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那个马德里来的长途电话缠住我不放。
“听见没有，如果他们不先付给你钱，那么过户手续就不可以去签字。先向他们要支票，不要私人支票，必须银行本票。记住了吧？”
“好啦！又不是傻瓜，听到啦！”我叫喊过去。“我不放心呀！你给我重复讲一次。”
我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这又被千叮万嘱的才给放了。卡洛斯最喜欢把天下的人都当成他的小孩子，父性很重的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距离回台只有十天了，我的房子方才要去过户，因为买了房子的璜和米可刚刚由葡萄牙度假归来。“你们要先给我钱，我才去签字。”跑去跟在邮局做事的璜说。
“咦，如果你收了钱，又不肯签字了，那怎么办？”璜笑着说。
“咦，如果我签了字，你们不给我钱，那又怎么办？”我说。
当我告诉邻居们房子已经卖掉了的时候，几乎每一家左邻右舍甚至镇上的朋友都愣了一下。几家镇上的商店曾经好意提供他们的橱窗叫我去放置售屋的牌子，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牌子倒有三家人自己替我用油漆整整齐齐的以美术字做了出来——都用不上，就已卖了。
当那个买好房子的璜看见报上还在刊登“售屋广告”时，气急败坏的又赶了来，他急得很，因为我没有收定金，还可以反悔的。
“求求你拿点定金去吧！余款等到过户的手续一办好就给你。你不收我们不能睡觉，天天处在紧张状态里，比当年向米可求婚的时候还要焦虑。ECHO，你做做好事吧！”璜和米可以前没有和我交往过，他们不清楚我的个性。为了使他们放心，我们私底下写了一张契约，拿了象征性的一点定金，就这样，璜和米可放放心心的去了葡萄牙度假。而我，趁着还有一个多月，正好也在家中度个假，同时开始收拾这满坑满谷的家了。
“你到底卖了多少钱？”班琪问我。那时我正在她家中吃午饭。
飞机由马德里航向加纳利群岛的那两个半小时中，我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邻座的西班牙同胞和空中小姐都问了好多次，我只是笑着说吃不下。
这几年来日子过得零碎，常常生活在哪一年都不清楚，只记得好似是一九八四年离开了岛上就没有回去过，不但没有回去，连岛上那个房子的钥匙也找不到了。好在邻居、朋友家都存放着几串，向他们去要就是了。
那么就是三年没有回去了。三年内，也没有给任何西班牙的朋友写过一封信。
之所以不爱常常回去，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加纳利群岛上，每一个岛都住着深爱我的朋友，一旦见面，大家总是将那份爱，像洪水一般的往人身上泼。对于身体不健康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安静而不是爱。这一点他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常常叫累，也不会有人当真。
虽然这么说，当飞机师报告出我们就要降落在大加纳利岛的时候，还是紧张得心跳加快起来。
那个人是从旧货市场的出口就跟上我的。
都怪我去了那间老教堂，去听唯有星期天才演奏的管风琴。那日去得迟了，弥撒正在结束，我轻轻划了十字架，向圣坛跪了一下，就出来了。那间教堂就贴着市场旁边。也是一时舍不得离开，我在树荫下的长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个人，那个后来跟住了我的人，就坐在那里。他先在的。
每一次回西班牙，总当心的选班机，选一班星期五黄昏左右抵达的，那么，星期六可以整整一天躺在旅馆内消除疲劳。而星期天，正好可以早起，走个半小时多路，去逛只有星期日才有的市集——大得占住十数条街的旧货市场。然后，去教堂静静的坐着，闭上眼睛，享受那古老教堂的管风琴演奏。
每一次回马德里，在起初的一两天里都是这么度过的，不然就不觉得在回来了。
当我坐在长椅上的时候，旁边的中年人，那个在夏天穿着一件冬天旧西装还戴了一顶破帽子的人就开始向我讲话了。我很客气的回答他，好有耐性又友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