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我苍老地，通体鼓胀，心脏略有些不舒服，躺在床上，一只脚垂在地上，阅读着一本历史读物。姑娘走了进来，两只手指抵在翘起的嘴唇上，通报一位客人的到来。

“谁啊？”我问道，在我等待下午的咖啡时来客使我感到烦恼。

“一个中国人。”姑娘说，并且痉挛般地竭力把她的笑声压下去，以免给门外的客人听到。

“一个中国人？到我这儿来？他是穿着中国服装吗？”

姑娘点点头，还在强忍着笑。

“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再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是找我，在左邻右舍中我都是默默无闻的，更别说在中国了。”

姑娘悄悄走到我身边，轻声说道：“他只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请求准许他进来。他不会说德语，说的是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我不敢从他手里把名片接过来。”

“让他进来！”我喊道，又陷入了由于心脏的毛病经常发生的激动之中，书掉在了地上，我诅咒着这女佣人办事的不力。

我站了起来，从而撑直了巨大的身躯，我这身躯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把来访者吓得够呛，接着便向门口走去。

果然，这个中国人一看见我，就赶紧往外溜。我仅仅追到过道里，就拽住了他，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丝绸腰带，把他拽进我的屋里来。

他显然是个学者，又瘦又小，戴着一副角边眼镜，留着稀疏的、黑褐色的、硬邦邦的山羊胡子。这是个和善的小人儿，垂着脑袋，眯缝着眼睛微笑。

（叶廷芳　黎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