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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你去商场买东西,事后不论任何理由,都可去退货。因此,有一些中国人假如过几天要出席重要宴会,就去“买”一套名牌衣服,穿去赴宴之后,再去商场退货。

美国商店还有一桩好事:买贵了,可退差价。于是有些中国人就趁平时不打折,但尺寸、颜色较齐全的时候,把货品买回来,等到大减价的时候,再把收据拿去退差价。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还到处宣扬自己的聪明,甚至纳闷为何别人都那么“愚蠢”,不会利用这个“漏洞”。

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能力强”,把挑拨族群看成“和解共生”,真的是价值错乱。许多股友在讨论巴菲特的选股标准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一再强调的:他非常重视一家公司CEO的诚信,不够正派的公司他绝不考虑。

今天你会钻法律的漏洞,明天你掌权了,就会去修改法律,让自己的违法变合法。这几年来,我们看了太多这种例子。

10年前,我带3岁多的儿子到美国旅行,寄宿亲戚家。亲戚拿出一个全新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给我,说:“这里规定,儿童一定要坐汽车安全座椅。这个给你用,因为是借来的,请尽量不要弄脏,我还要还给人家。”

两周后,我不再开车,他拿着半新不旧的安全座椅到量贩店办理退货。店员一声不吭,将钱全数奉还。

亲戚得意地对我说:“美国的商店,两周内都可凭发票退货,所以我们常来这里‘借’东西。有些中国人甚至连电视机都‘借’呢!你说,美国人笨不笨?无条件退货机制的漏洞这么大,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来年,我到日本,在当地做事的台湾朋友招待我,出入都开车。我问:“东京地狭人稠,不是很难停车吗?”“没那么严重啦!政府规定要有停车位才准买车,所以车子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多。”他说。

“哇!那你有停车位喽?一定贵得吓死人对不对?”“你怎么跟日本人一样笨!先租个停车位,等车子挂牌后,再把停车位退掉,不就解决了?”

几天后,换成日本朋友招待我,待遇沦为两条腿加地铁。他客气地说:“东京养车容易,养停车位难,所以只好委屈你挤地铁了。”我马上向他传授“破解之道”。

没想到他没有“悟道”后的狂喜,只淡然地说:“真要钻漏洞,其实到处都是,比如家母住在乡下,我把户籍迁过去再买车就可以了。但是,我实际上就住东京,没停车位却买车,左邻右舍会怎么看我?开车上班,我怎么面对同事?正派的人都不会这样做。”

美国商店无条件退货的机制与日本到处存在漏洞的法规,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当信任瓦解,社会也会崩溃。因此,他们可以容忍政客做错事,却不容许政客说谎。

我们则是“假到真时真亦假”,每个人都虚虚实实。思维影响行为,而个人行为又可扩及影响企业服务、社会运作。

记得去罗马搭乘地铁时,发现有售票机却没有验票机。我当场起了疑心,到底要如何确认乘客有没有买票?如果有很多人逃票,那地铁不就铁定亏钱吗?这是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想要替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或贪小便宜的心理寻求应对之道。

对意大利人而言,我们会问这种问题才奇怪。搭车为啥不买票?乘车怎么可以不买票呢?两方的想法当下有了差异。

如果你真想知道不买票是不是也可以搭车?可以,的确可以入站搭车,但是你要确保不会被富有正义感的意大利人发现,因为他八成会去告发你。到时候罚款可就是票价的数倍,而且丢脸还丢到国外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纽约,有一次参观有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付了钱,柜台员工给我们一个约10元台币大小的金属片门票,上面附有有两条夹子,方便我们别在衣领上。友人告诉我,参观中途可以随时出来,如果还要再进去,门票就不用缴回,可以凭原本的门票再进入。确定不再进去参观,就把门票丢入门口的玻璃柜中。

我问:“门票的形式、颜色每天换吗?”朋友回答:“不换。”“那会不会有人把门票带回家,过几天再来呢?或是10人进去只买5张门票,其中一人再把门票带出来给其他人?”

朋友大笑:“只有中国人会这么想!美国人的想法单纯多了,进去就是要买门票,不再进去,就缴回门票。基本上美国人相信大家都是守法的好人,所以门口的工作人员很少。”

刹那间让我觉得很惭愧,防弊多于兴利的观念、钻漏洞的念头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最近给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上课,发现台积电的餐厅跟科学园区的其他厂商一样,采用外包模式,一样干净整洁明亮。所不同的是,餐厅没有人帮你打菜,要吃什么一切自便,发水果的地方贴了一张纸条——每人限拿一袋(洗好切好的)。连入口处也很少有人在管,进餐厅时自己用识别证刷卡,餐费月底自动从薪水中扣除。

一位台积电副经理告诉我:“一位员工被抓到吃饭没刷卡,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开除。”

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成本自然下降,工作也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不但降低生产力,工作也被动,不愉快。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将心胸打开,用开放的心胸、信任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伙伴。

建立信任,不容易,却非常重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你是我的“蚌壳精”

和龙应台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徐克家的饭桌上。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局长”。

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小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地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想了解她的感觉。能否成为朋友,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得近了,常听她跟母亲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让我感动。

她有一种独特的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都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我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来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直接刺激到你的神经。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泪珠往下落。

在写作方面她是人中翘楚,在生活方面她却是痴人一个。她写起文章没日没夜,衣、食、住、行却全不花心思。

她在香港大学的工作室内闭关撰写巨著《大江大海1949》时,非常辛苦。她一天到晚在楼中工作,直到整座山都黑了,四下里空无一人,只有杜鹃的啼声与之相伴。我打电话问她:“你那边有没有饭吃?”她说:“哎,忘记了,今天没吃中饭,也没吃晚饭。”其实,我早已料到,她不会准备吃的,因为她根本不会照顾自己。于是,我和小秘书决定给她送饭。

那晚,车子缓缓地驶上山,这里不像香港的夜晚,很静,周围不见一个人,也没有其他车子往返。

我和小秘书下了车,山上的树叶被风吹得“唰唰”作响,万分寂寥。我们转进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学院大楼是中国庭园式回廊建筑,楼梯转角的灯泡好像坏了,忽明忽暗。我身上那件开司米针织雪白大袍子给风吹得飞了起来,心里有点毛毛的。往回看,小秘书穿着一身绿衣服,两手各拎着一袋东西,正低着头往上爬,那是我在家里刚煮好的饭菜,热腾腾的,还冒着气。我心中暗笑,这情景好像白蛇和青蛇给书生许仙送饭似的。

门打开了,昏黄的灯光下,“书生”显然已经心力交瘁,见到我即刻露出灿烂的笑容。伴着满室的书香,她高兴地给了我一个满怀的拥抱,说:“青霞,你真是我的‘蚌壳精’。”

我环顾书房,室中央放着一个大画架,架板上架着厚厚的一叠像麻将纸般大小的纸张,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和线条,朦胧看见是“俘虏营”“长春”“满洲国”等字眼。左边长桌上放满了书。我走向窗前,窗外一片漆黑,一座座山深得见不着人影,却偶然看见被月光照亮的繁叶在风中起舞,我冲口而出:“这里好聊斋噢!”“书生”忙摇手认真地说:“你不要吓我!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把墙边的小圆桌拉开,摆上饭菜,我陪着她吃。碗筷不够,她请小秘书到楼下已打烊的餐厅去借。她连碗筷都拿不稳了。我想她大概是饿了,又可能是因写作而体力透支。我赶紧帮她夹菜,她这才定下来吃饭。刚缓过气来,她说:“青霞,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话说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到海边散步,见到沙滩上有个活的蚌壳,快被太阳晒干了,便顺手拾起往海里丢去。过了几天,书生发现每天晚上家里都有丰富的饭菜摆着,觉得奇怪。有一天晚上,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书生打开门,见到一名美女,美女说她就是那天书生丢入海里的蚌壳。”

“哈!哈!哈!”书房里充满两人清脆的笑声。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

自此之后,我真成了她的“蚌壳精”。她认为作家不可以太享受,所以没请佣人。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经常要查书、看资料、写作的作家,家里的灯泡竟然旧得昏黄而亮度不够。

有一阵子“书生”发现宿舍里有臭虫,她大惊失色。我请小秘书派除虫专家去杀虫,“书生”安心了,又很“学术”地说:“这是全球化的结果,美国、德国的臭虫都在以几何倍数增加呢。”还好“书生”巧遇“蚌壳精”,灯泡不敢不亮,臭虫也没法久留。

除了照顾她吃饭,穿衣也是我照顾的范畴。她不懂打扮,对外表极不敏感。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那条裤子的一只裤脚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当时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着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你一个裤脚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要出现在各种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介绍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她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都起了毛边,看得一帮朋友很着急。后来我送她一双黑色鹿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在我的“熏陶”下,她渐渐有了自己的审美。哪天她特别顺眼、好看时,朋友必先来个称赞,接下来的一句话一定是:“林青霞教的,对不对?”她也不避讳,爽朗地大笑。后来我到香港大学去旁听她的课,我们的缘分也更进一步,亦师亦友的时相往还。她说:“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

她有思想,而且敏锐。我们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像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嘴就可以了。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葆有童真。她离开香港时,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2014年12月,她卸任台湾“文化部部长”,终于又做回了“书生”,我为她高兴。而我,永远是她的“蚌壳精”。

近来的思想界有一点小热闹。从杨绛去世,扯出如何评价钱锺书夫妇生前的“默存”,再到激烈争议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权,其道德责任何在,这场久违的争论似乎尚未结束,许多问题依然似是而非,混沌一片。我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沉默的看客,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研究者,我的专业本能逼迫我不得不说几句,以试图澄清争论中的一些雾霾。

面对社会不义,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保持沉默,他的道德责任何在?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从永恒的原则出发答案不言而喻,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天生就“应该”是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社会不义的批判者。然而,这种“应该”的道德责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却不是一个不正自明、有统一标准答案的常识,而是具有内在紧张、冲突和悲壮的实践困境,只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倘若挥舞一条天然正当的道德大棒横扫士林,必定会误伤贤良、连累无辜。

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权利?在法律上说毋庸置疑,连嫌疑犯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何况知识分子乎?问题仅仅在于,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保持沉默,其在道德上是否正当?还是有德性上的亏欠?

对某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假如要做道德审判,第一条原则,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任何抽离历史语境的判决,都是无效的、空洞的、乃至冷酷的。

沉默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乃是指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它属于天赋的、人人都拥有的、自然正当的权利。但自然正当,不等同于道德正当。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愿性选择。一旦意志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下,而被迫选择沉默,虽然这一选择是“自觉的”,却不是“自愿的”,只能说是“不自由意志”的“不得已”选择,其道德意义也因而变得复杂。

沉默的道德意义,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

第一种在自由社会,虽然有宪法和法律所切实保障的言论自由,一些公民(包括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依然缄默不语,态度冷漠,不闻不问。虽然他们在法律上有此自然正当的权利,但因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在道德上无疑是有瑕疵的。尤其是所发生的不义,与自己的生活情境有密切关系,对自由人的道德要求无疑要更高,比如,政府通过了一个违背公众利益也包括你个人利益的法令,你明知不必付什么代价,却不愿参与公众的抗议活动,只想不劳而获,搭便车,这种沉默既是一种政治冷漠,也是道德上的自私,理该受到谴责。

第二种是在非常年代,运动之势,雷霆万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高压之下,强迫人人表态,互相揭发批判,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在众人争先恐后上台表态、呼喊口号的时候,倘若有人在红色潮中悄然隐身,做一个沉默的“逍遥派”,虽然算不上什么高尚的美德,也是要有一点洁身自好勇气的。在那个年头,不人云亦云,不落井下石,不揭发批判老师、同事,是很需要一点内心的定力与良知的。

将钱锺书与冯友兰比较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叫云泥之别。同样面对江青的恩惠,一个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另一个是写效忠信表达感激涕零。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钱锺书夫妇有揭发批判别人的历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岁月里,张志新、顾准、林昭固然了不起,但像钱锺书这样有所坚守,有所不为,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钱锺书常常让我想到魏晋时代的阮籍。“竹林七贤”众杰,个性刚烈的嵇康被杀,世故的山涛入仕周旋于权力场中,而阮籍则退隐山林明哲保身,司马昭提出要与这位大名士结儿女亲家之好,阮籍大醉六十日以示拒绝。阮籍、钱锺书虽非道德英雄,却是有所不为的狷者,是黑暗时代中的正派人。他们在“不自由意志”之下,做出的是虽非英雄、却不无自尊的自觉选择。

钱锺书杨绛夫妇

▲ 钱锺书杨绛夫妇

第三种是在威权社会,比如两蒋时代的台湾,不像非常时代那样强迫人人表态,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却又不完全;沉默的权利是有的,甚至沉默为当权者所默许与鼓励,社会的沉默与政治的威权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同谋。然而与非常年代一样,知识分子的议政需要有道德的勇气与担当。于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便成为了“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选择。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发声固然是道德担当,沉默就必定意味着道德亏欠吗?

依我之见,对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态的道德诊断,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而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臧否,更需要审慎。道德评判最适用于“自由意志”下的自由人,对于“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者,抽象的道德原则不过是削足适履、强人所难。在非常年代,洁身自好只是少数,沉默反而彰显出正派的低调美德;在威权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既非美德,也非失德。道德对于“不自由意志”所作的不得已选择,往往包含合乎情理的斟酌与宽容。因为人不是天使,亦非魔鬼,人性中有圣俗二元性,既然道德审判的不是天使,而是凡人,那么道德尺度必须符合人性。

从柏拉图、阿奎那到19世纪俄国、法国的知识分子,都以上帝或普遍的正义化身自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社会舆论对其人性的期待会更高,即使到了世俗年代,知识分子成为了与鞋匠同样的职业,而非某种精神象征,社会对他们的道德依然有所期待。因为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这一特殊的职业过去是神圣的,担当天命的,现在依然要求其有道德的担当。因此,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令人习以为常,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便引起了争议。

道德上的沉默,是否意味着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

对政治冷漠,对不义保持沉默,似乎都可以扫入犬儒主义的垃圾堆,那似乎是一批“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然而,被归入犬儒的知识分子,据我的观察,有真伪犬儒之分。“真犬儒”是一批价值虚无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者,在他们内心深处,拒绝一切道德的善恶和价值的是非,一切皆是虚无,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唯一真实的;为了一己之私利,怎么干都行;不要与哥讨论正义、良知,神马都是浮云!如此“没头脑”的犬儒主义者,都是一些精致的或粗鄙的利己主义者。平时奉行低调的、沉默的生存策略,一旦环境险恶,为了自保,不惜随波逐流,应声附和,甚至参与作恶。

然而,混迹在犬儒大军中的,还有一批“装睡的”清醒者,是为“徦犬儒”。他们内心有自己的良知,有明确清晰的是非善恶,只是缘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敢、也无法站出来说话,只能成为迫不得已的沉默者。于是“外圆内方”成为他们的生存策略,场面上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甚至鄙视的套话,重压之下也偶尔做个把违心之事,晚上回到家更深夜静之时,尚存的良知会出来折磨,让自己痛苦一会儿,需要找一两好友借酒消愁,或者找机会弥补自己良心的亏欠,偷偷给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假犬儒”,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相当普遍,公平地说,可能还是“犬儒”中的大多数。

陈寅恪

▲ 陈寅恪

陈寅恪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精神典范。然而,从表面观之,似乎他也不外乎一位“犬儒”。经历了三朝风雨,从来没有公开站出来抗议社会不义,唯一的例外,是二十年代末在清华园守护学术自由。陈寅恪所体现的道德,不属于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理性与勇气的私下表达”。表面来看政治上的确“犬儒”,但在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有自己的风骨,守得住道德底线;不屑“有所为”,但必定“有所不为”——其实,钱锺书何尝不是如此?

讨论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识分子首先是知识的存在?还是道德的存在?

不同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在上个世纪之交,曾经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大儒季羡林、王元化和李慎之,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征。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成为博学鸿儒的为学楷模。王元化和李慎之同为启蒙领袖,民间有“南王北李”之称,但启蒙方式颇有异趣。王元化深感八十年代学风浮躁,只问主义,不屑问题,故到九十年代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继承的是“五四”理性主义传统。他如同清代的戴震,义理考据并重,赋予“尊德性”以“道问学”的基础,化启蒙理想为深厚的学理。李慎之继承的是“五四”狂飙传统,深感九十年代士林人格委靡,失去批判激情。为了鼓舞士气,指点方向,他以一己之道德实践,试图身体力行,杀出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元化潜思,慎之热忱,道相同而路相异。这不仅是两位启蒙大师的分野,也是追随其后的启蒙知识分子们不同的努力方向。

三位学界大儒,季羡林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在,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而王元化则是知识与道德并重。即使是道德的存在,李慎之是积极地有所作为,而王元化则是低调的有所不为,紧紧坚守为人的尊严。

从左至右:季羡林、李慎之、王元化

▲ 从左至右:季羡林、李慎之、王元化

三位学界大儒,孰高孰低?基于对知识分子不同的自我理解,相信各人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需要有人“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担当道德先锋;也需要有人“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替中国文化守住一线命脉。以道德衡量之,似乎前者价值最高。但倘若知识分子徒有烈士之悲壮情怀,缺乏深邃的思想与学理支撑,如此的道德勇气也只是沙滩上的巨塔。何况道德实践在现代社会,并非知识分子一家之专利,而是公民的普遍属性,作为知识分子公民,他的道德实践,最好具有深刻的专业背景,避免成为空头道德家,诚如王小波所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在“不自由意志”之下,知识分子的选择首先是不作恶,有所不为,守得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沉默未必是金,但也无可厚非。道德对“不自由意志”下的迫不得已者,有一定的斟情权,对随波逐流的作恶者从严,要求“枪口抬高一寸”,担当作恶者该担当的罪责;而对洁身自好的沉默者从宽,予以合乎比例的同情性理解。

“自由意志”下的选择有较高的道德责任,而“不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只有有限的、底线的道德伦理。道德这个玩意儿,不是用来谈论的,而是用来实践的。与其成为空头道德家,不如自我践行,以一己之风范激励士林,改变风气;不能作为底线道德苛求众人,哪怕是自己的知识分子同仁。而道德的实践,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长时段的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地火的运行,是一般心浮气躁者所难以洞见。

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比沉默更可怕的,反而是一种相互残杀的戾气。自己不敢直面不义,就将勇敢发泄到同样是弱者的同道身上;或者以为自己够勇敢了,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特别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处于安全的道德高地之人,更容易不自觉地产生此类道德强迫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以今日中国为甚。

一个正派的士林,是对沉默既有深切的反思、又有同情性理解的共同体,对沉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不对任何人轻易下超乎情理的道德拷问。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都是有人性弱点的凡人,即使是上帝,对子民也充满怜悯之心,理解人(即便是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不同于神,有英雄圣人的豪迈,也有凡夫俗子的可怜。对凡人提出类似神的圣人之德,本身就是魔鬼的苛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践行圣人之德,但在一个正派的社会里面,不可被强迫成为圣人——不管这一强迫来自何方、何种名义。

我永远谨记,比抽象的道德原则更值得尊重的,是人的价值——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尊严、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性脆弱。其实,正如帕斯卡尔所言,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而已。

【注】本文原标题为《不一样的沉默:也谈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腾讯大家刊发了我的《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下称《权利》,为应对《为钱杨伉俪的“不公共”辩护》一文而作)。第二天就有几个朋友用微信传来一篇反驳我的文章《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下称《勇敢》)。这篇反驳文章原来的题目是《看客的勇敢》。我明白,这是在挖苦我这个“看客”利用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学界前辈,来显摆我自己的“勇敢”。

其实,我在《权利》里要谈的并不是“勇敢”。我要说的是,对知识分子或任何普通公民来说,沉默(或不勇敢)不是一个人的个人“权利”问题,而是有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原因。其中包括《勇敢》一文所强调的环境原因:暴力噤声的制度让那些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精英人物对言论的代价怀有深深的恐惧,因此变成了哑巴。

我在《权利》一文中也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险恶,正义和良心行为经常招致祸端,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选择了沉默”。 我还要说的是,正因为这样的沉默,“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知识分子的沉默问题——逃避道德责任,游离于公共事务和社会正义之外(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无意于奢谈勇敢,因为我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勇敢不起来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勇敢是常态,勇敢是极少的例外。勇敢因此而具有不一般的良心价值。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那些极少数勇敢例外者中的一员,因为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事实上已经选择了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生活。我也不天真到会以为,普通人只是因为读到了某些勇敢者的事迹(如《勇敢》作者提到的林昭)就会勇敢起来。这就像读过雷锋故事的人并不会成为雷锋一样。我甚至不认为,听了林昭的故事,现在还会有多少人像《勇敢》一文作者那样“热泪盈眶”。道德冷漠和犬儒主义已经侵蚀了太多人善良的灵魂,让他们丧失了正义和是非的意识,罹患上了精神麻木的疾病。

柏拉图说过,在暴虐的力量面前,人没有自己找死的义务。同样,在危险四伏的言论环境里(如“百花齐放”),人也没有自投罗网的义务。我写《权利》一文的目的不是“像古罗马时一样”,把人丢进“角斗场里让你跟野兽和自己的同类决斗,供看客们取乐”。相反,我认为,这样对待任何人都是极为非正义和不人道的。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人这么做,我们就不应该对此保持沉默。

打破沉默确实需要勇气,但也不是缺少了超人勇气就绝对办不到的。正如王小波所说,“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 ”。

《勇气》一文要强调的似乎是,像钱钟书和杨绛这样的学人,他们不敢对暴虐的权力发出反抗的声音,是情有可原的。我完全同意。但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不是在某些历史时刻,如“反右”和“文革”时,具体个人的敢或不敢。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他们,还有我们,全都不敢。为什么我们安静地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还将之视为人之常情、理所当然?是因为我们有了什么“权利”,所以自由地选择这么生活?还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权利,所以不得不如此屈辱地活着?“权利”对于我们到底应该意味什么?这些是我在《权利》一文中所要提出的问题。

▲ 资料图:油画《普罗米修斯盗火》

《勇气》指责我“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父母在“文革”中遭遇的苦难是我亲眼所见,我父亲也记录在他的《复归的素人》一书里。他晚年的时候剖析自己奴性,是他对自己的“苛求”,我同意他的剖析,并不觉得与“近人情”有什么关联。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洗澡》都涉及到极左政治运动的背景,写到极左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作品和我父亲的《复归的素人》一样,并非全然的沉默,但是否能产生知识分子担负道义责任的那种“发声”作用,则是可以讨论的。无论是发声还是沉默,都有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再微弱的发声——一个暗示、一个姿态、一个玩笑、一个调侃——也总比全然沉默要强。但这些毕竟不同于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和打破沉默。

就像区分发声与沉默一样,区分知识分子的“负责任”与“不负责任”也是从两个极端来说的。美国已故公共知识分子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和《未竟的往昔》把知识分子为极权暴力曲意辩护称为“不负责任”,而把抵抗极权的独立批判称为“负责任”。在现实社会里,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其他人则是身处于既不完全不负责任,也不完全负责任的中间地带。在这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里,存在着在无数在不同程度上沉默和容忍现状的大多数。钱、杨是否可以说也在这个大多数里呢?大多数人的沉默是极权期待的统治效果,也是这种统治得以延续的条件。沉默者的沉默是统治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权利。看到这一点与钱杨的个案或对他们的个人褒贬并没有必然或直接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才能不沉默,怎么发声呢?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一书里给了我们一些曾经发生在东欧国家里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叫做“像真的”——做出好像可以与权力认真对话的样子,好像可以严肃地讨论法律至少不该是虚伪的,等等。这样可以把官方话语用着一种“操作性”语言。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按照这一协议,苏联和它的所有卫星国都承诺遵守基本人权,“这些政权当然没想过要予以认真对待,这也是他们签名的唯一理由。但从莫斯科到布拉格的批评者们都抓住机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权自身的法律义务上。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迫使当局通过行为来暴露其体制的真相”。

今天,我们讨论“权利”“拒绝沉默”“知识分子责任”,或者“勇气”“良心”“犬儒主义”的问题,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钱、杨的个人评价,也要远远超过对他们是否有勇气,或者对他们是否运用了什么非常巧妙、高雅的方式来表现勇气的猜测和想象。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左拉写了为他辩护的《我控诉》,法国知识分子之间产生反德雷福斯派跟德雷福斯派的争论。但是,也有像小说家莫里斯 ·巴雷斯( Maurice Barrès)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德雷福斯案的事情本身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德雷福斯案的意义。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兴趣和评论聚焦在为时越来越短的短评、博客和推特上。对钱杨个人的评价不过是一个媒体事件,很快会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知识分子的道德选择和他们的良心勇气问题,还会一直被持续讨论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说,《勇气》虽然错会了《权利》的原意,却还是有其公共讨论价值的,因为从一开始,一种公共伦理的元素便已经嵌入我们对何为知识分子的理解当中了。

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拍过一部很著名的影片叫《记忆碎片》(Memento)。在片中,主人公因遭袭击而记忆受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情。有人想帮他,也有人想利用他的失忆症,而他自己则想尽办法,试图克服记忆的障碍,找到真凶。

诺兰具有极强的叙事能力,把一个原本老套的失忆故事讲得格外精彩。他对失忆症状的刻画也相当专业,显然做足了功课。可惜不少观众忽略了导演的努力,轻易接受了电影简介里“短时记忆丧失症”这一似是而非的概念。

从表现来看,电影主人公患上了典型的“顺行性失忆症”(anterograde amnesia)。这种失忆症的主要特征就是患者会忘掉失忆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之相对的叫“逆行性失忆症”(retrograde Amnesia)。这一类患者遗忘的,是失忆事件发生之前的记忆。

两种不同的失忆症充分显示了记忆的复杂性——不同的记忆有不同的加工机制、储存区域与提取方式。然而就像《记忆碎片》揭示的那样,只要一个人的记忆能力没有彻底丧失,故事仍有发展下去的可能。

《记忆碎片》海报

▲ 《记忆碎片》海报

与似是而非的概念相悖,电影主人公的“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看来并无大碍。顾名思义,所谓短时记忆,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内头脑记住信息的能力。一般而言,这有限的时间以秒计。研究表明,顺行性失忆症患者短时维持信息的能力基本正常,时间可长达30秒。只是这样的记忆,患者无法将其加工为新的“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我之前谈到的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皆属此类。

容量是限制短时记忆的关键因素。早在1956年,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A. Miller)就在《神奇数字7±2:我们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一文中指出,人们为什么喜欢说世界七大奇迹、七大洋、七宗罪、北斗七星、人生的七个阶段、七重地狱、七种主色调、七声音阶以及七天为一个星期,无非因为人类的短时记忆大概只能容下“7±2”个组块(chunk),无论这些组块是数字、字母、单词还是别的什么单位。米勒把这种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称为信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的限制,如今看来,他说的其实就是短时记忆的主要特征,长时记忆不受此限。

前额叶和顶叶是与短时记忆相关的主要脑区,而与长时记忆有关的脑区要多得多。从生物化学的角度看,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的区别也很大。要把信息加工成长时记忆,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质,而短时记忆只涉及到几种神经递质(例如5-羟色胺、环磷腺苷以及谷氨酸)的释放和浓度变化,无需合成蛋白质。

正如电影表现的,长时记忆的缺失固然让主人公的人生化作碎片,沦为悲剧,但这个人仍有运用他的逻辑能力予以弥补的希望与可能。而这种运用逻辑解决问题的能力,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短时记忆。正是因为主人公拥有短时记忆,他才能够用纸、笔、纹身和宝丽来快照的方式记录下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来标识自己的行动线索和计划目的。

短时记忆就像一个摆放着几种材料的操作台,以供我们的心智进行信息处理。有些学者把这个处理过程与短时记忆区别开来,叫它“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为此神经科学家托克尔·克林贝里(Torkel Klingberg)讲过一个小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某天晚上在酒吧里邂逅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走出酒吧相互道别之时,女士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那个朋友。然而当时既无名片又无纸笔,朋友也不放心把这串至关重要的数字交由自己的长时记忆保存,而是求助于工作记忆。他将号码留在短时记忆里,在步行回家的路上不断默念它,同时尽量避免去看车牌号、公交车号以及其他可能令人分心的数字。20分钟后,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号码写在纸上。如今,克林贝里的朋友不仅和那位女士组成了家庭,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这则小故事形象地说明了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的区别和联系。短时记忆往往只涉及信息的保存和重复,但工作记忆则需要更多的操作,譬如规则的运用,以及注意力的控制等等。不过,这二者很难完全区分开来,因为它们激活的脑区都在额叶和顶叶。鉴于这些区域在计划、知觉和注意等认知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我愿意再次强调,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与逻辑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没有短时记忆,我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里塑造了一个绰号“活钟表”的乡下小伙富内斯。自从这个19岁的小伙子落马摔成瘫痪,记忆力更是达到极致。他记得五年前4月30日黎明时分南面朝霞的形状,并且在记忆中同他只见过一次的一本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或者与一年前他在某条河泛舟时船桨激起的涟漪相比较。他记得所有书籍的所有内容,记得每一座山林中每一株树的每一片叶子。非但如此,他还记得每次看到或回想到它们时的感受。他对“我”说,他一个人的记忆就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记忆总和。

“我”对富内斯的记忆力无比佩服,但同时又认为他的思维能力不强。因为思维是忘掉差异,是归纳,是抽象,而富内斯的世界里满是琐碎的细节。事实上“我”觉得富内斯的不幸就在于此。事无巨细的世界涌进他的记忆,使他夜夜失眠。而睡眠对于他而言,本是摆脱对这个世界无休无止的牵挂的唯一办法。他仰躺在床上,整晚想到的却是房屋的每一条缝缝和龟裂。他试图把夜晚想像成黑色、致密、均匀的黑暗,可是铺天盖地的细节将他的头脑变成了垃圾倾倒场。在记忆的折磨下,他的身体很快就垮了,21岁时死于肺充血。

这个人物当然出自作家的想像,但我不得不承认,博尔赫斯的思辨是非常有力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将所有的短时记忆加工成长时记忆。那既不可欲,也不可能。正如神经科学家坎德尔总结的那样,不是所有的经验都能成为长时记忆。只有重要的事件才能通过两种相互拮抗的蛋白质构成的阈限,并形成新的神经突触。归根结底,记忆意味着脑的选择。

原标题:《记忆意味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