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不想说话的时候，孩子更不用说。
每个人都有说不清楚的时候，孩子也是如此。
每个人都有嘴不对心的时候，孩子也不例外。
就算如此，谁不想自己的宝宝都是早早地就开口说话，而且口齿清晰，咬字准确？谁又不想自己的孩子有话都和父母说说，说得时候还用词恰当，表述流利？
当然都想，但孩子就是个个不同，有些说话早，有些晚；有些滔滔不绝，有些沉默寡言；有些词句连贯，意思表达地清清楚楚，有些却只见蹦出了些关键词，连个完整的句子也没有。
我家儿子Hendrik说话就特别晚，两岁的时候去检查身体，十样东西只有三样能叫出名字，而且发音属于外星人才能听懂的类型。很多词语本来有两个字，他直接省去一半，比如我永远猜不透他到底是 “要‘” 呢还是 “不要”呢，因为他省去的是那个 “不“ 字；也搞不清他是想 “尿尿” 呢，还是他 “也要”，因为发音基本完全相同。
借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时期的日记摘录，引出今天的文章。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摘抄：
二日
今天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试的无聊。一些放屁胡诌的讲义硬要我们记！
大千走了，颇有落寞之感。
十三日
昨夜一夜大风，今天仍然没停，而且其势更猛。北平真是个好地方，唯独这每年春天的大风实在令人讨厌。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 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二日
今天作Faust（浮士德）的Summary（总结），无论多好的书，even Faust even Faust（甚至就算是浮士德），只要拿来当课本读，立刻令我感觉到讨厌，这因为什么呢?我不明了。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想看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因为说到篮球，实在打得不好。
三日
今天整天都在预备Philology（语文研究），真无聊。
我今年过的是什么生活?不是test（考试），就是reading report（读书报告），这种生活，我真有点受不了。 ……
原来一直以为只有中国教育是“填鸭式”和“压抑的”。但是如果把“中国教育”放到“东亚教育”的语境下，其特殊性反倒成了普遍性。今天一起看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是如何看待“东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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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他是一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动手能力非常强，自学能力也十分强，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他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走进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杭州天长小学，很难相信这座以蓝色海洋为基调的学校已经有90年的历史。外滩君来到这所很多老杭州人心中排名第一的公立小学，是为了见一个人。
在刚落幕不久的第三届“全人教育奖”颁奖礼上，主办方21世纪教育研究院，如是形容他：
他钟情于古德曼的;全语言教学;，用18年的时间去验证有温度的教育。面对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不抱怨也绝不等待，用课程建设去为学生创设最好的学习，用阅读推广去影响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进而影响更多的人。语文只是他的推进书香社会的途径，他要让更多的人因精神的富足而幸福。
这个人就是天长小学的语文老师蒋军晶。
天长小学语文老师蒋军晶
外滩君曾走访过很多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国际学校，也和许多在创新教育领域热血奋战的人打过交道，但这次与蒋军晶老师的接触，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走近体制内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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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里壁橱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先后到我住处，多次抄家，破了好些“四旧”，却不曾碰一下这块玻璃，它给保全下来了。因此我可以经常照照镜子。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样办呢？ 索性打碎镜子，从此不接触这一类的东西也罢。我遇见的人经常对我讲：“你没有改变，你精神很好。”这些话听起来很入耳，同死亡完全连不起来。用好听的话做养料，是不是越养越好，我不敢断定。但这样下去，日子总不会不好过吧。我曾经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有一个时期我就不照镜子。我不看见自己的“尊容”，听见好话倒更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自己开始编造好话。别人说我“焕发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进一步幻想自己“返老还童”。开会的通知不断，索稿的信不停。我还要为各种各样的人办各种各样的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多的来信，那么多的稿件，还有访问和谈话。似乎大家都要求我“树雄心、立壮志”。我也就完全忘记了自己。 于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垮了。用钢笔写字也感到吃力，上下楼梯也感觉到膝关节疼痛。一感冒就发支气管炎，咳嗽不停，痰不止。这时候我才又想起应当照照镜子，便站在镜子前面一看，那是在晚上，刚刚漱过口，取下了假牙，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哪里有什么“青春”？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似的，我清醒了。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真实的面容。前天看是这样；昨天看也是这样；今天看仍然是这样。看看自己，想想自己，我的感觉，我的感情，都跟我的相貌相称，也可以说是符合。这说明一件事实：镜子对我讲的是真话。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现实。 这样我才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我是站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定计划的：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最近常有人找我谈我自己的事。他们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个时期我的思想情况和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使我想起了我“靠边”的时候受到的一次外调，来的那位工宣队老师傅要我讲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苏州经人介绍见到一位年轻朋友，当时讲了些什么话。我怎么讲得出呢？他把我训了一顿。不用说，他是别有用心。现在来找我谈话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怀着好意来的，他们来“抢救材料”。他们是有理由的，有的人还想对我有所帮助，替我的旧作作一点辩护或者讲几句公道话。我说：好意可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是在号召大家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 对，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为什么还要制定计划、想方设法、东求西告、争取时间来写作品呢？其实不写也照样过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见报，大会小会不缺席，东讲几句话，西题几个字，这样似乎对社会就有了贡献，对后人就有了交代，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 我感谢我眼前这面镜子，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总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讲一句我心里的话：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十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