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在建巴别塔的时候，一切还算井井有条；的确，这项工程也许过于庞大，人们太多地考虑到向导、译员、工匠的住处以及道路联络，以至于忘了尚须从事数百年自由的劳动。当时甚至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无须多少时间，就可以很快地把塔建成；这种看法只要稍许加以夸大，人们定会吓得连地基也不去打。人们是这样陈述理由的：整个计划的核心，只是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一念头。

除了这个念头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个想法，一旦人们领会了它的重要意义，便再也不会打消掉；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也就会有将这座塔建造成功的强烈愿望。但是，就这一点而论，人们不必为未来而忧心忡忡，正相反，人类的知识与日俱增，建筑艺术已取得了进步，而且将继续取得进步，一百年之后，我们花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也许在半年里就能完成，而且更好，更耐久。所以，干吗现在就竭尽全力，拼死拼活地干呢？要是能够希望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建成这座塔，这也许还有点意义。

但是，这绝不可以指望。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下一代人凭借他们完善的知识，会觉得上一代人的工作不好，会把已经建成的部分拆除，以便重新开始。这样一些想法使得人心涣散，于是，人们更多地关心建造一座工人城市，而很少关心建塔。每个同乡组织都想占有最好的市区，于是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乃至发展到流血的战斗。

这些战斗旷日持久；对于首领们来说，它们可是个新的论据：也因为缺乏必要的专注，建塔的事就得非常缓慢地进行，或者宁可在大家缔结和约之后才进行。但是，人们并没有把时间仅仅用在战斗上，在战斗间歇，人们也去美化城市，这样，必然又诱发了新的嫉妒和新的冲突。第一代人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往后几代的时间并没有好一些，只是伎俩不断得到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战斗的狂热也与日俱增。需要补充的是，第二代人或第三代人业已认识到建造通天塔的荒谬，但是，由于大家彼此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谁都不愿离开这座城市。

所有在这座城市里产生出来的传说和歌谣，都充满了对一个预言之日的渴望，到了那一天，这座城市将被一只巨大的拳头连续迅击五下而粉碎。所以，这座城市的市徽也是一只拳头。

（洪天富 译）

关于普罗米修斯有四种传说。

根据第一种传说的说法，由于他将神出卖给人，因而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神还派出兀鹰，啄食他那时刻在长的肝脏。

根据第二种传说的说法，面对啄食的鹰嘴，普罗米修斯越来越深地避入岩石，最后与它合为一体。

根据第三种传说的说法，几千年过去后，他的背叛行为已被忘却，神忘了，兀鹰忘了，他自己也忘了。

根据第四种传说的说法，对这已是无根无由的事大家已经厌倦，神厌倦了，兀鹰厌倦了，伤口也精疲力尽地长合了。

依旧存在的是那无法解释的石山。传说总想解释这解释不清的事情。就因为传说是出自一种探究真相的动机，所以到头来它只能是解释不清。

（周新建 译）

我的事务完全落在我的肩上。在接待室里，有两位负责打字和管理账本的小姐，在我的办公室里，安放着写字台、钱箱、咨询台、安乐椅和电话，这就是我全部的办公设备。这样可以通观全局，这样可以便于管理。我很年轻，我的生意滚滚而来。我不抱怨，我毫无怨言。

新年过后，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地租下了我隔壁那套面积很小且空着的住房，而我却傻头傻脑，迟迟没有把它租了下来。它也是由一个接待室和一间办公室组成，此外还有一间厨房。——本来，正室和前室对我是很有用处的——我的两位秘书小姐有时候已经感到负担过重——，可是，那间厨房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个小题大做的顾虑，导致了我让人拿去这套住房的过错。现在，这个年轻人就坐在那儿。他叫哈拉斯。他到底在那儿干些什么，我不得而知。门上写着：“哈拉斯，办公室”。我做了些调查，有人告诉我，这是一家跟我的公司相类似的公司。关于向他提供贷款的事，人们并不急于向我提出警告，因为他毕竟是个奋发努力的年轻人，他的事业也许很有前途，但是，人们并不建议我给他提供贷款，因为从一切迹象看，他目前并没有任何资产。人们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通常只能提供这些情况。

有的时候，我在楼梯上遇到哈拉斯，想必他总是有急事，他简直是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甚至还没有正面看清过他，他手里总是拿好办公室的钥匙。此刻，他打开了门。他像只耗子尾巴似的溜了进去，而我又站在“哈拉斯，办公室”这块牌子的前面，我不知多少次看见了它，实在不想再看它了。这些极薄的墙壁，既能出卖诚实肯干的人，但也能掩护善于欺诈的人。我的电话就安装在把我和我的邻居隔开的那堵房墙上。不过，我只把它当做一件特具讽刺意义的事实加以强调罢了。就算它挂在对面的墙璧上，你在隔壁的房间里也会把一切听得一清二楚。我已经戒掉了在电话上提顾客名字的习惯。但是，大脑稍许机灵的人，当然能从那些独特而又不可避免的交谈用语中猜出顾客的名字。——有时。我把听筒贴在耳朵上，诚惶诚恐地踮着脚尖围着电话机直转悠，但这样做，还是防止不了机密泄露出去。

这样一来，我在做商业上的决策时，自然缺乏把握，我的声音开始颤抖。我打电话的时候，哈拉斯在干什么呢？如果我想大为夸张一下——人们为了搞清楚某事，往往不得不这样做——我会说：哈拉斯不需要电话机，他用我的就行了，他把他的长沙发挪到墙边，仔细地听着，与此相反，每当电话铃响了，我就得朝电话机跑去，听取顾客的愿望，作出重大的决定，做大量说服工作——但是，在整个通话期间，我首先要做的，是不由自主地通过这堵墙，给哈拉斯作报告。

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耐心地等到谈话结束，而是在那段足以使他弄清楚事态的谈话之后，就站起身来，依照他的习惯，无声地快步穿过这座城市，而且，就在我挂上听筒之前，他也许已经开始策划反对我的阴谋了。

（洪天富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