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去找大夫了。
“你初次喝酒以来，到现在有多久了？”他问道。
我侧过脸回答说：“哦，有些时候了。”
他是个年轻的大夫，年纪在二十到四十之间。他穿的袜子是浅绿色的，不过人却象拿破仑。我很喜欢他。
“现在，”他说，“我要让你看看酒精对你的血液循环所起的作用。”我听他说的好象是“循环”；不过也可能是“广告”。
他把我的袖管捋到胳膊肘上面，取出一瓶威士忌，让我喝了一杯。他更象拿破仑了。我开始更喜欢他了。
接着，他用一条压布扎紧我的胳膊，用手指按住我的脉息，捏着一个同温度计似的仪器连在一起的橡皮圆球。水银柱上下跳动。似乎没有停过；但大夫说表上是二百三十七，或者是一百六十五，或是诸如此类的数字。
“喏，”他说，“你看到酒精对血压的作用了吧。”
“太棒啦，”我说，“不过你认为这次试验够了吗？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再试试另一条胳膊吧。”但是他不干。
随后，他捉住我的手。我以为自己大概得了不治之症，他要和我告别。然而他只用一枚针在我指尖上猛扎一下，挤出一滴血，同粘在卡片上的许多象五毛钱扑克筹码似的东西加以比较。
“这是血红蛋白试验。”他解释说。“你的血色不对头。”
“是啊，”我说，“我知道应该是蓝色；不过我们这个国家的血统很混杂。我祖先中间有几个是骑士；可他们同楠塔基特岛上的一些人混熟了，所以——”①
①西方语言中“蓝色血液”指名门贵族及其后裔，起因是西班牙本土贵族皮肤白皙，脉管呈蓝色；殖民扩张后，他们同土著居民杂婚，因而后代肤色较深。楠塔基特在美国麻萨诸塞州。
“我指的是，”大夫说，“红色太浅了。”
“哦，”我说，“那就不是婚姻匹配，而是颜色搭配的问题了。”
接着，大夫使劲搥我的胸部。他这么干的时候，我说不清楚他使我想起的是拿破仑、战役，还是纳尔逊②。他脸色阴沉，说了一连串凡夫俗子难免的病痛——大多数都以“炎”为结尾。我马上先付他十五块钱。
②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一八○五年率领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
“你说的毛病中有没有哪一种或哪几种肯定会致命的？”我问道。作为与此休戚相关的当事人，我觉得应当表示一些兴趣。
“全部都会。”他回答得很轻松。“但是它们的进展可以抑制。只要经过精心治疗，不断治疗，你可以活到八十五岁或者九十岁。”
我联想到大夫的帐单，赶快表态说：“八十五就够啦。”我又取出十块钱，预付给他。
“现在的首要任务，”他大受鼓舞地说，“是替你找个疗养院，让你彻底休息一段时间，改善你的神经状况。我亲自陪你去，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他把我带到卡茨基尔的一家疯人院。疯人院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常客才光临那里。那地方满目荒凉，唯有大小石头，几片未融的积雪和稀稀拉拉的松树。年轻的主治医师倒非常可亲。他没在我胳膊上扎压布就给了我一服兴奋剂。那时正好开午饭，他便请我们一起就餐。餐厅里有二十来个住院病人，分坐在几张小桌旁。年轻的主治医师走到我们桌前说道：“这里有个惯例：我们的客人不把自己当作病人，而只是来休养的疲倦的先生太太。不论他们有什么小毛病，谈话中绝对不提。”
陪伴我的大夫高声吩咐女侍替我准备一些磷酸甘油酸石灰炒肉末、狗面包、溴泡腾盐薄饼和番木鳖茶。这时，餐厅里发出一种声音，仿佛松树林里突然刮起了一阵暴风。在场的人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神经衰弱！”——只有一个鼻子灵敏的人是例外，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慢性酒精中毒。”我希望同他进一步认识认识。主治医师转身走了。
饭后一小时左右，他陪我们去工场——那里离院部有五十码远。在工场负责照料客人们的是主治医师的替角和助手——一个只见两脚和蓝色运动衫的人。他个子太高了，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有没有长着脸；不过盔甲包装公司一定乐用雇用他。
“我们的客人们，”主治医师说，“在这里从事体力劳动——实际上是娱乐，从而消除他们过去的精神烦恼。”
这里有车床、木工器材、陶工工具、手纺车、织布机、踏车、大鼓、蜡笔人像画放大仪和铁工锻炉，一应俱全；看来能引起第一流疗养院里自费疯子客人们的兴趣。
“在角落里做泥馅饼的那位太太，”主治医师悄俏说，“是大名鼎鼎的卢卢·卢林顿，那本名叫《爱情为何要爱》的书的作者。她现在做的事只是为了在完成那部作品后让脑子休息休息。”
我看过那本书。“她干吗不再写一本，从中得到休息呢？”我问道。
你们看到了吧，我的病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那位往漏斗里灌水的先生，”主治医师往下说，“是华尔街的经纪人，他工作过度，累垮了。”
我扣好上衣的扣子，唯恐丢失钱财。
他指点给我看的另一些人中间，有玩诺亚方舟的建筑师，看达尔文《进化论》的牧师，锯木头的律师，向那个穿蓝色运动衫的助手介绍易卜生剧本的十分疲劳的交际花，睡在地板上的神经过敏的百万富翁，还有一位拖着一辆小红车在屋里打转的著名艺术家。
“你身体看上去很结实。”负责替我治病的大夫说。“我认为使你神经松弛的最好的办法是从山上往下扔小石头，然后再把它们拣回来。”
我拔腿就跑，大夫赶上我时，我已经跑了一百码远。
“怎么回事呀？”他问道。
“是这样的，”我说，“目前没有飞机可乘。因此，我只好遛跶到火车站，搭第一列不定时的，烧烟煤的快车回城里去。”
“唔，”大夫说，“也许你是对的。这地方看来对你不合适。不过你需要休息——绝对休息和锻炼。”
当晚，我到城里一家旅馆，对管理员说：“我需要绝对休息和锻炼。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有活动床的房间，再派几个服务员，在我休息时轮班把床抬高放下？”
管理员在擦指甲上的一块污迹，侧过脸朝坐在休息室里的一个戴白帽子的高个儿使了个眼色。那人站起来，客客气气地问我有没有见到西门口的灌木丛。我没有见到，他便领我去，在门口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
“我原以为你喝多了，”他相当和气地说，“不过现在看来不是这么一回事。你最好还是去看看大夫吧，老兄。”
一星期后，替我治病的大夫又量了我的血压，但是没有事先给我兴奋剂。他的袜子带些棕黄色，叫我看了不顺眼。
“你需要的，”他下结论说，“是海滨空气和伙伴。”
“找个美人鱼——”我刚开口，他赶紧摆出专门家的架势。
“我亲自出马，”他说，“带你去长岛海滨的清新旅馆，照料你的健康。那是个安静舒适的休养地，你去了很快就能恢复。”
清新旅馆是海岸对面岛上的一家豪华宾馆，有九百个客房。凡是不穿礼服去进餐的人都给轰到靠边的餐厅，只能吃甲鱼和香槟酒的客饭。这个海湾是拥有私人游艇的富翁们的落脚点。我们抵达的当天，“海盗号”正好停泊在岸边。我看见摩根先生站在甲板上，一面吃奶酪三明治，一面羡慕地眺望着旅馆。话虽这么说，这个地方却花不了什么钱。因为谁都付不起他们的帐单。你要离开的话，干脆留下行李，偷条小快艇，在夜里溜回大陆。
有一天，我在那家旅馆的管理员桌上拿了一本旅馆专用的空白电报纸，向我所有的朋友们告急，请他们寄钱来，好让我脱身。我的医师和我在高尔夫球场上玩了一盘槌球游戏，然后在草坪上睡觉。
我们回到城里，我的医师仿佛突然想起一件事。“顺便问一句，”他说，“你感觉怎么样？”
“病情好多啦。”我回答说。
会诊大夫的情况不同。他不能肯定是否拿得到诊金，这就保证你能得到最精心的或是最马虎的诊治。我的医师带我去看一位会诊大夫。他作了错误的猜测，居然给我精心诊治。我非常喜欢他。他让我做一些共济运动。
“你后脑疼不疼？”他问。我说不疼。
“闭上眼，”他吩咐说，“两脚并拢，使劲往后跳。”
我一向善于闭上眼往后跳，于是照办了。我的脑袋撞到浴室门沿上，因为那扇门开着，并且只有三英尺远。大夫感到十分抱歉。他忘了门是开着的。他走过去把它关上。
“现在你用右手食指碰你的鼻子。”他说。
“在哪儿？”我问。
“在你脸上。”他说。
“我说的是我的右手食指。”我解释说。
“哦，对不起。”他说。他重新打开浴室门，我从门缝里抽出手指。我出色地完成了指鼻试验后说：
“大夫，我不愿意向你隐瞒症状；我的后脑勺现在确实有一种近乎疼痛的感觉了。”
他不理会这个症状，却用一个最近流行的投币听音乐器上的耳机似的玩意儿来检查我的心脏。我觉得自己成了民谣。
“现在，”他说，“你在屋子里绕着圈子象马一样快跑五分钟。”
我尽可能模仿一头落选后从麦迪逊广场公园里牵出来的佩尔切隆良种挽马。随后，大夫没有投入硬币就听我的胸口。
“我家族成员中没有害马鼻疽的，大夫。”我说。
会诊大夫举起食指，离我的鼻子有三英尺远。“瞧我的手指。”他命令道。
“你有没有试用过皮尔氏的——”我开口说；但他迅速地继续试验。
“现在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这样持续了将近三分钟。
他解释说，这是大脑活动试验。我觉得轻而易举。我从没有把他的手指错当作海湾。假如他换一种说法，比如说：“你装作无忧无虑的模样朝外而眺望——或者稍偏一些——把目光投向地平线的方向，也就是说，投向港湾水天相连的地方，”然后说，“现在不妨回首——或者说，撤回你的关注，把它加在我屹然竖立的指头上”——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敢担保，只有亨利·詹姆斯才能顺利通过试验。
问了我有没有脊柱弯曲的舅公和脚脖子肿大的表兄弟后，两位大夫退到浴室，坐在澡盆边上进行诊断讨论。我吃了个苹果，先瞧瞧手指，再瞧瞧海湾外面。
两位大夫神情严肃地出来了。更糟的是：他们象墓碑一样，一言不发。他们开了一张饮食清单，我必须严格遵守。凡是我听说过可以吃的东西，清单上都有，除了蜗牛。事实上，我从没有吃过蜗牛，除非它赶上我，先咬我一口。
“你必须严格按照清单进食。”两位大夫说。
“假如我能吃到清单上十分之一的东西，再严格我也干。”我回说。
“其次，”两位大夫接着说，“户外空气和运动也很重要。这儿有一张处方，会对你大有帮助。”
于是我们各干各的，他们拿起帽子准备走了，我也告辞。
我到药剂师那儿，递过处方。
“这张方子配起来要二块八毛七一瓶，一英两装的瓶子。”他说。
“你能给我一些包扎绳吗？”我问。
我把处方捅一个窟窿，穿在绳子上，然后往脖子上一套，塞在衣服里面。我们大家都有点儿小迷信，我的毛病在于迷信护身符。
当然，我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病得很厉害。我不能工作、睡觉、吃饭，或者玩滚木球戏。我能博得同情的唯一办法是接连四天不刮胡子。即使如此，也有人说：“老兄，你结实得象松树疙瘩。你去缅因州森林里旅游了一次，是吗？”
我突然想起我需要户外空气和锻炼。于是我到南方约翰那里去。约翰根据牧师的裁决，同我沾上亲戚关系。那牧师手里捧着一本小书，站在菊花盛开的凉亭里，周围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约翰有一所乡间住宅，离派因维尔七英里。住宅坐落在蓝岭山脉，高高在上，与世无争。约翰象是云母石，比金子更可贵，更晶莹。
他在派因维尔迎接我，我们搭空中吊运车去他家。那是一所宽大的平房，周围山峦重叠，没有别的住家。我们在他家的私人小站下了车，约翰的家人和阿马丽里斯已在等候我们了。阿马丽里斯有点担心似地瞅着我。
我们去约翰家的山路上，前面蹦出一只兔子。我扔下手提箱，使劲追赶。我跑了二十码后，兔子不见了。我一屁股坐在草地上，伤心地哭起来。
“我连兔子都追不上了。”我抽噎着说。“我成了废物。还不如死了的好。”
“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约翰哥哥？”我听到阿马丽里斯说。
“神经有点不对头。”约翰以他固有的镇静态度说。“别担心。起来吧，追兔子的人。接着往回走，不然烤好的软饼要凉了。”那时天快黑了，山岭在暮霭中的气势完全符合默弗里小姐①的描写。
①默弗里（1850～1922）：美国女作家，写了不少以田纳西山区为背景的长、短篇小说。
晚饭后，我宣布说我相信我能睡上一两年，包括法定假日在内。他们领我到了一个客房，那地方象花园一般宽敞凉爽，里面有张象草坪那么大的床。不久，房子里的人都休息了，周围一片宁静。
多年来，我没有体会到什么是宁静了。真是万籁俱寂。我用胳膊肘支起上身侧耳倾听。入睡！我觉得只要能听到星星闪烁或是小草抽长的声音，我就能安心入睡。有一次我认为自己听到了一艘独桅艇在微风中抢风行驶的声息，但我又想到那也许只是地毯钉隆起的动静。我仍旧倾听着。
突然，一只迟归的小鸟停栖在窗台上，以它那睡迷迷的音调发出了一般用“啁啾”两字来表示的声响。
我猛地蹦了起来。
“嗨！楼下怎么啦！”楼上房间里的约翰嚷道。
“哦，没事，”我回说，“我只是不小心，脑袋磕在天花板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游廊上，眺望山景。可以看到的山头一共有四十七座。我打了个寒战，回到房中大起坐室里，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潘科斯特家庭医药大全》，开始阅读。约翰也进了屋，从我手里拿掉书，拉我出去。他有一个占地三百英亩的农场，通常的配备一应俱全，有谷仓、骡子、雇工和缺了三个前齿的耙子。我童年时代就见过这种东西，心里开始凉了。
约翰谈起紫苜蓿，我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
“对，对，”我说，“她不是歌舞团的吗——我想想看——”
“你知道，”约翰说，“又绿又嫩，出了第一茬，就把它翻到地底下。”
“我知道，”我说，“她上面就长出了青草。”
“不错。”约翰说。“你毕竟懂得一点儿庄稼活儿。”
“我还懂得一些农民的事情，”我说，“长柄大镰刀总有一天要把他们刈掉。”①
①西方常用一个身披黑袍、手持长柄大镰刀的骷髅代表死神。
进屋时，一个美丽而费解的生物在我们面前走过。我情不自禁地站住了，出神地瞅着。约翰抽着香烟，在耐心等待着。他是个新型农民，很懂礼貌。十分钟后，他说：“你打算整天站在那里瞅一只鸡吗？早餐快准备好了。”
“一只鸡？”我说。
“一只奥尔平顿白鸡，如果你想知道得具体些。”
“一只奥尔平顿白鸡？”我极感兴趣地重复了一遍。那只家禽仪态万方地慢慢走过去，我象被彩衣魔笛手迷住的小孩儿那样跟在后面。约翰给了我五分钟时间，然后拉着我的袖管，带我去吃早饭。
我住了一个星期，开始着慌了。我睡得香，吃得下，开始真正感到生活的欢乐。对我这种身患绝症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溜到空中吊车站，到派因维尔去找镇上一个最好的大夫。如今我需要治疗时，完全知道该怎么办。
“大夫，我害了心脏硬变、动脉硬结、神经衰弱，神经炎、急性消化不良、以及康复病。我应该严格按照规定进食。我应该晚上洗个温水浴，早上洗个冷水浴。我应该心胸开朗，思想集中在愉快的事情上。至于药物，我打算吃磷质药丸，每日三次，最好饭后服用，还有一种用龙胆酊、棕金鸡纳皮酊、黄金鸡纳皮酊和豆蔻酊配制的补剂。每一匙补剂里要加番木鳖酊，第一天加一滴，以后每天增加一滴，直到最大容许剂量。我应该用药用滴管，这种滴管各个药房里都可以买到，花不了多少钱。再见。”
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刚关上门，我想起还有件事忘了说。我再打开门。大夫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挪动，不过他再见到我时，微微震动了一下。
“我忘了一件事，”我说，“我还应该绝对休息和锻炼。”
经过这次就诊，我感觉好多了。重新树立了病入膏肓的信念之后，我感到特别满意，几乎又可以郁郁不乐了。对一个神经衰弱患者来说，再没有比自我感觉良好更可怕的事了。
约翰细心照顾我。自从我对他的奥尔平顿白鸡表示兴趣以后，他尽可能转移我的注意，晚上特别小心地把鸡舍门锁好。清新宜人的山地空气、营养丰富的食物、以及每天的山间散步，大大减轻了我的疾病，以至我变得万分痛苦绝望。我听说附近山区有位乡村大夫。我去看他，把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他胡子灰白，眼睛清澈湛蓝，穿一身家制的灰斜纹布衣服。
为了节省时间，我自己进行诊断；我用右手食指触摸鼻子，叩击膝腱，让小腿踢直，敲敲胸部，吐出舌头，并且询问他派因维尔的墓地价格。
他点燃烟斗，瞅了我三分钟左右。“老弟，”他最后说，“你的情况糟透了。你熬过来的希望固然有，但是很渺茫。”
“什么希望呢。”我急切地问道。“我试过砷、金、磷、运动、番木鳖、水疗法、休息、兴奋、可待因和阿摩尼亚芳香精。医药学中还有没尝试过的吗？”
“这个山区，”大夫说，“长了一种植物——一种开花的植物，能治你的病，恐怕也只有它能治好你的病。这种植物象地球一般古老；不过近来越来越少，不容易找了。你我两人非找到它不可。我上了年纪，已经不正式开诊，但是我收下你这个病人。你每天下午来我这儿，帮我去找那种植物，找到方休。城里的大夫也许了解不少科学上的新东西，但是不太懂大自然揣在鞍袋里的草药。”
此后老大夫和我每天在蓝岭的山头山脚寻觅那种治疗百病的植物。我们一起翻山越岭；陡峭的山坡上满是秋天的落叶，脚下打滑，我们要抓住手边的小树和大树枝条，才不至于摔下山去。我们在峡谷中齐胸高的月桂灌木和蕨类植物之间艰苦跋涉；我们沿着山涧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象印第安人似地在松树林中迂回——在路边、河边和山边探索，寻找那种神奇的植物。
正如老大夫所说，如今那种植物日益稀少，不容易找到。但我们坚持不懈。我们日复一日地下至谷底，上到山头，踏遍台地，搜索那种能创造奇迹的植物。老大夫在山区待了一辈子，仿佛永远不会疲倦。我回家时往往累得要死，什么都干不了，往床上一倒，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我们这样干了一个月。
一天傍晚，我同老大夫在外面走了六英里才回家，阿马丽里斯和我到路边树下去散散步。我们望着山岭披上紫色的睡袍，纷纷准备就寝。
“你身体好了，我很高兴。”她说。“你刚来时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你真的病了呢。”
“好了！”我几乎嚷了起来。“你可知道我活命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吗？”
阿马丽里斯惊讶地瞅着我。“唷，”她说，“你结实得象一头耕地的骡子，每晚睡十到十二小时，胃口好得把我们家都快吃空了。你还要怎么样才算好呢？”
“我告诉你，”我说，“假如不能及时弄到那种仙草——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寻找的植物，那就什么都救不了我的命。是大夫这么对我说的。”
“哪个大夫？”
“塔特姆大夫——住在黑橡树岭半山腰那个老大夫。你认识他吗？”
“我从会说话的时候起，就认识他了。你每天出去就是干这件事——是他带你爬山涉水，让你恢复健康和力量的吗？上帝赐福给老大夫吧。”
正在这时候，老大夫赶着那辆破旧的轻便马车缓缓地过来了。我朝他挥手，高声招呼说，明天还是那个时候我再去找他。他勒住马，叫阿马丽里斯过去。他们谈了五分钟话，我在原地等着。然后老大夫驾车走了。
我们回家后，阿马丽里斯抱出一部百科全书，找一个字。“大夫说，”她告诉我，“你不必再以病人的身份去找他了，不过他欢迎你作为朋友去看望他。他又吩咐我在百科全书里找我的名字，把词义告诉你。那个字仿佛是一种开花植物，也是忒俄克里托斯和维吉尔①作品里一个农村姑娘的名字。你看大夫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①忒俄克里托斯（约前310～前245）：古希腊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阿马丽里斯：女子名，也是石蒜科植物孤挺花的名称。（原书漏排“维吉尔”三字，改正。——校者注）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我现在明白了。”
对于可能被烦躁不安的“神经衰弱”夫人迷住的弟兄们，我有一言奉告。
那张处方很对症。住在有高楼大厦的城市里的大夫们尽管有时瞎撞瞎碰，也指出了特效药。
因此，为了锻炼而被介绍给黑橡树岭的塔特姆大夫的人——到了松树林的卫理公会教友聚会所后，请走右手那条路。
绝对休息和锻炼！
同阿马丽里斯一起坐在树荫下，带着第六感觉看那一排金碧交辉的山峦鱼贯进入夜晚的寝室，这一切仿佛是在阅读不用文字表达的忒俄克里托斯的田园诗，世上还有什么休息能比这更有益于健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