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娜的手提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地点涉及三大洲，时间跨度近70年。一个手提箱，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小姑娘和她的家人，与现代日本东京一个年轻女子和一群孩子，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老人，联系到了一起。
从1939年到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专制者阿道夫 希特勒，妄想德国能统治全世界。他狂妄观念的中心，就是要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无情地清除。为了消灭他的这些“敌人”，他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几十个被称为集中营的大规模监狱。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犹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迫背井离乡，被押送到集中营。他们在那里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很多人饿死或病死，更多的人被活活杀害。在这些集中营，以及希特勒的追随者实施恐怖计划的其他地方，总共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有150万犹太儿童。1945年，战争结束了。全世界终于知道了集中营里发生的可怕事情，人们称之为大屠杀。从此以后，人们通过各种努力，试图更多地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它以种族、宗教、文化的不同为由，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怎样才能杜绝类似的事情？
日本人关注大屠杀是比较晚的事情，虽然日本曾在二战期间同纳粹德国结盟。其中有一个日本人，想为全人类的互相宽容和理解做点事，觉得让日本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尤其重要，因此独立资助，匿名成立了一个博物馆―“东京大屠杀教育资料中心”(以下简称大屠杀教育中心)。
在1999年举办的一次有关大屠杀的儿童讲座上，大屠杀的幸存者雅法 伊莉亚克，为东京地区各学校的两百多名学生讲述了她的经历。在她生活的村庄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老幼，都被纳粹杀害了。最后，她提醒小听众们，他们应该有“创造和平”的力量。有几十个日本孩子被她的话激励，成立了一个叫做“小翅膀”的小组织。小翅膀的成员，从8岁到18岁不等，现在每个月都要举行聚会活动。他们出版报纸，在大屠杀教育中心做义工，引导更多的日本少年来关心历史上的大屠杀。指导他们组织活动的，就是大屠杀教育中心的馆长：石冈史子女士。
这个手提箱―汉娜的手提箱，是他们开展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手提箱里，隐藏着一个大悲大喜的故事，暗示着过去的悲惨，和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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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2000年，年初
这个手提箱看上去普普通通，边角有些磨损，但是形状还很端正。
手提箱是褐色的，很大，可以装很多东西，比如出远门时所需的衣服、几本书、一些棋牌、贵重物品、玩具等。但是，现在里面什么也没有。它被放在日本东京一个小小博物馆的玻璃柜子里。每天都有孩子来观看。隔着玻璃，可以看到手提箱的箱盖上用白漆写着字，那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和生日：汉娜・布莱迪(Hana Brady)，1931年5月16日。上面还有一个词：Waisenkind。德语“孤儿”。汉娜（Hana）这个名字，在汉娜的母语――捷克文中其实只有一个“n”，可是在德语的拼写中有两个“n”。箱子上的名字是德国人写的，所以是“Hanna”。
来参观的孩子们知道，这个手提箱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年)，有几百万人被关押在这个集中营里，他们受尽折磨而死。那么，汉娜·布莱迪是谁呢？她的家在哪儿？她后来又到哪儿去了？她在箱子里装了什么？她怎么成为孤儿的？她是什么样的女孩，到底遭遇了什么？
孩子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博物馆的馆长叫石冈史子，是位一头黑发、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她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他们把手提箱小心翼翼地从玻璃柜子里拿出来，打开，仔细地查看空手提箱的边袋。也许汉娜在里面留下了什么，能够提供一点线索。可是什么也没有。他们还查看了箱子里圆点花纹的衬布，也没看出什么来。史子答应孩子们，她一定尽力而为，找出这个手提箱的主人，解开谜团。此后整整一年里，她像一个侦探一样，满世界寻找有关汉娜 布莱迪的线索。
捷克斯洛伐克，诺弗·麦斯托，20世纪30年代 在捷克斯洛伐克逶迤起伏的丘陵地带，摩拉维亚省有一个城镇叫做诺弗·麦斯托。这个城镇不大，但很有名。冬天这里尤其热闹，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这儿滑雪。这儿有宽敞的滑雪道，也有密林中的小路，还有可以滑冰的湖泊。到了夏季，人们还会来这儿游泳、驾帆船、钓鱼、野营等。
诺弗·麦斯托有四百多居民，历史上曾以制作玻璃闻名。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小镇的居民多转向林业和制造滑雪用具。在镇中心大街上，有一栋白色大楼，楼顶还带有两层的阁楼。这栋楼的地下室里有一条秘密通道，通向位于广场上的教堂。很久以前，外敌入侵的时候，士兵们就用这个通道储备居民需要的粮食和生活用品。
小镇的百货店就在白色大楼的底层。在这儿，你可以买到几乎任何东西，纽扣啦，果酱啦，灯油啦，草耙啦，雪橇上的铃铛啦，还有磨刀石、碗碟、纸笔以及糖果等等。布莱迪一家住在二楼：父亲卡雷尔、母亲玛柯塔、汉娜，还有哥哥乔治。父亲一周在店里工作六天。他是个喜欢运动的人。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喜爱足球、滑冰和体操。他还是一个嗓音洪亮的业余演员，声音可以从广场的这头传到那头。正因如此，父亲被推举为越野滑雪赛的发令员，这样每个参加比赛的人都能听到号令。他还是一个义务消防员，经常和小镇上的其他义务消防员一起，开着消防车，救助那些遇到危险的人。
布莱迪一家喜欢接待艺术家，不管是音乐家、画家、诗人、雕塑家还是演员。当这些人饥肠辘辘的时候，总是能够在布莱迪家里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尝到布莱迪家管家兼厨子波丝卡的手艺。这些艺术家在这里有热情的知音，其中当然包括家里的两个孩子：汉娜和乔治。大家经常请乔治表演他的小提琴，而汉娜总是很乐意为大家弹奏钢琴。在客厅中央，有一台手摇留声机，汉娜经常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她最喜欢的歌：《我有九只金丝鸟》。
母亲是一位热情大方、幽默爽朗的女主人。她也在店里工作，一周六天。镇上的人常常到店里来，就是为了听她说说笑话。她特别照顾住在诺弗·麦斯托镇郊区的穷人。每个星期，她都会收拾出一些食品和衣服，让汉娜送给那些需要衣食的人。汉娜为此十分自豪，还会要求母亲多准备一些。
汉娜一家就居住在左数第五栋房子里。底层是他们的小百货店，二层是他们的住宅。
汉娜和乔治很小就在店里帮忙整理货架、打扫卫生了。他们学着把酵母切成薄片，凿下糖块上不规则的小块，称香料和干货，还把纸折成圆锥，用来包装糖果。有时候母亲发现这种装了糖果的纸包少了，问兄妹俩，汉娜和乔治从不告发对方。为了逮老鼠，店里总是养着猫。不过，母亲和父亲曾为了奖励孩子，专门买了两只毛茸茸的安哥拉猫送给他们。当这两只猫被放在开有通气孔的盒子里，从邮局送到家时，家里那条巨大的狼犬西尔瓦围着盒子嗅个没完。但是不久，这两只小猫，汉娜起名为米基和穆莱克，就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
汉娜和乔治在公立学校上课。他们是普通的孩子，有一般孩子常有的烦恼，也有一般孩子都有的快乐。但他们有一点与众不同。
布莱迪一家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家不是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家庭，但是母亲和父亲还是希望孩子们能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特地请来一位老师。每星期别的小伙伴们都去教堂的时候，汉娜和乔治就在家里，听老师讲关于犹太节日和犹太历史的知识。
诺弗 麦斯托还有几个犹太家庭，但他们都没有孩子。一开始，没有人觉得这两个孩子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但是，不久之后，他们是犹太人这一点，就会成为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事情。
东京，2000年年初
半个多世纪以后，在相距诺弗·麦斯托镇半个地球的日本东京，石冈史子在她的办公室里，回忆着这手提箱来到她手里的经过。1998年，她成了一个小博物馆的馆长。这个博物馆叫做东京大屠杀教育资料中心，专门面对日本的孩子开展关于大屠杀的教育。在以色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史子遇到了几个经历过集中营恐怖生活的大屠杀幸存者。这些人在历尽苦难以后，仍然保持着乐观和欣然的态度，这使史子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以后，每当史子烦恼、悲观时，就会想想这些幸存者。他们是何等坚毅，何等智慧。史子想让日本的年轻人也从大屠杀中学到一些东西。那么，怎样才能让日本的孩子们了解，在五十多年前，成百万的犹太儿童，在遥远的国度里所经历的可怕事情呢？
她想，最好是通过看得到摸得着的实物。于是，她写信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博物馆和大屠杀博物馆，波兰的、德国的、美国的、以色列的，请求他们借几样和犹太儿童有关的展览品。她还把这一请求发布在网上，还给那些她认为有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写信。史子想借到一双鞋子或者一个手提箱之类的实物。遗憾的是，她的请求都被拒绝了。他们回答说，这些被妥善保存的文物实在是太珍贵了，她的博物馆太小、太远，他们不能借给她。史子很失望，可是她不是轻言放弃的人。恰恰相反，碰到的钉子越多，她的信念就越坚定。
这年秋天，史子去了波兰，那儿曾经有过很多纳粹集中营。在最为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她参观了那儿的博物馆。她再三请求，希望能和博物馆的助理馆长说几句话。最后，人家终于答应让她谈五分钟。当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助理馆长表示会考虑她的要求。
几个月后，史子收到一个来自奥斯威辛博物馆的邮寄包裹，里面有一双小鞋子、一件儿童毛衣、一个氰化氢毒气罐，还有一个手提箱——汉娜的手提箱。
诺弗·麦斯托，1938年
汉娜长着一头金发，可爱的圆脸上，蓝色的大眼睛清澈、明亮。她是一个健壮的女孩子。有时候，她会和乔治打闹，就是想显示一下力气。虽说哥哥比她大三岁，但汉娜偶尔还能打赢哥哥。当然，绝大多数时候，汉娜和乔治在一起开心地玩耍。
汉娜小时候最喜欢在户外玩。夏天，他们在家后的小溪旁玩海军游戏。他们爬进一个旧的木洗澡盆，顺水而下，一直到其中一人偷偷拔掉塞子，两人随木盆沉到水里，然后一起哈哈大笑。后院的草地上有三个不同的秋千，一个是给小小孩玩的，一个是两人座儿的，还有一个挂在小溪上空的粗壮树枝上。附近的孩子们常聚在这儿比赛荡秋千，看谁荡得最高，谁跳得最远。汉娜常常得胜。
他们还在百货店楼上的大厅里滑旱冰，汉娜穿着她的红色滑轮鞋，乔治穿蓝色的。冬天到了，汉娜和乔治就滑雪，还用雪堆成堡垒。不过，汉娜最喜爱的是滑冰，她经常刻苦地在诺弗·麦斯托冰冻的湖泊上练习旋转。她的滑冰服是红色的，领口、袖口、裙裾点缀着白色的皮毛。每当穿上它，她就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冰上的舞蹈公主。她的父母、朋友还有哥哥，都为她的表演鼓掌叫好，也为她的梦想鼓掌叫好。孩子们用雪堆起了一个堡垒。因为父母都是每星期工作六天，所以星期天对全家来说就很珍贵了。早晨醒来，乔治和汉娜都会挤到父母的大床上，依偎在毛茸茸的皮毛被下。要是夏天，他们会在星期天下午挤进汽车，到最近的要塞或古堡去野餐。偶尔，同样住在诺弗 麦斯托的姑姑赫达和姑父路德维克一家也一起去。到了冬天，他们就坐雪橇外出，或者到野外去滑雪。汉娜滑得很出色。诺弗·麦斯托附近有一个村庄，距离有八公里，那儿的茶室中有美味的奶味糕点。这两个家庭的孩子们喜欢一起滑着雪去。尽管年龄最小，汉娜却总是滑在最前面。
这种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未持续下去。1939年新年到来前，空气中就有了一种危险的气息。人们议论纷纷，主题都是战争。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上了台。这年年初，希特勒就控制了奥地利。接着，他的军队又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地方。那些想逃离纳粹统治的难民，频频出现在布莱迪家的门口，讨钱和食物也好，寻找过夜的地方也好，他们总是能得到父亲和母亲的热情接待。可是孩子们很困惑：这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来这儿？为什么他们不待在自己家里？晚上，汉娜和乔治上床睡觉后，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就会坐在收音机前听新闻。常常有朋友和他们一起听，听完以后，他们还会议论到深夜。“咱们得轻一点，”他们会说，“别吵醒孩子们。”
大人们紧张而热烈地议论着，都没有察觉到外面地板的嘎吱声。汉娜和乔治正踮着脚在客厅外偷听呢。他们听到大人在议论奥地利新的反犹太法律，还听说了在德国发生的“水晶之夜”：纳粹和流氓整夜在犹太人居住区胡作非为，砸碎住家和商店的玻璃，放火焚烧犹太教堂，当街殴打犹太人。
“我们这儿不会这样，是吧？”汉娜低声问哥哥。
“嘘，”乔治说，“别说话，他们听到了就会让咱们去睡觉的。”有一天夜里，他们的邻居罗特先生提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建议。“我们都明白战争就要开始了，”他说，“犹太人待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都该离开诺弗·麦斯托，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国去，到巴勒斯坦去，到加拿大去。随便哪儿都行。马上走，要不就晚了。”
其他人却不这样想。“您疯了吧，罗特先生？”有人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就属于这儿。”他们决定不走。尽管时局不好，布莱迪一家还是庆祝了1939年的到来。新年前夜，在饱餐了一顿火鸡、红肠、意大利香肠和布丁后，孩子们开始玩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玩的游戏：预测未来。汉娜、乔治，还有住在附近的表兄妹们，每人得到半个胡桃壳，他们各自在里面放上一支小蜡烛。房间中央放了一个大盆，装满了水。孩子们挨个儿把自己的胡桃壳放到盆里。11岁的乔治的胡桃壳在水里转啊转，最后停了下来，蜡烛一直燃烧着。8岁的汉娜的胡桃壳一开始平稳地往前滑，后来却摇晃起来，慢慢地，它翻倒了，里面的蜡烛浸到水里，熄灭了。
东京，2000年3月
自从这个手提箱来到东京，史子和孩子们就被它吸引住了。10岁的晃是个喜欢打打闹闹的女孩，现在却安静下来，想象做个孤儿会有怎样的遭遇。麻衣子的年纪稍大一些，以前喜欢聚会，还会表演出色的花样游泳，但在手提箱面前，她却变得沉默寡言。她想，如果她被迫离开自己的亲友，将会是什么样。
这个手提箱是他们博物馆中唯一一件和一个人的名字有关联的文物。由手提箱上写着的生日，史子和孩子们计算出，汉娜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是13岁。有个女孩说：“比我还小一岁。”晃说：“和我哥哥一样大。”史子再次写信给奥斯威辛博物馆，问他们能不能帮忙查出这个手提箱主人的任何情况。他们回答说，他们再也不知道别的什么情况了。史子把这个回答告诉孩子们。“再试试别的地方。”麻衣子说。“不要泄气。”晃说。孩子们一致说：“继续找，继续找。”史子答应，她会继续找。接着，史子写信询问著名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馆长回信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汉娜·布莱迪的女孩。你联系过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吗？”史子立即给华盛顿的纪念馆去信，但是他们的回信却是同样的：“我们没有关于女孩汉娜·布莱迪的任何资料。”真是令人失望。
就在这个时刻，史子收到了奥斯威辛博物馆的一个通知。他们发现了一点新的资料。他们在一个名单上查到了汉娜的名字，并从中得知，汉娜是从一个叫做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地方，转送到奥斯威辛去的。
诺弗·麦斯托，1939年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莱迪一家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纳粹宣布犹太人是邪恶的，危险的，会传播坏影响。因此，布莱迪一家和诺弗·麦斯托的其他犹太人，都得遵守特别的法规。
犹太人只能在白天的特定时间外出，并且只能去特定的商店买东西。犹太人不能随便旅行，住在附近镇上的汉娜的姑姑、姑夫和祖母再也不能来看他们了。布莱迪一家必须向纳粹报告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如艺术品、珠宝、银餐具、银行支票等等。他们匆匆忙忙地把最宝贵的文件藏在阁楼上的瓦片下面。父亲收藏的邮票和母亲的银首饰，只能藏在不是犹太人的朋友那儿。家里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纳粹没收了。
一天，汉娜和乔治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想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当他们排到售票口的时候，才发现那儿贴有一个告示：“犹太人不得入内。”他们涨红了脸，赶紧转身离开。走到家里时，汉娜再也无法抑制愤怒，她问：“我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电影？为什么我们不能不理睬那个告示？”母亲和父亲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些问题可不好回答。每个星期都会有针对犹太人的新限制颁布。犹太人不准进游乐场。犹太人不准进运动场。犹太人不准进公园。
不久，汉娜就不能去体操馆了，甚至滑冰的湖泊也禁止她进入。她的朋友都不是犹太人，一开始他们也不明白这些禁令。他们和汉娜还是像以往一样，在学校里坐在一起，在教室和后院打打闹闹，玩得很开心。“我们永远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汉娜最要好的朋友玛利亚向汉娜保证，“我们决不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们，规定我们只能和谁一起玩。”可是，渐渐地，随着时间推移，汉娜的所有玩伴，包括玛利亚，放学以后和周末都不来找她玩了。玛利亚的父母禁止她来找汉娜玩。他们担心，如果玛利亚和犹太孩子交朋友，纳粹会惩罚他们一家。
汉娜变得非常地孤独。随着一个个朋友的离去，随着一个个新限制的颁布，汉娜和乔治的世界在变小。他们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无力感。“我们该怎么办？”他们问父母。“现在我们能到哪儿去？”母亲和父亲安慰孩子们，尽己所能帮助他们用新的办法找到快乐。“看，我们运气多好，”母亲对他们说，“我们有这么大一个院子。你们可以玩捉迷藏，可以在树下荡秋千，还可以自己发明游戏。比如在库房里玩侦探游戏，到地下通道玩探险游戏，或者玩字谜游戏。你们能够彼此相伴是多么幸运！”在纳粹的限制变本加厉的时候，汉娜和乔治总是相互鼓励和支持。
汉娜和乔治也知道，他们的确很幸运，能两个人在一起玩，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的痛苦，他们无法忘记那些再也不能做的事情，那些再也不能去的地方。
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有一天，灿烂的阳光下，他俩坐在草地上，百无聊赖。突然，汉娜哭了起来。“这不公平！”她哭着说，“我不喜欢现在这样！我要像以前那样。” 她揪下一把草来，狠狠地抛向空中。然后，她看着哥哥。她知道，哥哥跟她一样苦恼。“等一下，”他说，“我有一个主意。”几分钟后，他拿来一叠纸、一支笔、一个空瓶子和一把铁锹。
“你要做什么？”汉娜问。 “也许，我们把所有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写下来，”他说， “我们会好过些。” “这办法太愚蠢，”汉娜回答，“这不会把公园和游乐场还给我们，也不会把玛利亚还给我。”但是乔治坚持要这样做。他毕竟是哥哥，况且汉娜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两个孩子把他们的痛苦都宣泄在了纸上。主要是汉娜说，乔治写。他们写下了他们失去的东西和气恼的事情。然后，他们又写下了他们向往的事情，还有当这个黑暗时代结束后，他们想拥有的东西和想去的地方。
写完以后，乔治把纸卷起来，装进瓶子，塞上瓶塞。然后他们走到秋千架前，汉娜就在那儿挖了一个洞，用来埋藏他们的伤心和苦恼。乔治把瓶子放进洞里，汉娜用土埋上。当他们把这一切做完的时候，世界似乎稍微明亮了一点，至少那一天感觉是这样。然而，这以后，他们越来越难了解到外面所发生的情况了，尤其在家里的收音机被没收后。以前，父亲和母亲每晚都要收听英国伦敦八点钟的新闻广播，借此了解希特勒的可恶行动。但是，现在纳粹命令犹太人八点就必须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他们被禁止收听无线电广播，违反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所有的人都害怕被纳粹逮捕。
父亲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用来应付纳粹的禁令。他求他的老朋友―教堂钟楼的看守人帮他一个忙。父亲请求说：“你能不能每天傍晚把教堂大钟拨慢十五分钟？”这样，父亲就可以赶到邻居家，在那儿听新闻广播，然后在教堂大钟敲响八点以前回到家里（实际上那时已经八点十五分了）。在广场上巡逻的纳粹完全没有察觉。不幸的是，父亲从无线电广播里听来的都是坏消息。纳粹节节胜利，正在全线推进。
东京，2000年3月
现在，史子和孩子们知道，汉娜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的。史子很激动，这是有关汉娜的第一条实实在在的信息，是第一个线索。
特莱西恩施塔特，是纳粹给捷克小镇特瑞辛起的名字。这是一个可爱的小镇，镇上有两个古堡，始建于19世纪，曾被用来囚禁军事和政治罪犯。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把特瑞辛变成了囚禁犹太人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这里高墙环绕、重兵监守、拥挤不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十四万犹太人被关押在这儿，其中有一万五千名儿童。史子常常用功到深夜。在黑漆漆的大屠杀教育中心里，只有她的办公室里亮着灯，那是她在阅读一切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资料。
她从阅读中得知，特莱西恩施塔特曾发生过可怕的事情。在那几年里，这个集中营里住过的人，几乎全被装上火车，送往东方那些以死亡营而闻名于世的集中营。史子还得知，特莱西恩施塔特也发生过勇敢而激动人心的事情。被关押在那儿的成人中，有一些了不起的人，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音乐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时装设计师、社会工作者......这些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人，都因为是犹太人而被囚禁在集中营。在这围墙内的小小空间里，在纳粹的鼻子底下，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设计和实施了庞大的教学计划，使得成人和儿童们的教育、学习、手工制作、艺术表演等等，都开展起来。他们以此来提醒人们，尽管有战争，尽管周围的气氛令人窒息，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美好的事物，每个人都可以让世界更加美好。
史子还得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孩子们在那儿学过画画，而且，有四千五百张画从战火中保存了下来，简直是奇迹。史子的心跳加速了：在这些得以保存下来的绘画里，会不会有一张或几张是汉娜 布莱迪画的呢？
诺弗·麦斯托，1940年秋~1941年春
秋天带来了凉意，也带来了更多的禁令和麻烦。
汉娜将要上三年级的时候，纳粹宣布了新的禁令：不准犹太儿童上学。“这下可好，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伙伴们了！”当父母告诉汉娜这个坏消息的时候，她哭了起来。“我长大后再也当不成一名教师了！”她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站在讲台上，台下是专注听课的学生们。母亲和父亲决定让汉娜和她的哥哥继续学业，幸亏他们还有足够的钱聘请家庭教师。
汉娜的老师是邻村的一个年轻女子，乔治的是一个逃难来此的老教授。母亲想让大家振作一点。“早晨好，汉娜，”她每天早晨朗声招呼。“吃早饭吧，你不想误了‘上学’吧。”汉娜每天在餐桌上听家庭教师上课。教师很和气，尽其所能鼓励汉娜学习读、写和算术。她带来一块小黑板，倚在椅子前，让汉娜在黑板上画画，画完了再擦掉。但是，这个“学校”里没有玩伴，没有欢笑，没有课间玩耍。汉娜觉得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功课上。在冬天的黑暗里，布莱迪一家似乎与世隔绝了。
春天到来，灾难也随之降临了。1941年3月，母亲被可怕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抓走了。
一封信出现在他们家，命令母亲第二天早晨9点以前到邻镇伊赫拉瓦的盖世太保司令部报到。母亲必须半夜动身，才能准时赶到那儿。她仅有一天时间来收拾东西和向家人告别。
她把汉娜和乔治叫到客厅，三人偎依在一起，坐在沙发里。她告诉他们，她要出门一段日子。汉娜一听，挨得更紧了。母亲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乖乖的，听爸爸的话。我会写信回来的。”她问，“你们会给我回信吗？”乔治的眼睛看着别处，汉娜则全身发抖。孩子们几乎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母亲。母亲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那天夜里，当母亲把汉娜放到床上的时候，汉娜紧紧地抱着母亲。母亲细长的手指轻轻捋过汉娜的头发，就像汉娜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做的那样。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汉娜最喜欢的摇篮曲。汉娜搂着母亲，一直不肯松手。第二天早晨，汉娜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
东京，2000年4月
当一个扁平的邮包被送到史子办公室的时候，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个星期以前，史子刚给现在位于捷克共和国境内的特瑞辛集中营博物馆写过信。史子在信里解释说，她和孩子们多么渴望知道任何可以使他们与汉娜更接近的事情。那儿的人回答说，他们对汉娜个人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确实知道这个集中营的大量儿童绘画被隐藏和保存了下来。很多绘画现在正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博物馆展出。史子打开邮包，激动得手都颤抖了。里面有五张绘画的照片，其中两幅是彩色的，一幅画着花园和一张长椅，另外一幅是人们在河边野餐。其他几幅是铅笔和炭笔画，一幅画的是一棵树，另一幅是农田里的农民们在收干草，还有一幅是人们提着皮箱，正从火车上下车。在这些图画的右上角，都写着一个名字：汉娜·布莱迪。
诺弗·麦斯托，1941年秋天
自从汉娜答应母亲以后，她尽了最大努力来做个乖孩子。没有功课的时候，她就帮父亲干点活儿。他们挚爱的管家，波丝卡，总是给汉娜做她喜欢吃的饭和甜点。可汉娜还是想念母亲，特别是到了夜里。没有人能像妈妈那样轻捋她的头发；没有人能像妈妈那样唱摇篮曲；还有妈妈爽朗的笑声，所有人都想念妈妈的欢笑。 孩子们得知，他们的母亲在一个叫拉文斯布吕克的地方，那是德国境内的一个妇女集中营。汉娜问父亲：“那儿远吗？”乔治想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父亲安慰孩子们，他会尽一切可能让母亲回来。
一天下午，汉娜正在自己房间读书，突然听到波丝卡喊她。她不想答应，因为她当时没有心思做任何家务。除了家务还能有什么呢？可是波丝卡不停地喊她：“汉娜，汉娜，你在哪儿？快来！邮局里有你的重要邮包。”听到这儿，汉娜扔下了书本。莫非是她一直盼望的东西吗？她冲出家门，顺着大街一路跑向邮局。到了邮局，她走近窗口。“有我的东西吗？”汉娜问。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把一个小小的褐色包裹推了出来。汉娜看到了母亲熟悉的笔迹，心剧烈地跳起来。她打开包裹的时候，手指都在颤抖。包裹里是一个小小的褐色心形饰物，用干面包做的，上面刻着汉娜姓名的缩写：HB。里面还有一封信：
我最亲爱的，祝福你生日快乐。今年我不能和你一起吹生日蛋糕的蜡烛了。这是我给你做的心形项链挂件。你的衣服显小了吗？叫爸爸和乔治去跟姑姑说，让他们为我的大姑娘买新衣服。我一直想念着你和你哥哥。我挺好。你现在是个好姑娘吗？给我回信好吗？我希望你和乔治能继续学习。我挺好。我好想你啊，亲爱的汉娜。让我亲吻你。
爱你的妈妈
1941年5月于拉文斯布吕克
汉娜闭上眼睛，紧紧握住那小小的心形面包干。她拼命地想象，母亲就站在她的面前。
这是汉娜的妈妈在集中营里用省下的干面包做的心形饰物。
秋天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又一个打击。一天，父亲回家时带回来三个布制小方块。每块上面都印着六角星形状，六角星正中写着“Jude”，即犹太人。 “来吧，孩子们。”父亲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我们必须把六角星剪下来，别在我们的衣服上。只要出门，就得戴上。” “为什么？”汉娜问，“人家早就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了。” “我们必须照做，”父亲回答。他看上去沮丧、悲伤而疲惫，于是，汉娜和乔治都不再说什么了。
（插图）德国的纳粹法西斯命令，犹太人外出时必须佩戴这样一个屈辱的标记――布质黄色六角星。
从那一天开始，只要能不出门，汉娜就不出门了。她愿意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当众戴这个黄色的六角星。她痛恨这个六角星，戴着它是多么屈辱，多么令人难堪。孩子们想，他们已经没有公园，没有湖泊，没有学校，没有朋友了，难道这一切还不够吗？而现在，他们出门的时候，还得在衣服上戴上这个符号。镇上有一个犹太人拒绝服从这个命令，他实在是受够了那些规则和禁令。1941年9月末的一天，他鼓起勇气出了门。他没有剪下那个六角星，而是把布制方块整个缝在了衣服上。这个小小的抗拒行为立即传到了纳粹官员耳朵里。他发怒了，并且宣布，诺弗·麦斯托必须立即“非犹太化”，即要清除所有的犹太人。
第二天早晨，一个纳粹军官驾着一辆黑色大汽车，停在布莱迪家门口，车子里已经坐了四个惊恐的犹太人。听到敲门，父亲去开了门，汉娜和乔治躲在背后。盖世太保军官对父亲大声叫嚷着，要他立即出来。汉娜和乔治简直无法相信他们的耳朵，他们站在那儿，惊恐得说不出话来。父亲挨个儿拥抱了他们，叮嘱他们要勇敢。然后，父亲也走了。
东京，2000年春天
得到汉娜绘画的照片，史子大受鼓舞。她知道这些画能够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汉娜，让他们更容易设身处地想象汉娜的遭遇。史子的想法是对的。
在大屠杀教育中心做义工的孩子们，比以往更关心汉娜的事情。由麻衣子领头，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命名为“小翅膀”，目的是让其他孩子也了解他们现在学到的东西。他们每个月开一次会，策划报道。每个人都有任务：大孩子写文章，小一点的孩子被鼓励画画，还有一些人写诗。在史子的帮助下，他们把他们自己编的报纸分发到其他学校，让其他孩子也知道大屠杀的历史，知道汉娜的故事，以及他们正在寻找汉娜。
他们最想知道的是，汉娜长什么样。他们渴望看到故事的主人公―小姑娘汉娜的面容。史子由此意识到，如果她能找到汉娜的一张照片，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汉娜就更鲜活了。史子下定决心继续寻找汉娜。
现在，她已经有了汉娜的画，加上一双袜子、一双鞋子、一件毛衣，当然，还有汉娜的手提箱。她向往已久的主题展览――“孩子眼睛里的大屠杀”，可以开幕了。
诺弗·麦斯托，1941年末～1942年初
现在，爸爸和妈妈都不在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了。乔治伸出手臂搂住他十岁的妹妹，发誓要照顾好她。管家波丝卡想让他们高兴点儿，便做了些美味可口的食物，又故作轻松地和孩子们聊天，可是，没有用。孩子们既伤心，又害怕。父亲被抓走才几个钟头，就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汉娜的心急剧跳动着，乔治也惊慌不已，只觉得嗓子眼都给堵住了。这次他们又要抓谁？孩子们打开门，发现是他们都喜欢的路德维克姑父。“我刚听到这个坏消息。”他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两个孩子，“都跟我走，你们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爱你们。”
路德维克姑父是一个基督徒。由于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并不是被纳粹追逐的显眼目标。即使如此，领养乔治和汉娜，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因为盖世太保已经发出警告：任何人，只要帮助犹太人，都可能招致可怕而严重的后果。路德维克姑父让孩子们带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汉娜抱起了她的玩具娃娃娜娜。娜娜差不多有真的小孩那么大。
从五岁起，汉娜就和娜娜在一起了。乔治收拾了所有的家庭照片。他们还各自装了一箱衣服。汉娜带的是一个褐色的大手提箱。以前他们全家出游时，她总用这只箱子，她喜欢箱子里的圆点花纹衬里。东西收拾好以后，他们熄灭了灯，在身后合上了大门。那天晚上，姑姑和姑父安排汉娜睡一张大床，把她捂进了轻柔暖和的羽绒被子里。“汉娜，我们会照顾你，一直到你的爸爸妈妈回家。”他们向她保证，“如果你夜里醒来，我们就在下面的房间里。”灯光熄灭很久了，躺在床上的汉娜久久不能入睡，她眨着眼睛，进入她不熟悉的黑暗之中。这是一张陌生的床，而这个世界――现在充满着危险――似乎整个颠倒了。今后还会出什么事？在疲倦和惊恐中，汉娜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汉娜被一阵急切的狗叫声惊醒了。她吓得要命，担心又出什么事儿了。不过，很快，她认出了这个叫声。这是西尔瓦，他们家里养的忠实狼犬。西尔瓦竟然穿越整个镇子，一路找来了。汉娜想，至少我还有这样一个朋友。这对汉娜兄妹来说，也是个小小的安慰。
姑姑赫达和姑父路德维克的房子虽然很小，却很舒适。房子的后面有个小园子，就靠着邻近的学校。每天，乔治和汉娜都能看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们，一路说说笑笑、蹦蹦跳跳着走进学校。“我也要去。”汉娜跺疼了脚，沮丧万分。可是谁也帮不了她。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路德维克姑父和赫达姑姑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忙碌起来。乔治一劈柴就是几个 小时，汉娜则读书、做游戏。汉娜的表姐妹们，薇拉和吉利，都很喜欢她。有时候汉娜还会跟她们一起去教堂。
每天午餐时分，汉娜和乔治都回自己家，和管家波丝卡一起吃饭。波丝卡十分宠爱他们，总让他们多吃点，还拥抱和亲吻他们。她总是说，她答应了他们的父母，要让他们吃好，让他们健健康康的。每隔几个星期，他们就会收到一封父亲寄来的信。他被囚禁在伊赫拉瓦的盖世太保监狱里。乔治给妹妹念信时，只念那些轻松的段落。他觉得妹妹年龄太小，还不适合知道全部真相，例如，监狱里苛刻的生存条件，还有，父亲对重获自由的绝望。可是，纳粹不会顾及汉娜的年龄，他们连孩子也要驱逐。
诺弗·麦斯托，1942年5月
一张通知单被送到了赫达姑姑和路德维克姑父的家里，命令汉娜 布莱迪和乔治 布莱迪，必须于1942年5月14日，到位于特莱比克镇的遣送中心报到。那地方距离诺弗 麦斯托的五十公里远。这正是路德维克姑父一直担心的事。他把汉娜和乔治叫进书房，给他们念了这张通知单。然后，他试着把这个坏消息说得尽量轻松一些：“你们要出门旅行一趟。”他告诉他们，“还是与很多人一起去呢！你们要去的地方，有好多犹太人，还有好多小朋友，你们可以一起玩。说不定，在那里就不用戴那个六角星标志了！”乔治和汉娜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很悲伤，因为他们被再次连根拔起，要离开他们的姑姑和姑父了。
实际上，她于5月14日被送到了特莱西恩斯塔特。汉娜很害怕。当波丝卡来帮他们准备这趟奇怪的旅行时，汉娜连珠炮似的不断发问：“爸爸妈妈在哪儿？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我们到哪儿才是个头？我们能带点什么？”波丝卡回答不了任何一个问题。这位管家告诉汉娜，她也要离开诺弗·麦斯托，去她兄弟的农庄了。
汉娜从床下拖出那只带圆点图案衬里的褐色箱子。她装进一只睡袋，希望不管被送到哪儿，这睡袋能为她保留一些家里的气息。乔治也装了他的睡袋，还在衣服的空隙间，塞了些意大利香肠和小纪念品。不得不把这对年幼的侄子侄女送走，路德维克姑父的心都碎了。他找了一个车夫送他们去遣送中心，因为他自己无法面对那残忍的离别路。在和汉娜、乔治说“再见”的时候，姑姑和姑父强忍住了眼泪。他们向孩子发誓，他们会一直在诺弗·麦斯托等着，等到战争结束，等到他们回来。
当车夫打响铃铛，马儿拉着他们离开房子的时候，谁都说不出话来。几小时后，车夫让汉娜和乔治在一个巨大的仓库门口下了车。他们开始在大门附近排队。走到进行登记的桌子前时，他们向一个皱着眉头、颇不耐烦的士兵报上自己的姓名，他挥挥手，示意他们进入一个黑洞洞的、空气不流通的房子里。这间房子的地上铺着垫子。汉娜和乔治在角落里找到两只相邻的垫子，坐了下来。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的孩子，只有几百个成年犹太人。无一例外，他们都将被送往一个叫做特莱西恩斯塔特的地方。
此后的四天四夜里，汉娜和乔治就待在这个仓库里，吃他们自己带来的食物，睡在垫子上。虽然有些大人想亲近两个孩子，但汉娜和乔治没有心情与人交往。他们自己相互做伴，一起看书、说话、打瞌睡、想家，就这么打发时间。那是1942年5月16日，就在这个仓库里，用几个小甜点和一小节蜡烛，汉娜·布莱迪庆祝了她的十一岁生日。
东京，2000年6月
“孩子眼里的大屠杀”主题展览，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大人孩子都有，参观人数远远超过了史子的预想。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来并不熟悉这样的大屠杀故事。正如史子所希望的，她收集的实物展品，以及展品讲述的故事，使得这场浩劫在人们心中变得真实起来。虽然大家也很注意鞋子、毒气罐和小毛衣等展品，但那只手提箱，更如磁石一般吸引着观众。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一批接一批地围住它，查看上面的字迹：汉娜·布莱迪，1931年5月16日，Waisenkind――孤儿。
他们都很欣赏汉娜在特莱西恩斯塔特画的那些画。“您知道她别的情况吗？”他们问，“她后来怎么样了？她长什么样？”见这么多人表现出了兴趣，史子暗自下决心，她要加倍努力，找出汉娜的一张照片来。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有些什么人，能帮他们找到答案。史子再次给特瑞辛集中营博物馆去信询问。回答是，不知道。“我们已经告诉过您，我们不知道那个叫汉娜·莱迪的女孩的情况。”
史子不能接受这个回答。她决定亲自去特瑞辛一趟。
特莱比克，遣送中心，1942年5月
在第四天的早上，随着一阵刺耳的笛声，一名纳粹士兵走进了仓库。他大声嚷嚷着，汉娜和乔治在角落里吓得缩成一团。“限一小时之内，在铁轨边报到。每人只准带一个箱子，限25公斤。超重一克都不行。排成纵队。不准说话，照我说的去做。”这声音是那么严厉，那么吓人。汉娜和乔治很快就把他们的东西收拾起来。旁边的大人想帮他们一把，以确保他们做好了准备。“可怜的小家伙，”他们想，“这么艰难的出行，连父母都不在身边。”在士兵们的威慑和监视下，人们排成一列，站在铁路边。接着，汉娜和乔治，提着他们的手提箱，在早上炫目的阳光中，进入了黑暗的车厢。不断有人挤进来，直到车厢被塞得满满的，车门被猛地关上，火车开始移动。
捷克共和国，特瑞辛，2000年7月
特莱西恩斯塔特，这是纳粹对捷克小城特瑞辛的称呼。史子知道，这是唯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怎么去啊？捷克共和国距离日本有几千公里路程。飞机票又十分昂贵，史子没有那么多钱。幸运的是，机会来了。史子被邀请出席在英国举行的大屠杀主题研讨会。从那儿去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航程很短。再从布拉格到特瑞辛，只有两小时的车程。史子真想赶紧上路。
2000年7月11日上午，史子在特瑞辛的主广场上下了车。乍一看，这里就是一个可爱的普通城镇，宽宽的街道旁排列着一行行树木，保养得很好的三层楼房的窗台上鲜花盛开。但是，史子可顾不上这一切，她仅有一天时间。当天晚上，她就必须赶回布拉格，因为她要乘坐的飞机明天一早就起飞。史子事先没有给博物馆打电话预约。她径直穿过主广场，便看到一栋长长的、青黄色的两层建筑物。这就是特瑞辛集中营博物馆。
史子推开沉重的大门，走了进去，大厅安静而清冷。人呢？她向主廊两旁的几个办公室探头看看，发现都是空的。看来这房子里压根儿就没有人。怎么回事？史子很纳闷。都吃午饭去了？不对，这才上午十点呀。史子回到广场，见一个看上去挺和善的男人坐在长椅上，便拍了拍他的肩膀。“您能帮个忙吗？”她问，“我想找个博物馆的人。”“哦，您今天在那里可找不到人，姑娘。今天是假日啊。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都放假回家啦。”这个人回答说，“恐怕您不是太走运。”
捷克斯洛伐克，特莱西恩施塔特，1942年5月
这趟火车上的旅途静静的，安然无事。人们闷声不响，好像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迷失在对未来的恐惧中了。几个小时之后，火车骤然停住，门一下子被打开了。门边几个战战兢兢的旅客，看到一块牌子，念出声来：“伯乎索维克站”。从车上往下拖手提箱的时候，汉娜眯起了眼睛，躲避阳光的照射。他们接到命令，从车站到特瑞辛集中营，他们必须走着去。
那只是几公里路。可是，他们的手提箱又重又累赘。要不要扔掉些东西，以减轻重量呢？汉娜和乔治犹豫着。不，不能扔，他们决定，箱子里的一切都是宝贵的，这是他们过去生活里仅剩的一点东西了。于是，乔治提着一只手提箱，把另一只箱子放在一辆由囚徒推着的小车上。汉娜和乔治终于走到了被围墙围住的集中营，在大门前排到了队列里。这里的每个人，都和他们一样，戴着一个黄色的六角星。在队列前方，一个士兵在记录人们的姓名、年龄和出生地。男孩和男人被送往一个方向，女孩和女人却被送往另一个方向，“他们去哪儿了？”汉娜问乔治。她最害怕的就是和哥哥分开。她恳求哥哥：“我能和你在一起吗？”“别出声，汉娜！”乔治告诉妹妹，“别慌。”当轮到他们时，士兵瞪着他们，开始查问：“你们的爹妈呢？”
“他们，嗯，在另一个，嗯，营子里。”乔治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希望在这儿和他们团聚。”士兵根本没兴趣和他们交谈。他在索引卡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后，就开始搜查他们的箱子，寻找钱和珠宝。然后，他砰地合上箱盖，命令乔治：“去左边！”又命令汉娜：“去右边！”“求您了，能让我和我哥哥在一起吗？”汉娜怯声问着。“走！马上走！”士兵不理她。汉娜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乔治匆匆地拥抱了她。“别担心，”他说，“我会尽快找到你。”汉娜强忍住了眼泪，提起她的手提箱，随着其他的女孩走进了“儿童之家”的L410楼房，那是一个给女孩子们住的营地。汉娜就在那里生活了两年。
特瑞辛，2000年7月
史子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她很生自己的气，也生她的坏运气的气。我千里迢迢赶来，可是，那些可以帮助我的人却都在放假。我怎么偏偏就选了这么个日子来？我怎么就那么笨？现在我可怎么办才好？火辣辣的阳光直射下来，沮丧的泪水滚落在史子的脸颊上。她决定先回到博物馆里面，理一理自己的思路。也许还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她坐在了大厅的长凳上，忽然听到一阵簌簌的声响，像是来自大厅尽头的哪一间办公室。史子踮着脚尖寻声而去。就在右边的最后一间办公室，她看到一位女士，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正在一大摞纸片里翻找着什么。
当这位女士看到史子的时候，一惊之下，差点儿从自己的椅子里摔下去。“您是谁？”她问，“您在这儿干什么？博物馆今天不对外开放。”“我叫石冈史子。”史子回答说，“我从遥远的日本一路找来，就是想查询一个女孩的情况，她在特莱西恩斯塔特住过。她的手提箱在东京我们的博物馆里。”“请改天再来。”女士礼貌地回答，“会有人接待您的。”
“可我没有时间了！”史子叫了起来，“我明天一早就得坐飞机回日本。求您了。”她恳求着，“请帮我找出汉娜· 布莱迪吧。”女士摘下她的眼镜，看着这个年轻的日本女孩。史子脸上满是焦急，又透露着坚决。这位捷克女士叹了口气，“好吧，”她说，“我不能保证什么，可我会尽量帮你。我叫露德米拉。”
特莱西恩施塔特，1942～1943年
“儿童之家”L410楼是一栋普通的大房子，里面有十来间宿舍，每间住着二十个女孩。床铺是三层的，铺着塞有稻草的粗麻布床垫。战争前，这个小镇的居住人口是五千人。而现在，纳粹在这里塞进了十倍人数的囚犯。那里永远没有足够的空间，永远没有足够的食物，也绝对没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那里的人太多、虫子太多、老鼠太多，还有太多的纳粹在营地四处巡视，规矩苛严。
一开始，因为年龄较小，纳粹不许汉娜离开住处。这意味着她无法见到乔治。他住在“儿童之家”L417楼，里边住的都是男孩，就在几个街区之外。汉娜非常想念哥哥。她不断地问那些大一点的女孩，谁可以获准出门，帮她打探乔治的消息。女孩们都很爱护汉娜。她们为她感到难过，她孤身一人，没有爸爸妈妈，连哥哥也不在身边。汉娜交上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叫做爱拉的女孩，住在另一个铺位上。爱拉个子矮小，皮肤黑黑的。她很爱笑，生机勃勃，也很乐意于帮助那些年幼的女孩。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她竭尽所能安慰她们。发食物券的男人很担心汉娜的健康。他知道汉娜老是吃不饱，出于好心，有时会悄悄地多给她一点食物券。这样，她就可以多得到一勺稀汤，或者多一块黑面包。一想到可以多吃点食物，汉娜的肚子就会咕咕乱叫，口水也不由得冒上来。
可是，每次她都礼貌地谢绝了。这是因为，爱拉和那些大一点的女孩们警告过她，若有任何违规行为被警卫抓住，都会带来可怕的麻烦。这些正值花季的女孩们，被迫与家人分离，被塞入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又总是处于饥饿状态，然而，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她们依然没有放弃生活，而是尽已所能，改善境况。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在园子里干活，那里种了许多供应纳粹士兵的水果、蔬菜和鲜花。有一阵，管园子的施瓦茨巴特先生准许汉娜和干活的女孩们一起出来，享受一下新鲜的空气和阳光。汉娜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再说还有些额外的好处，这儿一颗绿色的豆荚啦，那儿一颗草莓啦，总会有些食物，被饥饿的孩子们找到。但是，大多数时间，汉娜只能服从值班管理人员的要求，与同龄的，甚至更小的孩子待在一起。每天，她们要擦洗、清洁房间，打扫铺位底下的灰尘。洗碗碟和洗脸都在一个水龙头下。
与此同时，在“儿童之家”L410楼房的阁楼上，每天都进行着秘密的教学活动。在音乐课上，女孩们学唱新的歌曲。她们的歌声是那么轻柔，只有这样，警卫才不会听到。每次音乐课结束时，老师会让一个孩子给大家唱一首在自己家里时最喜欢的歌。每当轮到汉娜的时候，她总是唱那支关于蜈蚣的歌：
她的日子可不那么轻松。
想想她遭的罪啊，
走路都走到脚疼，
她才最有理由叫苦。
每当我要忧伤哭泣
我就想起那只蜈蚣，
想到她穿鞋走路的样子，
我的生活就算甜蜜的啦。
她们还有缝纫课。汉娜在家里时从未缝过一针一线，所以，她拿起针来非常吃力。她一缝错就咯咯直笑，老师只好常常过来叫她别笑了。就是这样，她竟然也缝好一件宽松的蓝上衣，让她很是自豪。不过，汉娜最喜欢的课程还是艺术课。画具是很难弄到手的，还好有些人曾把这些东西偷偷藏在手提箱里，带进了集中营。至于纸张，是人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从纳粹的储藏室偷来的。实在没有纸了，平整些的包装纸也可以。在集中营的早期，总还是有办法弄到一些蜡笔和彩色铅笔的。
她们的艺术教师叫弗晨德尔蒂柯・布兰德丝，曾是一名知名画家，现在跟大家一样，是特莱西恩斯塔特的一个囚犯。她教给学生们那些严肃的知识，如透视和结构等。而女孩们自己，便应用它们，画一些沉重的题材：集中营的围墙、排队等着领取食物的人、被纳粹士兵殴打的囚犯等等。然而，弗里德尔认为，艺术课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孩子们忘记周围野蛮的环境，哪怕是忘掉一会儿也好。她对汉娜和孩子们说：“想象一下宇宙，想象一下自由，让你的想象力无拘无束地驰骋。然后告诉我，你心里的情景是什么。把它画在纸上。”
她的另一个心理治疗方法，是带孩子们爬到房顶上。这样，她们能够接近天空，放飞思维：她们可以放眼远眺，越过营地四周的高墙，看到远处环绕的群山；她们还可以梦想小鸟和蝴蝶，池塘和秋千。然后，运用手中的蜡笔和铅笔，重返自由生活。当课程结束，杂活儿也都干完后，她们就玩一个纸板游戏，那是被驱赶到这里的工程师奥斯瓦尔德·波克，在“大富翁”游戏的基础上，根据集中营的实际情况，为孩子们创造的。游戏者在原游戏里拥有的房地产，在这里改成消毒衣服的灭虱室和卫兵的军营；原来游戏中建造旅馆，他们改作建造军营上面的阁楼；原来游戏中的钱，改成了在这里使用的纸币。
对汉娜来说，虽然有这些开心的事，但最后还是会回到饥饿和孤独的感觉。她渴望见到乔治。终于有一天，集中营的规矩改了，所有女孩都有机会外出了，她们可以每周外出两次，每次两小时。汉娜立即奔跑着穿越广场，冲向男孩们居住的房子。“乔治！乔治·布莱迪！”她大声叫着。“我哥哥在哪儿？你见过哥哥吗？”她跑进一间间宿舍，向她遇到的每个男孩询问。她是那么焦急，甚至连浴室的门都打开看了看。终于，她找到了乔治。
他新学了管道工的手艺，正在干活儿。这是多么令人惊喜的重聚！乔治一扔下手里的工具，汉娜就扑进了他的怀里。他们又哭又笑，悲喜交集。他们发出一连串的询问：“你好吗？你有爸爸妈妈的消息吗？你能吃饱吗？”这之后，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聚在一起。乔治认真地承担起一个哥哥的责任。他觉得，保护汉娜是他的义务。他要在回到父母身边之前，尽力使妹妹快乐和健康。汉娜也一样在尽力照顾哥哥。在特莱西恩斯塔特，人们总是吃不饱。他们每周只可以得到一个小甜饼，汉娜从来都不吃，而是留给乔治，希望哥哥能强壮些、开心些。
汉娜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进来，男人、女人、孩子，什么人都有。一开始，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各地的人，然后，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每当有新到的人群下火车，汉娜就跑过去，希望看到熟悉的面孔。当她感觉比较强烈的时候，就会走近些，问那些陌生人：“您认识我爸爸妈妈吗？您有没有在拉文斯布吕克待过？我妈妈在那儿！您有卡雷尔·布莱迪和玛柯塔·布莱迪的消息吗？”他们显然在掩饰怜悯，总是和气地说：“不知道啊，亲爱的，我们不认识你的父母。不过，只要有了消息――任何一点消息――我们都会去找你，告诉你。”
终于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她自己没有孩子。汉娜刚见到她时，激动得都要颤抖了。无论是谁，只要能够使她联想到自己的家庭，使她感觉和父母又走近一点点，都会使她感到安慰。可是后来，汉娜发现，不论她去哪儿，那个女人好像总是在那里等候着她。每次汉娜转过一个拐角，她就在那里。她总是捏捏汉娜的脸颊，再亲亲她。
终于有一天，她做过头了。“到这儿来，孩子。”她说着，攥住她的手，“还记得我们以前在一起时那些快乐的日子吧。别害羞，别孤零零的。你可以天天来看我，可以叫我‘母亲’。”“我有母亲，”汉娜甩开她，“走开！别管我。”汉娜从此拒绝见那个女人。她想念自己的母亲，没人能替代母亲。
特瑞辛，2000年7月
在特瑞辛集中营博物馆，露德米拉在她的桌子后面坐了下来，凝望着对面椅子上的日本女子。史子的决心简直就写在脸上，这打动了露德米拉，她要帮助史子，找出更多有关汉娜·布莱迪的情况。她从架子上抽出一大本卷宗。里面记载了九万个名字，这些人都曾经被囚禁在特莱西恩斯塔特，后来又被转送到东方。她们从B开始，顺着字母的次序查找：布拉柯瓦，赫米娜·布拉·柯瓦，朱桑纳·布拉·达，托马斯·布拉达柯瓦，玛塔·布拉达柯瓦......“她在这儿！”露德米拉叫了起来。她在这儿：汉娜·布莱迪，1931年5月16日。
“我怎样才能找出更多关于她的情况呢？”史子问。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露德米拉回答。“等等，您看。”史子指着另一行。汉娜名字的上方，紧挨着另一个姓布莱迪的名字。“这会不会是她的家人？”史子大声问道。露德米拉查看了下生日，他们两人相差三岁。“是啊，”她说，“很可能是她的哥哥。纳粹总是把一家人列在一起。”史子还注意到，在汉娜的名字旁边，有一个折钩。事实上，在这页名单上的每个名字旁边，都有一个折钩――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另一个姓布莱迪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特莱西恩施塔特，1943～1944年
时间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了，特莱西恩斯塔特越来越拥挤了。不停地有满车的人到达。这意味着每个人的食物更少了。人们越来越体弱多病。老年人和幼童们，大多都病倒了。汉娜在集中营待了差不多一年了，有一天，她收到哥哥托人带来的信：“今晚6点，到男孩们的楼房来找我，我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乔治迫不及待地要把好消息告诉汉娜：“外祖母在这儿！她昨天晚上到的！”一想到能见到自己的外祖母，他们喜不自禁。可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忧。外祖母是一个优雅的妇人，原来住在富于文化气息的首都布拉格，过着舒适的城市生活。她是个慷慨的老人，曾经送给他们一辆小踏板车。他们去探望她时，她总是给他们香蕉和橘子吃。近几年来，她病得很厉害，现在又来到这个糟糕的地方，可怎么过呀！她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孩子们在一个拥挤不堪的阁楼里找到了她，她夹杂在一大群生病的老人中间，床位上只铺着一些稻草。那是7月中旬，阁楼闷热无比。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他们慈爱、高雅的外祖母，现在看上去糟透了。她那头美丽的白发，原来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现在乱作了一团。她的衣服也又破又脏。“我给您带来一张我的画。”汉娜说，希望能在老人脸上看到哪怕一丝笑容。可是，外祖母连回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汉娜赶紧把她那张粗糙的图画折成一把扇子。“您歇着。”她一边扇着风，一边对外祖母说。自己能够照顾外祖母了，她感到十分骄傲。
汉娜很快就了解到，在特莱西恩斯塔特，老人得到的食品配额是最少的，也是最差的。她外祖母得到的食物不但不足以果腹，还经常爬满了小虫子。而且，这里根本没有药物。只要有机会，汉娜和乔治就会去探望外祖母。他们给她带去自己做的小手工，给她唱学来的新歌，希望这能让她高兴些。乔治对她说：“这坏日子会马上过去的。”汉娜说：“妈妈和爸爸相信我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可是，他们的外祖母只熬了三个月。除了汉娜和乔治，几乎没人注意到外祖母的死。这里的人对死亡已是司空见惯，墓地都满了。
汉娜和乔治再一次只能相依为命了，想起和外祖母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他们不由得抱头痛哭。随着更多的人涌入特莱西恩斯塔特，也有成千的人被送出去。他们被塞进闷罐车，送往东方，走向未知的命运之路。有关转送的谣言，在围墙内四处流传。一些人想让自己，也让别人相信，那些被火车送走的人，前面的日子是光明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死亡营、野蛮大屠杀的故事已经无处不在。人们谈论这些的时候，汉娜总是捂住自己的耳朵。
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一批可怕的遣送人员名单，贴在每栋房子上。名单上的那些人，必须在两天之内，到邻近火车站的集合大厅里报到。名单，到处都是名单。纳粹习惯于条理清晰、分类记录，也要公布于众。通过不断的点名和记录姓名，纳粹时刻提醒囚徒们这里发生的变化。每个人都知道，被点到、被注意到，就可能意味着被转送，意味着将要再一次和亲人、朋友们分离。一个早晨，汉娜正在干零活儿，突然被命令立即停止做事，马上到镇外一块巨大的空地集合，每个人――无论老幼病弱。他们在手持机关枪的纳粹警卫的押送下，列队出来，站在空地上，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只有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的预感。汉娜和其他女孩甚至都没敢咬耳朵。
一想到可能要和乔治分开，汉娜就再也不敢想象下去了。甚至也不敢想象，怎么能和“儿童之家”L410楼的同伴们分开，她们已经像姐妹一样亲了。他们已经带走了她的父母，难道这还不够吗？爱拉站在她旁边微笑和眨眼睛，竭力让汉娜提起精神来。可是，在站立了四个小时后，汉娜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绝望地失声痛哭起来。爱拉把一小块藏在外套里的面包塞给她。“吃了它，”她轻声恳求，“你会感觉好点的。”可汉娜还是不停地流泪。于是这个大女孩转过头来。“好好听我说。”她悄声说，“你很难过，也很害怕。这正是纳粹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我们都这样。我们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汉娜，我们不能让他们看扁。我们比他们预期的更强，也更好。擦干眼泪，汉娜，拿出你的勇气来。”简直就像奇迹一般，汉娜做到了。
纳粹指挥官开始点名，一个都不落。在刺骨寒风中站立了八个小时之后，人们终于可以返回集中营了。那是1944年的9月，纳粹已经意识到他们要被打败了。他们宣布将有更多的人离开特莱西恩斯塔特。转送在加速进行着，每天都有一张新的转送名单出来。每天早上，汉娜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总是跑下楼，赶往大门口，那里是张贴名单的地方。
一天，在名单上面，她惊恐地发现一个名字――乔治·布莱迪。汉娜的腿一下软了，她瘫坐在地上，哭起来。乔治，她亲爱的哥哥，她的保护人，就要被送到东方去了。那个瘦长的男孩，现在已是个小伙子了。他和另外两千名身体较为强壮的男人，被命令去火车站报到。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L417楼与L410楼之间的土路上。乔治匆匆忙忙地和妹妹告别。
“我明天就要走了，”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尽量多吃东西，你必须找每一个机会呼吸新鲜空气，你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这是我的最后一份口粮，你把它吃掉。”乔治用力地拥抱了汉娜，然后将她的头发从眼睛前面轻轻拂开。“我向妈妈和爸爸发过誓，要照顾好你，把你安全带回家。到时，我们全家就可以团聚了。我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宵禁的铃声响了，乔治不得不离开。
汉娜变得越来越没精打采。先是父母被带走，现在又是乔治，她体会到了可怕的孤独。有时，当其他女孩想逗她乐时，她也只是转过脸去，甚至会突然对她们叫起来：“你们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唯有温和的爱拉，还能劝她吃下那份难以下咽的口粮。“记住你哥哥说过的话。你必须照顾好自己，保持健康――为了他。”
四个星期之后，汉娜自己也要去东方了。团聚时刻就要到了！“我可以见到乔治了！”她告诉每个人，“他在那儿等我呢。”她找到爱拉。“你能帮我吗？”她问，“希望见到哥哥的时候，我看上去挺好。我要让他看看，我把自己照顾得多好。”爱拉也在转送名单上，她把自己的害怕抛在一边，微笑着鼓励充满希望的汉娜。她打来清水，用她最后一小块肥皂，给汉娜洗了脸，又清洗了汉娜又脏又打结的头发，还用一小块布条，给汉娜扎了个“马尾巴”。最后，她捏捏汉娜的双颊，让它们看起来红润些。爱拉退后一步，看着自己努力的结果。汉娜的脸因为希望而变得神采奕奕了。“谢谢你，爱拉。”汉娜拥抱着她的大朋友说，“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自打乔治被送走后，她头一次这么高兴。
那天晚上，汉娜开始收拾她的手提箱。没有多少东西可放进去：几件已经很破的衣服，一张她最喜欢的在弗里德尔的艺术课上画的画，爱拉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收拾完，汉娜躺到床上，在特莱西恩斯塔特，睡了最后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爱拉，以及许多“儿童之家”L410楼的女孩们，列队走向火车站。纳粹士兵咆哮着发出命令，他们的狼狗也在狂吠。没有人敢离开队列。“你觉得我们会去哪儿？”汉娜轻声问爱拉。谁也不知道答案。女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进入了黑乎乎的车厢，直到里面被完全填满了。车厢里的空气渐渐酸臭起来。车轮终于开始转动了。火车“咔嚓咔嚓”地响着，走了整整一天一夜。车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厕所。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走了多远了。她们喉咙焦渴，全身骨头疼，胃都饿得抽搐了。她们相互安慰着，唱起了家乡的歌。每当我要忧伤哭泣，我就想起那只蜈蚣，想到她穿鞋走路的样子，我的生活就算甜蜜的啦。女孩们拉着手，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在一个别的地方。每个孩子想象的都不一样。汉娜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哥哥坚强、微笑的脸庞。
半夜，那是1944年10月23日的半夜，火车轮子擦出尖厉刺耳的声音，骤然停住了。门被拉开，女孩们被命令离开闷罐车。奥斯威辛到了。一个很凶的卫兵命令她们：“在站台上站好，保持安静。”他手里的狗链子绷得紧紧的，那只大狗跃跃欲试，一副就要扑过来的样子。卫兵很快把她们扫了一遍，然后向一个因为自己个头过高而惴惴不安的女孩甩响了手里的鞭子，“你，”他说，“过来，到右边！”他又向另一个大一些的女孩甩了一下鞭子。“你，也过去。”然后，他叫来那些站台边缘的年轻士兵，指着汉娜和其余的女孩们，又下命令：“把她们带走，赶快！”巨大的探照灯晃得她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士兵们喊道：“把你们的手提箱留在站台上！”在暴戾的狗群和穿制服的士兵们警惕的目光下，汉娜和她的大同伴们被带走了。汉娜一直紧紧地拉着爱拉的手。她们经过巨大的营房时，看到穿着条纹囚服、骨瘦如柴的囚犯们，正在向门外张望。她们被塞入一栋大房子。在她们身后，“砰”的一声巨响，门被重重关上了。
特瑞辛，2000年7月
“这些折钩是什么意思？”史子一边看着那张有“汉娜·布莱迪”和“乔治·布莱迪”的名单，一边问道。
就是从这张名单上，史子得知汉娜有个哥哥。露德米拉犹豫了一下，然后谨慎地回答：“有折钩的，就表明这个人没有幸存下来。”史子垂下眼睛，再次看了看那张名单。汉娜的名字旁边有一个折钩。和几乎所有住过特莱西恩斯塔特的一万五千名儿童一样，汉娜死在了奥斯威辛。史子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她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可是亲耳听到这个事实被说出来，并且在名单上亲眼看到，仍然像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打击。史子静静地坐了几分钟，努力接受这一事实。接着，她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抬起头来。汉娜的故事并没有完结。现在，史子甚至比以往更想知道有关汉娜的全部故事――为了她自己，为了在日本等着她回去的孩子们，为了对汉娜的纪念。她坚信，这个生命，在那么年轻的时候，被那么不公平地中断，是不能被忘记的。她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个信念――寻找的任务还没有完结。
“乔治的名字旁边没有折钩。”史子说，“是不是意味着，”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有可能查找出有关他的情况？”他后来怎么样了？他去哪儿了？他还活着吗？只要找到他，也许就能找出更多关于汉娜的情况。史子激动得几乎颤抖了。露德米拉隔着桌子看着史子，眼神有些哀伤。她看得出史子是多么渴望知道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她柔声说，“战争是那么久远的事情，你知道的。他可能去了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甚至可能改了名字。也可能，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他去世了。”“求求您，”史子恳求说，“请一定帮我找到他。”露德米拉叹了口气，转身回到那个塞满了名册卷宗的书架前。“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寻找线索。”史子和露德米拉在满是名单的册子中搜寻，想找到另一份有乔治·布莱迪这个名字的材料。
一个小时后，她们找到了。他在特莱西恩斯塔特囚禁男童的L417楼的名单上。名单分成六人一组，因为房间里摆的是三层的床铺，一个床垫上挤两个男孩。露德米拉看着这份名单，突然抬起头来，激动地看着史子。“科特·库·图克！”她说，“科特·库·图克！”她重复道。“我知道这个名字，他还活着。乔治·布莱迪的这位难友以前住在布拉格。不过，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找到他，他或许能告诉我们有关汉娜哥哥的情况。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你到布拉格去找犹太人博物馆吧。也许那儿的人能帮你。”史子再三向露德米拉道谢，并拥抱了她，答应不管得到什么结果，都会告诉她。露德米拉则祝史子好运。告别露德米拉后，史子拿起手提包，冲出办公室，往小镇的广场跑去。开往布拉格的班车马上就要开了。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2000年7月
明天一早，史子就要飞回日本。现在剩下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史子到达布拉格后，截了一辆出租车。“请到犹太人博物馆。”她气喘吁吁地说。她到达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时，恰巧是闭馆之时。门卫让她明天再来。“可是，我不能，”史子请求着，“明天一早我必须赶回日本。我来这儿找米凯拉·哈耶克。她曾帮我找到过一些很重要的图画。”意识到这些理由都不能说服门卫后，史子只好说一点小谎话了，“她正在等我呢。”史子一本正经地对门卫说。结果，他让她进去了。
这一次，好运气在史子这一边。这位女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而且她还记得有关汉娜的事情。她认真地听着史子的介绍。“我听说过科特·库·图克。”米凯拉平静地说。史子简直都不敢相信。“我会想办法帮你找到他。”米凯拉保证说。她明白史子的时间很紧。米凯拉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史子在旁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每次米凯拉打电话问到一个人，这个人就会给她另一个电话号码，让她再试试，并且祝她搜寻顺利。最后，她打到了库图克先生工作的办公室，他现在是一名艺术史学家。她把电话转交给史子，史子向对方解释起来。接听的秘书很想帮助她，可是，她告诉史子，库图克先生今晚要出国旅行。“对不起！”她对史子说，“你们今天没机会见面。”库图克先生甚至连接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米凯拉见史子的表情非常沮丧，自己又要过电话，向秘书恳求：“您不知道这位年轻姑娘是多么绝望。她明天早上必须回日本。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秘书终于被打动了。
两个小时后，天色暗下来，博物馆已经关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回家了。可是，有一个办公室还亮着灯。在那里，史子和米凯拉，正在等候库图克先生的到来。他终于来了。这个眼睛明亮的矮胖男人，有许多话要说。“我再有半个小时就得上飞机了。”他说，“当然，我记得乔治·布莱迪。在特莱西恩斯塔特时，我们不仅睡在一个铺位上，还有许多共同的经历。你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在特莱西恩斯塔特这种地方认识的人。不仅如此，”他说，“我们直到现在还是朋友，他现在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库图克先生抽出一本皮质封面的电话簿，微笑着说：“这就是您要找的。”他写下乔治·布莱迪的地址，交给史子。“哦，库图克先生，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史子说。“祝您好运。”他告诉史子，“我很高兴日本的孩子有了解大屠杀教训的愿望。”然后，库图克先生拎着行李，简直是飞跑着，出了办公室。史子大声欢呼起来。她的执著和努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为了报答米凯拉的帮助，史子深深地向她道了谢。
第二天早上，史子坐上飞机，开始返回日本的长途飞行时，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己，一路回想着那些为大屠杀教育中心的孩子们收集到的情况。当她想到汉娜有一个哥哥时，忍不住想到自己的小妹妹，她也是小自己三岁。史子总是以妹妹的保护人自居，她想象着，假如她的妹妹有了危险，她该怎么办。这个念头使她战栗。她望着窗外，心里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个故事。一个小时后，她沉睡过去，很久以来，她第一次睡得那么沉。
东京，2000年8月
回到东京后，史子召集“小翅膀”的成员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她向他们描述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包括每一个细节。先是坏消息，史子用柔和的声音告诉他们，汉娜最终死在了奥斯威辛。这是他们已经猜想到的结果。“可是，我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史子说。孩子们的脸又明朗了，“汉娜有一个叫做乔治的哥哥――他幸存下来了！”孩子们马上抛出一大堆问题。“他在哪儿？”麻衣子问。“他多大岁数了？”一个男孩想知道。“他知道我们有汉娜的手提箱吗？”晃问。史子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们了。然后，她说，今晚我要加个班，给乔治写信。“我们给他寄点东西好吗？”麻衣子问。得到赞同后，大点的孩子们散开，在大屠杀教育中心安静的地方写诗。晃问麻衣子：“我能做些什么？”麻衣子回答说：“为汉娜画张画像吧。”晃说：“可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啊。”麻衣子说：“就画你想象中的她。”晃就画了一个想象中的汉娜。
史子的信写得非常小心。她知道，接到这样的信件，对乔治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她还知道，有些大屠杀幸存者拒绝谈论他们以往的遭遇。她担心，他可能不愿意听到有关汉娜手提箱和日本大屠杀教育中心的事情。史子复制了汉娜的图画，把它们和日本孩子们的诗文、图画包在一起。她拿着这个包裹来到邮局，默默祈祷后，把包裹寄往了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2000年8月
八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七十二岁的乔治·布莱迪下班比平常早，想在家里度过一个安静的下午。他坐在餐桌前，听到门外邮递员的脚步声，听到信封从门上的信箱缝里塞了进来，落到地板上。待会儿去拿好了，他想。但他很快就听到了门铃声。乔治打开大门，见邮递员站在那儿。“这东西塞不进来。”他说着，一边递给乔治一个邮包。邮包上是日本的邮戳。这会是什么呢？乔治想不出来。他在日本没有认识的人。他打开邮包，开始读里面的信，他的心立即狂跳不止。他闭上眼睛，又睁开，使劲眨巴眨巴眼，想确信他正在读的信是真的。难道他大白天就做梦了吗？失去妹妹汉娜，是乔治内心隐藏最深的痛苦。他已经被这痛苦折磨了半个多世纪，却一直没有摆脱内疚。他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能保护妹妹的。现在，在距离这里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她的故事被人们传诵着，她的生活为人们所纪念。乔治惊呆了。他坐下来，让自己的思绪回到五十五年前。
1945年1月，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乔治已经十七岁。他能从集中营的恐怖生活中存活下来，因为他年轻力壮，加上运气好，还有，他能够运用在特莱西恩斯塔特学到的手艺，做水管工。他重获自由的时候，已经骨瘦如柴。然而乔治立即决定回诺弗·麦斯托，回到父母和妹妹汉娜身边。他渴望着全家团聚的时刻。一路上，乔治有时步行，有时坐火车，有时搭便车，一直到1945年5月才回到他深爱的家乡。他直接去了姑父路德维克和姑姑赫达的家，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家、有爱、有安全感的最后一个地方了。当姑父和姑姑打开大门，看到他们的侄子时，情不自禁扑了上来，紧紧地拥抱他，亲吻他，抚摸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还活着。可是团聚的欢乐是短暂的。
“爸爸和妈妈在什么地方？”乔治问道。路德维克和赫达不得不把可怕的真相告诉他。玛柯塔后来被从拉文斯布吕克送往奥斯威辛，1942年被杀害。同一年，卡雷尔也在那儿被杀害。“那么汉娜呢？”乔治轻声问。他的姑姑和姑父只知道，她最后也给送到了奥斯威辛。后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乔治还怀着微弱的希望，期待汉娜能在什么地方出现。每一张姑娘的脸庞，每一个梳着马尾巴的女孩的头发，每一个健康孩子的步伐，都是他追寻的目标，他想从中找到汉娜。
有一天，在布拉格的大街上，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在乔治面前站住了。“乔治？”她问，“你是乔治·布莱迪，汉娜的哥哥吗？我叫玛尔塔。我认识汉娜。特莱西恩斯塔特的姑娘们都喜欢她。”乔治想从玛尔塔的眼睛里看出一点线索、一点希望来。她终于意识到，乔治还不知道他妹妹最后的消息。“乔治，”她拉住他的手，平静地、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汉娜给送往奥斯威辛，当天就被杀害在毒气室里了。我很难过，乔治。汉娜死了。”乔治的膝盖发软，整个世界顿时变得暗淡无光。
多伦多，2000年8月
从得知父母和妹妹的悲惨命运，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乔治十七岁离开了诺弗·麦斯托。在欧洲，他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随身携带的，只有他最珍贵的东西：一盒子家人的照片。这是姑父路德维克和姑姑赫达为他收藏下来的。1951年，他移民到多伦多，和另一个大屠杀幸存者一起，成立了一个木材公司。公司办得非常成功。乔治后来结了婚，成了三个儿子的父亲，很久以后，还有了一个女儿。
乔治深感骄傲的是，尽管他经历过深重的苦难，尽管他的母亲、父亲和妹妹都被纳粹杀害了，但他却鼓足勇气活了下来。他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是一个自豪的父亲。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健康、坚强的人，有能力把战时的痛苦经历抛到脑后。但是，不管他取得了什么成就，不管他获得了什么快乐，对他可爱的小妹妹的思念，以及对她悲惨命运的痛惜，一直伴随着他。现在，他面前这封来自半个地球以外的信告诉他，他妹妹的手提箱，在怎样帮助一代日本孩子了解过去的大屠杀。
这封信还小心地请求他的帮助：......如果我的信提及您以往的苦难经历而使您感到痛苦，请原谅我。......我们这儿的孩子没有机会去了解大屠杀，但是我们相信，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大屠杀的教训，使得这样的悲剧从此不再重复，也是我们的责任......“小翅膀”是一群八岁到十八岁的孩子。他们出版报纸，摄制录像，让他们的朋友们也可以了解大屠杀，了解他们学到的东西......“小翅膀”的孩子们因为得知汉娜的哥哥幸存下来而万分激动。我想，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一些您和汉娜的事情。在你们被送往集中营以前的日子，您和她谈论了些什么，您和她的梦想是什么。任何事情，任何可以让这儿的孩子们感觉与您和汉娜更亲近的事情，都能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对年轻犹太孩子们的偏见、不宽容和仇恨。如果您能够把任何诸如家庭照片之类的纪念品借给我们，我将不胜感激。这会极大地帮助我们实现目标：让日本的每一个儿童都有机会了解大屠杀。下面的签名是：石冈史子。
乔治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神奇的联系，这样令人惊异的巧合，把三个世界聚到了一起：日本的孩子们，加拿大多伦多的乔治，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很久以前就逝去的犹太女孩。乔治擦掉脸上的泪水，不禁微笑起来。汉娜年轻的脸庞，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他几乎能听到汉娜的笑声，能触摸到她柔嫩的小手。乔治走到巨大的木头柜子面前，抽出了一本相册。他想和石冈史子联系上，越快越好。
东京，2000年9月
自从把信寄往多伦多后，史子就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乔治·布莱迪会回信吗？他会帮助我们了解汉娜吗？连给大屠杀教育中心送信的邮递员都知道史子有多紧张。邮递员还没进门，她就会急切地问：“今天有加拿大的邮件吗？”邮递员真不愿意看到她失望的表情，可是，日复一日，答案仍是没有。已经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中心来了四十名专门来看手提箱、来了解大屠杀历史的教师和学生们。史子正忙着接待他们，余光中瞥见邮递员满面笑容地走来，便立刻向访客们道了歉，连忙冲向邮递员。“你的邮件！”邮递员说着，递过来一个来自多伦多的厚厚的邮件。“啊！谢谢你！”史子叫着，“谢谢你带来了今天的快乐！”她把邮件拿到办公室，打开信封，展开里边的纸包，四张汉娜的照片出现了。汉娜微笑着，金黄色的头发闪闪发光。
史子忍不住叫了起来。一些正在参观的教师和学生冲到她办公室门口，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情了？”“没出什么事！”她结结巴巴地告诉他们，“我是太高兴了，太兴奋了。看，这里有汉娜的照片。这就是那个美丽的女孩，我们一直想了解她的故事。”乔治还写来一封长信。从信里，史子得以知道汉娜在诺弗·麦斯托幸福的早年生活，得知她的家庭，得知她是多么爱好滑雪和滑冰。知道汉娜在战争之前曾经有过美好的生活，这对史子他们也是一个安慰。
史子还从信中了解了乔治的情况。当她读到他在加拿大的生活、他的儿孙时，不禁感动得哭了起来。乔治活下来了，她对自己一遍一遍地说，他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他还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她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小翅膀”的孩子们。
东京，2001年3月
“安静一点！”史子笑着说，“他们很快就会到的，我保证。”但是，这天上午，不管史子说什么，都不能减弱孩子们的兴奋劲儿。他们跑来跑去，检查他们的诗歌，一遍又一遍地整理衣服，讲一点也不好笑的笑话，只嫌时间过得太慢。甚至负责维持秩序的麻衣子，也紧张兮兮的，静不下来。终于，乔治·布莱迪到了，带着他十七岁的女儿――劳拉 汉娜。孩子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们把乔治围在大屠杀教育中心入口处，按照日本的礼节，向乔治鞠躬。乔治也向他们鞠了躬。然后，由晃代表大家，给乔治戴上五彩的花环。孩子们你挤我我挤你，都想离乔治近一些。他们等了几个月，现在终于见到了他本人。
史子拿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上正是汉娜的手提箱。史子挽起乔治的手，“现在，跟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妹妹的手提箱吧。”大家一起走进了展览室。在孩子们的簇拥下，在史子和女儿劳拉的搀扶下，相隔了五十多年后，乔治又一次看到了妹妹的手提箱。
巨大的悲哀瞬间压倒了他。这就是曾经属于他妹妹的手提箱，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汉娜·布莱迪。他美丽的、健壮的、淘气的、大度的、爱说爱笑的妹妹，那么年轻，却死得那么惨。乔治低下了头，任眼泪无声地流下。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来，看到了他的女儿，看到了付出巨大努力追寻汉娜故事的史子，还看到了那些日本孩子仰着的脸。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汉娜已经是他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活生生的女孩。乔治终于明白，汉娜的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她已经成为一名教师了。因为她，因为她的手提箱和她的故事，成千上万的日本孩子学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道理：宽容、尊重和同情。他想，史子和孩子们给了我多么珍贵的礼物，给了汉娜多大的光荣啊！史子让孩子们坐成一个圆圈，带着自豪的微笑，看他们挨个儿把关于汉娜的诗歌和绘画赠送给乔治。最后，麻衣子站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气，高声朗诵了一首诗：
汉娜·布莱迪这个十三岁的女孩，
是手提箱的主人。
五十五年前，
1942年5月18日，
十一岁生日刚刚过去两天的汉娜，
被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特瑞辛。
1944年10月23日，
她被塞进拥挤的火车，
送往奥斯威辛。
之后她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
每个人只能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箱。
我不知道汉娜在手提箱里装了什么。
今天汉娜应该六十九岁了，
可是她的生命中断在十三岁的时候。
几张她在特瑞辛画的图画，
是她留给我们的一切。
这些图画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她对一家人幸福生活的回忆？
告诉我们她的梦想和希望？
她为什么被杀害？
只有一个原因。
她生来是一个犹太人。
姓名：汉娜·布莱迪。
生日：1931年5月16日。
孤儿。
我们，小翅膀们，
将告诉每一个日本孩子，
汉娜遭遇了什么。
我们，小翅膀们，
永远不会忘记150万犹太儿童的命运。
我们少年可以有所作为，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杜绝大屠杀。
“小翅膀”作于日本东京，2000年12月。
石冈史子从日语翻译成英语。
后记
关于汉娜的手提箱，又有了新的进展。
2004年3月，乔治和史子去了趟波兰，在那里，他们得知，汉娜的手提箱其实早就不存在了，它和那场浩劫中的许多其他物品一起，毁灭在英国伯明翰的一场大火中，那是1984年。奥斯威辛博物馆根据照片，制作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就是史子和“小翅膀”们拿到的那个手提箱。按照制度，奥斯威辛博物馆会告知借用人那不是原件。但这次，他们显然失误了。乔治和史子直到这次波兰之行，才知道那是复制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感激奥斯威辛博物馆，如果没有他们制作的这个足以以假乱真的手提箱，史子不会找到汉娜，更不会找到乔治，我们也不会知道这本书里的故事――关于汉娜的手提箱的故事。
这个故事，现在有了二十多个语言的版本，被世界上数以十万计的孩子们传诵着。史子、乔治和手提箱继续着他们的行程，与所有人分享汉娜的故事、历史的教训，呼吁对差异的尊重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