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黄昏，荷西突然心血来潮，要将一头乱发剪成平头，我听了连忙去厨房拿了剪鱼的大剪刀出来，同时想用抹布将他的颈子围起来。
“请你坐好，”我说。
“你做什么？”他吓了一跳。
“剪你的头发。”我将他的头发拉了一大把起来。
“剪你自己的难道还不够？”他又跳开了一步。“镇上那个理发师不会比我高明，你还是省省吧，来！来！”我又去捉他。
荷西一把抓了钥匙就逃出门去，我丢下剪刀也追出去。
五分种之后，我们都坐在肮脏闷热的理发店里，为了怎么剪荷西的头发，理发师、荷西和我三个人争论起来，各不相让，理发师很不乐，狠狠的瞪着我。
那天下午荷西下班后，他并没有照例推门进来，只留在车上按喇叭，音如“三毛，三毛。”于是我放下了正在写着玩的毛笔字跑去窗口回答他。
“为什么不进来？”我问他。
“我知道什么地方有化石的小乌龟和贝壳，你要去吗？”我跳了起来，连忙回答：“要去，要去。”
“快出来！”荷西又在叫。
“等我换衣服，拿些吃的东西，还有毯子。”我一面向窗口叫，一面跑去预备。
“快点好不好，不要带东西啦！我们两三小时就回来。”我是个急性人，再给他一催，干脆一秒钟就跑出门来了。身上穿了一件布的连身裙拖到脚背，脚上穿了一双拖鞋，出门时顺手抓了挂在门上的皮酒壶，里面有一公升的红酒。这样就是我全部的装备了。
初次看见姑卡正是去年这个时候，她和她一家人住在我小屋附近的一幢大房子内，是警官罕地的大女儿。那时的姑卡梳着粗粗的辫子，穿着非洲大花的连身长裙，赤足不用面纱，也不将身体用布缠起来，常常在我的屋外呼叫着赶她的羊，声音清脆而活泼，俨然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后来她来跟我念书，我问她几岁，她说：“这个你得去问罕地，我们沙哈拉威女人是不知道自己几岁的。”她和她的兄妹都不称呼罕地父亲，他们直接叫他的名字。罕地告诉我姑卡十岁，同时反问我：“你大概也十几岁吧？姑卡跟你很合得来呢。”我无法回答他这个荒谬的问题，只好似笑非笑的望着他。
半年多过去了，我跟罕地全家已成了很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煮茶喝。有一天喝茶时，只有罕地和他的太太葛柏在房内。罕地突然说：“我女儿快要结婚了，请你有便时告诉她。”我咽下一口茶，很困难的问他：“你指姑卡吗？”他是：“是，过完拉麻丹再十日就结婚。”拉麻丹是回教的斋月，那时已快开始了。
我们沉默地又喝了一道茶，最后我忍不住问罕地：“你不觉得姑卡还太小吗？她才十岁。”罕地很不以为然的说：“小什么，我太太嫁给我时才八岁。”我想那是他们沙哈拉威的风俗，我不能用太主观的眼光去批评这件事情，所以也不再说话了。“请你对姑卡说，她还不知道。”姑卡的母亲又对我拜托了一次。“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讲？”我奇怪的反问他们。“这种事怎么好直讲？”罕地理直气壮的回答我，我觉得他们有时真是迂腐得很。
我是一个生病不喜欢看医生的人。这并不表示我很少生病，反过来说，实在是一天到晚闹小毛病，所以懒得去看病啦。活了半辈子，我的宝贝就是一大纸盒的药，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用久了也自有一点治小病的心得。
自从我去年旅行大沙漠时，用两片阿斯匹灵药片止住了一个老年沙哈拉威女人的头痛之后，那几天在帐篷里住着时总有人拖了小孩或老人来讨药。当时我所敢分给他们的药不外是红药水、消炎膏和止痛药之类，但是对那些完全远离文明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药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回到小镇阿雍来之前，我将手边所有的食物和药都留下来，给了住帐篷的穷苦沙哈拉威人。
住在小镇上不久，我的非洲邻居因为头痛来要止痛药，我想这个镇上有一家政府办的医院，所以不预备给她药，请她去看医生。想不到此地妇女全是我的同好，生病决不看医生，她们的理由跟我倒不相同，因为医生是男的，所以这些终日藏在面纱下的妇女情愿病死也不能给男医生看的。我出于无奈，勉强分给了邻居妇人两片止痛药。从那时候开始，不知是谁的宣传，四周妇女总是来找我看小毛病。
一
去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荷西和我坐在马德里的公园里。那天的气候非常寒冷，我将自己由眼睛以下都盖在大衣下面，只伸出一只手来丢面包屑喂麻雀。荷西穿了一件旧的厚夹克，正在看一本航海的书。
“三毛，你明年有什么大计划？”他问我。
“没什么特别的，过完复活节以后想去非洲。”“摩洛哥吗？你不是去过了？”他又问我。
“去过的是阿尔及利亚，明年想去的是撒哈拉沙漠。”
荷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任何三毛所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跟他在一起也是很愉快的事。
“你呢？”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