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2〕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3〕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4〕(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十月二十一日。

注释

  〔1〕本篇最初曾否发表于报刊,未详。

  〔2〕这段话见《论语·阳货》。

  〔3〕沈佩贞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时组织“女子北伐队”,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

  〔4〕这是西方传入的一种仪式,叫掷瓶礼:在船舰、飞机首航前,由官眷或女界名流将一瓶系有彩带的香槟酒在船身或机身上掷碎,以示祝贺。

现在的所谓“人”,身体外面总得包上一点东西,绸缎,毡布,纱葛都可以。就是穷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条破裤子;就是被称为野蛮人的,小肚前后也多有了一排草叶子。要是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脱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这就叫作不成人样子。

  虽然不像样,可是还有人要看,站着看的也有,跟着看的也有,绅士淑女们一齐掩住了眼睛,然而从手指缝里偷瞥几眼的也有,总之是要看看别人的赤条条,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齐的衣裤。

  人们的讲话,也大抵包着绸缎以至草叶子的,假如将这撕去了,人们就也爱听,也怕听。因为爱,所以围拢来,因为怕,就特地给它起了一个对于自己们可以减少力量的名目,称说这类的话的人曰“讽刺家”。

这是真实的故事,同时也是寓言。而且也是我们生存的一九六O年代的民间传说。

    我生于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一年进中学,一九六七年上大学。然后在那个混乱的环境中迎接二十岁的来临。所以,我们正如文字所示的,是六○年代的孩子们。在人生当中最容易受伤、最幼稚,也是最重要的时期里,我们充分吸收了六O年代顽强而狂野的空气,然后,理所当然地,命中注定般地沉醉于其中。从多亚斯到披头四到鲍伯狄伦,其BGM(幕后音乐)都很精致。

    在所谓一九六O年代的时代里,的确有某些特别的事物。如今回想起来果然不错,而当时我也是那么想的。那个时代确实有些特别的东西。

    我并不是要让什么都变成回顾式的,也不是以自己所生长的时代自豪(究竟是身居何处的某人,又为了什么原因,而必须为某一个时代感到骄傲呢?)。我只是把事实照实陈述而已。对,那里确实有某些特别的事物。当然—我个人认为—那时代的事物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珍贵的事物。由时代的运转所产生的狂热,当时所揭示的约东,以及某种事物在某种时期,所产生的某种被限制的光辉。还有,像把望远镜倒过来所看到的宿命式的焦虑,英雄与无赖、陶醉与幻灭、殉道与得道、结论与个论、沉默与雄辩,以及无聊的等待等等、等等。无论那个时代都有这些东西,即使现在也有。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也许这样说有点自负,请见谅!),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地以伸手即可取得的形式清清楚楚地存在着。一个个都好好地披在架子上。而且,当时不像现在。现在是你要伸手拿某样东西,都会有许多夸大、虚伪的广告、有用的相关资讯、折扣优待券,以及为了提升企业形象而出现的选择权,这些复杂的事物,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向你逼近。在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多得抱不下的各种说明书(好的,这是初级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中级的,这是高级的应用编。还有,这是如何和高级机种连接的说明书……)。我们只是很单纯地伸手去拿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把它带回家就行了。就像在夜市买小鸡一样。非常简单,也非常粗鲁。而且,那也许是适用这种做法的最后的时代。

托尼瀑谷的真名实姓就是托尼瀑谷。

    因了这个姓名(户籍上的姓名当然为瀑谷托尼)和一张约略棱角分明的面孔,加上头发蜷曲,小时候他常被当成混血儿。时值战后不久,世上掺有一半美国兵血统的孩子相当之多,但实际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他父亲名叫瀑谷省三郎,战前就是小有名气的爵士长号手,不过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四年他就在女人身上惹出麻烦而不得不离开东京。既然离开就远离吧,索性拿起长号去了中国。当时从长崎乘船一天就到上海了。东京也好日本也好,他都没有怕损失的东西,所以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况且总的说来,当时上海那座城市所提供的技巧性华丽更适合他的性格。他站在溯扬子江而上的轮船甲板上目睹在晨光中闪烁其辉的上海优美的市容——从那一刻开始瀑谷省三郎就无条件地喜爱上了这座城市,晨光看上去仿佛在向他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那时他二十一岁。由此之故,从中日战争到突袭珍珠港以至扔原子弹,整个战乱动荡时期他都在上海的夜总会里悠然自得地吹长号。战争是在与他不相关的地方进行的。

    总之,瀑谷省三郎可以说全然不具有对于战争的认识和省察等等,只要能尽情吹长号,能大体保证一日三餐,能有若干女人围在身边,他就别无他求。大多数人都喜欢他。年轻、富有男子气、乐器玩得精,去哪里都如雪地里的乌鸦一样引人注意。睡过的女人简直数不胜数。日本人、中国人、白俄,娼妇、人妻,美貌女子、不甚美貌的女子——他几乎随时随地都同女人大动干戈。瀑谷省三郎凭着无比甜美的长号音色和生机勃勃的硕大xxxx,甚至跃升为当时上海的名人。

很久、很久以前。虽这么说也不过十四、五年前的事,我曾住在一个校外的宿舍。那时我才十八岁,刚进大学,对东京完全不熟,加上我没有一人在外住饼,家里担心便帮我找了宿舍。当然,费用也有关系,宿舍比一个人住便宜多了。我当然希望一个人租房子住来得清爽。但想到注册费、学费,及家里按月寄来的生活费,还是不好固执己见。

    校外宿舍位于视野良好的文京区高台地,占地广阔,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大门外,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耸立的樱树,树龄一百五十岁,或者更多。站在树根处往上望,绿色枝叶几乎隐蔽了天空。

    道路绕过巨木,笔直伸入宿舍中庭。中庭的两旁是两栋平行三层纲筋建筑。很高大的宿舍。可以听到从打开的窗口传出电台音乐。一律乳白色窗帘,褪了色也不显目的颜色。

    道路正面是两层宿舍本栋。一楼餐厅和大浴室,二楼讲堂、集会室,和贵宾室。一栋三层的第三宿舍和本栋并行。中庭宽阔,草坪装有洒水器迎着阳光不停旋转。本栋内侧还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场,六座网球场,设备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