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曼迪·莫利纳·维迪亚

    在伦罗特运用大胆敏锐的分析能力所处理的众多问题中,再没有比那一系列定期发生、在枝树飘香的特里斯勒罗伊别墅告终的血腥事件更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埃里克·伦罗特固然没能防止最后一件罪行的发生,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已经预先料到。他固然没有猜中暗杀雅莫林斯基的凶手的身份,但推测到这一系列罪恶的隐秘性质和"红"夏拉赫(另一个绰号是"花花公子"夏拉赫)的插手。这名罪犯,如同许多别的罪犯一样,发誓非要伦罗特的命不可,伦罗特却不被吓倒。伦罗特自称是奥古斯特·杜邦之类的纯推理家,但他也有冒险家,甚至赌徒的性格。

    第一件罪行发生在北方旅馆——位于黄水滚滚的河畔的一座高大的棱柱形建筑。那座塔楼兼有疗养院可憎的白色、监狱的划分编号和藏污纳垢的外貌。12月3日,来了一个灰胡子、灰眼睛的人,他是参加第三次犹太教法典研讨会的波多尔斯克地区的代表,马塞洛·雅莫林斯基博士。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否喜欢北方旅馆:反正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种心理状态由来已久,伴随他忍受了喀尔巴阡山区的三年战斗生活和三千年的欺压和排犹迫害。旅馆给他安排在R层的一个房间,正对着加利利地方长官的豪华套间。雅莫林斯基吃了晚饭,准备第二天去观光这个陌生的城市,把他的许多书籍和极少的衣物放在壁柜里,午夜之前熄灯上床(这是住在隔壁房间里的加利利长官的汽车司机说的)。12月4日上午十一点零三分,《意第绪报》一个编辑打电话来;雅莫林斯基博士没有接电话;结果在房间里发现了他,披着一件老式的大罩袍,里面几乎赤裸,脸色微显紫黑,他倒在通向走廊的房门口;前胸深深插着一把匕首。两小时后,房门里满是新闻记者、摄影师、宪兵,警察局长特莱维拉努斯和伦罗特也在其中,平静地争辩着。

于是,柏拉图年卷走了新的是非观,带来了相反的老概念;所有的人跳起舞,他们的脚步进入野蛮喧闹的锣鼓点。

    威·勃·叶芝:《塔》

    在切斯特顿(他撰写了许多优美的神秘故事)和枢密顾问莱布尼兹(他发明了预先建立的和谐学说)明显的影响下,我想出了这个情节,有朝一日也许会写出来,不过最近下午闲来无事,我先记个梗概。这个故事还有待补充细节,调整修改;有些地方我还不清楚;今天,1944年1月3日,我是这样设想的:

    故事情节发生于一个被压迫的顽强的国家:波兰、爱尔兰、威尼斯共和国、南美或者巴尔干半岛上某一个国家……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从前的事,尽管说书的是当代人,他讲的却是19世纪中叶或者初期的事。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不妨说地点是爱尔兰,时间是1824年。说书人名叫瑞安;他的曾祖父是年轻英俊、遭到暗杀的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基尔帕特里克的墓穴神秘地遭到挖掘,他的名字出现在勃朗宁和雨果的诗歌里,他的塑像耸立在红色沼泽地环绕的一座灰色的小山头。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愿意出售。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苦涩,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以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没待几分钟,我发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我想讨好那个英国人,便把谈话转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题目上——爱国主义。我说一个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人。话刚出口,他立刻停住,好像觉得泄漏了一个秘密似的。

我记得(其实我没有权利讲出那个神圣的动词,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利,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手里拿着一枝深色的西番莲,仿佛从未见过似的瞅着它,尽管他从黎明到黄昏一直看着,看了整整一辈子。我记得他衔着香烟,沉默寡言,那张有印第安特征的脸庞的神情显得出奇地遥远。我认为我记得他细长灵活的手指的模样。我记得他手边那个有东岸地带纹章的马黛茶罐;我记得他家窗外一张黄色的席子,隐约可以望到湖边的景色。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声音;旧时城郊居民那种缓慢、阴郁的鼻音,没有如今那些意大利移民的咝咝声。我只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1887年……我觉得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写一些回忆他的文章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我的文章也许会是你们汇编的集于中最简短,肯定最贫乏,但不是最不公正的一篇。当主题涉及一个乌拉圭人时,我身为阿根廷人的可悲情况有碍于我参与乌拉圭的必不可少的赞颂体裁。有文化的、风度翩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富内斯虽然没有用过那种损人的字眼,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心目中我就是那种人物。佩德罗·莱安德罗·伊普切说过,富内斯是超人的先驱者,"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不能忘记,他也是弗赖本托斯的一般居民,有某些无法弥补的局限性。

    我第一次见到富内斯的印象十分清晰。那是1884年3月或2月的一个傍晚。当时我父亲带我去弗赖本托斯度夏。我同表哥贝尔纳多·阿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回来。我们骑着马,唱着歌,心情舒畅。更使我高兴的是,闷热了一天,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南风又推波助澜,树枝乱舞,我担心(或者不如说盼望)在旷野淋到倾盆大雨。我们策马飞奔,仿佛同暴风雨赛跑。我们进入一条小巷,两旁是极高的砖砌的人行道。天色突然黑了下来;我听到上面传来迅速的、几乎隐秘的脚步声,我抬眼一看,只见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有个小伙子像在狭窄破败的墙头奔跑。我记得他穿的灯笼裤和草鞋,铺天盖地的乌云衬托着他衔着香烟的阴暗的脸。贝尔纳多出乎意料地朝他嚷道:几点钟啦,伊雷内奥?小伙子既不看天气,也不站停,脱口回答说,八点差四分,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斯科少爷。他的声音很尖,有点嘲弄的意味。

假如他不再梦到你……

    《镜中世界》,VI

    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谁也没有看到他上岸,谁也没有看到那条竹扎的小划子沉入神圣的沼泽。但是几天后,谁都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来自南方,他的家乡是河上游无数村落中的一个,坐落在山那边的蛮荒里,那里的古波斯语还未受到希腊语的影响,麻风病也不常见。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灰不溜秋的人吻了淤泥,爬上陡岸,顾不得避开那些把他划得遍体鳞伤的、边缘锋利的茅草,头昏眼花、浑身血污地爬到中央有个石虎或者石马的环形场所。这个以前是赭红色、现在成了灰色的场所是被焚毁的庙宇的遗迹,遭到瘴雨蛮烟的欺凌,里面的神祗不再得到人们的供奉。外乡人躺在墩座下面。升到头顶的太阳把他晒醒了。他并不惊异地发现伤口已经停止流血;他闭上苍白的眼睑睡觉,不是由于疲惫,而是出于意志决定,他知道那座庙宇是他不可战胜的意志向往的场所;他知道河下游也有一座合适的庙宇,焚毁后已经废弃,但那些不断扩张的树木未能把它埋没;他知道紧接着的任务是睡觉做梦。午夜时分,他被凄厉的鸟叫声吵醒。地上零乱的光脚板印、一些无花果和一个水罐,说明当地人已经偷偷来看过,但不敢惊动他,他们祈求他庇护,或者怕他的魔法。他感到一阵寒栗,在断垣残壁中间找到一个墓穴藏身,盖了一些不知名的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