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辰，金菊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猛地抱着被窝坐起来，心怦怦直跳。刚才谁在叫我？是谁？叫我做什么？她心里狐疑不定。
隆冬了，寒意无孔不入，想尽法子从门缝、窗缝挤进来，甚至从屋瓦的缝隙钻进来，一缕缕细如针尖，飕飕地在她周围穿来穿去，擦过她的脸和手，深深地刺进她的皮肤，她感到刀割针锥一般生疼。
她忽地醒悟过来：有人要来暗杀她了。她不禁毛骨悚然，浑身颤抖。该向谁呼救呢？啊，谁能来救我呀？
她嫁入王家三年了，这片屋檐下没有一个疼她的人。她的公公是个高高在上的阎罗王，管得一家人像只五百年密不透风的圆木桶，绝无一个成为短板，也绝无一个探出头来。老人家的意志就是圣旨，已颁布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未成文挂在嘴边的，眼里分明暗示的，句句违背不得，不用说跟他唱个反调或提点建议了。她的婆婆和丈夫是公公一手调教出来的顺民，像两只天生缺了心与脑的小绵羊，彻头彻尾地听命于主子，唯他马首是瞻。她却不是一只绵羊，她是一只生性活泼、奔腾跳跃的羚羊，她嫁到这里来，显得格格不入。从过门的第一刻起，她就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座阴暗腐朽、死气沉沉的古代城堡，但她毫无办法，只好耐着性子去看他们的脸色，去跟他们过那铁板一般坚硬、冰冷的日子。可是，时间渐长，她总忍不住回嘴，忍不住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于是她成了他们的敌人，她被完全孤立了，常常一个人坐在石门槛上发呆，灵魂不知漫游到了哪里，嘴里叽叽喳喳地叙述着它的见闻……他们便把她从婚房里迁出去，让她单独住在偏僻的杂物间里……
一定是他们派杀手来了，要把她送进十八层地狱去！她吓得失声尖叫，双手抱头，十指插进头发里，狠命地抠着头皮，过了许久，并没什么嫌疑人对付她，她才稍稍平静下来。
这时，从她原来住的婚房里传来一声撕破寒夜的儿啼，她又悚然一惊。那是谁的孩子？谁的孩子在哭啊？她挖着耳朵倾听。噢，天哪，那是我的儿子呀！我生过一个儿子的，两岁了……他在哪里？为什么不找妈妈来？
她摸着黑，想打开门去寻找她的儿子，却又站住了。她困惑起来。我有儿子吗？不可能。我还没结婚呢！她轻轻漫步到窗前，把两扇薄薄的木窗门打开。呀！一片银辉不由分说地泻进屋里，把她的安身之处照得明晃晃的。
金菊沐浴在皎洁的月光里，顿时清醒了许多。她望望天上，半空中挂着一轮又大又白的圆月，亮得耀人的眼。它那银白的光芒流动起来，不断地朝她奔过来，像一股轻柔的风，像一片晶莹的水花，像一捧闪烁的珍珠，扑在她的脸上，闯进她的怀里，捉弄着她那颗少女的心。
这一片撩人的月光，她记得的。
那时她才十七八岁，是村里砍蔗队的一员，谁家拿到了糖厂的排队号，他们就去给这一家收拾甘蔗，装上卡车，再由户主送去糖厂榨糖。
种甘蔗是个实打实的苦差事。甘蔗生长期很长，一种一年，中间要上好几次肥、培好几次土、喷好几次药，还得每长一截就去把老叶子剥下来，露出一节节紫红色的圆溜溜的杆子来。把蔗田清理得干干净净，让一棵棵甘蔗笔直地立着，一株株都能晒着阳光。那狭长的叶子可是长着锯齿的，十分锋利，划着人的皮肤，一划就是一道渗血的口子。
砍甘蔗更是个艰辛的营生。榨糖时节正值严冬，单子一来，不论刮风下雨，都得下地收成。头上搭一条毛巾遮住脸，手上戴一双厚厚的棉纱手套，拿上一把锋利的弯月形柴刀，一路弓着腰，砍完几畦，堆作长长的一列，再把它们一根根砍去末稍茎叶，码齐了十来根一捆，用绳子两头一扎，然后一捆一捆地扛去装车。即使风和日丽，砍甘蔗的男女都个个累得直不起腰来，喘不上气来，更不用说人人披一件斗篷式雨衣，在冰冷的泥水中操作了。金菊常听男人们指天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砍甘蔗了，可是无可奈何，指令一下，又不得不动身。
她呢，她却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姑娘。她长得壮壮实实的，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干起活来如同快刀斩乱麻，倒是觉得砍甘蔗很有趣味。有一天，天没亮，他们就下地去了。那天也有月亮，月亮也像眼前的一般大、圆、白，映得整片甘蔗地像披了件乳白的婚纱。
想到“婚纱”，她的脸便暗暗地发烧。说心里话，她实在太喜欢那片月光下的甘蔗地了。那个时候，她和她哥哥的小学同学林大路正在私下交往。林大路住在隔壁村，比她大两岁，粗壮得像棵年轻的法国梧桐，一对单眼皮掩着两只小眼睛，衬得他那张憨脸越发地呆笨了。瞧他那副笨熊样儿！她情不自禁地笑了。
这一天恰好砍的是林大路家的甘蔗。工友们一见林大路的妹妹来田里送茶水，立即丢下手中的活儿，围住她，附耳低言：“快看看，那个手脚麻利的姑娘就是你未来的嫂子！”送水的小女孩咧着嘴，好奇且友好地望着她，她羞得抬不起头来，只顾上下挥舞着柴刀，装作忙得连打个招呼的空隙也没有。
林大路隔三岔五就往她家跑，那时候物质匮乏，但他每次必带吃的用的去孝敬老人家。她知道他家里穷，他读初二时他父亲去世了，他自己办了退学，跟着村里人四处打小工，有时在建筑工地挑石头，磨得两个肩膀都结了血痂。他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但是她喜欢他那副憨憨的样子。
有许多个夜晚，他走了老远的路，站在她的窗子底下，约她一同散步去。她便悄悄地溜出来，和他沿着幽静的渠岸、溪岸或田埂一前一后地走着。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有时候他走在前面，她紧紧地盯住他的背影，咚咚咚地追随他；有时候她走在前头，他的脚步声有节奏地响着，啪啪啪地跟上来。两人始终保持着两三米的距离，一前一后地在乡间小路上徐徐漫步、缓缓游行。偶尔他们也停下来，四顾无人，便面对面站着，隔着夜色默默地对视着。满天星斗在他们的头顶上闪烁，周遭各种鸟兽昆虫潜伏着，长长短短起起伏伏的歌声响成一片。
终于，一个满地月光的夜晚，小路两旁的竹林被清晰地印到地面上，他俩从摇曳的竹影上踩过去时，他开口说话了，当然是求婚。她欣然应允了。她永永远远地记得，那一天的月亮是多么圆多么亮哟！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天，月明星稀，那满月犹如一颗银白的球，立体的，并不似一面明镜或一只白玉盘。他们俩一同沐浴在洁白、柔软的光辉里，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贪婪地呼吸着这迷人的月夜才散发得出来的甜美的气息。
然而，不幸的是，不论林大路请谁去她家提亲，她的爷爷奶奶都一口回绝，因为他们心头上盘踞着一笔年轻人所不知道的深仇大恨：文革期间林大路的父亲曾参与批斗过金菊的爷爷，他们坚决不把唯一的孙女嫁给他。这婚事就这样搁浅了。可他俩不甘心，还是悄悄地来往。他们照样一起踏着月光散步，甚至还一起到五峰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间游玩。
一直到她哥哥结了婚，儿子一两岁了，林大路还时常到家里来，给小朋友买玩具，多昂贵的也买（当年林大路的妹妹在台商工厂上班，拼命加班一个月才挣四百块钱，他却拿一百多块给那孩子买玩具去）。可是，她爷爷奶奶仍不领情，次次拿扫帚将他的好意扫出门去。有一回，这“扫地出门”的话传到了林大路的耳朵里，他那方刚血气涌上心头，便发誓再也不上她家的门了。金菊呢？只好日复一日地暗中饮泣。
又过了一段日子，她父母便托媒把她许给了另一个隔壁村青年，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我的丈夫？金菊的心又纠结成了一团，原来她是结过婚了。是的，她还生了一个儿子。
她望着窗外那轮冲她泻下银辉的满月，完完全全地清醒了。她回首看看映在地上被拉长了的窗格子，忍不住蹲下身去，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它，如同抚摸着她和她的心上人一道走过的足迹。
她很高兴，她还有这样清醒的片刻，使她知道她到底该怎么做。她全然不晓得寒冷了，穿着一身睡衣，在窗前又凝望了片刻，把那纯洁的月光享用够了，才从从容容地走向墙角那堆杂物，在锄头镰刀旁边找到了一瓶敌敌畏，便揭开盖子，仰起脖子，痛痛快快地喝光了。
第二天，金菊的家人发现她安详地睡在地上，脸上还带着微笑。然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农药味儿，按理说，她应当是一副狰狞的凶相才对。她的父母也觉得费解，于是去找妈姨（闽南人称神灵附体的女人为“妈姨”）算命，据说金菊之所以死于非命，是因为林大路的父亲不甘心儿子没娶到她，便从阴间来把她的灵魂给抓走了。
林大路呢？在往后十年间不肯跟女孩子交往，哪个高明的媒人都得吃他的闭门羹。他的母亲急火攻心，四处寻找使他恋爱的办法，什么找菩萨求符纸，烧成灰放进他吃的面条里；什么在天井里养一盆会开花会结果的红胭脂；什么拿一把捞油锅的笊篱在他头上转三圈……什么招数都使过了，他仍然铁了心孑然一身。
后来，他终于结婚了，不过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