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代民谣和儿歌中有“森林中的孩子”的故事，叙说一个恶叔叔为篡夺财产，将一对侄儿女骗至森林害死。后来这一词用来指天真轻信，容易受骗的人。）

蒙塔古·西尔弗是西部第一流的街头推销员和贩卖赝品的骗子，有一次在小石城时，他对我说：“比利，如果你上了年纪，脑筋不灵，不能在成人中间做规矩的骗局，那就去纽约吧。西部每分钟产生一个冤大头①；但是纽约的冤大头却象鱼卵一般——多得数不清！”

①这句话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马戏团老板巴南的名言，意谓世人容易上当受骗。

两年后，我发觉自己记不清那些俄罗斯海军上将的姓名了，又发觉左耳上长了几茎白发；我认为该是采纳西尔弗的劝告的时候了。

某天中午，我到了纽约，便去百老汇路逛逛。我竟然遇到了西尔弗。他衣著华丽，靠在一家旅馆门口，用绸手帕在擦指甲上的半月痕。

“是害了麻痹性痴呆，还是告老退休了？”我问他说。

“喂，比利，”西尔弗说，“见到你真高兴。是啊，我觉得西部的人逐渐聪明起来，有些过分了。我一直留着纽约，把它当作最后的一道点心。我认为在纽约人身上捞油水未免有点儿缺德。他们熙来攘往，懵懵懂懂，更是少用脑筋。我真不愿意让我妈知道，我在剥这些低能儿的皮。她万万不会想到我这么没出息。”

“那么说，施行植皮手术的老医生的候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人吗？”我问道。

“哎，也不尽然。”西尔弗说。“剥皮的勾当暂先不考虑。我来这里才一个月。不过我准备随时都可以开始；纽约主日学校的学员们，每人自愿捐助了一块皮，帮我撑了身上这套行头，他们很可以把相片寄到《每日晚报》上去扬扬名。

“我正在研究这个城市，”西尔弗说，“每天读报。我了解这个城市，正象市政厅里的猫了解爱尔兰籍的值班警察一般。你从这里的人身上刮钱刮得稍微慢些，他们就烧得发慌，会赖在地上乱叫乱嚷。到我的房间里去坐坐，我详细告诉你。为了旧日的交情，比利，我们一起来整治这个城市吧。”

西尔弗领我走进一家旅馆。他房间里四下搁着许多不相干的东西。

“从这些大城市的乡巴佬身上搞钱的办法，”西尔弗说，“比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煮米饭的花样还要多。不论下什么饵，他们都会上钩。大部分的人脑筋相差无几。他们的智力越高，理解力就越低。哎，不久前，不是有人把小洛克菲勒的油画像当作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画的著名的圣约翰像卖给约·皮·摩根的吗①？”

①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1486～1531）：意大利画家，他画的圣约翰一生事迹壁画陈列在弗罗伦萨。洛克菲勒和摩根都是美国财阀。

“你看到角落里那捆印刷品吗，比利？那是金矿股票。有一天我上街去推销，不出两小时就不得不住手了。为什么呢？因为妨碍交通，被警察抓了去。大家争先恐后抢着买，挤得水泄不通。去警察局的路上，我卖了一些股票给警察，后来我就停止出售。我不愿意人家轻易给我钱。为了保持自尊心，我做买卖时总要给人一点儿东西。在他们给我一分钱之前，我要他们猜猜芝－哥这个地名中间缺哪个字，或者在玩纸牌赌博时，让他们手里先拿到一对九。

“还有一个小计谋，由于太容易得手，我不得不放弃。你看到桌上那瓶蓝墨水吗？我在手背上画一个船锚，权充刺花，然后到银行里去，说我是杜威①上将的侄子。我开了一千元的支票，从他名下支款，银行愿意付现。可是我只知道我叔叔的姓，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虽然没有成功，但这件事说明纽约是个多么容易搞钱的城市。至于窃贼，他们如今也不去人家家里了，除非先替他们预备好热的晚餐，再有几个大学生伺候他们。强盗在住宅区里杀了人，可是走遍全市只算是人身攻击罪。”

①杜威（1837～1917）：美国海军将领，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中指挥了马尼拉湾战役。

“蒙塔，”我等西尔弗歇下来时说，“你的高论准确地贬低了纽约，可是我有些怀疑。我来这里不过两小时，但我认为它不会这么轻易落到我们手里。这里没有合我口味的乡村气氛。如果居民头发上沾着稻草，穿着假天鹅绒坎肩，佩着七叶树果做的表坠，那我就放心啦。依我看，他们并不容易上钩。”

“你说得不错，比利。”西尔弗说。“初来的人都有这种感觉。纽约比小石城或者欧洲大得多，它叫外来的人看了害怕。你不久就会宽心的。老实告诉你，这里的人没有痛痛快快地把他们的钱装在洗衣篮里，上面喷了消毒剂，送来给我，我真想揍他们。我讨厌去外面搞钱。在这个城里，戴钻石的是谁？哟，是骗子的老婆温妮，恶棍的新娘贝拉。要骗纽约人的钱真是易如反掌。我担心的只有一件事：等我身上装满了面额二十元的钞票，恐怕会挤折我坎肩口袋里的雪茄烟。”

“我希望你说得对，蒙塔，”我说，“不过我还是后悔没有安心在小石城做些小买卖。那里的农场主永远不会少，你总可以找几个，让他们在要求添设邮局的申请书上签个名，然后拿到银行里去借两百块钱。这里的人似乎生来就明哲保身，吝啬得很。我怕凭我们的本事在这里是吃不开的。”

“别担心。”西尔弗说。“我已经把这个冥顽不灵的城市估计得非常准确，就好象北河是赫德森河而东江根本不是一条江一样。住在百老汇路四个街口之内的人，除了摩天大楼之外，一辈子没有见过别的房屋！一个出色能干的西部人在这里呆上三个月，不论软哄硬骗，好歹要露几手。”

“吹牛管吹牛，”我说，“你现在老实说，除了向救世军求助，或者在海伦·古尔德①小姐的门前装病告帮之外，你有没有具体的计划，可以立刻弄一两块钱来花花呢？”

①海伦·古尔德（1868～1938）：美国资本家杰·古尔德的长女，曾赠款给纽约大学。

“计划有的是。”西尔弗说。“你有多少资本，比利？”

“一千元。”我告诉了他。

“我有一千二百元。”他说。“我们合伙大干一场。要挣大钱的办法实在太多啦，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

第二天早晨，西尔弗到我下榻的旅馆里来看我，他容光焕发，看上去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今天下午我们去见见约·皮·摩根，”他说。“我在旅馆里认识的一个人要替我们介绍他。他是摩根的朋友。我说摩根喜欢见见西部的人。”

“这倒不坏。”我说。“我很愿意认识摩根先生。”

“认识认识几个金融大王，”西尔弗说，“对我们有益无害。我有点儿喜欢纽约对待外地人的社交方式。”

西尔弗认识的人姓克莱因。三点钟光景，克莱因带了他那位华尔街的朋友到西尔弗的房间来拜访我们。“摩根先生”同他照片上的模样差不多，左脚裹了一块土耳其毛巾，走路时拄着一根手杖。

“西尔弗先生，佩斯克德先生，”克莱因开口说，“我似乎不必提这位金融界最伟大的人物的名字——”

“废话少说，克莱因，”摩根先生说，“同两位先生见面，我很高兴；我对西部很感兴趣。克莱因告诉我，你们是从小石城来的。我想我在那边什么地方有一两条铁路。如果你们两位喜欢玩玩沙哈①，我——”

①一种纸牌赌博，每人先后发牌五张，四明一暗，互比大小，决定胜负。

“唉，皮尔庞特，”克莱因赶紧插嘴说，“你忘啦！”

“对不起，哥儿们！”摩根说，“自从我害了痛风病以来，在家里无聊，偶尔玩玩纸牌。你们在小石城时，认不认识独眼儿彼得斯？他住在新墨西哥州的西雅图②。”

②西雅图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新墨西哥州在西南部；作者故意混淆，说明“摩根”的无知。

我们还来不及回答，摩根先生已经用手杖拄着地板，来回走着，嘴里不干不净地高声咒骂。

“难道华尔街今天有人抛售你的股票吗，皮尔庞特？”克莱因陪笑问道。

“股票？不是的！”摩根先生吼了起来。“是我派人去欧洲收购的那幅画。我刚想起来。他今天来电报说，找遍意大利也没有弄到。明天我愿意出五万元买那幅画——七万五千元也成。我授权派去的人要相机办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陈列馆会让一幅达·芬奇——”

“哎，摩根先生，”克莱因说，“我以为你已经把达·芬奇的全部作品都买下来了。”

“那幅画是什么样子，摩根先生？”西尔弗问道。“它一定大得象弗拉特艾荣大厦的门面吧。”

“我怕你的艺术修养太差啦，西尔弗先生。”摩根说。“那幅画只有二十七英寸高，四十二英寸宽；名称是‘爱的闲暇’。有许多穿衣服的模特儿在紫色河岸上跳舞。电报说那幅画可能已经运到美国来了。缺了那幅画，我的收藏就不齐全。好吧，哥儿们，再见吧；我们当金融家的晚上非早睡不可。”

摩根先生和克莱因一起坐车走了。我和西尔弗谈起大人物的脑筋真简单，一点儿不怀疑别人；西尔弗说，在摩根那样的人身上找钱真叫人惭愧；我说我也认为那确实说不过去。晚饭后，克莱因建议出去散散步；于是我们三人去七马路观光。克莱因在一家当铺橱窗里看到一对袖扣很中意，他进去买，我们也跟了进去。

我们回到旅馆，克莱因走后，西尔弗挥动着手向我蹦过来。

“你看到了吗？”他问道。“你看到了吗，比利？”

“看到了什么？”我问。

“哎，摩根要的那幅画。挂在当铺里，写字台后面。我没有声张，因为克莱因在场。千真万确，就是那幅画。画上的那些女孩子画得再自然没有啦，身材窈窕，如果穿衣服，一定都合乎胸围三十六英寸，腰围二十五，臀围四十二的标准，她们都在河边跳慢四步。摩根先生说他愿意出多少钱来着？噢，不用我告诉你啦。当铺里的人决不会知道那幅画是值大钱的。”

第二天早晨，当铺还没开门，我和西尔弗早就在门口等着，仿佛急于典当我们的衣服去换酒喝似的。我们走进去，先看看表链。

“上面挂的那幅五彩石印画太粗糙了。”西尔弗装出随便的样子对当铺老板说。“可是我很中意那个袒肩膀、红头发的姑娘。我给你两块两毛五分钱，我想你立刻就会脱手了吧。”

当铺老板笑了笑，继续拿出镀金表链给我们看。

“那幅画，”他说，“是去年一个意大利人抵押给我的。我凭它借了五百块钱给他。画名叫做‘爱的闲暇’，是利奥那多·达·芬奇画的。两天前，法定的抵押期限已经过了，不能再赎取了。这儿有一种表链现在很时行。”

过了半小时，我和西尔弗付了当铺老板两千元，捧着那幅画出来。西尔弗雇了一辆车去摩根的办公室。我回旅馆去等他。两小时后，西尔弗回来了。

“你见到摩根先生了吗？”我问道。“他付了你多少钱？”

西尔弗坐下来，颓然抚弄着台布的流苏。

“我根本没有见过摩根先生，”他说，“因为摩根先生一个月之前就去欧洲了。但是有一件事叫我弄不明白，比利：百货公司里都有同样的画出售，连镜框一起，每幅卖三块四毛八分钱。但是光买镜框，却要三块五毛——真把我搞糊涂啦。”

当小布雷迪被莫利·麦基弗的蓝黑色的眼睛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便退出了烟囱帮。一个爱尔兰姑娘的甜言蜜语和忠贞不渝的真情实意该有多大的力量啊。假如看这篇故事的读者是男人，但愿你在明天两点钟之前也受到这种感化；假如是女人，那么希望你的小狗今天早晨用它的冷鼻子亲亲你，表示它的健康和你的幸福。

烟囱帮的名称是根据市区旁边一个名叫“烟囱”的地区而来的，“烟囱”则是那个众所周知，号称“地狱厨房”①的地区的天然的狭长的延伸部分。狭长的“烟囱”先同河畔的第十一、十二号街平行，然后沿着那个冷僻荒凉的德威特·克林顿小公园拐了一个僵直漆黑的弯。只要想一想，烟囱在任何厨房里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情况就不说自明了。“地狱厨房”里的厨师固然很多，烟囱帮却是其中的佼佼者。

①“地狱厨房”在纽约西南部、曾是盗贼出没的地区。

这个没有执照，然而遐迩闻名的帮会的成员们，打扮得活象是暖房里的百合花，忙着用指甲锉和小刀修饰指甲，仿佛在街角上消磨时光。他们装出保证善意的样子，用两百个字的词汇进行着不痛不痒的谈话；即使有人无意中注意到他们，也觉得他们的谈话同往东七个街口那一带的俱乐部②里的谈话一样无害，一样无关紧要。

②指纽约五马路的一些豪华的俱乐部。

但是，在佯装的外表下面，烟囱帮并不是一些摆摆姿势，修剪指甲的街角装饰品。他们正式的职业是使市民同他们的金银财物分手。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是用一些奇妙独特的策略，不必大吵大嚷，伤筋动骨；然而有的市民如果碰上他们赏脸，不肯漂漂亮亮地破财，那他的反对意见最后不是出现在警察局的事故登记簿上，便是记录在医院的病历卡上了。

警察对于烟囱帮一贯怀有疑惧，敬而远之。夜莺流丽的啭鸣要在林荫深处才能听到，召唤支援的警笛声也只有在“烟囱”的黑暗狭隘的区域里才划破夜晚的岑寂。只要“烟囱”里冒出烟，穿蓝制服的人就知道“地狱厨房”里生火了。

小布雷迪向莫利保证弃邪归正。小布雷迪是帮里最爱虚荣、最坚强、最谨慎、最有成就的阴谋家。因此，伙伴们都为他的退出而惋惜。

他们眼看他落到奉公守法的下场，也没有表示异议。因为听从女朋友劝告的人，在“厨房”里并不算没有丈夫气概，也不算丢脸。

为了使她爱你，你不妨把她的眼睛打青；但是当她要求你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却非做不可。

“把水龙头关上吧。”一晚，当莫利眼泪汪汪地请求小布雷迪改过自新的时候，布雷迪说。“我决定退出那个帮啦。除了你以外，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们过过粗茶淡饭的生活。告诉你，莫儿——我去找个工作；一年之后，我们就结婚。为了你，我决计这么做。我们租一层公寓，搞一支笛子，一架缝纫机，一个橡皮盆景，自食其力，老老实实地过活。”

“啊，小布，”莫利叹了口气，用手帕擦去沾在他肩头的香粉，“我听到你说这种话，比有了全纽约都更高兴。我们要不了多少钱，也能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小布雷迪低头看看他那一尘不染的袖管和锃亮的漆皮鞋子，神情有点儿忧郁。

“受打击最重的恐怕还是服装店。”他说。“只要条件许可，我一向喜欢打扮。莫儿，你知道我多么讨厌便宜货。这套衣服就花了六十五块钱。拿我来说，衣著方面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否则宁肯扔掉。我干活之后，就没有那么多钱给那个手操裁缝大剪子的小人儿了。”

“没关系，小布。不管你穿蓝工作服还是坐红汽车，我总是同样爱你。”

小布雷迪在没有成人，力气还不足以打翻他父亲之前，曾经被迫学过水暖工的手艺。于是，现在他重操这门光荣而有用的行业。不过他只当了一名助手；要知道，戴着冰雹那般大的钻石，不把克拉克参议员私邸的大理石柱廊放在眼里的，是水暖业的老板，而不是助手。

八个月顺顺溜溜、稳稳当当地过去了，正如戏院说明书上写的那样，“一晃而过”。小布雷迪整天同铅管焊药打交道，并没有倒退的迹象。烟囱帮继续在大街上干抢劫的勾当，砸破警察的脑壳，拦劫深夜的行人，发明和平掠取的新办法，摹仿五马路的时装式样和领带花色，一举一动都按照它自己的不法的法则。但是小布雷迪对他的莫利仍旧信守不渝，尽管他的指甲失去了光泽，尽管他要花上十五分钟，才能把那条紫色的丝领带打得看不出磨损的地方。

有一晚，他带着一个神秘的包裹，来到莫利家里。

“把它打开，莫儿！”他象往常那样大大咧咧而又平静地说。“送给你的。”

莫利急切地扯去了包皮纸。她尖叫了一声，引得三三五五的小麦基弗和麦基弗大妈都跑了进来。麦基弗大妈正在洗盘子，弄得湿漉漉的，但无疑也是已故的夏娃夫人的后裔。

莫利又叫了一声，一条又黑又长，蜿蜒卷曲的东西象蟒蛇似地窜了上来，绕住她的脖子。

“俄罗斯貂皮，”小布雷迪得意扬扬地说，他看到莫利那丰满的脸颊衬着那条柔顺依人的毛皮，心里乐开了。“货真价实的东西。即使是俄罗斯最华贵的东西配你也合适，莫儿。”

莫利把手伸进皮手筒里，带翻了家里的一排小孩子，飞也似地跑到镜子面前。报纸的美容广告栏有了一个好题材。若要眼睛明亮，脸颊红润，笑容迷人，请购俄罗斯貂皮围脖带手筒。不妨一试。

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莫利觉察到她那幸福的满潮中漂浮着一小块常识的冰。

“你真是个大好人，小布。”她感激地承认说。“我一辈子没有用过皮货。可是俄罗斯貂皮不是贵得要命吗？我仿佛听人说过。”

“我何曾拿廉价品来搪塞过你，莫儿？”小布雷迪镇静而自尊地说。“你几时见到我在处理品柜台上靠过，或者在五分一角的便宜货橱窗前张望过？把围脖估作二百五十元，手筒一百七十五元，那你对俄罗斯貂皮的价钱才算是懂行了。不是第一流的货色我不买。啊，它们配在你身上真美，莫儿。”

莫利狂喜地把貂皮搂在胸口。接着，她的笑容逐渐消褪，她悲哀地、直勾勾地盯着小布雷迪的眼睛。

他明白莫利每一个眼色的意义；他脸皮有点儿红，笑了起来。

“别往那上面想。”他说，口气里带着疼爱的粗鲁。“我对你说过，我早就不干那一行啦。是我花钱买的，用我自己挣的钱买的。”

“用你干活挣来的钱吗，小布？用你每月挣的七十五块钱？”

“当然啦，我一直在积蓄。”

“我们算算看——难道八个月里能攒四百二十五元，小布？”

“啊，别刨根问底了，”小布有点儿冒火地说，“我开始工作之前手头还有一些钱。你以为我又在拦路行劫吗？我告诉过你，我早已洗手不干了。貂皮是老老实实买来的。把它们带上，出去散散步吧。”

莫利压下了疑虑。貂皮是消愁解闷的。她骄傲得象皇后似地，同小布雷迪一起上街。在那个地势低洼的区域里，谁也没有见过俄罗斯貂皮。消息飞快地传开了，门口窗口簇拥着人头，都想见识见识小布雷迪送给他女朋友的了不起的皮货。满街尽是“哦”、“啊”的赞叹声。貂皮惊人的价格经过口口相传之后，越来越高。小布雷迪带着王孙公子的神气大摇大摆地在她右边走着。工作并没有改变他对派头和体面的喜爱，也没有减低他对货真价实的贵重物品的热情。在一个拐角上，他们看见一群衣冠楚楚的烟囱帮成员在闲荡。这帮人向小布雷迪的女朋友脱帽致敬，然后继续平静地、懒洋洋地闲聊。

总局的探员兰森，在这对受人啧啧称羡的男女背后逛着，相隔三个街口。在警察局的探员中间，只有兰森一个人能在烟囱区公开行走而不会遭到危险。他一向公平交易，无私无畏。他去那儿时总认为那儿的居民也是通情达理的。不少人喜欢他，甚至有人会提供他一些办案的线索。

“街那头为什么这么热闹？”兰森问一个脸色苍白，穿红运动衬的小伙子。

“人们都想看看小布雷迪送给他女朋友的一套水牛皮袍。”小伙子回答说。“有人说他花了九百块钱呐。货色确实漂亮。”

“我听说布雷迪在干他的老营生，几乎有一年啦。”探员说。“他已经不同那帮人厮混了，是吗？”

“不错，他是在干活，”穿红运动衫的说，“可是——喂，朋友，你是不是在找毛皮方面的线索？水暖行业的工作同小布女朋友身上的皮货总不大相称吧。”

兰森在河岸附近一条冷落的街上追上了那对散步的情侣。他从背后碰碰小布雷迪的胳臂。

“我和你谈几句话，布雷迪。”他轻声说。他的眼光在那条甩在莫利左肩后面的漂亮的毛皮围脖上停了片刻。小布雷迪脸上又露出了旧时憎恨警察的怒容，随着那个探员向街边走了一两码。

“昨天你有没有到西区七马路赫思科特太太家里去修过水管？”兰森问道。

“去过。”小布雷迪说。“有什么事？”

“那位太太的价值一千元的俄罗斯貂皮不见了，失窃的时间同你离开她家的时间差不多。失单上的项目同这位小姐身上用的完全符合。”

“去你——见你的鬼。”小布雷迪愤怒地嚷道。“你知道我已经不干那类事了，兰森。这些貂皮是我昨天买的——在那家——”

小布雷迪突然住口了。

“我知道你最近在老老实实地干活。”兰森说。“我尽可能给你机会。你说貂皮是你买的，我可以陪你去那家商店调查一下。这位小姐可以带着貂皮和我们一起走，不会有人知道。那很公平合理，布雷迪。”

“好吧。”小布雷迪愤愤地同意说。可是他突然停住脚步，带着蹊跷的笑容瞅着莫利苦恼而焦急的脸。

“不成。”他阴沉地说。“这是赫思科特家的貂皮，一点儿不错。莫儿，你得交出来。不过即使它们值一百万元，配你也还是合适的。”

莫利的神情非常痛苦，攀住小布雷迪的胳臂。

“哦，小布，你伤透了我的心。”她说。“我本来多么器重你——现在你落到了他们手里——我们的幸福不是完蛋了吗？”

“你回家去吧。”小布雷迪粗鲁地说。“来，兰森——把毛皮带着。我们赶快离开这儿。等一会儿——我真想——不，我不能那么做，否则真成了浑蛋——去吧，莫儿——兰森，我准备好啦。”

警员科恩去河边巡逻，从木材厂的拐角那儿走了过来。探员招呼他来帮忙。科恩过来了。兰森解释了一番。

“不错，”科恩说，“我听说了貂皮失窃的案子。你说你追查到了吗？”

警员科恩把那条前不久还属于莫利的貂皮围脖的尾巴握在手里，仔细察看了一下。

“有一个时期，”他说，“我在六马路卖毛皮。不错，这也是貂皮。不过是阿拉斯加产的。围脖值十二块钱，手筒值——”

“啪！”小布雷迪强有力的手掌打在警员的嘴上。科恩踉跄地退了一两步，又站稳了。莫利尖叫起来。探员向布雷迪扑去，靠着科恩帮忙铐住了他的手。

“围脖值十二块钱，手筒值九块。”警员坚持说。“怎么会扯到值一千块钱的貂皮上去？”

小布雷迪往木料堆上一坐，他的脸涨得象猪肝一样。

“对啦，所罗门斯基①！”他恶狠狠地说。“我花了二十一块五毛买了这套东西。我宁肯蹲六个月班房也不愿意讲出来。我是一向不把便宜货放在眼里的阔佬！我全是吹牛。莫儿——我挣的工资买不起俄罗斯貂皮。”

①所罗门斯基：所罗门国王的谑称，这里牵涉到俄罗斯貂皮，所以布雷迪加了一个俄罗斯姓氏的后缀。

莫利勾住了他的脖子。

“全世界的貂皮和金钱，我都不放在眼里。”她嚷道。“我要的只是我的小布。哦，你这个可爱的、耍阔的、疯头疯脑的傻瓜！”

“你不妨把手铐解掉。”科恩对探员说。“我从局里出来时，有报告说那位太太的貂皮已经找到了——一直挂在她的衣橱里。小伙子，你兜脸打我一拳的事我也不计较啦——饶你这一次。”

兰森把毛皮还给莫利。她眉开眼笑地瞅着小布雷迪。她带着公爵夫人的气派围上围脖，把貂尾往左肩后面一甩。

“一对小傻瓜。”警员科恩对兰森说：“我们走吧。”

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到了那一天，只要不是从石头里迸出来的美国人都回到自己的老家，吃苏打饼干，看着门口的旧抽水机，觉得它仿佛比以前更靠近门廊，不禁暗自纳闷。祝福那一天吧。罗斯福总统把它给了我。我们听到过一些有关清教徒的传说①，可是记不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不用说，假如他们再想登陆的话，我们准能把他们揍得落花流水。普利茅斯岩石吗②？唔，这个名称听来倒有些耳熟。自从火鸡托拉斯垄断了市场以后，我们有许多人不得不降格以求，改吃母鸡了。不过华盛顿又有人走漏消息，把感恩节公告预先通知了他们。

①一六二○年，英国清教徒因不堪宗教压迫，首批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美洲普利茅斯，船上有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籍移民一百○二人。移民定居后的次年，为庆祝第一次收获，感谢上帝的恩惠，制订了感恩节，后成为美国法定节日，由联邦总统或各州州长发表公告，一般在每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这里的罗斯福总统指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在任期为一九○一年至一九○九年。

②普利茅斯岩石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港口，相传为首批清教徒登陆之处，其实登陆地点是普罗文斯敦的科德角。

越桔沼泽地东面的那个大城市③使感恩节成为法定节日。一年之中，唯有在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那个大城市才承认渡口以外的美国。唯有这一天才纯粹是美国的。是的，它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的庆祝日。

③指纽约市。

现在有一个故事可以向你们证明：在大洋此岸的我们，也有一些日趋古老的传统，并且由于我们的奋发和进取精神，这些传统趋向古老的速度比在英国快得多。

斯塔弗·皮特坐在联合广场喷水泉对面人行道旁边东入口右面的第三条长凳上。九年来，每逢感恩节，他总是不早不迟，在一点钟的时候坐在老地方。他每次这样一坐，总有一些意外的遭遇——查尔斯·狄更斯式的遭遇，使他的坎肩胀过心口，背后也是如此。

但是，斯塔弗·皮特今天出现在一年一度的约会地点，似乎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一年一度的饥饿。据慈善家们的看法，穷苦人仿佛要隔那么长的时间才遭到饥饿的折磨。

当然啦，皮特一点儿也不饿。他来这儿之前刚刚大吃了一顿，如今只剩下呼吸和挪动的气力了。他的眼睛活象两颗淡色的醋栗，牢牢地嵌在一张浮肿的、油水淋漓的油灰面具上。他短促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脖子上一圈参议员似的脂肪组织，使他翻上来的衣领失去了时髦的派头。一星期以前，救世军修女的仁慈的手指替他缝在衣服上的钮扣，象玉米花似地爆开来，在他身边撒了一地。他的衣服固然褴褛，衬衫前襟一直豁到心口，可是夹着雪花的十一月的微风只给他带来一种可喜的凉爽。因为那顿特别丰富的饭菜所产生的热量，使得斯塔弗·皮特不胜负担。那顿饭以牡蛎开始，以葡萄干布丁结束，包括了他所认为的全世界的烤火鸡、煮土豆、鸡肉色拉、南瓜馅饼和冰淇淋。因此，他肚子塞得饱饱地坐着，带着撑得慌的神情看着周围的一切。

那顿饭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路过五马路起点附近的一幢红砖住宅，那里面住有两位家系古老，尊重传统的老太太。她们甚至不承认纽约的存在，并且认为感恩节只是为了华盛顿广场才制订的。她们的传统习惯之一，是派一个佣人等在侧门口，吩咐他在正午过后把第一个饥饿的过路人请进来，让他大吃大喝，饱餐一顿。斯塔弗·皮特去公园时，碰巧路过那里，给管家们请了进去，成全了城堡里的传统。

斯塔弗·皮特朝前面直瞪瞪地望了十分钟之后，觉得很想换换眼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慢慢把头扭向左面。这当儿，他的眼球惊恐地鼓了出来，他的呼吸停止了，他那穿着破皮鞋的短脚在砂砾地上簌簌地扭动着。

因为那位老先生正穿过四马路，朝他坐着的长凳方向走来。

九年来，每逢感恩节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总是来这儿寻找坐在长凳上的斯塔弗·皮特。老先生想把这件事形成一个传统。九年来的每一个感恩节，他总是在这儿找到了斯塔弗，总是带他到一家饭馆里去，看他美餐一顿。这类事在英国是做得很自然的。然而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坚持九年已经算是不坏了。那位老先生是忠实的美国爱国者，并且自认为是创立美国传统的先驱之一。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一件事情，一步也不放松。比如收集每周几毛钱的工人保险费啦，打扫街道啦，等等。

老先生庄严地朝着他所培植的制度笔直走去。不错，斯塔弗·皮特一年一度的感觉并不象英国的大宪章或者早餐的果酱那样具有国家性。不过它至少是向前迈了一步。它几乎有点封建意味。它至少证明了要在纽——唔！——在美国树立一种习俗并不是不可能的。

老先生又高又瘦，年过花甲。他穿着一身黑衣服，鼻子上架着一副不稳当的老式眼镜。他的头发比去年白一点儿，稀一点儿，并且好象比去年更借重那支粗而多节的曲柄拐杖。

斯塔弗·皮特眼看他的老恩人走近，不禁呼吸短促，直打哆嗦，正如某位太太的过于肥胖的狮子狗看到一条野狗对它呲牙竖毛时那样。他很想跳起来逃跑，可是即使桑托斯－杜蒙①施展出全部本领，也无法使他同长凳分开。那两位老太太的忠心的家仆办事情可着实彻底。

①桑托斯－杜蒙（1873～1932）：巴西气球驾驶员，一九○一年乘汽球从法国的圣克卢至埃菲尔铁塔往返飞行一次，一九○六和一九○九年又试飞过风筝式飞机和单翼飞机。

“你好。”老先生说。“我很高兴见到，又一年的变迁对你并没有什么影响，你仍旧很健旺地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逍遥自在。仅仅为了这一点幸福，今天这个感恩节对我们两人都有很大的意义。假如你愿意跟我一起来，朋友，我预备请你吃顿饭，让你的身心取得协调。”

老先生每次都说这番同样的话。九年来的每一个感恩节都是这样。这些话本身几乎成了一个制度。除了《独立宣言》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同它相比了。以前在斯塔弗听来，它们象音乐一般美妙。现今他却愁眉苦脸，眼泪汪汪地抬头看着老先生的脸。细雪落到斯塔弗的汗水淋漓的额头上，几乎咝咝发响。但是老先生却在微微打战，他掉转身子，背朝着风。

斯塔弗一向纳闷，老先生说这番话时的神情为什么相当悲哀。他不明白，因为老先生每次都在希望有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事业。他希望自己去世后有一个儿子能来到这个地方——一个壮实自豪的儿子，站在以后的斯塔弗一类的人面前说：“为了纪念家父。”那一来就成为一个制度了。

然而老先生没有亲属。他在公园东面一条冷僻的街道的一座败落的褐石住宅里租了几间屋子。冬天，他在一个不比衣箱大多少的温室里种些倒挂金钟。春天，他参加复活节的游行。夏天，他在新泽西州山间的农舍里寄宿，坐在柳条扶手椅上，谈着他希望总有一天能找到的某种扑翼蝴蝶。秋天，他请斯塔弗吃顿饭。老先生干的事就是这些。

斯塔弗抬着头，瞅了他一会儿，自怨自艾，好不烦恼，可是又束手无策。老先生的眼睛里闪出为善最乐的光亮。他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深，但他那小小的黑领结依然非常神气，他的衬衫又白又漂亮，他那两撇灰胡髭典雅地翘着。斯塔弗发出一种象是锅里煮豌豆的声音。他原想说些什么；这种声音老先生已经听过九次了，他理所当然地把它当成斯塔弗表示接受的老一套话。

“谢谢你，先生。非常感谢，我跟你一起去。我饿极啦，先生。”

饱胀引起的昏昏沉沉的感觉，并没有动摇斯塔弗脑子里的那个信念：他是某种制度的基石。他的感恩节的胃口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位占有优先权的慈祥的老先生；因为即使不根据实际的起诉期限法①，也得考虑到既定习俗的全部神圣权利。不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可是为了建立传统，总得有人充当循环小数呀。英雄们不一定非得使用钢铁和黄金不可。瞧，这儿就有一位英雄，光是挥弄着马马虎虎地镀了银的铁器和锡器②。

①起诉期限法：英美法律规定，不动产遭受侵害的起诉期限为二十年，动产为六年，犯法行为为二年；超过上述期限后原告不得提出诉讼。

②指吃饭用的刀叉盘碟。

老先生带着他的一年一度的受惠者，朝南去到那家饭馆和那张年年举行盛宴的桌子。他们给认出来了。

“老家伙来啦，”一个侍者说，“他每年感恩节都请那个穷汉吃上一顿。”

老先生坐在桌子对面，朝着他的将要成为古老传统的基石，脸上发出象熏黑的珠子似的光芒。侍者在桌子上摆满了节日的食物——斯塔弗叹了口气（别人还以为这是饥饿的表示呢），举起了刀叉，替自己刻了一顶不朽的桂冠。

在敌军人马中杀开一条血路的英雄都没有他这样勇敢。火鸡、肉排、汤、蔬菜、馅饼，一端到他面前就不见了。他跨进饭馆的时候，肚子里已经塞得实实足足，食物的气味几乎使他丧失绅士的荣誉，但他却象一个真正的骑士，打起精神，坚持到底。他看到老先生脸上的行善的快乐——倒挂金钟和扑翼蝴蝶带来的快乐都不能与此相比——他实在不忍扫他老人家的兴。

一小时之后，斯塔弗往后一靠，这一仗已经打赢了。

“多谢你，先生，”他象一根漏气的蒸气管子那样呼哧呼哧地说，“多谢你赏了一顿称心的中饭。”

接着，他两眼发直，费劲地站起身来，向厨房走去。一个侍者把他象陀螺似地打了一个转，推他走向门口。老先生仔仔细细地数出一块三毛钱的小银币，另外给了侍者三枚镍币做小账。

他们象往年那样，在门口分了手，老先生往南，斯塔弗往北。

在第一个拐角上，斯塔弗转过身，站了一会儿。接着，他的破旧衣服象猫头鹰的羽毛似地鼓了起来，他自己则象一匹中暑的马那样，倒在人行道上。

救护车开到，年轻的医师和司机低声咒骂他的笨重。既然没有威士忌的气息，也就没有理由把他移交给警察局的巡逻车，于是斯塔弗和他肚子里的双份饭就给带到医院里去了。他们把他抬到医院里的床上，开始检查他是不是得了某些怪病，希望有机会用尸体解剖来发现一些问题。

瞧呀！过了一小时，另一辆救护车把老先生送来了。他们把他放在另一张床上，谈论着阑尾炎，因为从外表看来，他是付得起钱的。

但是不多久，一个年轻的医师碰到一个眼睛讨他喜欢的年轻的护士，便停住脚步，跟她谈谈病人的情况。

“那个体面的老先生，”他说，“你怎么都猜不到，他几乎要饿死了。从前大概是名门世家，如今落魄了。他告诉我说，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