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在箱子里回忆往事。如此有趣的语言总是有出处的。事实上它来自于一次拆字游戏。圣诞节的夜晚，几个附庸风雅的中国人吃掉了一只半生不熟的火鸡，还喝了许多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他们的肠胃没有产生什么不适的感觉。他们聊天聊到最后没什么可聊了，有人就提议做拆字游戏。所谓的拆字游戏要求参加者在不同的纸条上写下主语、状语、谓语、宾语，纸条和词组都多多益善，纸条与词组越多组合成的句子也越多，变化也越大。他们都是个中老手，懂得选择一些奇怪的词组，在这样的前提下拼凑出来的句子就有可能妙趣横生，有时候甚至让人笑破肚皮。这些人挖空心思在一张张纸条上写字，堆了一桌子。后来名叫郁勇的人抓到了这四张纸条：小偷在箱子里回忆往事。

游戏的目的达到了，欢度圣诞节的朋友们哄堂大笑。郁勇自己也笑。笑过了有人向郁勇打趣，说，郁勇你有没有可以回忆的往事？郁勇反问道，是小偷回忆的往事？朋友们都说，当然是小偷回忆往事，你有没有往事？郁勇竟然说，让我想一想。大家看着郁勇抓耳挠腮的，并没有认真，正要继续游戏的时候，郁勇叫起来，我要回忆，他说，我真的要回忆，我真的想起了一段往事。

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郁勇说了一个别人无法打断的故事。

我不是小偷，当然不是小偷。你们大概都知道，我不是本地人，我在四川出生，小时候跟着我母亲在四川长大。我母亲是个中学教师，我父亲是空军的地勤人员，很少回家。你们说像我这种家庭环境里的孩子可能当小偷吗，当然不会是小偷，可我要说的是跟小偷沾边的事情，你们别吵了，我就挑有代表性的事情说，不，我就说一件事吧，就说谭峰的事。

谭峰是我在四川小镇上的唯一一个朋友，他跟我同龄，那会儿大概也是八九岁。谭峰家住在我家隔壁，他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一大堆孩子，就他一个男的，其他全是女孩子，你想想他们家的人会有多么宠爱谭峰。他们确实宠爱他，但是只有我知道谭峰偷东西的事情，除了我家的东西他不敢偷，小镇上几乎所有人家都被他偷过。他大摇大摆地闯到人家家里去，问那家的孩子在不在家，就那么一会儿功夫，他就把桌上的一罐辣椒或者一本连环画塞在衣服里面了。有时候我看着他偷，我的心砰砰地跳，谭峰却从来若无其事。他做这些事情不避讳我，是因为他把我当成最忠实的朋友，我也确实给他做过掩护。

有一次谭峰偷了人家一块手表，你知道那时候一块手表是很值钱的，那家人怀疑是谭峰偷的，一家几口人嚷到谭峰家门口，谭峰把着门不让他们进去，铁匠夫妻都出来了，他们不相信谭峰敢偷手表，但是因为谭峰嘴里不停地骂脏话，铁匠就不停地拧他的耳朵，谭峰嘴犟，他大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出来为他作证，我就出去了，我说谭峰没有偷那块手表，我可以证明。我记得当时谭峰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和铁匠夫妇对我感激涕零的眼神，他们对围观者说，那是李老师的孩子呀，他家教好，从来不说谎的。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的原因变成了悬案，过了几天丢手表的那家人又在家里发现了那只手表，他们还到谭峰家来打招呼，说是冤枉了谭峰，还给他送来一大碗汤圆，谭峰捧着那碗汤圆叫我一起吃，我们俩很得意，是我让谭峰悄悄地把手表送回去的。

我母亲看不惯谭峰和他们一家，不过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都很先进，她说能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也能受一点教育，她假如知道我和谭峰在一起干的事情会气疯的，偷窃，我母亲喜欢用这个词，偷窃是她一生最为痛恨的品行，但她不知道我已经和这个词汇发生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假如不是因为那辆玩具火车，我不知道我和谭峰的同盟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谭峰有一个宝库，其实就是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谭峰在窝藏赃物上很聪明，老张的腿脚不太灵便，他的猪圈里没有猪，谭峰就挖空了柴草堆，把他偷来的所有东西放在里面，如果有人看见他，他就说来为老张送柴草，谭峰确实也为老张送过柴草，一半给他用，一半当然是为了扩大他的宝库。

我跟你们说说那个宝库，里面的东西现在说起来是很可笑的，有许多药瓶子和针剂，说不定是妇女服用的避孕药，有搪瓷杯、苍蝇拍、铜丝、铁丝、火柴、顶针、红领中、晾衣架、旱烟袋、铝质的调羹，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谭峰让我看他的宝库，我毫不掩饰我的鄙夷之情，然后谭峰就扒开了那堆药瓶子，捧出了那辆红色的玩具火车，他说，你看。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火车，同时用肘部阻挡我向火车靠近，他说，你看。他的嘴上重复着这句话，但他的肘部反对我向火车靠近，他的肘部在说，你就站那儿看，就看一眼，不准碰它。

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有一个车头和四节车厢，车头顶端有一个烟囱，车头里还坐着一个司机。如今的孩子看见这种火车不会稀罕它，可是那个时候，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你能想象它对一个男孩意味着什么，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对吗？我记得我的手像是被磁铁所吸引的一块铁，我的手情不自禁地去抓小火车，可是每次都被谭峰推开了。

你从哪儿偷来的？我几乎大叫起来，是谁的？

卫生院成都女孩的。谭峰示意我不要高声说话，他摸了一下小火车，突然笑了起来，说，不是偷的，那女孩够蠢的，她就把小火车放在窗前嘛，她请我把它拿走，我就把它拿走了嘛。

我认识卫生院的成都女孩，那个女孩矮矮胖胖的，脑子也确实笨，你问她一加一等于几，她说一加一是十一。我突然记起来成都女孩那天站在卫生院门前哭，哭得嗓子都哑了，她父亲何医生把她扛在肩上，像是扛一只麻袋一样扛回了家，我现在可以肯定她是为了那辆小火车在哭。

我想象着谭峰从窗子里把那辆小火车偷出来的情景，心里充满了一种嫉妒，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对谭峰的行为产生嫉妒之心。说起来奇怪，我当时只有八九岁，却能够掩饰我的嫉妒，我后来冷静地问谭峰，火车能开吗？火车要是不能开，就没什么稀罕的。

谭峰向我亮出了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注意到钥匙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把简单的用以拧紧发条的钥匙。谭峰露出一种甜蜜的自豪的微笑，把火车放在地上，他用钥匙拧紧了发条，然后我就看见小火车在猪圈里跑起来了，小火车只会直线运动，不会绕圈，也不会拉汽笛，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不想表现得大惊小怪，我说，火车肯定能跑，火车要是不能跑还叫什么火车？

事实上我的那个可怕的念头就是在一瞬间产生的，这个念头起初很模糊，当我看着谭峰用柴草把他的宝库盖好，当谭峰用一种忧虑的目光看着我，对我说，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我的这个念头渐渐地清晰起来，我没说话，我和谭峰一前一后离开了老张的猪圈，路上谭峰扑了一只蝴蝶，他要把蝴蝶送给我，似乎想作出某种补偿。我拒绝了，我对蝴蝶不感兴趣。我觉得我脑子里的那个念头越来越沉重，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是我无力把它从我脑子里赶走。

你大概能猜到我做了什么。我跑到卫生院去找到了何医生，告诉他谭峰偷了他女儿的小火车。为了不让他认出我的脸，我还戴了个大口罩，我匆匆把话说完就逃走了。回家的路上我恰好遇到了谭峰，谭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几个孩子在踢球玩，他叫我一起玩，我说我要回家吃饭，一溜烟似的就逃走了。你知道告密者的滋味是最难受的，那天傍晚我躲在家里，竖着耳朵留心隔壁谭峰家的动静，后来何医生和女孩果然来到了谭峰家。

我听见谭峰的母亲扯着嗓子喊着谭峰的名字，谭峰父亲手里的锤子也停止了单调的吵闹声。他们找不到谭峰，谭峰的姐姐妹妹满镇叫喊着谭峰的名字，可是他们找不到谭峰。铁匠怒气冲冲地来到我家，问我谭峰去了哪里，我不说话，铁匠又问我，谭峰是不是偷了何医生家的小火车，我还是不说话，我没有勇气作证。那天谭铁匠干疤的瘦脸像一块烙铁一样滋滋地冒出烈焰怒火，我怀疑他会杀人。听着小镇上响彻谭峰家人尖利疯狂的喊声，我后悔了，可是后悔来不及了，我母亲这时候从学校回来了，她在谭峰家门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等到她把我从蚊帐后面拉出来，我知道我把自己推到绝境中了。铁匠夫妇跟在我母亲身后，我母亲说，不准说谎，告诉我谭峰有没有拿那辆小火车？我无法来形容我母亲那种严厉的无坚不摧的眼神，我的防线一下就崩溃了，我母亲说，拿了你就点头，没拿你就摇头。我点了点头。然后我看见谭铁匠像个炮仗一样跳了起来，谭峰的母亲则一屁股坐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她从鼻子里摔出一把鼻涕，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起来。我没有注意听她诉说的内容，大意反正就是谭峰跟人学坏了，给大人丢人现眼了。我母亲对谭峰母亲的含沙射影很生气，但以她的教养又不愿与她斗嘴，所以我母亲把她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她用手里的备课本打了我一个耳光。

他们是在水里把谭峰抓住的，谭峰想越过镇外的小河逃到对岸去，但他只是会两下狗刨式，到了深水处他就胡乱扑腾起来，他不喊救命，光是在水里扑腾，铁匠赶到河边，把儿子捞上了岸，后来他就拖着湿漉漉的谭峰往家里走，镇上人跟着父子俩往谭峰家里走，谭峰像一根圆木在地上滚动，他努力地朝两边仰起脸，唾骂那些看热闹的人，看你妈个＊，看你妈个＊！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谭峰不肯坦白。他不否认他偷了那辆红色小火车，但就是不肯说出小火车的藏匿之处。我听见了谭铁匠的咒骂声和谭峰的一次胜过一次的尖叫，铁匠对儿子的教育总是由溺爱和毒打交织而成的。我听见铁匠突然发出一声山崩地裂的怒吼，哪只手偷的东西？左手还是右手？话音未落谭峰的母亲和姐姐妹妹一齐哭叫起来，当时的气氛令人恐怖，我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不愿意错过目睹这件事情的机会，因此我趁母亲洗菜的时候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

我恰好看见了铁匠残害他儿子的那可怕的一幕，看见他把谭峰的左手摁在一块烧得火红的烙铁上，也是在这个瞬间，我记得谭峰向我投来匆匆的一瞥，那么惊愕那么绝望的一瞥，就像第二块火红的烙铁，烫得我浑身冒出了白烟。

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心也被烫出了一个洞。我没听见谭峰响彻小镇上空的那声惨叫，我掉头就跑，似乎害怕失去了左手手指的谭峰会来追赶我。我怀着恐惧和负罪之心疯狂地跑着，不知怎么就跑到了五保户老张的猪圈里。说起来真是奇怪，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忘记那辆红色的小火车，我在柴草堆上坐了一会儿，下定决心翻开了谭峰的宝库。我趁着日落时最后的那道光线仔细搜寻着，让我惊讶的是那辆红色的小火车不见了，柴草垛已经散了架，我还是没有发现那辆红色的小火车。

谭峰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愚笨，他把小火车转移了。我断定他是在事情败露以后转移了小火车，也许当他姐姐妹妹满镇子叫喊他的时候，他把小火车藏到了更为隐秘的地方。我站在老张的猪圈里，突然意识到谭峰对我其实是有所戒备的，也许他早就想到有一天我会告密，也许他还有另一个室库，想到这些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悲伤。

你能想象事情过后谭家的混乱吧，后来谭峰昏过去了，是铁匠一直在呜呜地哭，他抱着儿子一边哭着一边满街寻找镇上的拖拉机手。后来铁匠夫妇都坐上了拖拉机，把谭峰送到三十里外的地区医院去了。

我知道那几天谭峰会在极度的疼痛中度过，而我的日子其实也很难熬。一方面是由于我母亲对我的惩罚，她不准我出门，她认为谭峰的事情有我的一半责任，所以她要求我像她的学生那样，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你想想我那时候才八九岁，能写出什么言之有物的检讨呢，我在一本作业本上写写画画的，不知不觉地画了好几辆小火车在纸上，画了就扔，扔了脑子里还在想那辆红色的小火车。没有任何办法，我没有办法抵御小火车对我产生的魔力，我伏在桌子上，耳朵里总是听见隐隐约约的金属声，那是小火车的轮子与地面磨擦时发出的声音。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四节车厢的十六个轮子，还有火车头上端的那个烟囱，还有那个小巧的脖子上挽了一块毛巾的司机。

让我违抗母亲命令的是一种灼热的欲望，我迫切地想找到那辆失踪的红色小火车。母亲把门反锁了，我从窗子里跳出去，怀着渴望在小镇的街道上走着。我没有目标，我只是盲目地寻找着目标。是八月的一天，天气很闷热，镇上的孩子们聚集在河边，他们或者在水中玩水，或者在岸上做着无聊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不想玩水，也不想做官兵做强盗，我只想着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走出镇上唯一的麻石铺的小街，我看见了玉米地里那座废弃的砖窑。这一定是人们所说的灵感，我突然想起来谭峰曾经把老叶家的几只小鸡藏到砖窑里，砖窑会不会是他的第二个宝库呢，我这么想着无端地紧张起来，我搬开堵着砖窑门的石头，钻了进去，我看见一些新鲜的玉米杆子堆在一起，就用脚踢了一下，你猜到了？你猜到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说苍天不负有心人吗？我听见了一种清脆的回声，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苍天不负有心人呀，就这么简单，我在砖窑里找到了成都女孩的红色小火车。

你们以为我会拿着小火车去卫生院找何医生？不，要是那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坦率地说我根本就没想物归原主，我当时只是发愁怎样把小火车带回家，不让任何人发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汗衫脱下来，又掰了一堆玉米，我用汗衫把玉米连同小火车包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裹，提着它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走。我从来不像镇上其他的男孩一样光着上身，主要是母亲不允许，所以我走在小街上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朝我看，我很慌张，确实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我听见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热死人的天，连李老师的孩子都光膀子啦。另一个妇女却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裹，她说，这孩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偷的吧？我吓了一跳，幸亏我母亲在镇上享有美好的声誉，那个多嘴的妇女立刻受到了同伴的抢白，她说，你乱嚼什么舌头？李老师的孩子怎么会去偷东西？

我的运气不错，母亲不在家，所以我为小火车找到了安身之处，不止是床底下的杂物箱，还有两处作为机动和临时地点，一处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军用棉大衣，还有一处是厨房里闲置不用的高压锅。我藏好了小火车，一直坐立不安。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把拧发条的钥匙，谭峰肯定是把它藏在身边了。我得不到钥匙，就无法让小火车跑起来，对于我来说，一辆不能运动的小火车起码失去了一大半的价值。

我后来的烦恼就是来自这把钥匙。我根本没考虑过谭峰回家以后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那把钥匙，有一天我独自在家里忙乎，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门突然被谁踢开了，进来的就是谭峰。谭峰站在我的面前，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四类分子！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我把挂锁钥匙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汇辱骂我，我看着他的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了还击的勇气。我保持沉默，我在想谭峰还不知道我去过砖窑，我在想他会不会猜到是我去砖窑拿走了小火车。谭峰没有动手，可能他知道自己只用一只手会吃亏，所以他光是骂，骂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了，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还是不说话，他大概觉得自己过分了，于是他把那只左手伸过来让我参观，他说，你知道绑了多少纱布，整整一卷呢！我不说话。谭峰就自己研究手上的纱布，看了一会儿他忽然得意地笑起来，说，我把我老子骗了，我哪儿是用左手拿东西，是右手嘛。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你说烫左手合算还是烫右手合算？这次我说话了，我说，都不合算，不烫才合算。他愣了一下，对我做了个轻蔑的动作，傻瓜，你懂个屁，右手比左手重要多了，吃饭干活都要用右手，你懂不懂？

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我母亲禁止，铁匠夫妇也不准他和我玩，他们现在都把我看成一个狡猾的孩子。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常留心他们家的动静，是因为我急于知道他是否去过砖窑，是否会怀疑我拿了那辆红色小火车。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的模样显得失魂落魄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拿没拿？我对这种场景已经有所准备，你不能想象我当时有多么的冷静和世故，我说，拿什么呀？谭峰轻轻地说，火车。我说，什么火车？你偷的那辆火车？谭峰说，不见了，我把它藏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提砖窑两个字，于是我假充好人地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我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迷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你肯定不能相信我当时的表现，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镇定成熟的气派。这一切并非我的天性，完全是因为那辆红色的小火车。

我和谭峰就这样开始分道扬镳，我们是邻居，但后来双方碰了头就有一方会扭过脸去，这一切在我是由于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谭峰却是一种创伤造成的。我相信谭峰的左手包括他的内心都遭受了这种创伤，我得承认，那是我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几个月以后，谭峰在门口刷牙，我听见他在叫我的名字，等我跑出去，他还在叫我的名字，但他并不朝我看一眼，他在自言自语，他说，郁勇，郁勇，我认识你。我当时一下子就闹了个大红脸，我相信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让我纳闷的是自从谭峰从医院回家，我一直把小火车藏在高压锅里，连我母亲都未察觉，谭峰怎么会知道？难道他也是凭借灵感得知这个秘密吗？

说起来可笑，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你们笑什么？做贼心虚？是做贼心虚的感觉，不，比这个更痛苦更复杂，我有几次做梦梦见小火车，总是梦见小火车拉响汽笛，梦见谭峰和镇上的孩子们迎着汽笛的声音跑来，我就被吓醒了，我知道梦中的汽笛来自五里地以外的室成铁路，但我总是被它吓出一身冷汗。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把火车还给谭峰？错了，按理要还也该还给成都女孩，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有一天我都走到卫生院门口了，我看见那个女孩在院子里跳橡皮筋，快快活活的，她早就忘了小火车的事了。我想既然她忘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做这件好事呢？我就没搭理她，我还学着谭峰的口气骂了她一句，猪脑壳。

我很坏？是的，我小时候就坏，就知道侵吞赃物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想有这么一个秘密，你们替我想想，我怎么肯把它交出去？然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就是那年寒假，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到了武汉，我们一家要从小镇迁到武汉去了。这个消息使我异常兴奋，不仅因为武汉是个大城市，也因为我有了机会彻底地摆脱关于小火车的苦恼，我天天盼望着离开小镇的日子，盼望离开谭峰离开这个小镇。

离开那天小镇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着长途汽车。我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在候车室的窗子外面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那是谭峰，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理他。是我母亲让我去向他道别，她说，是谭峰要跟你告别，你们以前还是好朋友，你怎么能不理他？我只好向谭峰走过去，谭峰的衣服都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滴，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不开口，我不耐烦了，我转过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了，我感觉到他把什么东西塞在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

你们都猜到了，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我记得钥匙湿漉漉的，不知是他的手汗还是雨水。我感到很意外，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结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结局仍然感到意外。有谁知道谭峰是怎么想的吗？

朋友们中间没人愿意回答郁勇的问题，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有人问郁勇，你那辆小火车现在还在吗？郁勇说，早就不在了。到武汉的第三天，我父母就把它装在盒子里寄给何医生了。又有人愚蠢地说，那多可惜。郁勇笑起来，他说，是有点可惜，可你怎么不替我父母想想，他们怎么会愿意窝藏一件赃物？他们怎么会让我变成一个小偷？

我第一次去学校不是去上学，是去玩或者只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已经记不清了，那一年我大约五岁，我跟着大姐到她的学校去。依稀记得座落在僻静小街上的一排泥砖校舍，一个老校工站在操场上摇动手里的铁铃挡，大姐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室。请设想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坐在一群五年级女生中间，怯生生地注视着黑板和黑板前的教师。那个女教师的发式和服饰与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清脆响亮的普通话发音使她的形象变得庄严而神圣起来，那个瞬间我崇敬她胜过我的母亲。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滥竿充数地坐在大姐的教室里，并没有人留意我的存在。

    我的手里或许握着一支用标语纸折成的纸箭，一九六七年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身上，我对阳光空气中血腥和罪孽的成分挥然不知，我记得琅琅的读书声在四周响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来，无论怎样那是我第一次感受了教育优美的秩序和韵律。

    童稚之忆是否总有一圈虚假的美好的光环，扳指一算，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年月，大姐的学校或许并非那么温暖美好的。

    我七岁人学，人学前父母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像，照片上我身穿黄市仿制的军装，手执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咧着嘴快乐地笑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人生最初阶段的留念。

    我自己的小学从前是座耶稣堂，校门朝向大街，从不高的围墙上方望进去，可以看见扎拜堂的青砖建筑，礼拜堂早就被改成学校的小会堂了。一棵本地罕见的老棕榈树长在校门里侧。从一九六九年秋季开始，棕搁树下的这所小学成为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记得初入学堂在空地上排队的情景，一年级的教室在从前传教士居住的小楼里，楼前一排漆成蓝色的木栅栏，木栅栏前竖着一块红色的铁质标语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的内容耳熟能详。学校里总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惊喜，比如楼前的紫荆正开满了昌状花朵、它的圆叶摊在手心能击打出异常清脆的响声；比如围墙下的滑梯和木马，虽然木质已近乎腐朽，但它们仍然是孩子们难得享用的大玩具，天真好动的孩子都涌上去，剩下一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站着观望。

    入学第一天是慌张而亢奋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为排座位的时候，老师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女孩排在一张课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厌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给人以某种弱小可怜的感觉；我更讨厌与那个女孩同桌，因为她邋遢而呆板，别的女孩都穿着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唯独她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裤子，面且她的脸上布满鼻涕的痕迹。我的同桌始终用一种受惊的目光朝我窥望，我看见她把毛主席的红宝书放在一只铝碗里，铝碗有柄，她就一直把铝碗端来端去的，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样携带红宝书肯定是她家长的吩咐。

    所以入学第一天我侧着脸和身子坐在课堂里，心中一直为我的不如意的座位愤愤不平。

    启蒙老师姓陈，当时大约五十岁的样子，关于她的历史现在已无从查访，只记得她是湖南人，丈夫死了，多年来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住在学校的唯一一间宿舍里，其实也就是一年级教室的楼上。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陈老师的齐耳短发已经斑白，颧骨略高，眼睛细长但明亮如灯，记得她常年穿着灰色的上衣和黑布鞋子，气质洁净而烟雅，当她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们面前，他们或许会以她作参照形成此后一生的某个标准：一个女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应该有这种动听而不失力度的女中音，她的教鞭应该笔直地放在课本上，而不是常常提起来敲击孩子们头顶。

    一加一等于二。

    b、p、m、f.a、o、e、i.这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天籁，我记得是陈老师教会了我加减法运算和汉语拼音。一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多少汉字？二百个？三百个？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就是用那些宇绘陈老师写了一张小宇报。那是荒唐年代里席卷学校的潮流，广播里每天都在号召人们向XX路线开火，于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向陈老师开火了，我们歪歪斜斜地写字指出陈老师上课敲过桌子，我们认为那就是广播里天天批判的“师道尊严”。

    我想陈老师肯定看见了贴在一年级墙上的小字报，她会作何反应？我记得她在课堂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下课时她走过我身边，只是伸出手在我脑袋上轻轻抚摸了一下。那么轻轻的一次抚摸，是一九六九年的一篇凄凉的教育诗。我以这种荒唐的方式投桃报李，虽然是幼稚和时尚之错，但事隔二十多年想起这件事仍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上二年级的时候陈老师和女儿离开了学校。走的时候她患了青光眼，几乎失去了视力，都说那是因为长期在灯下熬夜的结果。记得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我在街上走，看见一辆三轮车慢慢地驶过来，车上坐着陈老师母女，母女俩其实是挤在两只旧皮箱和书堆中间。看来她们真的要回湖南老家了，我下意识地大叫了一声陈老师，然后就躲在别人家的门洞里了。我记得陈老师喊着我的名字朝我挥手，我听见她对我喊：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我突然想起她患了眼疾看不清是我，怎么知道是我在街上叫喊？继而想到陈老师是根据声音分辨她的四十多个学生的，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老师们往往能准确无误地喊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陈老师，假如她还健在，现在已是古稀之年了。或许每个人都难以忘记他的启蒙老师，而在我看来，陈老师已经成为混乱年代里一盏美好的路灯，她在一个孩子混沌的心灵里投下了多少美好的光辉，陪他走上漫长多变的人生旅途。时光之箭射落岁月的枯枝败叶，有些事物却一年年呈现新绿的色泽，正如我对启蒙教师陈老师的回忆。我女儿眼看也要背起书包去上学了，每次带着她定过那所耶酥堂改建的学校时，我就告诉女儿，那是爸爸小时候上学的地方，而我的耳边依稀响起二十多年前陈老师的声音，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

    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

【2018 高考全国卷I】

赵一曼女士

阿成

哈尔滨市的伪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不过，的确是有些破旧了，在太平岁月，看上去却像一家战时医院。我并不经常去那里，偶尔去那里，诚实地说，是为了巴结在那里住院的领导，目的是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有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不安全感。有时候，则是出于情义，去探望在那里治病的好朋友。小人物的生活，大抵是如此的吧。

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在日伪统治时期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有关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住的这家医院，是一座欧式建筑(可能是巴洛克式吧)。她住在一病区。

哈尔滨这座优雅的城市里，欧式建筑是很多的，几乎随处可见。在冬季，这座别致的城市经常下着很美丽的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飘舞，蔚为壮观。你会看到白色的雪在这座城市里无处不在。

在落雪的日子里，听一听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或者莫扎特的《第九钢琴协奏曲》，是这座城市普通市民的一种很好的享受。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侨居着许多外国人。据统计，这里的侨民多达三十多个国家十几万人。

这些众多国家的侨居者，在这座城市里充当着各种角色，商人，西餐馆的老板或女招待，面包师，建筑师，小提琴师，马车夫，出租车司机，娼妓，神父或者嬷嬷，还有在街头拉着手风琴讨钱的乞丐。也有日本侨民。这些日侨，还不能等同于日本关东军及随军家属。前者是客人，后者是侵略者，并对这座优雅的城市，实施了长达14年之久的统治。

这座城市，还有许许多多的教堂。曾有人称哈尔滨是“教堂之城”。离监禁赵一曼女士的医院最近的教堂，一共有三座，一座是20世纪初德国人建造的基督教路德会教堂，属于典型的12世纪哥特式建筑。另一座是中世纪拜占廷式建筑“东正教圣母教堂”。再一座教堂，如今已经不在了，就是世界闻名的圣尼古拉东正大教堂。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能够清晰地听到从这三座教堂的钟楼上传来的大大小小的钟声。在三四十年代寂静的城市里，那是何等有韵味儿的钟声啊。

我无法猜测赵一曼女士听到这些钟声时有怎样的感想，但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英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对欧洲文化及建筑艺术有着很高的鉴赏水平。

她又是一个女人，仅仅三十多岁，这钟声也会令她流泪的吧——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中国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见到她，你都能很快在众多的人当中看出她别于他人的风度。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大野泰治认定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赵一曼女士率领抗联活动的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之中，在珠河县附近，也能够听到来自坡镇(一面坡)那座教堂的钟声。那儿的钟声，响在冬夜里，会传得很远很远，山壁还会有幽远的回声。钟声里，抗联的兵士正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吃，或者唱着杨靖宇将军谱写的歌曲“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的回忆。

在医院里，赵一曼女士单独一个病房，由南岗警察署派来的警察昼夜24小时轮流看守。

病房很干净，挡着乳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当时正好是6月。6月里的哈尔滨，全城都弥漫着丁香花味儿。听说，丁香花现在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赵一曼女士是1935年初的大雪天进入医院的，到丁香花开，已经是半年多了。

赵一曼女士当然也喜欢丁香花，这座城市的市民是把丁香花作为友谊和爱的信使，插入千家万户的花瓶中的。

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摆放在那里的。

赵一曼女士平平地躺在病床上。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讨伐队的子弹后，被抓获的。远间警佐用马车把赵一曼女士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命令属下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的上司大野泰治。

当时，赵一曼女士流了很多血。

在场的日本人都感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岌岌可危。

珠河一带，有雄奇且秀丽的景观和强悍的历史。我在1991年写的一篇小说《胡天胡地风骚》里，介绍过一个叫孙羽林的人在珠河升了县长的时候写的一副对联：

载酒赋诗溯白山王气黑水霸图胜迹蔚成新栋宇

先忧后乐看四境桑麻万家灯火放怀奚止快登临

此“白山黑水”之说，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注意，一直是把“白山黑水”作为浅吟低唱之辞使用。可惜了。

从“四境桑麻”中我现在似乎能理解，三四十年代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学生，为什么流着泪，唱那支《松花江上》的歌，我相信，歌词中那句“同胞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家乡——”是发自他们肺腑的呐喊。

前面我说过，大野泰治从赵一曼女士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上推断，他们抓到了抗日联军中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大野泰治深感自己的幸运。

在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时候(“主要是问一些要点”——大野泰治语)，他不断地用鞭子把儿捅她手腕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地往里拧，并用皮鞋踢她的腹部、乳房和脸。一共搞了两个小时左右。大野泰治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回答。

他恨这个女人，他觉得很没面子，伤了作为一个日本军人的自尊。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会委员，在党的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这里，大野泰治巧妙地暗示，他所以没有审出什么东西，是为了把功劳留给上司，上司只要酷刑审问就行了。

大野泰治不仅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客。

大野泰治的报告书，成了决定赵一曼女士死刑的根据。

大野泰治非常兴奋，在他的办公室里痛快地舞了一阵军刀。

赵一曼女士是1935年11月下旬被捕的。然后，从珠河县转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押。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和人格污辱。于1936年初，以假名“王氏”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监禁治疗。司法主任千叶警官是看守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要通过这个重要的“女思想犯”，了解哈东地区革命军外围团体的全貌，并获取思想对策上的重要参考资料。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及南岗警察署司法警士松本英雄，哈市警察局特务科翻译周质彬等人，都曾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白天，这座城市下了一场暴雨。这是一场极为壮观的大暴雨，电闪雷鸣，声势十分凌厉。这场大暴雨把全城所有的建筑，包括市立医院和丁香树，都冲刷得干干净净。在每年的八月份，大雨经常光顾这座北方城市，使得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湿润。

这天夜里，看守警士董宪勋在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曼女士抬出医院的后门。后门外，是松花江的大堤，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道里和道外两区的万家灯火。

出了医院的后门，一辆早已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白俄一边开车，一边叼着烟卷哼着俄国歌曲。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什么，他只是为了钱。

夜风很凉，很湿润，马路上仍有残雨，车轮驶过去，便溅起了很高的水帘。一车人都沉默着，听白俄司机唱。

在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到处都可以听到洋人的歌唱。

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了下来，客人下了车，白俄司机就把车开走了。

女护士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副轿子，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轿，然后，一伙人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年轻的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试一试。

赵一曼女士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他说：“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颇有感慨，说：“真没有想到，董先生的薪俸会这样少，而且少得如此可怜。”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以后，赵一曼女士经常对董警士聊山区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五花山，飞鸟走兽。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善于表达，又善于捉摸对方心理的女人。与她接触过的人都十分信赖她。

赵一曼女士用通俗的、饶有趣味的小说体裁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药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对共产党如此活泼的文体十分着迷。

他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

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他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二十天时间。

我非常佩服这位共产党的干部。

有人称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是不是也包括着对该党的“工作能力”的恐惧呢?……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护士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对赵女士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的不幸、工作受欺负(她没有工薪，只是个见习护士)，等等。

女人是有一种倾吐欲的。尤其是家庭不幸，恋爱受挫的女性。

赵一曼女士坦率地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她的语调是深情的、回忆式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赵一曼女士：“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年轻人，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赵一曼女士说：“要实现这个主义，就要到山区去。一切的疑问，到了赵尚志那里都能明白。”

韩护士卖掉了自己的两个戒指，两件大衣和其他衣服，共得六十元，准备作为逃跑时的费用。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细致，也很谨慎的女人。虽然她成功地与董警士和韩护士建立了极其秘密，也极其危险的关系，但只是到有了绝对把握之后，赵一曼女士才正式把两个人相互介绍给对方。

当时，他们都很激动，很兴奋，都有一种崇高感。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处发现了线索，后来又从太古街的轿铺主人那里得知，赵女士是由他们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

松本英雄和千叶警官等几个人，马上乘车去追。

途中，必由之路上的阿什河桥被暴雨冲垮了。几个人只好到附近的村庄征到几匹马，骑马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女士、护士韩勇义、警士董宪勋及他的叔父董广政。

千叶警官命令松本英雄等六人，从路边的田地中包抄合围，用手枪逼迫着，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毙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赵一曼女士的纪念碑。纪念碑惊人的粗糙，并且十分简陋。但那儿的环境却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那里清静得几乎无人。旁边有一年迈老人看着我。

我看了看他，笑了笑。

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

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日军枪杀前，曾写了两份内容不尽相同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1936年8月2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作者简介：

阿成（1948-  ），原名王阿成。黑龙江作家协会成员。代表作有：《赵一曼女士》、《年关六赋》、《马尸的冬雨》等长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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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江西高考卷】

铁良

阿城

铁良是满族人。问他祖上是哪个旗的，他说不知道，管它哪个旗的，还不都是干活儿吃饭。

铁良在北京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名气是抻得一手好面。铁良有个要好的弟兄，也是个有名气的人，名气是和馅儿。铁良专在一家做。

铁良原来有几股钱在店里，后来店叫政府公私合营了，铁良有些不太愿意，在公家人面前说了几句。公家人也是以前常来店里吃铁良抻的面的主儿，劝了铁良几句。几年以后，铁良知道害怕了，心理感激着那个公家人。

抻面最讲究的是和面。和面先和个大概齐，之后放在案子上沾块湿布“省”着。后来运动多了，铁良说，这反省就是咱们的省面。省好了面，愿意怎么揉掐捏拉，随您便。

省好了的面，内里没有疙瘩。面粉一掺了水，放不多时就会发酸，所以要下碱。下了碱的面，就可以抻了。

有人用舌头试碱放多了还是少了，舔舔，有一股苦甜香，就是合适了。铁良试碱不用舌头，一半儿的原因是抻面是个露脸的活儿，是公开的，客人看着，当面的。铁良用鼻子，闻闻，碱多了，就再放放，“省”碱。

跑堂的报了客人要的数儿，拉长声儿喊给铁良。客人出到街上，靠在铺面窗口儿看铁良抻面，好像是买了一张看戏的站票。

铁良不含糊，当当一手揪出一拳头面，啪，和在一起，搓成粗条儿，掐着两头儿，上下一悠，就一个人长了。人伸开胳膊的长度等于这个人的身高。铁良两手往当中一合，就是两股，再抻再合，就是四股，再抻再合，八股，十六股，三十二股，六十四股，一百二十八股。之后掐去两头，朝脑后一甩，好像是大闺女的辫子飞落到灶上的锅里，客人就笑了，转身回去店里座位上。

锅边儿的伙计用双长筷子搅两下，大笊篱捞出盛到海碗里，海碗里有牛骨高汤，入好面，撒几片芫荽，葱丝儿，带红根儿的嫩菠菜，满天星辣椒油花儿，红，绿，白，啪哒，放在了客人面前。客人挑起一箸子面，撑开嘴吃，热气蒸得额头有点儿亮。铁良呢，和街上的熟人聊了有一会儿了。

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押去刑场的时候还许犯人点路边的馆子，吃最后一口人间食。有个老头子被押在车上，路过铁良的店，说是去阴间的路上得吃口抻面。于是押进去，老头子张口要龙须面，铁良也不说话，开始抻。

铁良几下就抻好了，亲自放面下锅，瞬时捞起，入在汤里双手捧了碗放在老头儿面前。围观的人都伸头去看，说不出话来。老头儿挑起面迎光看看，手上的铐哗啦啦响，吃了一口，说：“是这个意思。”就招呼上路了。

铁良后来跟人说，这就是当初借钱给我学手艺的恩人，他就是要我抻头发丝儿面，我也得抻出来。

《选自阿城选集》

注释：抻(chēn)用手把面团抻成面条。抻：拉长。

作者简介：

阿城，（1949-   ）原名钟阿城，生于北京市，祖籍重庆市江津区，中国内地作家、编剧。代表作《棋王》、《小城之春》、《芙蓉镇》、《刺客聂隐娘》。2016年，出版作品集《阿城文集》。

【请思考】比较阿成和阿城的写作风格有何不同。你更喜欢哪一位作家？更想继续读哪个作家的作品？可以实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