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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暮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

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辞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样来叙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之知,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景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皈依自然,不当存有嗔喜贪恋;我景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宥与爱;我景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立涌,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罢,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呢!

朋友,我们都不过是自然的奴隶,要征服自然,只得服从自然。违反自然,烦恼才乘虚而入,要排解烦闷,也须得使你的自然冲动有机会发泄。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就可以见出,我们感觉快乐时说“舒畅”,感觉不快乐时说“抑郁”。这两个字样可以用作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形容词时,它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用作动词时,我们可以说它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觉烦恼,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你要想快乐,须得使你的生机能舒畅,能宣泄。流行语中又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也还要拘礼节,哪能由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愈觉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想自杀,幸而他的文机动了,埋头两礼拜著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自杀的念头也打消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浇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剧情愈悲而读之愈觉其快意,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郁的道理。

总之,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疏,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欢喜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零乱,灰尘满地,你亲自去洒扫一过,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么?

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晨间把一百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暮间把一百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他又尝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艺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

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艺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

谈谈笑笑,

跑跑跳跳!

你的朋友 孟实

朋友: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抚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么?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富兰克林,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不必远说,你应该还记得,国父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么?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这个道理,孙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学说特别重“知”。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么?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罢!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欢喜打,你到老都欢喜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

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就是读书吗?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第一,学校功课门类虽多,而范围究极窄狭。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自己在课外研究,去发见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口胃。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见好书籍,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第二,念讲义看课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惟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谈千卷万卷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你大约还记得北平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种”,结果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几何代数,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史记汉书。这在旁人看起来似近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喜欢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各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供天下无量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发生同样效力?

我为了写这封信给你,特地去调查了几个英国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读物部最流行的书可以分为四类:(一)冒险小说和游记,(二)神话和寓言,(三)生物故事,(四)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就中代表的书籍是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Jules Verne: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和《海底二万浬》(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Defoe:Robinson Crusoe),大仲马的《三剑客》(A. Dumas:Three Musketeers),霍桑的《奇书》和《丹谷闲话》(Hawthorne:Wonder Book and Tangle Wood Tales),金斯利的《希腊英雄传》(Kingsley:Heroes),法布尔的《鸟兽故事》(Fabre:Story Book of Birds and Beasts),安徒生的《童话》(Andersen:Fairy Tales),骚塞的《纳尔逊传》(Southey:Life of Nelson),房龙的《人类故事》(Vanloon:The Story of Mankind)之类。这些书在国外虽流行,给中国青年读,却不十分相宜。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像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他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谈到这里,我还没有答复应读何书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能力答复,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比方在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济慈(Keats)、雪莱(Shelly)、柯尔律治(Coleridge)、布朗宁(Browning)诸人的诗集、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Shakespeare:Hamlet)、《李尔王》(King Lear)和《奥瑟罗》(Gthello)、歌德的《浮士德》(Goethe:Fasuts),易卜生(Ibsen)的戏剧集、屠格涅夫(Turgenef)的《处女地》(Virgin Soil)和《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Dostoyevsky:Crime and Punishment)、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Flaubert:Madame Bovary)、莫泊桑(Maupassant)的小说集、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如果我应北平京报副刊的征求,也许把这些古董洋货捧上,凑成“青年必读书十种”。但是我知道这是荒谬绝伦。所以我现在不敢答复你应读何书的问题。你如果要知道,你应该去请教你所知的专门学者,请他们各就自己所学范围以内指定三两种青年可读的书。你如果请一个人替你面面俱到的设想,比方他是学文学的人,他也许明知青年必读书应含有社会问题科学常识等等,而自己又没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两种拉来凑数,你就像问道于盲了。同时,你要知道读书好比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你自己也须得费些功夫去搜求。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读书十种”或“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抉择还要靠你自己。

关于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记着这两点,其他琐细方法便用不着说。各人天资习惯不同,你用那种方法收效较大,我用那种方法收效较大,不是一概论的。你自己终久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决不能给你一个方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你嫌这封信太冗长了罢?下次谈别的问题,我当力求简短。再会!

你的朋友 孟实

这十二封信是朱孟实先生从海外寄来分期在我们同人杂志《一般》上登载过的。《一般》的目的,原思以一般人为对象,从实际生活出发来介绍些学术思想。数年以来,同人都曾依了这目标分头努力。可是如今看来,最好的收获第一要算这十二封信。

这十二封信以有中学程度的青年为对象。并未曾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就谁都是受信人,谁都应该一读这十二封信。这十二封信,实是作者远从海外送给国内青年的很好的礼物。作者曾在国内担任中等教师有年,他那笃热的情感,温文的态度,丰富的学殖,无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他的赴欧洲,目的也就在谋中等教育的改进。作者实是一个终身愿与青年为友的志士。信中首称“朋友”,末署“你的朋友”,在深知作者的性行的我看来,这称呼是笼有真实的感情的,决不只是通常的习用套语。

各信以青年们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事项为话题,作者虽随了各话题抒述其意见,统观全体,却似乎也有一贯的出发点可寻。就是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作者用了这态度谈读书,谈作文,谈社会运动,谈爱恋,谈升学选科等等。无论在哪一封信上,字里行间,都可看出这忠告来。其中如在《谈在卢佛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一信里,作者且郑重地把这态度特别标出了说:“假如我的十二封信对于现代青年能发生毫末的影响,我尤其虔心默祝这封信所宣传的超‘效率’的估定价值的标准能印入个个读者的心孔里去;因为我所知道的学生们,学者们和革命家们都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太类似美国旅行家看《蒙娜?丽莎》了。”

“超效率!”这话在急功近利的世人看来,也许要惊为太高蹈的论调了。但一味亟于效率,结果就会流于浅薄粗疏,无可救药。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娶妻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为了福报,读书是为了做官,不称入基督教的为基督教信者而称为“吃基督教”的,不称投身国事的军士为军人而称为“吃粮”的,流弊所至,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实用,因之,就什么都浅薄。试就学校教育的现状看罢:坏的呢,教师目的但在地位、薪水,学生目的但在文凭资格;较好的呢,教师想把学生嵌入某种预定的铸型去,学生想怎样揣摩世尚毕业后去问世谋事。在真正的教育面前,总之都免不掉浅薄粗疏。效率原是要顾的,但只顾效率,究竟是蠢事。青年为国家社会的生力军,如果不从根本上培养能力,凡事近视,贪浮浅的近利,一味袭蹈时下陋习,结果纵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亦止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国家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可说。

“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作者对于现代青年的毛病,曾这样慨乎言之。征之现状,不禁同感。作者去国已好几年了,依据消息,尚能分明地记得起青年的病象,则青年的受病之重,也就可知。

这十二封信啊,愿对于现在的青年,有些力量!

1929年元旦书于白马湖平屋

在朱光潜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欣闻他早年撰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即将重印,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泰斗和主要奠基者、开创者之一,也是本世纪以来我国为数不多的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之一。他一生著译等身,为中国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正如他的后任中华美学学会第二任会长王朝闻先生所说,朱先生对中国美学事业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

朱先生自1925年起出国留学八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十部著译。《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其中的第一部。他到英国不久,就开始为开明书店的刊物《一般》(面向中学生和一般青年)撰稿。他以书信方式,结合文艺、美学、哲学、道德、政治等,给青年谈论修养,指点迷津,深受青年欢迎。到1929年,这一组十二封信就结集出版。由于所谈问题十分贴近当时国内学生、青年探寻人生道路时的种种迷茫、仿徨、苦闷心情,因而此书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由此,朱先生亦“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作者自传》),他以后写书撰文,常常想到青年读者,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谈美》便是三年之后的1932年,再以书信形式为青年所写的一本美学入门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前一部书的续篇或姐妹篇。前一部虽论及文艺美学,但主要谈人生修养;后一部主要谈艺术和美,却着眼于美化人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我来说,这两部小书并不陌生。记得初读它们是在1979年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蒋孔阳教授当时除了要求我们多读西方哲学、美学原著外,也要求读些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的著作,他特别指定了要读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在读完《文艺心理学》一书后,我曾写过一篇近万字的读书心得,作为学期末的作业交给蒋先生。就在查找《文艺心理学》的同时,我也发现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这两本小书。现在回想起来,读这两本小书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因为第一,自己当时虽然年过三十,但毕竟还属青年范畴,这类书很合“胃口”;第二,对之爱不释手,一开读就放不下了,读了一封还想读下一封,好像读侦探小说似的,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非得一下子读完不可;第三,此二书文笔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美学理论说得既明白晓畅,又十分透彻。当时,在我印象中,此二书虽为理论修养书,却极富艺术魅力,比“文革”时期的许多所谓“文艺作品”更具审美吸引力。当然,也不必讳言,当时的我,思想中“文革”留下的极“左”余毒尚未完全肃清,“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未完全松弛,所以,对此二书特别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有些观点还带着“批判的眼光”而有所警惕,譬如对其谈社会运动(第四封信)时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骑墙态度颇为反感,认为其貌似中立而实质右倾;又如对他一再推崇陶渊明式的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静无为的理想境界也不以为然,认为他恰如鲁迅所批评的忘了陶潜还有“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当然,这些具体想法现在看来也不见得都不对,但对我当时全面认识和评价朱先生的学术思想却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特别是从总体上认为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他的书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许多观点是错误的。

以上是我初次阅读朱先生二书的一些感受。最近有机会重读二书,虽然并不陌生,却倍感新鲜,大约是思想观点与学术心境与当初大不一样的缘故吧。

首先,我最为赏识和佩服的是朱先生在此二书中,能以亲切、平等的对话方式,以对青年学生的理解、同情和将心比心的态度,与读者谈文说艺,纵论人生。这种方式是最易于为读者接受的。在这些信中,朱先生以交心的态度与青年谈心,遂能深入读者的肺腑。如“谈升学与选课”(第七封信),朱先生就现身说法,谈自己当初读高师选国文科的经历,说明应以合个人兴趣、“胃口”为准;“谈摆脱”(第十封信),朱先生举了“禾”、“禹”等自己的朋友的事例,也使人感到十分亲近;“谈人生与我”,全信以“我”自己摆在前台与后台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来展开论述,使读者能直接洞察作者的心灵,与之交流、沟通。朱先生这种与读者平等对话、娓娓谈心、拉家常式的写作态度,是值得学习的,至今仍不失其价值。我以为这里可贵的并非写信谈天这种写作形式,而是朱先生视青年学子为朋友、与他们平等相待、同他们促膝谈心的这种尊重人的态度,是对读者大众理解、爱护、以诚相待、洞开心扉的赤子之心。朱先生写此二书至今已六七十年,时代早已大变,但朱先生这种精神远未过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文化也正在发生深刻转型,青年中间出现了种种信仰、信念、理想、人生道德、审美等观念上的危机与迷惘,十分需要“过来人”与之交流、探讨。同时,社会人际关系的隔膜却有所加深,许多人的心灵被遮蔽起来了。因此,要赢得青年们的心,首先需要理解他们。这正是近些年来“理解万岁”成为广大青年喜欢的旗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目前理解、贴近青年心坎的、打动他们灵魂的读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在理解青年基础上与他们娓娓谈心、促膝对话、交流沟通的书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我竭力推崇朱先生这种与青年将心比心、平等对话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在今天比旧时代更为需要,更值得提倡。

其次,朱先生这两本书写得极富情趣,因而有巨大吸引力,不仅授人知识,给人启迪,还使你获得美的享受。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除了工作与物质的享受外,还需要有情趣,有精神上的慰藉与享受,否则,生活就太枯燥、单调、寂寞了。中国文人历来就很讲情趣。中国古代审美中“趣”是很重要的一个范畴,无论诗、书、画、乐都讲究趣味,并由“趣”生出旨趣、情趣、意趣、风趣、兴趣等一系从属范畴。如王夫之就提倡诗应“亦理亦情亦趣”(《古诗评选》卷五)。朱先生虽出洋多年,喝了许多洋墨水,在美学思想中亦受到从黑格尔到克罗齐许多大家的影响,但其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文人学者,他在两书中一再提到人生要有情趣,艺术要有情趣。在《谈美》一书最后一篇“慢慢走,欣赏啊!”中,朱先生强调“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朱先生不仅主张人生的情趣化,而且这两本书也确实写得很情趣化、艺术化。“情趣化”首先要有“情”,只有“理”没有“情”难以打动人心,不经过“情”洗礼的纯“理”是干巴巴的、抽象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主要是谈人生修养的,更重哲理,但朱先生所谈的哲理是经过“情”熔炼而派生的,是含情之理,用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见思想这件东西与其说是由脑里来的,还不如说是由心里来的,”而“心与其说是运思的不如说是生情的”,他这十二封信所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当我们读这些信时,不仅为其所讲之理所折服,更为其字里行间流淌洋溢的情感所打动,反过来又更信服这含情之理。

“情趣化”还要有“趣”。“趣”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非一两句话讲得清楚。在我看来,讲理论、讲道理,而要使人感到有趣味,至少有三点要做到:一是要结合实际事例来解释,使抽象的道理容易理解且不乏味;二是要生动、形象、活泼,有点艺术化的处理,使人读来不但不感枯燥,反而感到新鲜有味;三是行文要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用平实浅易的话表述得一清二楚,语言要流畅优美,使人读之如口渴饮甘泉,舒畅无比。朱先生这两本书在这几方面做得极好,堪称典范。那些谈论人生修养的哲理和探求美和艺术奥秘的学理,本来都是十分艰深的,但到了朱先生笔下,却一下子变得生动活泼、新鲜有趣起来。譬如“谈静”一信,是谈人生境界的。他所谓“静”,是指“心界的空灵”,有了心境的空灵,才能领略静中之趣。朱先生讲此理时,先引了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诗来说明,后又引陶渊明、裕康几首诗解“静趣”之奥秘,读后使人不但在道理上懂得了人生动、静两者不可缺一,更领略感悟到“静”之趣味。以看松树的不同眼光、态度来说明实用、科学与审美的本质区别,是朱先生论美的著名实例。这个例子举得那么贴切,那么有力,那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朱先生的美学主张,所以不但在美学界,而且在广大青年中也传播极广。比起当时和当今的许多美学家来,能把深奥的美学道理讲得如此简明、生动,使人感到趣味无穷的,除朱先生外,少有人能及得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的国文功底深厚,所写文字极漂亮,于平易朴实中见优美,在行云流水中闻韵律,虽是散文,却有浓郁诗意。《谈美》中不少篇章均有此特点。故读之如同欣赏艺术精品,不时获得美的享受,且感余味无穷。这些,大约是此二书“趣”之所在。

再次,朱先生这两本书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艺术的人生化或人生的艺术化,这恐怕也是朱先生前期(解放前)美学思想的一个根本追求和深层基础吧。《谈美》一书谈到了审美态度、审美距离、美感、欣赏、艺术与游戏、艺术创造等十几个话题,但全书归结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根本命题。朱先生明确提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离开艺术便也无所谓人生”;每个人“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在他看来,“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追求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并非朱先生的发明,他直接受到德国19世纪后期大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明确说道:“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又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显然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的较早的宣言。不过,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但最根本的则是酒神精神。朱先生虽接受了尼采的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却更看重日神精神。因为酒神精神象征激情的放纵、亢奋;而日神精神则藉梦和幻觉象征美的外观,相对比较平和、节制、超脱。朱先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态度,当然,这种超脱并非对“整个人生”的超脱,更非消极地逃避现实。在此,朱先生严格区分了“实际人生”与“整个人生”。他认为,这种对“实际人生”的审美的超脱恰恰为积极投入“整个人生”打好了基础。这从他对人生艺术化的具体解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他讲艺术的完整性体现在生活中即是“人格”,认为“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并举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例子,说这“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认为“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又如他认为“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而世间有两种人(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最不本色,“‘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掩盖本色”,因此他们的生活也最不艺术,说明他对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是不苟且的、否定的。所以,他主张的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与艺术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为消极地逃避人生与现实。实际上,从朱先生这两部书整体来看,他实际上是很关心民族、国家的现实的,特别关心青年在现实中的人生选择、思考与修养。这说明他主张的审美超脱并非真正要人们消极地超脱现实、逃避人生,相反,他希望给现实人生增添美好的色彩,因此,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向上的。这一点不应有所误解。

至于朱光潜先生的具体美学观点,如美是孤立绝缘的形象,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及一系列有关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他的书写得清楚明白、雄辩有力,读者可自己阅读。对他美学观点的是非评价,这里也无法多说。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些观点是他吸收了西方许多大美学家的思想观点,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进行的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创造,而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譬如,他对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艺术观共通弊病的剖析,是独辟蹊径而切中肯綮的;又如他关于艺术与游戏之异同的辨析虽源于西方,却抓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一点,可谓独具慧眼,有中国特色;再如他关于艺术欣赏也是创造,诗的生命不仅在作者、也要读者帮忙的观点,已具备七十年代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如此等等,都体现出朱先生美学思想的独创性。正是凭着这种兼容中西、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使朱光潜先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