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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和、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这个地方原先是什么样子,没法知道了(也许是一片荒郊)。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8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看样子还能再活个几百年。那棵槐树,约有北方常用二号洗衣绿盆粗细,稀稀疏疏地披着几根细瘦的枝条,干枯僵直,全无一点生气,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很难断定它是否还活着。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国子监是学校,除了一些大树和石碑之外,主要的是一些作为大学校舍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规模大概是明朝的永乐所创建的(大体依据洪武帝在南京所创立的国子监,而规模似不如原来之大),清朝又改建或修改过。其中修建最多的,是那位站在大清帝国极盛的峰顶,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殿四面开门,可以洞启。池上围以白石栏杆,四面有石桥通达。这样的格局是有许多讲究的,这里不必说它。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认为“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与稽而今与居也”(《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螭首),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二、八月里,祀孔释奠之后,乾隆来了。前面钟楼里撞钟,鼓楼里擂鼓,殿前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他走入讲台,坐上宝座,讲《大学》或《孝经》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国子监的学生跪在石池的桥边听着,这个盛典,叫做“临雍”。

    这“临雍”的盛典,道光、嘉庆年间,似乎还举行过,到了光绪,据我那朋友老董说,就根本没有这档子事了。大殿里一年难得打扫两回,月牙河(老董管辟雍殿四边的池子叫做四个“月牙河”)里整年是干的,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各处的雨水一齐奔到这里面来。这水是死水,那光景是不难想象的。

    然而辟雍殿确实是个美丽的、独特的建筑。北京有名的建筑,除了天安门、天坛祈年殿那个蓝色的圆顶、九梁十八柱的故宫角楼,应该数到这顶四方的大花轿。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本来应该是教室,但清朝另于国子监斜对门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学生住宿进修之所,叫做“南学”(北方戏文动辄说“一到南学去攻书”,指的即是这个地方),六堂作为考场时似更多些。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六堂之中原来排列着一套世界上最重的书,这书一页有三四尺宽,七八尺长,一尺许厚,重不知几千斤。这是一套石刻的十三经,是一个老书生蒋衡一手写出来的。据老董说,这是他默出来的!他把这套书献给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国子监中,作为重要的装点。这皇帝,就是高宗纯皇帝乾隆陛下。

    国子监碑刻甚多,数量最多的,便是蒋衡所写的经。著名的,旧称有赵松雪临写的“黄庭”、“乐毅”,“兰亭定武本”;颜鲁公“争座位”,这几块碑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我这回未暇查考。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最值得一看的是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一通敕谕: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著他呵,好生坏事。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这里面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明太祖为了要“人才”,对于办学校非常热心。他的办学的政策只有一个字:严。他所委任的第一任国子监祭酒宗讷,就秉承他的意旨,订出许多规条。待学生非常的残酷,学生曾有饿死吊死的。学生受不了这样的迫害和饥饿,曾经闹过两次学潮。第二次学潮起事的是学生赵麟,出了一张壁报(没头帖子)。太祖闻之,龙颜大怒,把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照明太祖的语言,是“枭令”)。隔了十年,他还忘不了这件事,有一天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碑上所刻,就是训话的原文。

    这些本来是发生在南京国子监的事,怎么北京的国子监也有这么一块碑呢?想必是永乐皇帝觉得他老大人的这通话训得十分精彩,应该垂之久远,所以特地在北京又刻了一个复本。是的,这值得一看。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

    这块碑在国子监仪门外侧右手,很容易找到。碑分上下两截,下截是对工役膳夫的规矩,那更不得了:“打五十竹篦”!“处斩”!“割了脚筋”……

    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样的多。

    《戴斗夜谈》一书中说,北京人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

    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膏火)八两。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或为县长(知县)、副县长(县丞),或为教育科长(训导)。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清朝有一个时期光禄寺的面袋都是国子监学生的仿纸做的)。从明朝起就有调国子监善书学生去抄录《实录》的例。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誊桌上行走”。

    国子监监生的身份不十分为人所看重。从明景泰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以后,国子监的门槛就低了。尔后捐监之风大开,监生就更不值钱了。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京官中,四品而掌印的,只有这么一个。作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在门口喝一声短道,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清朝时他们还有两桩特殊任务:一是每年十月初一,率领属官到午门去领来年的黄历;一是遇到日蚀、月蚀,穿了素雅到礼部和太常寺去“救护”,但领黄历一年只一次,日蚀、月蚀,更是难得碰到的事。戴璐《藤阴杂记》说此官“清简恬静”,这几个字是下得很恰当的。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朝廷似乎也知道这种心理,所以,除了特殊例外,祭酒不上三年就会迁调。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

    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国子监一没人打官司告状,二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没有什么外快。但是毕竟能够养住上上下下的堂官皂役的,赖有相当稳定的银子,这就是每年捐监的手续费。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包给了他,每月例领十三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宗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栅栏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三两,剩下十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烩鸭条才一吊四百钱一卖!至于那几位“堂皂”,就更不得了了!单是每科给应考的举子包“枪手”(这事值得专写一文),就是一笔大财。那时候,当差的都兴喝黄酒,街头巷尾都是黄酒馆,跟茶馆似的,就是专为当差的预备着的。所以,像国子监的差事也都是世袭。这是一宗产业,可以卖,也可以顶出去!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安乐居是一家小饭馆,挨着安乐林。

    安乐林围墙上开了个月亮门,门头砖额上刻着三个经石峪体的大字,像那么回事。走进去,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有几十棵杨树。当中种了两棵丁香花,一棵白丁香,一棵紫丁香,这就是仅有的观赏植物了。这个林是没有什么逛头的,在林子里走一圈,五分钟就够了。附近一带养鸟的爱到这里来挂鸟。他们养的都是小鸟,红子居多,也有黄雀。大个的鸟,画眉、百灵是极少的。他们不像那些以养鸟为生活中第一大事的行家,照他们的说法是“瞎玩儿”。他们不养大鸟,觉得那太费事,“是它玩我,还是我玩它呀?”把鸟一挂,他们就蹲在地下说话儿,——也有自己带个马札儿来坐着的。

    这么一片小树林子,名声却不小,附近几条胡同都是依此命名。安乐林头条、安乐林二条……这个小饭馆叫做安乐居,挺合适。

    安乐居不卖米饭炒菜。主食是包子、花卷。每天卖得不少,一半是附近的居民买回去的。这家饭馆其实叫个小酒铺更合适些。到这儿来的喝酒比吃饭的多。这家的酒只有一毛三分一两的。北京人喝酒,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喝一毛三的是一个层次,喝二锅头的是一个层次,喝红粮大曲、华灯大曲乃至衡水老白干的是一个层次,喝八大名酒是高层次,喝茅台的是最高层次。安乐居的“酒座”大都是属于一毛三层次,即最低层次的。他们有时也喝二锅头,但对二锅头颇有意见,觉得还不如一毛三的。一毛三他们喝“服”了,觉得喝起来“顺”。他们有人甚至觉得大曲的味道不能容忍。安乐居天热的时候也卖散啤酒。

    酒菜不少。煮花生豆、炸花生豆。暴腌鸡子。拌粉皮。猪头肉,——单要耳朵也成,都是熟人了!猪蹄,偶有猪尾巴,一忽的工夫就卖完了。也有时卖烧鸡、酱鸭,切块。最受欢迎的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现在如果还有兔头也该涨价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酒客进门,都有准时候。

    头一个进来的总是老吕。安乐居十点半开门。一开门,老吕就进来。他总是坐在靠窗户一张桌子的东头的座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这成了他的专座。他不是像一般人似的“垂足而坐”,而是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曲着,像老太太坐炕似的踞坐在一张方凳上,——脱了鞋。他不喝安乐居的一毛三,总是自己带了酒来,用一个扁长的瓶子,一瓶子装三两。酒杯也是自备的。他是喝慢酒的,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我喝不来急酒。有人结婚,他们闹酒,我就一口也不喝,——回家自己再喝!”一边喝酒,吃兔头,一边不住地抽关东烟。他的烟袋如果丢了,有人捡到一定会送还给他的。谁都认得:这是老吕的。白铜锅儿,白铜嘴儿,紫铜杆儿。他抽烟也抽得慢条斯理的,从不大口猛吸。这人整个儿是个慢性子。说话也慢。他也爱说话,但是他说一个什么事都只是客观地叙述,不大参加自己的意见,不动感情。一块喝酒的买了兔头,常要发一点感慨:“那会儿,兔头,五分钱一个,还带俩耳朵!”老吕说:“那是多会儿?——说那个,没用!有兔头,就不错。”西头有一家姓屠的,一家子都很浑愣,爱打架。屠老头儿到永春饭馆去喝酒,和服务员吵起来了,伸手就揪人家脖领子。服务员一胳臂把他搡开了。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去跟儿子一说。他儿子二话没说,捡了块砖头,到了永春,一砖头就把服务员脑袋开了!结果:儿子抓进去了,屠老头还得负责人家的医药费。这件事老吕亲眼目睹。一块喝酒的问起,他详详细细叙述了全过程。坐在他对面的老聂听了,说:

    “该!”

    坐在里面犄角的老王说:

    “这是什么买卖!”

    老吕只是很平静地说:“这回大概得老实两天。”

    老吕在小红门一家木材厂下夜看门。每天骑车去,路上得走四十分钟。他想往近处挪挪,没有合适的地方,他说:“算了!远就远点吧。”

    他在木材厂喂了一条狗。他每天来喝酒,都带了一个塑料口袋,安乐居的顾客有吃剩的包子皮,碎骨头,他都捡起来,给狗带去。

    头几天,有人要给他说一个后老伴,——他原先的老伴死了有二年多了。这事他的酒友都知道,知道他已经考虑了几天了,问起他:“成了吗?”老吕说:“——不说了。”他说的时候神情很轻松,好像解决了一个什么难题。他的酒友也替他感到轻松。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不说了?——不说了好!添乱!”

    老吕于是慢慢地喝酒,慢慢地抽烟。

    比老吕稍晚进店的是老聂。老聂总是坐在老吕的对面。老聂有个小毛病,说话爱眨巴眼。凡是说话爱眨眼的人,脾气都比较急。他喝酒也快,不像老吕一口一口地抿。老聂每次喝一两半酒,多一口也不喝。有人强往他酒碗里倒一点,他拿起酒碗就倒在地下。他来了,搁了一个小提包,转身骑车就去“奔”酒菜去了。他“奔”来的酒菜大都是羊肝、沙肝。这是为他的猫“奔”的,——他当然也吃点。他喂着一只小猫。“这猫可仁义!我一回去,它就在你身上蹭——蹭!”他爱吃豆制品。熏干、鸡腿、麻辣丝……小葱下来的时候,他常常用铝饭盒装来一些小葱拌豆腐。有一回他装来整整两饭盒腌香椿。“来吧!”他招呼全店酒友。“你哪来这么多香椿?——这得不少钱!”——“没花钱!乡下的亲家带来的。我们家没人爱吃。”于是酒友们一人抓了一撮。剩下的,他都给了老吕。“吃完了,给我把饭盒带来!”一口把余酒喝净,退了杯,“回见!”出门上车,吱溜——没影儿了。

    老聂原是做小买卖的。他在天津三不管卖过相当长时期炒肝。现在退休在家。电话局看中他家所在的“点”,想在他家安公用电话。他嫌钱少,麻烦。挨着他家的汽水厂工会愿意每月贴给他三十块钱,把厂里职工的电话包了。他还在犹豫。酒友们给他参谋:“行了!电话局每月给钱,汽水厂三十,加上传电话、送电话,不少!坐在家里拿钱,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去!”他一想:也是!

    老聂的日子比过去“滋润”了,但是他每顿还是只喝一两半酒,多一口也不喝。

    画家来了。画家风度翩翩,梳着长长的背发,永远一丝不乱。衣着入时而且合体。春秋天人造革猎服,冬天羽绒服。——他从来不戴帽子。这样的一表人材,安乐居少见。他在文化馆工作,算个知识分子,但对人很客气,彬彬有礼。他这喝酒真是别具一格:二两酒,一扬脖子,一口气,下去了。这种喝法,叫做“大车酒”,过去赶大车的这么喝。西直门外还管这叫“骆驼酒”,赶骆驼的这么喝。文墨人,这样喝法的,少有。他和老王过去是街坊。喝了酒,总要走过去说几句话。“我给您添点儿?”老王摆摆手,画家直起身来,向在座的酒友又都点了点头,走了。

    我问过老王和老聂:“他的画怎么样?”

    “没见过。”

    上海老头来了。上海老头久住北京,但是口音未变。他的话很特别,在地道的上海话里往往掺杂一些北京语汇:“没门儿!”、“敢情!”甚至用一些北京的歇后语:“那末好!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他把这些北京语汇、歇后语一律上海话化了,北京字眼,上海语音,挺绝。上海老头家里挺不错,但是他爱在外面逛,在小酒馆喝酒。

    “外面吃酒,——香!”

    他从提包里摸出一个小饭盒,里面有一双截短了的筷子、多半块熏鱼、几只油爆虾、两块豆腐干。要了一两酒,用手纸擦擦筷子,吸了一口酒。

    “您大概又是在别处已经喝了吧?”

    “啊!我们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读如“屌”),格小酒馆,好比地上一棵树。鸟飞在天上,看到树,总要落一落格。”如此妙喻,我未之前闻,真是长了见识!

    这只鸟喝完酒,收好筷子,盖好小饭盒,拎起提包,要飞了:

    “晏歇会!——明儿见!”

    他走了,老王问我:“他说什么?喝酒的都是屌?”

    安乐居喝酒的都很有节制,很少有人喝过量的。也喝得很斯文,没有喝了酒胡咧咧的。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是个瘸子,左腿短一截,走路时左脚跟着不了地,一晃一晃的。他自己说他原来是“勤行”——厨子,煎炒烹炸,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说他能用两个鸡蛋打三碗汤,鸡蛋都得成片儿!但我没有再听到他还有什么特别的手艺,好像他的绝技只是两个鸡蛋打三碗汤。以这样的手艺自豪,至多也只能是一个“二荤铺”的“二把刀”。——“二荤铺”不卖鸡鸭鱼,什么菜都只是“肉上找”,——炒肉丝、熘肉片、扒肉条……。他现在在汽水厂当杂工,每天蹬平板三轮出去送汽水。这辆平板归他用,他就半公半私地拉一点生意。口袋里一有钱,就喝。外边喝了,回家还喝;家里喝了,外面还喝。有一回喝醉了,摔在黄土坑胡同口,脑袋碰在一块石头上,流了好些血。过两天,又来喝了。我问他:“听说你摔了?”他把后脑勺伸过来,挺大一个口子。“唔!唔!”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丢脸,好像还挺光彩。他老婆早上在马路上扫街,挺好看的。有两个金牙,白天穿得挺讲究,色儿都是时兴的,走起路来扭腰拧胯,咳,挺是样儿。安乐居的熟人都替她惋惜:“怎么嫁了这么个主儿!——她对瘸子还挺好!”有一回瘸子刚要了一两酒,他媳妇赶到安乐居来了,夺过他的酒碗,顺手就泼在了地上:“走!”拽住瘸子就往外走,回头向喝酒的熟人解释:“他在家里喝了三两了,出来又喝!”瘸子也不生气,也不发作,也不觉有什么难堪,乖乖地一摇一晃地家去了。

    瘸子喝酒爱说。老是那一套,没人听他的。他一个人说。前言不搭后语,当中夹杂了很多“唔唔唔”:

    “……宝三,宝善林,唔唔唔,知道吗?宝三摔跤,唔唔唔。宝三的跤场在哪儿?知道吗?唔唔唔。大金牙、小金牙,唔唔唔。侯宝林。侯宝林是云里飞的徒弟,唔唔唔。《逍遥律》,‘欺寡人’——‘七挂人’,唔唔唔。干嘛老是‘七挂人’?‘七挂人’唔唔唔。天津人讲话:‘嘛事你啦?’唔唔唔。二娃子,你可不咋着!唔唔唔……”

    喝酒的对他这一套已经听惯了,他爱说让他说去吧!只有老聂有时给他两句:

    “老是那一套,你贫不贫?有新鲜的没有?你对天桥熟,天桥四大名山,你知道吗?”

    瘸子爱管闲事。有一回,在李村胡同里,一个市容检查员要罚一个卖花盆的款,他插进去了:“你干嘛罚他?他一个卖花盆的,又不脏,又没有气味,‘污染’,他‘污染’什么啦?罚了款,你们好多拿奖金?你想钱想疯了!卖花盆的,大老远地推一车花盆,不容易!”他对卖花盆的说:“你走,有什么话叫他朝我说!”很奇怪,他跟人辩理的时候话说得很明快,也没有那么多“唔唔唔”。

    第二天,有人问起,他又把这档事从头至尾学说了一遍,有声有色。

    老聂说:“瘸子,你这回算办了件人事!”

    “我净办人事!”

    喝了几口酒,又来了他那一套:

    “宝三,宝善林,知道吗?唔唔唔……”

    老吕、老聂都说:“又来了!这人,不经夸!”

    “四大名山?”我问老王:

    “天桥哪儿有个四大名山?”

    “咳!四块石头。永定门外头过去有那么一座小桥,——后来拆了。桥头一边有两块石头,这就叫‘四大名山’。你要问老人们,这永定门一带景致多哩!这会儿都没有人知道了。”

    老王养鸟,红子。他每天沿天坛根遛早,一手提一只鸟笼,有时还架着一只。他把架棍插在后脖领里。吃完早点,把鸟挂在安乐林,聊会天,大约十点三刻,到安乐居。他总是坐在把角靠墙的座位。把鸟笼放好,架棍插在老地方,打酒。除了有兔头,他一般不吃荤菜,或带一条黄瓜,或一个西红柿、一个橘子、一个苹果。老王话不多,但是有时打开话匣子,也能聊一气。

    我跟他聊了几回,知道:

    他原先是扛包的。

    “我们这一行,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三百六十行,没这一行!”

    “你们这一行没有祖师爷?”

    “没有!”

    “有没有传授?”

    “没有!不像给人搬家的,躺箱、立柜、八仙桌、桌子上还常带着茶壶茶碗自鸣钟,扛起来就走,不带磕着碰着一点的,那叫技术!我们这一行,有力气就行!”

    “都扛什么?”

    “什么都扛,主要是粮食。顶不好扛的是盐包,——包硬,支支楞楞的,硌。不随体。扛起来不得劲儿。扛包,扛个几天就会了。要说窍门,也有。一包粮食,一百多斤,搁在肩膀上,先得颤两下。一颤,哎,包跟人就合了槽了,合适了!扛熟了的,也能换换样儿。跟递包的一说:‘您跟我立一个!’哎,立一个!”

    “竖着扛?”

    “竖着扛。您给我‘搭’一个!”

    “斜搭着?”

    “斜搭着。”

    “你们哪会拿工资?计件?”

    “不拿工资,也不是计件。有把头——”

    “把头,把头不是都是坏人吗?封建把头嘛!”

    “也不是!他自己也扛,扛得少点,把头接了一批活:‘哥几个!就这一堆活,多会扛完了多会算。’每天晚半晌,先生结帐,该多少多少钱。都一样。有临时有点事的,觉得身上不大合适的,半路地儿要走,您走!这一天没您的钱。”

    “能混饱了?”

    “能!那会吃得多!早晨起来,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中午,一样。每天每。晚半晌吃得少点。半斤饼,喝点稀的,喝一口酒。齐啦。——就怕下雨。赶上连阴天,惨啰:没活儿。怎么办呢,拿着面口袋,到一家熟粮店去:‘掌柜的!’‘来啦!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为人在世,讲信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少!……

    “……三年自然灾害,可把我饿惨了。浑身都膀了。两条腿,棉花条。别说一百多斤,十来多斤,我也扛不动。我们家还有一辆自行车,凤凰牌,九成新。我妈跟我爸说:‘卖了吧,给孩子来一顿!’丰泽园!我叫了三个扒肉条,喝了半斤酒,开了十五个馒头,——馒头二两一个,三斤!我妈直害怕:‘别把杂种操的撑死了哇!’……”

    “您现在每天还能吃……?”

    “一斤粮食。”

    “退休了?”

    “早退了!——后来我们归了集体。干我们这行的,四十五就退休,没有过四十五的。现在打包的也没有了,都改了传送带。”

    老王现在每天夜晚在一个幼儿园看门。

    “没事儿!扫扫院子,归置归置,下水道不通了,——通通!活动活动。老呆着干嘛呀,又没病!”

    老王走道低着脑袋,上身微微往前倾,两腿叉得很开,步子慢而稳,还看得出有当年扛包的痕迹。

    这天,安乐居来了三个小伙子:长头发,小胡子、大花衬衫、苹果牌牛仔裤、尖头高跟大盖鞋,变色眼镜。进门一看:“嗨,有兔头!”——他们是冲着兔头来了。这三位要了十个兔头、三个猪蹄、一只鸭子、三盘包子,自己带来八瓶青岛啤酒,一边抽着“万宝乐”,一边吃喝起来。安乐林喝酒的老酒座都瞟了他们一眼。三位吃喝了一阵,把筷子一挥,走了。都骑的是亚马哈。嘟嘟嘟……桌子上一堆碎骨头、咬了一口的包子皮,还有一盘没动过的包子。

    老王看着那盘包子,撇了撇嘴:

    “这是什么买卖!”

    这是老王的口头语。凡是他不以为然的事,就说“这是什么买卖!”

    老王有两个鸟友,也是酒友。都是老街坊,原先在一个院里住。这二位现在都够万元户。

    一个是佟秀轩,是裱字画的。按时下的价目,裱一个单条:14-16元。他每天总可以裱个五六幅。这二年,家家都又愿意挂两条字画了。尤其是退休老干部。他们收藏“时贤”字画,自己也爱写、爱画。写了、画了,还自己掏钱裱了送人。因此,佟秀轩应接不暇。他收了两个徒弟。托纸、上板、揭画,都是徒弟的事。他就管管配绫子,装轴。他每天早上遛鸟。遛完了,如果活儿忙,就把鸟挂在安乐林,请熟人看着,回家刷两刷子。到了十一点多钟,到安乐林摘了鸟笼子,到安乐居。他来了,往往要带一点家制的酒菜:炖吊子、烩鸭血、拌肚丝儿。……佟秀轩穿得很整洁,尤其是脚下的两只鞋。他总是穿礼服呢花旗底的单鞋,圆口的、或是双脸皮梁靸鞋。这种鞋只有右安门一家高台阶的个体户能做。这个个体户原来是内联升的师傅。

    另一个是白薯大爷。他姓白,卖烤白薯。卖白薯的总有些邋遢,煤呀火呀的。白薯大爷出奇的干净。他个头很高大,两只圆圆的大眼睛,顾盼有神。他腰板绷直,甚至微微有点后仰,精神!蓝上衣,白套袖,腰系一条黑人造革的围裙,往白薯炉子后面一站,嘿!有个样儿!就说他的精神劲儿,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儿的。白薯大爷卖烤白薯只卖一上午。天一亮,把白薯车子推出来,把鸟——红子,往安乐林一挂,自有熟人看着,他去卖他的白薯。到了十二点,收摊。想要吃白薯,明儿见啦您哪!摘了鸟笼,往安乐居。他喝酒不多。吃菜!他没有一颗牙了,上下牙床子光光的,但是什么都能吃,——除了铁蚕豆,吃什么都香。“烧鸡烂不烂?”——“烂!”“来一只!”他买了一只鸡,撕巴撕巴,给老王来一块脯子,给酒友们让让:“您来块?”别人都谢了,他一人把一只烧鸡一会的工夫全开了。“不赖,烂!”把鸡架子包起来,带回去熬白菜。“回见!”

    这天,老王来了,坐着,桌上搁一瓶五星牌二锅头,看样子在等人。一会儿,佟秀轩来了,提着一瓶汾酒。

    “走啊!”

    “走!”

    我问他们:“不在这儿喝了?”

    “白薯大爷请我们上他家去,来一顿!”

    第二天,老王来了,我问:

    “昨儿白薯大爷请你们吃什么好的了?”

    “荞面条!——自己家里擀的。青椒!蒜!”

    老吕、老聂一听:

    “嘿!”

    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一九八六年七月五日晨写完

张百顺年轻时拉过洋车,后来卖了多年烤白薯。德胜门豁口内外没有吃过张百顺的烤白薯的人不多。后来取缔了小商小贩,许多做小买卖的都改了行,张百顺托人谋了个事由儿,到太平湖公园来看门。一晃,十来年了。

    太平湖公园应名儿也叫做公园,实在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游船茶座,就是一片野水,好些大柳树。前湖有几张长椅子,后湖都是荒草。灰菜、马苋菜都长得很肥。牵牛花,野茉莉。飞着好些粉蝶儿,还有北京人叫做“老道”的黄蝴蝶。一到晚不晌,往后湖一走,都瘆得慌。平常是不大有人去的。孩子们来掏蛐蛐。遛鸟的爱来,给画眉抓点活食:油葫芦、蚂蚱,还有一种叫做“马蜥儿”的小四脚蛇。看门,看什么呢?这个公园不卖门票。谁来,啥时候来,都行。除非怕有人把柳树锯倒了扛回去。不过这种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张百顺非常闲在。他汉事时就到湖里捞点鱼虫、苲草,卖给养鱼的主。进项不大。但是够他抽关东烟的。“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很多养鱼的都把鱼“处理”了,鱼虫、苲草没人买,他就到湖边摸点螺蛳,淘洗干净了,加点盐,搁两个大料瓣,煮咸螺蛳卖。

    后湖边上住着两户打鱼的。他们这打鱼,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搭无一搭。打得的鱼随时就在湖边卖了。

    每天到园子里来遛早的,都是熟人,他们进园子,都有准钟点。

    来得最早的是刘宝利。他是个唱戏的。坐科学的是武生。因为个头矮点,扮相也欠英俊,缺少大将风度,来不了“当间儿的”。不过他会的多,给好几位名角打个“下串”,“傍”得挺严实。他粗通文字,爱抄本儿。他家里有两箱子本子,其中不少是已经失传了的。他还爱收藏剧照,有的很名贵。杨老板《青石山》的关平、尚和玉的《四平山》、路玉珊的《醉酒》、梅兰芳的《红线盗盒》、金少山的《李七长亭》、余叔岩的《盗宗卷》……有人出过高价,想买他的本子和剧照,他回绝了:“对不起,我留着殉葬。”剧团演开了革命现代戏,台上没有他的活儿,领导上动员他提前退休,——他还不到退休年龄。他一想:早退,晚退,早晚得退,退!退了休,他买了两只画眉,每天天一亮就到太平湖遛鸟。他戏瘾还挺大。把鸟笼子挂了,还拉拉山膀,起两个云手,踢踢腿,耗耗腿。有时还念念戏词。他老念的是《挑滑车》的《闹帐》:

    “且慢!”

    “高王爷为何阻令?”

    “末将有一事不明,愿在元帅台前领教。”

    “高王爷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

    “岳元帅!想俺高宠,既已将身许国,理当报效皇家。今逢大敌,满营将官,俱有差遣,单单把俺高宠,一字不提,是何理也?”

    ……

    “吓、吓、吓吓吓吓……岳元帅!大丈夫临阵交峰,不死而带伤,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跟他差不多时候进园子遛弯的顾止庵曾经劝过他:

    “爷们!您这戏词,可不要再念了哇!”

    “怎么啦?”

    “如今晚儿演了革命现代戏,您念老戏词——韵白!再说,您这不是借题发挥吗?‘满营将官,俱有差遣,单单把俺高宠,一字不提,是何理也?’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说台上不用您,把你刷了吗?这要有人听出来,您这是‘对党不满’呀!这是什么时候啊,爷们!”

    “这么一大早,不是没人听见吗!”

    “隔墙有耳!——小心无大错。”

    顾止庵,八十岁了。花白胡须,精神很好。他早年在豁口外设帐授徒,——教私塾。后来学生都改了上学堂了,他的私塾停了,他就给人抄书,抄稿子。他的字写得不错,欧底赵面。抄书、抄稿子有点委屈了这笔字。后来找他抄书、抄稿子的也少了,他就在邮局门外树荫底下摆了一张小桌,代写家信。解放后,又添了一项业务:代写检讨。“老爷子,求您代写一份检讨。”——“写检讨?这检讨还能由别人代写呀?”——“劳您驾!我写不了。您写完了。我按个手印,一样!”——“什么事儿?”因为他的检讨写得清楚,也深刻,比较容易通过,来求的越来越多,业务挺兴旺。后来他的孩子都成家立业,混得不错,就跟老爷子说:“我们几个养活得起您。您一枝笔挣了不少杂和面儿,该清闲几年了。”顾止庵于是搁了笔。每天就是遛遛弯儿,找几个年岁跟他相仿佛的老友一块堆儿坐坐、聊聊、下下棋。他爱瞧报,——站在阅报栏前一句一句地瞧。早晚听“匣子”。

    因此他知道的事多,成了豁口内外的“伏地圣人”①。

    这天他进了太平湖,刘宝利已经练了一遍功,正把一条腿压在树上耗着。

    “老爷子今儿早!”

    “宝利!今儿好像没听您念《闹帐》?”

    “不能再念啦!”

    “怎么啦?”

    “呆会儿跟您说。”

    顾止庵向四边的树上看看:

    “您的鸟呢?”

    “放啦!”

    “放啦?”

    “您先慢慢往外溜达着。今儿我带着一包高末。百顺大哥那儿有开水,叶子已经闷上了。我耗耗腿。一会儿就来。咱们爷儿仨喝一壶,聊聊。”

    顾止庵遛到门口,张百顺正在湖边淘洗螺蛳。

    “顾先生!椅子上坐。茶正好出味儿了,来一碗。”

    “来一碗!”

    “顾先生,您说这文化大革命,它是怎么一回子事?”

    “您问我?——有人知道。”

    “这红卫兵,它是怎么回子事。呼啦——全起来了。它也不用登记,不用批准,也没有个手续,自己个儿就拉起来了。我真没见过。一戴上红袖箍,就变人性。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揪谁就揪谁。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权?谁给他们的权?”

    “头几天,八·一八,不是刚刚接见了吗?”

    “当大官的,原来都是坐小汽车的主,都挺威风,一个一个全都头朝了下了。您说,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们怎么想,我哪儿知道。反正这心里不大那么好受。”

    “还有个章程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咱们都不在单位,都这岁数了。咱们不会去揪谁,斗谁,红卫兵大概也斗不到咱们头上。过一天,算一日。这太平湖眼下不还挺太平不是?”

    “那是!那是!”

    刘宝利来了。

    “宝利,您说要告诉我什么事?”

    “昨儿,我可瞧了一场热闹!”

    “什么热闹?”

    “烧行头。我到交道口一个师哥家串门子,听说成贤街孔庙要烧行头——烧戏装。我跟师哥说:咱们去!嗬!殉一座小山哪!大红官衣、青褶子,这没什么.帅盔‘八面威’‘相貂’、‘驸马套’……这也没有什么!大蟒大靠,苏绣平金,都是新的,太可惜了!点翠‘头面’,水钻‘头面’,这值多少钱哪!一把火,全烧啦!火苗儿蹿起老高。烧煳了的碎绸子片飞得哪儿哪儿都是。”

    “唉!”

    “火边上还围了一圈人,都是文艺界的头头脑脑。有跪着的,有撅着的。有的挂着牌子,有的脊背贴了一张大纸,写着字。都是满头大汗。您想想:这么热的天,又烤着大火,能不出汗吗?一群红卫兵,攥着宽皮带,挨着个抽他们。劈头盖脸!有的,一皮带下去,登时,脑袋就开了,血就下来了。——皮带上带着大铜头子哪!哎呀,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打人的。哪能这么打呢?您要我这么打,我还真不会!这帮孩子,从哪儿学来的呢?有的还是小妞儿。他们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呢?”

    “唉!”

    “回来,我一捉摸,把两箱子剧本、剧照,捆巴捆巴,借了一辆平板三轮,我就都送到街道办事处去了。他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不能自己烧。留着,招事!”

    “唉!”

    “那两只画眉,‘口’多全!今儿一早起来,我也放了。——开笼放鸟!‘提笼架鸟’,这也是个事儿!”

    “唉!”

    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人见了顾止庵,略略点了点头,往后面走去了。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顾止庵说:“茶也喝透了,咱们也该散了。”

    张百顺说:“我把这点螺蛳送回去,叫他们煮煮。回见!”

    “回见!”

    “回见!”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赛着叫。整个太平湖全归了它们了。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蛐蛐、油葫芦叫成一片。还有金铃子。野茉莉散发着一阵一阵的清香。一条大鱼跃出了水面,歘的一声,又没到水里。星星出来了。

    第二天天一亮,刘宝利到太平湖练功。走到后湖:湖里一团黑乎乎的,什么?哟,是个人!这是他的后脑勺!有人投湖啦!

    刘宝利叫了两个打鱼的人,把尸首捞了上来,放在湖边草地上。这工夫,顾止庵也来了。张百顺也赶了过来。

    顾止庵对打鱼的说:“您二位到派出所报案。我们仨在这儿看着。”

    “您受累!”

    顾止庵四下里看看,说:

    “这人想死的心是下铁了的。要不,怎么会找到这么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来呢?他投湖的时候,神智很清醒,不是迷迷糊糊一头扎下去的。你们看,他的上衣还整整齐齐地搭在椅背上,手杖也好好地靠在一边。咱们掏掏他的兜儿,看看有什么,好知道死者是谁呀。”

    顾止庵从死者的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工作证,是北京市文联发的:

    姓名:舒舍予

    职务:主席

    顾止庵看看工作证上的相片,又看看死者的脸,拍了拍工作证:

    “这人,我认得!”

    “您认得?”

    “怪不得昨儿他进园子的时候,好像跟我招呼了一下。他原先叫舒庆春。这话有小五十年了!那会儿我教私塾,他是劝学员,正管着德胜门这一片的私塾。他住在华严寺。我还上他那儿聊过几次。人挺好,有学问!他对德胜门这一带挺熟,知道太平湖这么个地方!您怎么会走南闯北,又转回来啦?这可真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哪!”

    “您等等!他到底是谁呀?”

    “他后来出了大名,是个作家,他,就是老舍呀!”

    张百顺问:“老舍是谁?”

    刘宝利说:“老舍您都不知道?瞧过《驼骆祥子》没有?”

    “匣子里听过。好!是写拉洋车的。祥子,我认识。——‘骆驼祥子’嘛!”

    “您认识?不能吧!这是把好些拉洋车的搁一块堆儿,搏巴搏巴,捏出来的。”

    “唔!不对!祥子,拉车的谁不知道!他和虎妞结婚,我还随了份子。”

    “您八成是做梦了吧?”

    “做梦?——许是。岁数大了,真事、梦景,常往一块掺和。——他还写过什么?”

    “《龙须沟》哇!”

    “《龙须沟》,瞧过,瞧过!电影!程疯子、娘子、二妞……这不是金鱼池,这就是咱这德胜门豁口!太真了!太真了,就叫人掉泪。”

    “您还没睢过《茶馆》哪!太棒了!王利发!‘硬硬朗朗的,我硬硬朗朗地干什么?’我心里这酸呀!”

    “合着这位老舍他净写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做小买卖的。苦哈哈、命穷人?”

    “那没错!”

    “那他是个好人!”

    “没错!”

    刘宝利说:“这么个人,我看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

    “没错!”

    刘宝利看着死者:

    “我认出来了!在孔庙挨打的,就有他!您瞧,脑袋上还有伤,身上净是血嘎巴!——我真不明白。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

    顾止庵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张百顺撧了两根柳条,在老舍的脸上摇晃着,怕有苍蝇。

    “他从昨儿早起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心里来回来去,不知道想了多少事哪!”

    “‘千古艰难唯一死’呀!”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了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不?”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啊!”

    刘宝利说:“我去找张席,给他盖上点儿!”

    1986年9月22日二稿

    ①伏地,北京土话。本地生产的叫“伏地”。如“伏地小米”、“伏地蒜苗”。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住在九号楼七门。他们从小一块长大,在一个幼儿园,又读一个小学,都是三年级。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

    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捞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路。

    后来,他们玩猫。他们玩过很多猫:黑猫、白猫、狸猫、狮子玳瑁猫(身上有黄白黑三种颜色)、乌云盖雪(黑背白肚)、铁棒打三桃(白身子,黑尾巴,脑袋顶上有三块黑)……李小斌的姥姥从前爱养猫。这些猫的名堂是姥姥告诉他的。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倒。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想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了什么事?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

詹大胖子

    詹大胖子是五小的斋夫。五小是县立第五小学的简称。斋夫就是后来的校工、工友。詹大胖子那会,还叫做斋夫。这是一个很古的称呼。后来就没有人叫了。“斋夫”废除于何时,谁也不知道。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

    五小的校长张蕴之、学校的教员——先生,叫他詹大。五小的学生叫他的时候必用全称:詹大胖子。其实叫他詹胖子也就可以了,但是学生都愿意叫他詹大胖子,并不省略。

    一个斋夫怎么可以是一个大胖子呢?然而五小的学生不奇怪。他们都觉得詹大胖子就应该像他那样。他们想象不出一个瘦斋夫是什么样子。詹大胖子如果不胖,五小就会变样子了。詹大胖子是五小的一部分。他当斋夫已经好多年了。似乎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斋夫。

    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他在屋里坐着。他有一间小屋,在学校一进大门的拐角,也就是学校最南端。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了当门房即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他屋里有一架挂钟。这学校有两架挂钟,一架在教务处。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这两架钟。喀拉喀拉,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下课了!詹大胖子的铃声摇得小学生的心里一亮。呼——都从教室里窜出来了。打秋千、踢毽子、拍皮球、抓子儿……

    詹大胖子摇坏了好多铃铛。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

    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

    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路边两棵梧桐树之间。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当、当、当、当……钟不打的时候,绳绕在梧桐树干上,打一个活结。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钟也随着高了。

    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剪冬青树。这个学校有几个地方都栽着冬青树的树墙子,大礼堂门前左右两边各有一道,校园外边一道,幼稚园门外两边各有一道。冬青树长得很快,过些时,树头就长出来了,参差不齐,乱蓬蓬的。詹大胖子就拿了一把很大的剪子,两手执着剪子把,叭嗒叭嗒地剪,剪得一地冬青叶子。冬青树墙子的头平了,整整齐齐的。学校里于是到处都是冬青树嫩叶子的清香清香的气味。

    詹大胖子老是剪冬青树。一个学期得剪几回。似乎詹大胖子所做的主要的事便是摇铃——打钟,剪冬青树。

    詹大胖子很胖,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詹大胖子还给校园里的花浇水。

    这个校园没有多大点。冬青树墙子里种着羊胡子草。有两棵桃树,两棵李树,一棵柳树,有一架十姊妹,一架紫藤。当中圆形的花池子里却有一丛不大容易见到的铁树。这丛铁树有一年还开过花,学校外面很多人都跑来看过。另外就是一些草花,剪秋罗、虞美人……。还有一棵鱼儿牡丹。詹大胖子就给这些花浇水。用一个很大的喷壶。

    秋天,詹大胖子扫梧桐叶。学校有几棵梧桐。刮了大风,刮得一地的梧桐叶。梧桐叶子干了,踩在上面沙沙地响。詹大胖子用一把大竹扫帚扫,把枯叶子堆在一起,烧掉。黑的烟,红的火。

    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他给老师烧水。烧开水,烧洗脸水。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

    他还帮先生印考试卷子。詹大胖子推油印机滚子,先生翻页儿。考试卷子印好了,就把蜡纸点火烧掉。烧油墨味儿飘出来,坐在教室里都闻得见。

    每年寒假、暑假,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全校学生有二百人,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姓名,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贵家长”。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县立第五小学”,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他们拆开信封看:国语98,算术86……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

    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除了摇上课铃、下课铃,——打上课钟、下课钟之外,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他在他那间小屋里卖。他那小屋里有一个一面装了玻璃的长方匣子,里面放着花生糖、芝麻糖。詹大胖子摇了下课铃,或是打了上课钟,有的学生就趁先生不注意的时候,溜到詹大胖子屋里买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很坏。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贵好多!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

    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说: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他的糖不卫生;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

    但是詹大胖子还是卖,偷偷地卖。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左手捏着花生糖、芝麻糖,藏在袖筒里。有学生要买糖,走近来,他就做一个眼色,叫学生随他到校长、教员看不到的地方,接钱,给糖。

    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他们长大了,想起五小,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得很平静。除了放寒假、放暑假,他回家,其余的时候,都住在学校里。——放寒假,学校里没有人。下了几场雪,一个学校都是白的。暑假里,学生有时还到学校里玩玩。学校里到处长了很高的草。

    每天放了学,先生、学生都走了,学校空了。五小就剩下两个人,有时三个。除了詹大胖子,还有一个女教员王文惠。有时,校长张蕴之也在学校里住。

    王文蕙家在湖西,家里没有人。她有时回湖西看看亲戚,平时住在学校里。住在幼稚园里头一间朝南的小房间里。她教一年级、二年级算术。她长得不难看,脸上有几颗麻子,走起路来步子很轻。她有一点奇怪,眼睛里老是含着微笑。一边走,一边微笑。一个人笑。笑什么呢?有的男教员背后议论:有点神经病。但是除了老是微笑,看不出她有什么病,挺正常的。她上课,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她教加法,减法,领着学生念乘法表: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二二得四……”

    下了课,走回她的小屋,改学生的练习。有时停下笔来,听幼稚园的小朋友唱歌:

    “小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

    我要进来……”

    晚上,她点了煤油灯看书。看《红楼梦》、《花月痕》,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清照的词。有时轻轻地哼《木兰词》。“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有时给她的女子师范的老同学写信。写这个小学,写十姊妹和紫藤,写班上的学生都很可爱,她跟学生在一起很快乐,还回忆她们在学校时某一次春游,感叹光阴如流水。这些信都写得很长。

    校长张蕴之并不特别的凶,但是学生都怕他。因为他可以开除学生。学生犯了大错,就在教务处外面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学生某某某,犯了什么过错,著即开除学籍,“以维校规,而警效尤,此布”,下面盖着校长很大的签名戳子:“张蕴之”。“张蕴之”三个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他也教一班课,教五年级或六年级国文。他念课文的时候摇晃脑袋,抑扬顿挫,有声有色,腔调像戏台上老生的道白。“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到了济南,只见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他爱写挽联。写好了,就用按钉钉在教务处的墙上,让同事们欣赏。教员们就都围过来,指手划脚,称赞哪一句写得好,哪几个字很有笔力。张蕴之于是非常得意,但又不太忘形。他简直希望他的亲友家多死几个人,好使他能写一副挽联送去,挂起来。

    他有家。他有时在家里住,有时住在学校里,说家里孩子吵,学校里清静,他要读书,写文章。

    有时候,放了学,除了詹大胖子,学校里就剩下张蕴之和王文蕙。

    王文蕙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散散步。王文蕙散完步,常常看见张蕴之站在教务处门口的台阶上。王文蕙向张蕴之笑笑,点点头。张蕴之也笑笑,点点头。王文蕙回去了,张蕴之看着她的背影,一直看到王文蕙走进幼稚园的前门。

    张蕴之晚上读书。读《聊斋志异》、《池北偶谈》、《两般秋雨盦随笔》、《曾文正公家书》、《板桥道情》、《绿野仙踪》、《海上花列传》……

    校长室的北窗正对着王文蕙的南窗,当中隔一个幼稚园的游戏场。游戏场上有秋千架、压板、滑梯。张蕴之和王文蕙的煤油灯遥遥相对。

    一天晚上,张蕴之到王文蕙屋里去,说是来借字典。王文蕙把字典交给他。他不走,东拉西扯地聊开了。聊《葬花词》,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王文蕙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心里怦怦地跳。忽然,“噗!”张蕴之把煤油灯吹熄了。

    张蕴之常常在夜里偷偷地到王文蕙屋里去。

    这事瞒不过詹大胖子。詹大胖子有时夜里要起来各处看看。怕小偷进来偷了油印机、偷了铜钟、偷了烧开水的白铁壶。

    詹大胖子很生气。他一个人在屋里悄悄地骂:“张蕴之!你不是个东西!你有老婆,有孩子,你干这种缺德的事!人家还是个姑娘,孤苦伶仃的,你叫她以后怎么办,怎么嫁人!”

    这事也瞒不了五小的教员。因为王文蕙常常脉脉含情地看张蕴之,而且她身上洒了香水。她在路上走,眼睛里含笑,笑得更加明亮了。

    有一天,放学时,有一个姓谢的教员路过詹大胖子的小屋时,走进去,对他说:“詹大,你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一趟。”詹大胖子不知道有什么事。

    姓谢的教员是个纨绔子弟,外号谢大少。学生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

    “谢大少,

    捉虼蚤。

    虼蚤蹦,

    他也蹦,

    他妈说他是个大无用!”

    谢大少家离五小很近,几步就到了。

    谢大少问了詹大胖子几句闲话,然后,问:

    “张蕴之夜里是不是常常到王文蕙屋里去?”

    詹大胖子一听,知道了:谢大少要抓住张蕴之的把柄,好把张蕴之轰走,他来当五小校长。詹大胖子连忙说:

    “没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能瞎说!”

    詹大胖子不是维护张蕴之,他是维护王文蕙。

    从此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就不太避着张蕴之了。

    詹大胖子还是当他的斋夫,打钟,剪冬青树,卖花生糖、芝麻糖。

    后来,张蕴之到四小当校长去了,王文蕙到远远的一个镇上教书去了。

    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她一直没有嫁人)。詹大胖子也死了。

    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幽冥钟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很早很早以前(大概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提出过怀疑,认为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呢?我的家乡就是夜半撞钟的。而且只有夜半撞。半夜,子时,十二点。别的时候,白天,还听不到撞钟。“暮鼓晨钟”。我们那里没有晨钟,只有夜半钟。这种钟,叫做“幽冥钟”。撞钟的是承天寺。

    关于承天寺,有一个传说。传说张士诚是在这里登基的。张士诚是泰州人。泰州是我们的邻县。史称他是盐贩出身。盐贩,即贩私盐的。中国的盐,秦汉以来,就是官卖。卖盐的店,称“官盐店”。官盐税重,价昂。于是有人贩卖私盐。卖私盐是犯法的事。这种人都是亡命之徒,要钱不要命。遇到缉私的官兵,便要动武。这种人在官方的文书里被称为“盐匪”。瓦岗寨的程咬金就贩过私盐。在苏北里下河一带,一提起“私盐贩子”或“贩私盐的”,大家便知道这是什么角色。张士诚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元至正十三年,他从泰州起事,打到我的家乡高邮。次年,称“诚王”,国号“周”。我的家乡还出过一位皇帝(他不是我们县的人,他称王确是在我们县),这实在应该算是我们县历史上的第一号大人物。我们县的有名人物最古的是秦王子婴。现在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以后隔了很多年,出了一个秦少游。再以后,出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但是真正叱咤风云的英雄,应该是张士诚。可是我前几年回乡,翻看县志,关于张士诚,竟无一字记载,真是怪事!

    但是民间有一些关于张士诚的传说。

    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找人来写承天寺的匾。来了很多读书人。他们提起笔来,刚刚写了两笔,就叫张士诚拉出去杀了。接连杀了好几个。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杀他们?”张士诚说:“你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了’,是个了字!老子才当皇帝就‘了’了,日他妈妈的!”后来来了个读书人。他先写了一个:“王”字,再写了左边的“〉”,右边的“〈”,再写上边的“乛”,然后一竖到底,张士诚一看大喜,连说:“这就对了——先称王,左有文臣,右有武将,戴上平天冠,皇基永固,一贯到底!——赏!”

    我小时读的小学就在承天寺的旁边,每天都要经过承天寺,曾经细看过承天寺山门的石刻的匾额,发现上面的“承”字仍是一般笔顺,合乎八法的“承”字,没有先称王、左文右武、戴了皇冠、一贯到底的痕迹。

    我也怀疑张士诚是不是在承天寺登的基,因为承天寺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座皇宫的格局。

    承天寺在城北西边,挨近运河。城北的大寺共有三座。一座善因寺,庙产甚多,最为鲜明华丽,就是小说《受戒》里写的明海受戒的那座寺。一座是天王寺,就是陈小手被打死的寺。天王寺佛事较盛。寺西门外有一片空地,时常有人家来“烧房子”。烧房子似是我乡特有的风俗。“房子”是纸扎店扎的,和真房子一样,只是小一些。也有几层几进,有堂屋卧室,房间里还有座钟、水烟袋,日常所需,一应俱全。照例还有一个后花园,里面“种”着花(纸花)。房子立在空地上,小孩子可以走进去参观。房子下面铺了一层稻草。天王寺的和尚敲着鼓磐铙钹在房子旁边念一通经(不知道是什么经),这一家的一个男丁举火把房子烧了,于是这座房子便归该宅的先人冥中收用了。天王寺气象远不如善因寺,但房屋还整齐,——因此常常驻兵。独有承天寺,却相当残破了。寺是古寺。张士诚在这里登基,虽不可靠,但说不定元朝就已经有这座寺。

    一进山门,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的颜色都暗淡了。大雄宝殿的房顶上长了好些枯草和瓦松。大殿里很昏暗,神龛佛案都无光泽,触鼻是陈年的香灰和尘土的气息。一点声音都没有,整座寺好像是空的。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衣履敝旧,神色凄凉。——不像善因寺的和尚,一个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

    大殿西侧,有一座罗汉堂。罗汉也多年没有装金了。长眉罗汉的眉毛只剩了一只,那一只不知哪一年脱落了,他就只好捻着一只单独的眉毛坐在那里。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

    罗汉堂东南角有一口钟,相当高大。钟用铁链吊在很粗壮的木架上。旁边是从房梁挂下来的撞钟的木杵。钟前是一尊地藏菩萨的一尺多高的金身佛像。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帽,跏跌而坐,低眉闭目,神色慈祥。地藏菩萨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光幽微。

    在佛教的菩萨里,老百姓最有好感的是两位。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她)救苦救难。另一位便是地藏菩萨。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他是地之神,是一位好心的菩萨。

    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因为这钟在半夜里撞,叫“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处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大概以为这样的死是不洁的,罪过最深。钟声,会给她们光明。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好心的菩萨,他对死于血崩的女鬼也会格外慈悲的,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极其自然。

    撞钟的是一个老和尚。相貌清癯,高长瘦削。他已经几十年不出山门了。他就住在罗汉堂里。大钟东侧靠墙,有一张矮矮的禅榻,上面有一床薄薄的蓝布棉被,这就是他的住处。白天,他随堂粥饭,洒扫庭除。半夜,起来,剔亮地藏菩萨前的油灯,就开始撞钟。

    钟声是柔和的、悠远的。

    “东——嗡……嗡……嗡……”

    钟声的振幅是圆的。”东——嗡……嗡……嗡……”,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就像投石于水,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

    “东——嗡……嗡……嗡……”

    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嗡……嗡……嗡……”金色的光环暗了,暗了,暗了……又一声,“东——嗡……嗡……嗡……”又一个金色的光环。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

    夜半,子时,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

    “东——嗡……嗡……嗡……”

    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

    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他听到了钟声。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

    承天寺的钟,幽冥钟。

    女性的钟,母亲的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中午,飘雪。

    茶干

    家家户户离不开酱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倒有三件和酱园有关:油、酱、醋。

    连万顺是东街一家酱园。

    他家的门面很好认,是个石库门。麻石门框,两扇大门包着铁皮,用xx头铁钉钉出如意云头。本地的店铺一般都是“铺闼子门”,十二块、十六块门板,晚上上在门坎的槽里,白天卸开。这样的石库门的门面不多。城北只有那么几家。一家恒泰当,一家豫丰南货店。恒泰当倒闭了,豫丰失火烧掉了。现在只剩下北市口老正大棉席店和东街连万顺酱园了。这样的店面是很神气的。尤其显眼的是两边白粉墙的两个大字。黑漆漆出来的。字高一丈,顶天立地,笔划很粗。一边是“酱”,一边是“醋”。这样大的两个字!全城再也找不出来了。白墙黑字,非常干净。没有人往墙上贴一张红纸条,上写:“出卖重伤风,一看就成功”;小孩子也不在墙上写:“小三子,吃狗屎”。

    店堂也异常宽大。西边是柜台。东边靠墙摆了一溜豆绿色的大酒缸。酒缸高四尺,莹润光洁。这些酒缸都是密封着的。有时打开一缸,由一个徒弟用白铁唧筒把酒汲在酒坛里,酒香四溢,飘得很远。

    往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青砖铺地,整整齐齐排列着百十口大酱缸。酱缸都有个帽子一样的白铁盖子。下雨天盖上。好太阳时揭下盖子晒酱。有的酱缸当中掏出一个深洞,如一小井。原汁的酱油从井壁渗出,这就是所谓“抽油”。西边有一溜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小磨坊。一头驴子在里面磨芝麻或豆腐。靠北是三间瓦屋,是做酱菜、切萝卜干的作坊。有一台锅灶,是煮茶干用的。

    从外往里,到处一看,就知道这家酱园的底子是很厚实的。——单是那百十缸酱就值不少钱!

    连万顺的东家姓连。人们当面叫他连老板,背后叫他连老大。都说他善于经营,会做生意。

    连老大做生意,无非是那么几条:

    第一,信用好。连万顺除了做本街的生意,主要是做乡下生意。东乡和北乡的种田人上城,把船停在大淖,挂好了船绳,就直奔连万顺,打油、买酱。乡下人打油,都用一种特制的油壶,广口,高身,外面挂了酱黄色的釉,壶肩有四个“耳”,耳里拴了两条麻绳作为拎手,不多不少,一壶能装十斤豆油。他们把油壶往柜台上一放,就去办别的事情去了。等他们办完事回来,油已经打好了。油壶口用厚厚的桑皮纸封得严严的。桑皮纸上盖了一个墨印的圆印:“连万顺记”。乡下人从不怀疑油的分量足不足,成色对不对。多年的老主顾了,还能有错?他们要的十斤干黄酱也都装好了。装在一个元宝形的粗篾浅筐里,筐里衬着荷叶,豆酱拍得实实的,酱面盖了几个红曲印的印记,也是圆形的。乡下人付了钱,提了油壶酱筐,道一声“得罪”,就走了。

    第二,连老板为人和气。乡下的熟主顾来了,连老板必要起身招呼,小徒弟立刻倒了一杯热茶递了过来。他家柜台上随时点了一架盘香,供人就火吸烟。乡下人寄存一点东西,雨伞、扁担、箩筐、犁铧、坛坛罐罐,连老板必亲自看着小徒弟放好。有时竟把准备变卖或送人的老母鸡也寄放在这里。连老板也要看着小徒弟把鸡拎到后面廊子上,还撒了一把酒糟喂喂。这些鸡的脚爪虽被捆着,还是卧在地上高高兴兴地啄食,一直吃到有点醉醺醺的,就闭起眼睛来睡觉。

    连老板对孩子也很和气。酱园和孩子是有缘的。很多人家要打一点酱油,打一点醋,往往派一个半大孩子去。妈妈盼望孩子快些长大,就说:“你快长吧,长大了好给我打酱油去!”买酱菜,这是孩子乐意做的事。连万顺家的酱菜样式很齐全:萝卜头、十香菜、酱红根、糖醋蒜……什么都有。最好吃的是甜酱甘露和麒麟菜。甘露,本地叫做“螺螺菜”,极细嫩。麒麟菜是海菜,分很多叉,样子有点像画上的麒麟的角,半透明,嚼起来脆跪的。孩子买了甘露和麒麟菜,常常一边走,一边吃。

    一到过年,孩子们就惦记上连万顺了。连万顺每年预备一套锣鼓家伙,供本街的孩子来敲打。家伙很齐全,大锣、小锣、鼓、水镲、碰钟,一样不缺。初一到初五,家家店铺都关着门。几个孩子敲敲石库门,小徒弟开开门,一看,都认识,就说:“玩去吧!”孩子们就一窝蜂奔到后面的作坊里,操起案子上的锣鼓,乒乒乓乓敲打起来。有的孩子敲打了几年,能敲出几套十番,有板有眼,像那么回事。这条街上,只有连万顺家有锣鼓。锣鼓声使东街增添了过年的气氛。敲够了,又一窝蜂走出去,各自回家吃饭。

    到了元宵节,家家店铺都上灯。连万顺家除了把四张玻璃宫灯都点亮了,还有四张雕镂得很讲究的走马灯。孩子们都来看。本地有一句歇后语:“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这四张灯里周而复始,往来不绝的人马车炮的灯影,使孩子百看不厌。孩子们都不是空着手来的,他们牵着兔子灯,推着绣球灯,系着马灯,灯也都是点着了的。灯里的蜡烛快点完了,连老板就会捧出一把新的蜡烛来,让孩子们点了,换上。孩子们于是各人带着换了新蜡烛的纸灯,呼啸而去。

    预备锣鼓,点走马灯,给孩子们换蜡烛,这些,连老大都是当一回事的。年年如此,从无疏忽忘记的时候。这成了制度,而且简直有点宗教仪式的味道。连老大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地对待这些事呢?这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心理?实在令人捉摸不透。

    第三,连老板很勤快。他是东家,但是不当“甩手掌柜的”。大小事他都要过过目,有时还动动手。切萝卜干、盖酱缸、打油、打醋,都有他一份。每天上午,他都坐在门口晃麻油。炒熟的芝麻磨了,是芝麻酱,得盛在一个浅缸盆里晃。所谓“晃”,是用一个紫铜锤出来的中空的圆球,圆球上接一个长长的木把,一手执把,把圆球在麻酱上轻轻的压,压着压着,油就渗出来了。酱渣子沉于盆底,麻油浮在上面。这个活很轻松,但是费时间。连老大在门口晃麻油,是因为一边晃,一边可以看看过往行人。有时有熟人进来跟他聊天,他就一边聊,一边晃,手里嘴里都不闲着,两不耽误。到了下午出茶干的时候,酱园上上下下一齐动手,连老大也算一个。

    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连万顺”,——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刻着字,木牌压在豆腐干上,字就出来了。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掰开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连老大监制茶干,是很认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车站、码头、茶馆、酒店都有卖的。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

    连老大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开酱园的老板,一个普普通通、正正派派的生意人,没有什么特别处。这样的人是很难写成小说的。

    要说他的特别处,也有。有两点。

    一是他的酒量奇大。他以酒代茶。他极少喝茶。他坐在帐桌上算帐的时候,面前总放一个豆绿茶碗。碗里不是茶,是酒,——一般的白酒,不是什么好酒。他算几笔,喝一口,什么也不“就”。一天老这么喝着,喝完了,就自己去打一碗。他从来没有醉的时候。

    二是他说话有个口头语:“的时候”。什么话都要加一个“的时候”。“我的时候”、“他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豆子的时候”、“猫的时候”、“狗的时候”……他说话本来就慢,加了许多“的时候”,就更慢了。如果把他说的“的时候”都删去,他每天至少要少说四分之一的字。

    连万顺已经没有了。连老板也故去多年了。五六十岁的人还记得连万顺的样子,记得门口的两个大字,记得酱园内外的气味,记得连老大的声音笑貌,自然也记得连万顺的茶干。

    连老大的儿子也四十多了。他在县里的副食品总店工作。有人问他:“你们家的茶干,为什么不恢复起来?”他说:“这得下十几种药料,现在,谁做这个!”

    一个人监制的一种食品,成了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生产,真也不容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后记

    我现在住的地方叫做蒲黄榆。曹禺同志有一次为一点事打电话给我,顺便问起:“你住的地方的地名怎么那么怪?”我搬来之前也觉得这地名很怪:“捕黄鱼?——北京怎么能捕得到黄鱼呢?”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这是一个三角地带,“蒲黄榆”是三个旧地名的缩称。“蒲”是东蒲桥,“黄”是黄土坑,“榆”是榆树村。这犹之“陕甘宁”、“晋察冀”,不知来历的,会觉得莫名其妙。我的住处在东蒲桥畔,,因此把这三篇小说题为《桥边小说》,别无深意。

    这三篇写的也还是旧题材。近来有人写文章,说我的小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我看后哑然。当代小说寻觅旧文化的根源,我以为这不是坏事。但我当初这样做,不是有意识的。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