒上山去寻找理想的境界，在途中，人们不堪登山之苦，对他的理想产生了怀疑，于是把他击倒，最后他在雪崩下丧生。

　　〔１１〕陀思妥也夫斯基（EDＭDFGHIGJKHLMM，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１２〕一九三○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次年又因柔石被捕，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出走前烧毁了所存的信札。参看《两地书·序言》。

　　〔１３〕收入《未名丛刊》中的译本有：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韦素园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韦丛芜译），安特列夫（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的剧本《往星中》和《黑假面人》（李霁野译），荷兰望·蔼覃（１８６０—１９３２）的童话《小约翰》（鲁迅译），苏联爱伦堡（１８９１—１９６７）等七人的短篇小说集《烟袋》（曹靖华辑译），苏联拉甫列涅夫（１８９１—１９５９）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曹靖华译）。

　　〔１４〕《未名新集》未名社印行的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都是短篇小说集。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２〕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３〕投稿之后，由蔡孑民〔４〕先生或陈独秀〔５〕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６〕，“她”字和“牠”字的创造〔７〕，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８〕，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９〕，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１０〕。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１１〕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１２〕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２〕半农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蔡孑民（１８６８—１９４０）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５〕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６〕答王敬轩的双鐄信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刘半农在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所作《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８〕《何典》清代张南庄（署名“过路人”）编著，是运用俗谚写成、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它作题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９〕“驷不及舌”语出《论语·颜渊》，据朱熹《集注》：“言出于舌，驷马不能追之。”

　　〔１０〕《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发表刘半农的《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不久有读者洛卿来信指出这是史实性的错误，《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同年四月二日）发表了这封信，从此刘半农就不再给《语丝》写稿。

　　〔１１〕禁称“蜜斯”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所载刘半农答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他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在一九三○年他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即曾加以禁止；他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女士等。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小姐的意思。

　　〔１２〕指刘半农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发表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参看《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２〕，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３〕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４〕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５〕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６〕，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７〕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２〕“出洋考察”旧时的军阀、政客在失势或失意时，常以“出洋考察”作为暂时隐退、伺机再起的手段。其中也有并不真正“出洋”，只用这句话来保全面子的。

　　〔３〕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有一国从青岛撤兵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本撤走侵占青岛的军队。

　　〔５〕“吃外国火腿”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

　　〔６〕“圆机活法”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

　　〔７〕长谷川如是闲（１８７５—１９６９）日本评论家。著有《现代社会批判》、《日本的性格》等。不饮盗泉，原是中国的故事，见《尸子》（清代章宗源辑本）卷下：“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据《水经注》：盗泉出卞城（今山东泗水县东）东北卞山之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