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萍说：想起在北师大，有个夜晚你非要带我偷花，可爱！喜欢英雄主义的你，但也喜欢偷花贼的你。
我记得。我在大学四年里果真偷过不少花。每一次回到宿舍，从书包里变魔术似的掏出一枝满是花朵花苞的红月季来，女友们都惊呆了。我不去看她们的表情，也不去听她们的劝导，只顾兴高采烈地取来一个瓶子，灌水，把花插上，望着它花开花落。
那时候北师大还未产生追求大楼的愿望，校园里仍是古香古色的。古老的主楼前面有两个大花坛，种满了火红的月季。从教四楼下了晚自习，穿过一座攀爬得很高的小月季树篱，潜入暗影中的花坛，趁人不备，选一枝花苞最多最鼓、生命力最饱满的花枝，折下来，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里，就像捧着世界上最美的珠宝一样凯旋归去。
偷花时，我一个人，悄悄儿的，脸不红，心不跳，没有一点思想斗争，只为这花，纯粹为了它，把它带入我的世界。那时我常想，在这样的夜里，它们遇到我，总比没有遇到我要强得多，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从灵魂深处滋长出一个念头来，就是要全心全意地去注视它，驯服它。（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读过小王子和他的玫瑰花的故事。）
再说，我偷花也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癖好。研究生毕业那个暑假之后，我永久地不再偷花了。
那个暑假，我正苦恼无着，寄居于一位留校读博的好友的宿舍里，每天乔装成在校生，偷偷摸摸地上下楼，心里满是焦虑。又正巧脸上皮肤过敏了，又红又疼不成样子，只好去二炮总医院就医。就在这双重苦难之下，上帝又给了我第三重打击——一个电话打来说，我的童年伙伴刘志远出车祸死了！
啊，这个噩耗……我的生命无法承受的噩耗呀。往后，我每一想起来，浑身都冰冷了，眼泪就涌上来，心跟着碎了。而那个时刻，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我是怎么了，我倒记不真了。我跟自己说，我要冷静下来，冷静下来。
我坐在同学的床上，却忍不住拨了另一个童年伙伴阿涌的电话（母亲让哥哥姐姐对我隐瞒这一事件），让他详尽地告诉我，车祸怎么啦怎么啦……他的心一样承受着巨痛，多么渴望说出来呀。他一遍又一遍地描述着，凌晨三点多志远怎么骑摩托飞驰，怎么在梵天寺路段与两辆相撞的大卡车追尾，怎么当场死亡，怎么在殡仪馆整容，他和其他的伙伴们怎样去收尸、火化；他的一只鞋呀，还遗留在树篱边，我二哥每次路过那里，看见那只鞋呀就哭；我姐姐事发当天，好像听见志远在跟他说话，过后好几天还老觉得他就在周遭站着，望着她；阿涌他自己呢，他的腿软了，虽然志远家和他家只隔一个小坡，他再也爬不上那个坡了，他再也进不了那个门了……每一个情景，每一个细节，每一点感受，他颠三倒四说了好多遍，每一遍都像那场噩梦在我眼前重演。
我那灿烂的童年的天空陷落了。我心上总在琢磨着，为什么不让我替他死呢？我宁愿替他去死啊！我的灵魂举着一束洁白的鲜花坐上飞机奔丧去了，人却跟着报社的同事们去了黄花城。在黄花城那一夜，是何等的漫长啊！仿佛我所活过的27年都浓缩在那一片沉甸甸的黑幕里了。
我坐在旅馆的床上泪落成河，用一整夜给志远写了一篇祭文。第二天，大家都去爬长城了，我独自开路前往一处水秀山清的所在，把那祭文埋在了一株松树下。我心里默祷，千万不要让我活得太久了，我只愿再活十年，即使是十年也还太长……我实在无法忍受这失去童年挚友的创痛。
那已逝的志远仿佛总在向我挥手，向我挥手告别——是啊，他在向我挥手告别。
那是三年前，在厦门火车站，他去送我上火车。他帮我和我的两个学弟学妹提着大包小包，沿着铁轨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了车长字条上指定的车厢（那年买不到火车票，是我的好友的父亲托火车车长特批了一个字条）。他把我们安顿好，下了火车，走了几步，转过来一张清俊刚毅的脸，微笑着朝我挥手……
此后三年，我没有回家。他那挥手的瞬间，宛若一张英雄的黑白艺术照，竟在我的脑海中成了永恒。
他就像《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珀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之子），像他那样俊美无双，像他那样英勇无敌，像他那样一怒倾城……他的身体中蕴藏着无穷的生命力，可是他也有那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于是他和阿喀琉斯一样，将美好的生命定格在了青春的27岁。
我敢断定，纵使我遇到了再多的人，我也不能再遇见一个足以和他相媲美的男孩子。可是我不能让他复活，我只好透过泪光写下那个中篇小说《天堂里的原始森林》。那丁丁的愤怒，是志远的愤怒，是阿喀琉斯的愤怒，足以烧毁全世界，也足以创造新生。他是应当永生的，永远生活在那样一座天堂里的原始森林中。有人读了，觉得这篇小说太幼稚了，我无语凝噎。我所写的所有的细节，都是生活中的真实镜头，是我所耳闻目睹的所有生活碎片的总和。人的生命力，人的尊严，人穷尽一切心力要和自己对抗或和解，这使人成其为人，甚至成其为人上人。这是志远走过的和未走完的路，我谨以此文来纪念他。
可是，再怎么怀念与纪念，逝者长已矣，生者徒伤悲。只要我一回想到童年，只要我们童年伙伴们一碰头，就想起他来。于是众人又各自腮边堕泪，连望见他的家都不忍，更不必说遇见他的妈妈和姐姐了。
他的两个姐姐，碧儿和萍儿，都是村里的大美人儿。他的妈妈是当年下乡的知青，个子高挑，仙女临凡一般，颇有姿色，不知出于怎样的爱情纠葛，留在了农村，生了姐弟三个。我们常听她说，“感情就是互相欠债”，想必她一定走过了坎坷的情感之路。
志远就在他母亲浓烈的爱中长大了。真戏剧，他母亲也如同女神忒提斯，恨不能提着小儿子的脚踝去浸冥河之水，她对他真切的爱，我们都是熟知的。
志远却天生暴躁。我家和他家，当初的两座老房子是相连的，我家天井中种着几盆山茶花，都是我的心爱之物。我们一群伙伴玩着玩着吵了嘴，志远和萍儿就气呼呼地回了家。可是一转眼，我的天哪，我那心肝宝贝山茶花呀，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志远拿细竹枝打得七零八落。
我们一起到山谷中的大水潭游泳。每人拿一只化肥塑料袋，吹得鼓鼓的，抱着当救生圈。碧儿和圆圆是大女孩，穿着衣服游泳，做我们的救生员；我们一群小男孩小女孩则脱光了衣服，把它们丢到岩石上，全光溜溜地水里钻来钻去。从水里出来，还要站到阳光底下晒晒干，然后穿上衣服跑回家，庆幸没有被大人们发现。
我们一起上山放牛。把牛一放就不管了，人在山谷里玩，或者讲鬼故事，或者下棋打牌，或者竟去寻找那些被盗过的墓，看看棺材洞里还剩下了什么，看看被推倒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字，看看哪里有野果子吃。等天黑了，玩够了，该回家了，才惊慌地发现，牛儿早不见了踪影。阿碰年龄大，有经验，多半能猜出牛从哪儿下山偷吃庄稼去了；志远个子很高，身手敏捷，每次牛跑丢了，他就在群山中开拓前进，东奔西突，总能把目标找出来。
我们一起去山里捡柴。萍儿和志远总是能发现干枯的老树桩，用柴刀劈下来，很快就装满了一筐，大获全胜得意极了；我和姐姐还在松树下拿耙子耙落叶（那是不经烧的）。我们都喜欢拿石子朝松树上扔，好把那些干松果砸下来。有一回，雪玉突发奇想，丢下手中的石头说“我用摇的！”，便奔过去抱住一棵结了许多松果的半大松树，狠命地晃起来。谁知那枝杈上不知什么时候卡了个石子，这一摇解脱了那个倒霉蛋，它快乐地往下跳，正中雪玉的头顶，砸出了一个洞，鲜血直流。我们全吓坏了，雪玉捂着头，拼命地奔下山去，我们一伙人在后面怎么追也追不上。
我们一起去渠道岸上走“独木桥”。汀溪水库有条渠道流经邱厝，路过我们家门前，开闸泄洪的时候，渠道水很满，在一处渡桥路段水流湍急，因为那里河道很窄，靠田一岸是用石头砌成的一堵只有二三十厘米厚的墙，那墙大约有两层楼高，站上去往两边看，一面是水，一面是深渊底下的沼泽地。志远说，我们从这一小溜岸上走过去，只有胆小鬼才不敢。结果，一群孩子们都排着队上了那条窄窄的岸。志远、阿碰、阿涌、雪玉他们都一溜烟儿地跑过那条大约五十米长的石岸，在那头招呼我们快点，我跟姐姐两个慢吞吞地移动着，心里十五个吊桶般七上八下。好容易挪到了一半，往前走不是往后退不行，只好像婴儿那样四脚着地爬出了困境。
我们还一起举着蜡烛到水漫脚踝、栖息着成群蝙蝠的洞穴里探险。到渠道里筑坝泼水，捕鱼捞虾。每次渠道水位浅至膝盖以下，我们就在里面围出一块块水田，用盆和桶把水舀干，然后轻而易举地收拾那些乱蹦乱跳的鱼和虾，捡沙螺和田螺。有一次，我挖出一大坨泥巴，以为挖到了什么宝贝，谁知里面却慢腾腾探出一条水蛇来！
我们到军营剧院的排水道里摸着十足的黑，从这个洞口钻进去，从那个洞口爬出来。那些洞很窄，也就容一个孩子匍匐前进，在里面只能像蚯蚓一样，用上半身向前蠕动的劲儿来带动全身。我一忍不住抬头，黑暗中就伸出一块棱角尖锐的石头，在我的右眼角上留下了一个疤。
我们趴在一处大石壁上倾听，石穴里传来急促低沉的喘气声，一声比一声令人毛骨悚然，我们还一个个轮着去听那愤怒的警告声，只觉得莫名其妙，里面难道有人？却不知道那是坐拥此壁的眼镜蛇在向我们示威啊！
我们的家离小学很远，步行至少半个小时。我和姐姐总是睡得很沉很沉，就是在窗外杀猪也听不见。那时志远家已经建了新房子，搬到对面山坡上去了。每天早上七点出头，他们姐弟俩保准站在村口那座小桥上大声喊叫我和姐姐的名字。我们俩才速速起床，三下五下应付了事，抓起书包跟上团队走了。
走在路上，我们又忍不住聊天说笑，说昨夜做的梦，说听来的事，有时也争论不休。有一次讨论“所有格”，那时搞不懂这个概念。有个孩子说：“我的老师说了，……”志远就顽固地争执起来：“老师才不是你的呢，还说‘我的我的’，老师难道是你家的？……”我们一下子困惑了，好长时间不敢说“我的老师”。有时学唱歌仔戏，一路上唱唱舞舞，好好的总搞得要迟到。于是，我们排成一行，手拉手跑起来，像潮水一样往前涌去。快了么？我跟姐姐跑不动，志远姐弟俩跑得很快，只好先拉着几个跑到前头放着，再回来拉我们俩。
遇到下雨天，我们一个个头上披着一件化肥袋剪开一道缝形成的简易雨衣，半淋着雨，连书包也护不干，却仍然欢歌笑语地前进，两只赤脚还专门去蹚路边的水沟，哗——哗——哗，像一支雨中行军的坚强部队，煞是气派。
放学回家，我们穿过军营，一定得偷水果、偷花。那时候全村安置了一个师的军队，军民亲如一家，军界是开放的，我们出了教室，往学校厕所后面的斜坡上一溜，就进军营了。在里面弯弯绕绕，那里真是个果园，一年四季总是出产各种各样的水果，龙眼和荔枝不说，还有芒果和人参果，最丰富的是菠萝蜜和枇杷。有时候我们肚子饿了，志远姐弟就爬到树上，摘一个软了的大菠萝蜜下来，大伙儿就在树下用手掰开，手抓着果肉就往嘴里塞。那菠萝蜜的果肉出奇的黏，吃完后，两手粘上了一层黄色的泥，怎么洗也洗不掉，用沙子搓也搓不去，简直不能要了。又怕大人看穿我们在路上玩耍，只好掏出小刀来刮，几次刮破了手指也记不清了。
偷枇杷比较难。因为枇杷树矮小，通常种在部队排房的门口，很容易被发现。有些官兵是不哼声的，有些就爱大呼小叫，吓唬我们。于是，还由志远姐弟上树去摘，我和姐姐在树下捡，其他人放哨。一有突发状况，树上的人立即跳下来，我们便满载着战利品逃了。
有时候，我们并不偷水果吃，而是一群孩子站到军官食堂门口，胆大的就嚷：“肚子饿了！”于是，就有好心的长官端一盘白馒头来给我们吃。
我们出生在文革刚结束的贫困年代，可是我们的肚子并没有被饿过，因为在军营里可以找到吃的。吃，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游戏。而偷花，才真正激发了我们对美的知觉。
军营里除了满是果树之外，还养了很多花。白玉兰，山茶花，含笑花，桂花，三角梅，迎春花……一年四季芳菲不尽。我们小学有几个下乡来的城市教师，她们热爱玉兰花，我们就常常上树去摘，用竹竿加钩子去够，只要刚刚开放的，完美无瑕的。再用玉兰树的叶子做成一个扁扁的盒子，然后把小小巧巧的玉兰花一朵朵码整齐，闻一下，沁人心脾呀！我们把这些花盒子送给老师，她们总是视如珍宝。
军营里还有个专门的花圃，培育着形形色色的花苗。我们中没有一个不爱花的，每每见到枝头上的鲜花，不采一枝把玩把玩才怪呢。“偷花贼”就是这么养成的。有一次，我们甚至想偷花苗，还被追个没命地逃呢。
诸如此类的趣事儿，如同满天星斗，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那一段光彩夺目的童年时光，探险的刺激，逢凶化吉的喜悦，成了我的生命之源。日后回想，我们早已忘却了那时物质上的匮乏与劳作的辛苦，只记得那时全情投入的玩耍，玩耍的欢乐与心灵的满足。
后来，这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渐渐地散了。我因入学晚了一年，又赶上了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于是与志远同龄却比他低了两级。他上初三的时候，我上初一。我们要骑自行车上坡下坡一百多，路过同安六中，路过同安一中，路过梵天寺，才到十二中。我没有自行车，在学校寄宿，但周一早晨去周末放学回，总是由志远驮我上下学。那时是什么样的路况呀，到处崎岖不平，遇到下雨，路上坑坑洼洼的，呈现出一个个小水潭，他就像骆驼祥子那样拼着命，奋力踩着脚蹬，一心只要前进、前进。
有一次，上学半路上，他的后车胎被扎破了，只剩下一个大铁环碾过路面，一辆老式旧自行车驮我们两个，真太为难他了。可是他踩不动了，还竭尽全力地踩呀，踩呀。我心何忍？可是他绝不会把我丢在半路上的。他不是那么关心学业的学生，可是他怕我迟到，我是三好学生，他是不会让我迟到的。他让我坐在车梁上，力靠前轮带我抵达学校。果然没有迟到！
又有一次，在同安六中门前那个可怕的大陡坡上，他的车闸失灵了，从坡顶发疯似的往下冲刺——天哪，我好像坐上了海盗船，天地都旋转了。这时，半坡上右侧路口突然冒出一辆面包车来，志远大概也吓得魂都飞了，猛地拐向路旁的一堆沙石，前轮倏地嵌进了沙石堆里，那车恰好与我俩擦肩而过。那一回，我俩差点儿上了西天。他用力拔出车来，什么也没说，继续带着我上路。
学校的同学们见他总驮我，就起了许多闲言碎语。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那样送我上下学一年。他毕业后，这人力车夫就由阿涌担当了，直到后来我有了自行车。想起那些路上的艰辛，风来雨来，危险丛生，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假如志远还在，哪怕他是一个懒惰鬼，哪怕他是个流氓、恶棍，我也都接纳他、珍爱他。
关于他的许多往事，他那阿喀琉斯式的愤怒，我已经把它们做了艺术处理，镶进了相框，永久地保存在了《天堂里的原始森林》中，为了省点眼泪，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前几天读到有人研究三毛的死因，说她为情而死根本靠不住，因为荷西去世之后，她又交了几个男朋友，十分动心的也有，可见，她的感情生活从不贫乏，不能排除她死于谋杀的可能。我们不讨论她怎么死的，但一个人说她有了新的生活，就会忘却心中的创痛，那是完全触摸不到她的心灵的一类人。
童年，我们的生命之泉。志远于我，于我们其他伙伴而言，是我们童年时光中一枚闪亮的星。这颗星陨落了，我们的天空因而黯淡了许多，甚至我们再也没有勇气抬头去看那片星空。偷花贼，也因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偷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