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响，我去开门。门口立着极美的，美得落套的女人，大眼睛小嘴，猫脸圆中带尖，青灰细呢旗袍，松松笼在身上，手里抱着大束的苍兰，百合，珍珠兰，有一点儿老了，但是那疲乏仿佛与她无关，只是光线不好，或是我刚刚看完了一篇六号字排印的文章。
“是爱玲罢？”她说，“不认得我了罢？”
殷宝滟，在学校里比我高两班，所以虽然从未交谈过，我也记得很清楚。看上去她比从前矮小了，大约因为我自己长高了许多。在她面前我突然觉得我的高是一种放肆，慌张地请她进来，谢谢她的花。“为什么还要带花来呢？这么客气！”
我想着，女人与女人之间，而且又不是来探病。
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唯一的区别便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凸凹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他父亲不是个坏人，而且整天在外面做生意，很少见到，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
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自坐在客堂间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脸喝得红红的，油光贼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
他父亲开着爿酱园，也是个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就应当是个例外。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一个二十上下的男孩子。说他是二十岁，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态。同时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他穿了一件蓝绸子夹袍，捧着一叠书，侧着身子坐着，头抵在玻璃窗上，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缎一般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美。惟有他的鼻子却是过分地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脸庞犯了冲。他嘴里衔着一张桃红色的车票，人仿佛是盹着了。
车子突然停住了。他睁开眼一看，上来了一个同学，言教授的女儿言丹朱。他皱了一皱眉毛。他顶恨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熟人，因为车子轰隆轰隆开着，他实在没法听见他们说话。
他的耳朵有点聋，是给他父亲打的。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里疏疏几根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在那边，初晴的稀薄的太阳穿过栅栏，在泥地上匀铺着长方形的影和光，两只瘦怯怯的小黄鸡抖着粘湿的翅膀，走来走去啄食吃，牛栏里面，积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时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抚摸着粗糙的木头，鼻梁上一缕辛酸味慢慢向上爬，堵住了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
左右首两个太太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时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纽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大氅最庄严大方。
易太太是在自己家里，没穿她那件一口钟，也仍旧“坐如钟”，发福了，她跟佳芝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那时候夫妇俩跟着汪精卫从重庆出来，在香港耽搁了些时。跟汪精卫的人，曾仲鸣已经在河内被暗杀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