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是一本畅销书。这个失控的概念,对于教育和工作都很有好处。
失控,有些无为而治的意思。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不要过于迷恋人为的小控制,而要顺应那种看不见的大控制。
劣质教育者的通病,就是过于强调人为的小控制,而忽视那种看不见的大控制。遗传学家高尔顿有一个比喻:一个人的成长,就像把树枝丢进河里。虽然中间会经历九曲十八弯,但大致的方向是不离主线的。这并非说教育不重要,而是强调教育并非万能。应该遵从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失控》是一本畅销书。这个失控的概念,对于教育和工作都很有好处。
失控,有些无为而治的意思。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不要过于迷恋人为的小控制,而要顺应那种看不见的大控制。
劣质教育者的通病,就是过于强调人为的小控制,而忽视那种看不见的大控制。遗传学家高尔顿有一个比喻:一个人的成长,就像把树枝丢进河里。虽然中间会经历九曲十八弯,但大致的方向是不离主线的。这并非说教育不重要,而是强调教育并非万能。应该遵从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一切为了孩子!这句很流行的口号,看上去好像是,这是我们教育的实质。不过,我的一位在教育部门的朋友说,学校教育体系的实质是,某个官员想有政绩,而目前政绩的主要评判标准是升学率。这个政绩的压力先传递到校长那里,而后传递到各级组长那里,而后传递到班主任和各科老师那里,最后传递到学生那里。
可见,绝非是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更要命的是,你要政绩,我也要政绩,而升学率的蛋糕是固定的,于是压力不断升级,而最后承受这些压力的,还是孩子。并且,校长和老师们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他们的业绩,也是由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所决定的,他们实现业绩的梦想,也一样是由学生们的努力所实现。
同样要命的是,校长和老师们对业绩的追求,也是不断升级的,于是孩子们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升级。如此说,那句著名的口号其实是,一切为了老师。这样说,听上去有些偏执,那么,讲讲故事吧,故事能说明一切。
带着女儿赴美访学让我有机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美国的教育,通过作为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一年的实地观察,美国学校的因材施教让我感慨颇多。
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
刚到美国,孩子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由于英语水平达不到美国本土五年级学生的要求,只能重读四年级。带着沮丧和无奈,孩子进了埃德蒙老师所教的班级。一进班她就乐了,这是一个四年级和五年级混在一起的班。原来,该校为了节省教师人力,也为了给学生提供发展空间,实行混合教学。
我很好奇这样的班级怎样上课,想当然地以为与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一样,美国老师也要实行复式教学。结果发现,除了数学,其他科目如社会、科学、语言、体育、音乐等均是两个年级学生一起上。从表面看,老师所教的内容一样,但实际有所区别。以我女儿为例,老师每周给她布置与其实际程度相匹配的阅读书目,无论篇幅、词汇量、题材广度和内容深刻性,都与本土学生有很大差别。在别的孩子写故事时,老师让我的孩子写“给图书管理员的一封信”、“你是如何来美国的,有何感想”等更简单的题目。到第二学期中期,才开始和其他同学写同一个作文题目。环顾全班,其他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水平差距也很大,有的学生作文长达八九页,有的学生只能写一两页,有的学生已经阅读经典名著,而有的学生还在读配有彩色插画、一页只有几行字的儿童书。
一些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孩子在美国中小学“玩算术”是出了名的。
我儿子矿矿在同班的美国小朋友还只会掰手指算简单加减时,已经会多位数乘除法了。老师问:4+3=?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回答道:3+4=21÷3。全班都傻了眼,就他得意洋洋。在我眼里,美国小学数学太浅显,整个一个“磨洋工”。一年级时,我借来六年级的数学课本,矿矿一样应付自如。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们向学校提出来,能不能让矿矿插班到三年级上数学?我心里想:只要求上三年级,已经很谦虚了。
之前我曾说过,0-2岁的亲子阅读,就像一场骑鲸之旅。我们在生命的海滩遇到一只通具人性、却无法表达的小鲸鱼,相互一见倾心。但它有自己无限无垠的好奇心,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和未知浩瀚的大海。为了和它共游,你要诱哄它——甚至把自己伪装成另一只大胖鲸!
本文是写给孩子一岁半后,亲子共读已稍有基础,孩子表现出对书本的耐心与有兴趣的父母的。在骑鲸之旅中获得共游权,仅仅是个开始。当与小鲸鱼们泅渡深海——哪怕你对亲子共读毫无功利之心——仍然不免被某种神秘的前途未卜感被包裹。大部分时候,你总会有各种困惑,作为一个一岁十个月宝宝的妈妈,我也经常被击败。可后来有一天,突然,小鲸鱼向你靠近,天色微露曙光,你发现你们要去的幻想王国在目之可及的太平线上。
只要你真心为爱朗读,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作为一个曾经历许多失败者,我只能说说等待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自我励志似的运用过的一些魔法。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