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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叔,您好!

我想请问您怎么看待举报呢?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现在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还有一个职责是作为信息员,向教务秘书报告任课老师有没有准时上课,或者任课老师没来上课让别的老师代课。

我的班主任她上个月几乎天天迟到,她的课至少三分之一的是让另外一个老师代的。但我都没有向上报告,直到上上个周教务秘书在我们那个信息员群里问情况,那个周我们老师仍然还是迟到,有两天的课也是让别人代的,犹豫再三,我还是说了,但是我只说了她迟到了一天,让别的老师代课了一次。

因为我撒不下去这个谎,我不想包庇我们班主任,虽然我知道她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她有小孩要养,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她真的过了,整整一个月我们都没怎么好好上课。但我也担心如果我实话实说,老师会受到处分,所以我就报告了这一次,她以前的我都没有说。

结果这都过了两个周了,今天早自习一个知道我是信息员的同学跑来跟我说,让我不要举报老师了,老师在别的班大吐苦水,说我们班的人举报她,她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她已经受到处分了什么的。我听了很震惊,然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又迟到了半个小时。

到班上后,我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拿了十几分钟来说这个问题,她又把她家里的事说了一遍,仔细地说了一遍,说到她今天早上为什么迟到,她说是因为她儿子闹脾气不想上幼儿园,想吃什么小猪包,她不小心把小猪包的脸划破了,她儿子更生气,一直赖皮,然后就迟到了。

我觉得这个理由……真的很可笑,虽然我理解做妈妈不容易,但是我就是觉得,工作也同样是责任啊。但她在班上抱怨,说她受不了别人天天举报她,再怎么举报她她也没办法改变现状,她的儿子仍然得要她送去上幼儿园。

她以前的确是一个负责的老师,会给我们布置作业,还会收上去。在上个周的时候她突然不收了,今天我才知道还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还说因为这次的举报,她下学期的课直接被调到下午上,然后又说我们下午上课的效果是多么糟糕。

总之她把这一切的糟糕的结果都归之到我的那次举报上。

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但事情到这步,她再迟到、再找别的老师代课我肯定也不能说了,毕竟下学期她还是我的班主任。并且就算说了,她也没有办法不迟到。

站在她的角度,她有孩子要养,她的家人都没有办法帮助她,如果我是她,不一定会做的比她好。

但是作为一个学生,我是交钱来上课的,她找的代课老师虽然水平很高,但我们根本跟不上她的速度,也不习惯这个代课老师的讲课方式。。我只能说像在浪费时间。

我觉得我的时间我的钱都在被她浪费,而我因为她是我的班主任我却什么都不能做,我想我是难受在这里,我也什么也做不了。

希望她还不至于差劲到会因此在我的平时成绩上报复我吧。

祝连叔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阿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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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橙:

这事,我有两个瞧不起,一个同情,和一个解决办法。

首先瞧不起你的班主任老师,她是一个违约者,她拿了工资,这些钱是由学生学长们支付的,她该做的是保证质量的教学,让学生学到知识。

她违约的理由并非不可抗力,地震车祸之类的,那样谁都会原谅。她违约的理由是有家庭要照顾,有孩子要养,而这几乎是每一个成年人都要面临的日常,如果这构成违约理由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信用可言了。

这完全不是一个合适当老师的人,当然,她也可能不合适做任何事,只是,特别不合适当老师,因为一个坏老师将影响很多学生。她习惯把自己的烦恼转手给其他不相关的人,是现在大家习惯说的巨婴,你们是她的学生,然后,却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照顾她,她还有怨气。这样的人成为老师,真是灾难。

你对她的不解、不满和气愤,完全是合理的。

第二个瞧不起的是你学校。

作为管理者,自己的雇员有没准时上课,教学质量有无保证,这是他们自身应该完成的考核工作,即使要人力监督,也得由管理者完成。

在发达的技术条件下,考核老师有没准时上课,可以很简单、很廉价、很高效地做到,不然的话,那些几万人的大公司是如何管理的?他们可没有告密者啊。

让学生监督举报老师的出勤情况,这是把管理者该干的活甩给了学生。

我很同情你。

你陷入了做什么都是错的尴尬境地。

如实汇报吧,你成为一个举报者,老师和同学都不会喜欢。我初中有个同学,人老实,学习也好,忠实地完成老师交代的工作:每天汇报自习课上讲话的同学。他没有撒谎,没有诬告,但却一个朋友都没有,非常孤单,也看得出他很痛苦,但是一个孩子,被老师放到了告密者的位置,他找不到解决办法,可能也很委屈:我所做的都是为了班级的纪律,并没错呀。

可是,他在同学心中的定位就是告密者,不可原谅。被老师抓到我违纪,认为,因为那是老师的权力,同学告密?无法接受,因为你是我的同学,天生和我同一阵线。这是善良而朴素的人性,不应去挑战,可惜很多管理者不知道。

我会给你提供解决办法。

我原来读过中大名教授王则柯先生的一本书,其中提到他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旧事,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告密与斗争,这种事不少见,他亲见有同学自残,有同学发疯,觉得恐惧,他于是悄悄为自己设定一条原则:被人害是没办法的事,但是绝不做害人的事。我觉得相当了不起,没几个当时的年轻人有这种智慧,这原则放大了生存的可能,也保有人性的尊严。

这条原则你也可以用。

你可能要有点损失。学生干部,各种荣誉,大学生很难抵挡这诱惑,从学分到工作,可能也得获得一些潜在的好处,但如果代价是要举报老师(即使是监督出勤的名义),那我就觉得成本太高了,可以考虑回归到普通学生的身份,这可能对一些眼前的利益有损害,但我认为值得。

我也不鼓励你激进,你对老师的失职,你对学校的管理不当,一肚子火,你可能希望大声批评、大胆抗议,老师与学校都会长进,激进是年轻人最大的诱惑,甚至认为牺牲学业和生命也不可惜,但我不建议你这么做。辞去学生干部,不干信息员,就得了。

你的大学,就让它按自己的命运走下去吧。你最紧迫的事,是把书读好,毕业找个好工作,或者,到你喜欢的大学进一步深造。

祝开心。

连岳

琴声:

两年前,我知遇蔻蔻,源于一篇被大量转发,关于儿童欧美素质教育的文章。彼时,她是我隔岸看花的风景。后来,我们因机缘,于一个作者群认识,或许是气场与能量相近,或许是心性与某些气质相同,使得我们有过多次浓密的交流。

她在荷兰,以国际视野看待问题,我在北京,以边缘人的身份,反复质疑很多问题。我们为此产生过强烈的共鸣,也成为了向彼此敞开心灵的好友。

我们谈论的,没有娱乐、八卦、孩子及各种琐事。大多是公共话题,关于集体意识、价值观取向、人性的欲望、心智成长、精神升华、生命终极问题……交流的过程中,她的很多观点让我印象深刻。

此次的谈话,是周末,其内容让我感到兴奋。我与蔻蔻商量,决定记录下来,也分享于大众。

蔻语:

我和婵琴虽然从未谋面,但自从有缘相识后,便感觉一见如故和惺惺相惜。我们互读彼此的文章,倾吐写书、出书的经历,隔三差五密集的谈心,分享彼此的生活体悟和情感心路的蜿蜒过往。

我和任何一个朋友的交流,好像都不涉及诸如柴米油盐,孩子上学,老人健康等话题。因为这类事情,大家都能处理得当,无需挂齿,占用聊天时间。但反而这些和具体事物无关的话题,更能让彼此愉快彻底地尽享聊天乐趣。在此,将“琴声蔻语” 摘录分享给大家,旁听我俩的私语,打发闲暇光景……

01关于时间与注意力

蔻蔻:有不少人,在提出要求时,抓不住焦点。比如说,自从我开始写公号,经常有各类媒体编辑来跟我约稿。我是从不接受约稿的,所以一般都是纸媒谈转载稿费。很多编辑希望我能同意他们转载我的文章,也自知所能提供的稿费很低,他(她)们习惯说:“你也知道,纸媒不容易,我们给你稿费不多,但是你通过我们平台宣传,也能扩大你在国内名气啊……”

这不是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因为其内容没有任何可以说服我之处。我可以说,做自媒体原创也不易。还有,编辑们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名气是我需要的。

打蛇打七寸,要找到价值共性,可以稍微花心思了解一下和你谈判的对方,更有针对性和具体化的“出手”。否则,交流根本对接不上。

人们做事情,最简单的出发点,不外乎名利二字,但具体到个人,对名利的量化需求是不同的。

首先说“名”,它是一个虚泛的概念。名气对我有什么用?我通过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次采访,能增加多少名气呢?

如果我单是靠写字维生,我定会去配合编辑们的一切要求,为得“名”换“利”做些事情。

可惜,我不需要!

我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收入丰厚,享受着不违背自己所愿的随心生活。用这种不现实的“名气”来当诱饵,实在不太高明。

如果编辑认真告诉我其杂志的主题和意义,让我觉得有价值,我很容易答应稿件的转载。

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任务,是爱好,要有乐趣和意义所在。

一个人的时间安排很重要。如何更合理、更有效的运作时间,才是人心智成熟的表现之一。

到了35岁左右的年龄,经历过各种摸爬滚打,应该到达从容、豁达的阶段了。人的心态,该开始放得松缓闲适,也就不需要那些所谓的“名”来满足内心需求。

再来说“ 利”,我从来不排斥它,金钱除了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也是一种对才能肯定的方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挣钱只是我们生活价值的一部分,从来不是全部,也不是最终的目的。

婵琴:前天我还看一个朋友的文章,她是一位在家的修行人,也是自控力school公号的创始人:泽阳,年龄不大,但对世俗很多观念和想法总是会先前一步。她说:“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是时间和注意力。”

当时我就被她这句话所吸引。而且,我还认为,这个时代,最不缺的,还有挣钱的机会。但,你首先得有足够的注意力,愿意在一件事情上花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不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流露出躁动与不安,各种的急功近利。

比如,一些人,在事情还没开始做之前,就跟你谈论各自能得利多少,还各种游说,能给到你一些什么样的“名气”。这种思维总是让我有摸不到边际之感。人最大的智慧,应该是怎么踏实把事情先做好,而后才是其他。

蔻蔻:你说太对了。可能受目前大环境的影响,跟一些人打交道、谈工作时,就能明显感到其心性的浮躁,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妄想。比如,特别希望一夜之间爆红暴富。

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做成一件事,中间有哪些商业运作和市场、人员、精力的投入。

比如,一些人看到马云是从草根走向成功,他们不会去想马云做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努力,而是用自己和马云差不多的出身作为起点,去比及马云达到的至高点。他们会说:“马云长的像外星人,我比他帅;马云曾经只是个英语老师,而我的工作比他好。凭什么马云,都能挣那么多钱,而我各方面条件并不比他差,还不如他富?”

这种发横财的心态,会让人无法认清现实的本质,把因果关系片面化。

任何一种职业的收入情况,都是金子塔型分布的,赚最多钱的仅是塔尖上的极少数。人们需要定位好自己,要提升自我,也是从下往上一层层走。但是,总有那么些人,本就是个普通生活状况,非要去与金字塔顶尖的人去作对比。这是一种类比逻辑错误。

做公号也是如此,收入高的屈指可数,只是网络把大家拉近了,让人有“既然某某能行,我也可以”的错觉。之前,我曾在你的朋友圈留言,“为什么很多人就认为做公号一定要挣钱呢,而且要每天挣多少万才行?”我相信,办公号的人,各有出发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凭此致富的。

婵琴:我早期在深圳,因为家人工作的关系,偶尔会接触一些“名利场”的人,其现象后面深层的东西见过了,会有厌烦与倦怠感。还可能与自身成长环境和心性有关,我对所谓的“名利”本身始终保持高度的疏离感,但对“名利”背后的人性探讨更感兴趣。

当然,我从来不排斥它给人带来的好处。但是,人若习惯在做一件事情时,并希望依仗它来博名夺利,是很不现实的一种想法,也是一种幼稚病。说白了,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妄。

打个比方,一个种苹果的人,总想着通过种苹果,能一夜暴富;一个写剧本的人,老念着是不是自己也能有一天,写出收视率横扫全国的剧本。人当然需要入世,前提是剔除各种幻想与虚妄。

人的心性若没有定力和稳固的支撑力,很容易会受外界、他人、大环境的影响。而且容易因为缺乏智慧,认不清自己,也认不清别人,易说无明话。轻薄自己的同时,也传递了对他人的不够尊重。

记得你有一次跟我讲,有人找你合作撰文写稿,报酬极少。写作内容全是你来做,还没讲彼此是否有意向合作,直接谈三七分成。

蔻蔻:是有这么一件事。既然你提到它,我也就展开说说吧。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不知己不识人的问题,更是不尊重他人,而且不懂得谈判技巧与方式的问题。

谈判或是引发他人能动性的重点,是找准交流的对接点和共同的价值利益需求。

那人找我来谈写稿和三七分成,对我毫无诱惑力。

打个比方,若有人跟比尔盖茨先生谈一个项目合作。这人开口就说:“盖茨先生,我这里有个好项目,大家合作,由您全权主导负责,我在旁边帮您参谋一下,能挣到一万元人民币,您分3000,我得7000。” 

你想想,以这样的形式跟盖茨先生谈,明眼人都觉得很滑稽。人吧,一旦搞不清状况,总是让人有不知所云的感觉。

类似这样的人和事见多了,也就习惯了,可以不接招,也可以打太极,总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要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心境就好。

02关于心性与状态

蔻蔻:婵琴,我特别喜欢你内心的宁静和你安静写作的态度。这种宁静,甚至让我感到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这“不食人间烟火”是褒义,高雅的意思。你前些天还跟我谈到,写完《孤独禅》之后那种如释重负的真空感,它并没给你带来多少预期的欢喜。

我特别理解你那种感受,一件事情完成之后,人也进入了新的境界,看待很多问题的方式与态度也会随之改变。这就是所谓的,事过、境迁。

你这种安静写作不求回报的态度和我母亲喜欢的一位成都军旅作家很相似。你们都属于关注内心成长和自我觉醒意识的人,并愿意把这种经验提炼出来分享给大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至于外界所谓的“名利”及如何被大众所熟悉,这些,你们从来不去争、或者处心积虑渴望得到。你们总是安安静静、一步一步写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好。这才是一个写作者真正该有的态度。

你现在已经是四本书的作者了。当然,未来机缘允许,你可能会按照自己的节奏逐步出版作品。我也会替你感到高兴。

婵琴:谢谢蔻蔻的祝福。刚来北京也有朋友说我,不食人间烟火。其实我也要低头劳作,播种耕耘,秋收冬留。只不过,我心态平和,没有急迫或虚妄。能做到平衡,并清楚自己在世间想要行走的道,完成的责任。

前天还有读者转发我的文章时,传达了他的想法与期望:“在当下浮躁的年代,用一种安静的笃定来书写人生、启迪他人,很值得敬畏。但是,从心底而言,我希望她(婵琴)最终成为一个独特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家,但是真正的伟大的作家的格局一定是世界的是众生的,而非仅仅是周遭个人境遇的表达,也不是某种心灵慰藉,在此我真心的希望她(婵琴)的视角不妨再去看看另外的一群人:工人、农民、无家可归者们,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世界,那里面有着更为值得颂咏的故事,那才是大多数人应该了解的甚至是要拯救的。说白我是不希望她(婵琴)成为张爱玲、萧红式的人物,我更希望她(婵琴)成为一个歌颂人民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作家。”

我有注意到这条留言。第一感觉,这位读者的语境有很夸张表达的成分。首先这个时代,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家”;其次,我个人认为萧红的《呼兰河传》比《生死场》更有价值和意义。

我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因为历经无常才开始写作,是一名普通、静默的写作者,所处的状态与“名利”完全不搭边。

每个人写作的缘起不同,灵魂气质有别,他(她)在世间所行驶的责任与义务也不尽相同。我所能写的,可能只是探讨人性、情感、质疑、内省、记录心得、观照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些终极的问题与想法。

“我只推敲我的想法,从来不推销我的想法。”但是没办法,期望他人成为自己想象中的人,也是人性的一种吧。所以,我也能理解那位读者。

蔻蔻: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作和更新公号。那段时间,我处于另外一种积累的状态:工作、旅行、陪伴父母,大量的阅读。在此之间,我常会收到读者留言,一方面是关心我,另一方面是期待我的文章。

当时,我想,若再更新公号文章,一定要不负众望,得有改版后的新颖感,且内容也要一鸣惊人。后来,我不是给你新书发宣传文嘛,重读那篇《年龄给你的礼物》,瞬间又唤醒了我内心的很多最朴素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 那么大压力?为什么一定要发文就一鸣惊人?写作,对于我来说,首先就是与亲友交流和文字创作的乐趣,我应该以平静心态写作啊。为什么要在乎关注度和点阅率呢?

最初,我办公号是为了记录我看到的世界、我的思维认知成长,对欧洲皇室历史的解读;也分享我的生活态度和观念而已,若有读者从中有所收获,并关注我,当然很开心;若取关,我也不会有失落感。

我重新调整心态后,就写了一篇小文章,配了图片:《诺曼底的二战陵园》,关于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美军陵园的故事。当时写完之后,人似乎又重新享受到了写作的乐趣。发送后,也没再关注点击率或其他。

包括以后我自己写作、出书,我应该也要有这种心态,不再关注点击率、版税、或者这本书你一定要给我起印量多少?我就关心我的作品写得够不够好,是否享受了写作给我带来过快乐。

婵琴:你谈到写作的快乐,我想到李银河老师说过一句话:“如果写作不是自愉的,就基本上无意义。”而且她还认为:“一个人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基本上已经注定了的,说白了,如果你不是卡夫卡,你就写不出《变形记》。”

在我看来,好的写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勤奋、磨炼,还有你生命能量的不断累积,这些与你的内在心智及头脑产生联结,并能在它们之上感受到快乐。

所有的一切,应该来自灵魂深处的如实表达,以独立的思考力,完成自我探索与开阔的意识,产生有价值的观点,并与人自身的成长相互递进,这才是一个真正写作者该有的心境及需要听到的声音。

我经常被人问,你的书卖的怎样?

“啊,书卖的怎样,应该问我的出版商。”

我只关注自己能否写出好作品。包括版税也一样。你作品不好,卖太多,挣钱太多,内心不开心,也没感觉;作品好,哪怕只卖几千、几万册,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你想,别说世界,就光中国,写作的人有多少?太多了。

太多人希望自己能写出经典之作,做公号能出爆文。这都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它们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诸多外界的因素是人力有不逮的。

上周,我的新书《若无好天气 就自己成为风景》的出版商还跟我说,一本书,好的销量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达成。

同样,好的作品也需要条件,比如天赋、超越常人的成长环境、高度的自律精神、客观的心性理解力、敏感的觉察力、剔除各种妄想与杂念……这些都是能否出好作品的因素。

蔻蔻:从你谈中,我又理解到了一种从容的姿态。这应该也是人活到一定的年龄、有足够的阅历、视野、格局才能渗透出的领悟。

比如你,应该也是完成了遁世后,才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安定的写作、照顾家人、关注宗教、内心之类的东西。

一个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基础,是需要创造条件去达成的。不管女人还是男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向精神层面去靠近,而不是各自慌忙、急迫、甚至还要像八爪鱼一样,各种急功近利的心性。

婵琴:我身边好几位,你说的这样的朋友,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做事、交友、工作,都是随顺因缘,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干扰。这种闲适与放松感,是智慧,也是好的品格。

这种格局与成长环境也有关系。比如一个人他(她)从小在金钱、物质或者爱的给予是匮乏的,成年后,不管学历多高、财富多少,都会无意识在工作与生活中暴露这种匮乏感。

如果他(她)不曾经历大的人生波荡与磨炼,并有自我觉醒意识,某些匮乏感会伴随对方一生。它或消极而拉低生命档位,或积极而影响灵命成长。

我的匮乏感应该是“孤独”。记得读初中有一年,我父亲回家看我,第三天,他又要离开。他每次临行前,都给我足够的零花钱,那天也不例外。他从钱包拿钱给我。当时,我数都没数,直接放课座抽屉里。

足够深刻的记忆。那天早间,心很难受。同学们都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独自在教室,感觉非常“孤独”。

很多人,都以为“金钱”会带来更多快乐。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清高,也不是觉得它不好。“金钱”多了,你可以帮助更多人啊,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啊。但是,人不应该为了“金钱”去迷失自己,把它当作唯一的乐趣。甚至以伤害他人的代价,总是处心积虑去渴望得到它。

蔻蔻:当下有一部分人的心态,是以金钱、段位来定位 “成功”。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狭隘的“成功”。在追求这类“成功”的过程中,人会滋长蔓延很多内在的贪欲、虚妄,永远被心慌失衡和不满足驱赶。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我觉得,真正的广义的“成功”,首先要达到一种放松平和感,像平静深厚的海面。如果你有能力做你想做的事,有权利拒绝做你不想做的事,能和喜欢的人相处,能去想去的地方。没有什么需要勉强,没有什么需要委屈求全,你可以全身心享受自己的生活,游刃有余,随心所欲,这就是成功。

比如,我与你聊天,就是一件很开心、有意义、愿意付出时间的事。晚上我还要去看一个展览,那些都是能让人有所得、自我愉悦的生活方式啊。

如果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刻意达成某些目的,似乎意义也不大。我跟你说这些,你应该也能懂得。因为我们属于一个能量气场的人,某些东西都能对接。若遇见不能对接的人,说话、做事都是鸡同鸭讲,是一个很难受的过程。

03人之间的气场对接

婵琴:我理解的气场,应该是灵魂相似的对话。彼此之间,哪怕简单一句,或者不交流,都能感知对方的存在与想要。能遇见也属幸运与好福报。

昨晚,我的另一位朋友丽杰,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图书出版人,还在微信上跟我说,遇见相似的灵魂,要“爱、精进、珍惜”。这应该也是见证彼此心智共同成长,重要的凭证。她是属于能与我产生气场对接的人。就好比你与Queen(蔻蔻的好友),也属于气场、能量相近的人。

我所提到的这些,都是能有效、精准沟通、交流的前提。它们与身份、年龄无关,与思维、阅历、认知角度、言行的态度有关。

蔻蔻:我认为,人和人之间,有些“层别”是无法跨越的。虽然我相信人在生命和价值上,绝对是平等的;但是,在“层别”上,在思维意识和认知角度上,人与人之间,有很大区别。这甚至不是靠教育、学习可以轻易跨越的。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人在幼年时期成长的环境(匮乏感),会对日后心性产生很强的联结。哪怕成人后进高等学府、到跨国公司工作,依旧很难弥补内心的不安全感。

我跟你讲个笑话,关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思维鸿沟。我这里说“穷富”绝没有歧视的意思,我是说穷人和富人之间,在一些思维观念是很难有共鸣的。

富人永远不知到穷人是怎样生活的,就跟穷人,永远都不知道富人是怎样生活的一样。

一个小女孩,她出生于富有的家庭,一天学校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穷苦人的生活。

小女孩绞尽脑汁设想穷人的生活,她这么写:“丽莎出身于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她的司机很穷、厨娘很穷、园丁更穷。丽莎很可怜。”

这是一个富人眼里的贫穷。富家小女孩无法想象,生活贫苦的家庭是不会有佣人的。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穷人:一个掏粪的人,每天向往成为皇帝或者村里的地主。他总会把富裕的生活美美幻想一遍,咬牙切齿地鼓励自己: 等俺有钱有权,一定要将这掏粪的棍子换成金的做的。

这是一个穷人眼里的富有。掏粪工不清楚,皇帝和地主的阶层,根本不需要掏粪。

当然这都是笑话。举例只是想说,人很多时候,层别对接不上的时候,谈话也是很滑稽和荒诞的,有鸡同鸭讲之感。

婵琴:你说这个观点,与人的心性、慧根有关。人对自我认知、外界、他人的认知很重要,一旦不能对接,就会影响气场的交流。这又涉及到一个见解、阅历、品格、知识面……诸多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谈论了很多,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

蔻蔻:好的。我们不知不觉,说了近一个小时,很愉快。我收拾下自己,也出门了,祝你周末愉快。谢谢婵琴。

婵琴:谢谢你的信任与理解,让我们能坦诚交流。周末愉快。

—END—

魏蔻蔻简介:魏蔻蔻,婵琴的好友,生物科学博士,定居荷兰,负责医药专利申报及市场拓广,自办原创微信平台微蔻 (微信ID: WeikoMagazine),分享中西教育和文化异同,讲述跨国情感及家庭生活的碰撞。工作之余,蔻蔻2016年出版荷兰语中文译作《时间线》,2017年写作出版欧洲教养观念书籍《太想赢,你就输了》。

蒋婵琴简介:蔻蔻的好友,现居北京。十年写作者,已出版《愿人生从容 世事安好》、《若无好天气 就自己成为风景》、《孤独禅》。 文字清淡、 内心清净; 关注生命实践、 精神成长、 内心蜕变 。个人微信公众号:蒋婵琴

每有凶案引发关注,人们就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尤其是家长们忧虑远方的孩子。

其实,可以放宽心。

凶案是小概率事件。现代社会的谋杀率,是大幅下降的。我们死于谋杀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这里面有人类逐渐摒弃暴力的因素,普遍变得更温和,更爱和平。

如果你回到中世纪,死于谋杀的可能性大增,人性比较残暴。当时的法国,有这样的娱乐:人们把手绑在身后,争抢着用脑袋去砸死一只钉在柱子上的猫,猫最后难逃一死,而游戏参与者也经常被猫爪挠瞎。猫与人现在都无法理解这种双输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上世纪,学者Nobert Elias就认为,随着城市化、资本主义、世俗化,暴力与胁迫将会变少。现在看来,他是对的。在中国,随着这些元素的增加,人们也更平和了。

但这不是说可以不做预防,在同等条件下,受过风险教育的人,比一无所知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少。

就如你坐了一辈子飞机,也不会遇上空难,不会用飞机上的氧气面罩和救生衣,不影响你的生命。但是,万一空难发生,没有救生常识的人,比较容易遇难。

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叔叔阿姨在路上问话,要及时回答,范文里也全是小朋友帮助陌生爷爷奶奶的故事。这就是毫无安全常识的教育,只要坏人起了心思,这样的小朋友,相当容易骗。现在的安全教育就比较正常了,告诉小朋友路上遇见陌生的人搭讪,应该低头不搭理赶紧走。

我们被闺蜜害死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极有可能把一个坏人当成好朋友,让他不设防地进入自己最私密的生活。

昨天有位读者留言,如图所示:

这也是引狼入室,这种毒闺蜜用另一种方式“谋杀”你:无尽剥削你的时间与精力。你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你一生的时间,剥削你的时间,你还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不相当于残酷的凌迟吗?

可惜,很多人陷入这坑。这也是没有安全交友教育的后果。

所以,孩子从小,就得教会他几条交友原则:

学会独处。没有独处能力,无法自得其乐,不善于一个人思考,升学、旅游、出国或工作,离开父母或熟悉环境,来到陌生的地方,不会独处的人过于渴望有人陪伴,饥不择食,对朋友的要求大大降低,更可能成为他人的猎物。

朋友,尤其是好朋友,要用时间等候,你独处半年,好朋友才出现,这是正常的。

设定交友成本。刚交往时,你请人一杯咖啡,吃一顿小炒,听他诉诉苦,这些时间与金钱成本的付出,也难避免。但是,对方喝第十杯咖啡还是你买单,你请了十顿饭兼当情绪垃圾桶,你就得告诉自己,够了,我在这人身上的交友成本已经花完,他不是我的朋友。

学会拒绝。这是一切健康关系的核心,拒绝能力要从小练起,你的孩子跟你商量,或对你说不,不要粗暴打压,那是剥夺他们以后求生的能力,对他们合理的不,你要接受,并高兴。成年人了,当另一个人让你感觉不舒服,受到剥削,更要第一时间说不,侵略者在你的关系中呆得越久,你越难赶走。

不要和“武大郎”当朋友。观察一个人的朋友圈,如果他只愿意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往,那么,这是一个嫉妒心和报复心都极强的人,他只会给你苦果,你被影响得永远不如他,那太矮,你有一天超过他,第一刀就是他捅的。这种“武大郎”,越聪明,杀伤力越大。

不要当拯救者。年轻人,总有当老大的冲动,喜欢有仗义的名声,也把可以罩着朋友当成追求。这也很危险,只要有人善于伪装,扮猪吃虎,就是为你设计的,他的人生烦恼,在你面前叹叹气,全由你解决,他成为你的寄生虫。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好朋友,也要面对自己烦恼,他的命运,他得自己去拼。

永远有人我界限感。再好的朋友,也要有界限,不能合二为一,当你感觉到失去自我时,就要把身边的人往界限外推一推。这样,你才能成长。

人没有好朋友,确实会孤单,但这好过你交了坏朋友。祝你早日找到好朋友。

很多人希望法律惩罚刘鑫,这个江歌用命救下来的人,在294天里拒绝见江歌的母亲,其父母甚至说出:“你女儿死与我们无关”、“你女儿命短”这样的话。

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看过江歌被害案的案卷,他写道:“在整个案件,尤其是江歌被害过程中,刘鑫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假如,陈世峰的供词是靠谱的话,江歌妈妈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刘鑫!”

案件的事实认定,最后当然只能法庭说了算。但即使徐静波的判断是对的,我估计法庭也并不会判处刘鑫有罪。而刘鑫的父母,即使言行践踏了人类的底线,也不可能有任何法庭可以惩罚他们,毕竟,拒见江歌母亲是无罪的,辱骂江歌母亲,也不算是法律上多大的过失。法庭,是拿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的。

你看了或许很绝望。恶人更知道法律的“无能”,他们就是能够像刘鑫父母,恶心完你,全身而退。

这种事情,世上不少,人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想过多关注这些事情。悲痛的人,往往也会逐渐平复,用新生活忘却过去。我估计刘鑫一家人,本能地知道这个规律,他们原来以为搬家就可以甩掉江歌母亲。

不过,江歌母亲是一个在女儿坟边为自己留了空穴的人,非同一般的她,有能力从洞里挖出刘鑫一家,把他们交给舆论。

这就是江歌母亲的惩罚。我为她实施了这惩罚感到高兴。

并不是只有法庭才能够惩罚。刘鑫一家,以后日子会相当难过,他们像活在一个透明的监狱里,愿意与他们交往的人,将极少。人人都可施行公正,人人都有惩罚的力量。

终于答应见面的刘鑫,含泪对江歌母亲说了“对不起”,不少人已经原谅她,认为她有进步,但是多数人不以为然。

刘鑫一生当然还有机会,她还活着,时间还多,将来获得多数人的谅解与尊重,不是不可能的事。在舆论的压力下生活,她可能会觉得辛苦吧,不过,这不正是自己行为的后果吗?应该承受,不要抱怨。

江歌母亲的这些作为,包括发起签名要求处死陈世峰。有些人,有媒体,认为不人道,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是侵犯刘鑫及其家人,只不过又是一场网络暴民的无脑狂热而已。

昨天有位朋友说,要敢于反对大众,也要敢于赞同大众。

说得很好。江歌事件,或有细节出入,但主干清晰明确:江歌因好友刘鑫而死;刘鑫及其家人拒见并侮辱江歌母亲;陈世峰是杀害江歌的凶手。大众从这事实出发,同情江歌母亲,唾弃刘鑫一家,并赞同处死凶手。这不是狂热,不是侵害,这是同仇敌忾,这是为了人类的尊严而战。

这次,要敢于赞同大众。

如果大众永远都是错的,我觉得人类也繁衍不到今天。正因为大众在面临巨大的共同危险时能够并肩作战,人类的公序良俗才不断绝,这次大众就是为公序良俗而战,他们无法接受刘鑫一家的侮辱,他们认为法庭必须以命还命,对凶手滥施同情,是亵渎法律。

不要让凶手在受害者坟头唱歌。

那些希望尊重凶手陈世峰生命权的人,呼吁废除死刑的人,他们将会带来什么?

有现成的事例:

2011年7月,在许多中国人的理想国挪威,凶手布雷维克杀死77人。2012年他被判犯有恐怖主义和大屠杀罪行,至少服刑21年。你没看错,21年。平均杀1人判4个月刑期。

出于安全考虑,布雷维克被单独监禁。他住在监狱中一套条件优厚的“三居室”的独立高级牢房中。3个房间分别可以作为他的卧室、书房还有健身房,书房配备有电视,但没有可上网的电脑,以避免其与外界沟通。

2013年8月,他还被奥斯陆大学录取。奥斯陆大学的校长奥特尔森说,所有挪威公民都有申请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布雷维克申请入学是依照标准程序处理,并未获得特别待遇。

布雷维克很可能在2033年(53岁)时出狱。

何等的人道啊。77名受害者的家人,他们付的税,就这样用在了凶手身上。

凶手感恩吗?惭愧吗?悔恨吗?

不。2014年,布雷维克绝食抗议,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创造更好的散步条件、更舒服的椅子、更自由地接触外界、将游戏操控台PlayStation由2代升级到3代,以便他能自主选择更多成人游戏。要求他的每周津贴300克朗(约合人民币300元)增加1倍,监狱还要负担他书面通信的邮资等。他说,这些要求是为了“舒缓狱中遭受的折磨”。

随后,他起诉挪威政府对他不人道。

2016年4月20日开庭,他出庭时,先来个纳粹举手礼。

法官判决他胜诉,理由是:监狱当局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避免布雷维克由于单独禁闭而受到的损害。法官同时指出,布雷维克很长一段时间夜晚睡觉时每半小时醒来一次,有时候会在有女性警官在场的情况下遭脱衣搜身。“综合他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按照欧洲人权公约,他受到了羞辱性的对待。”

法庭同时命令挪威政府支付布雷维克的法律费用,计33万挪威克朗。

这就是白左们要的人权与关怀。这种病毒正在蔓延,成为政治正确。它让人们失去正常的、朴素的反应,以至于不敢喊出:杀人偿命!

这种病毒若感染了足够多的人,改变了法律,挪威那种受害者供养杀人凶手的笑话,就会到处发生,江歌的尊严,受害者的尊严,人类的尊严,都得不到保护。

从这个角度来看,感谢江歌母亲的这次作为,她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有机会重新思考,都有机会顺应人性自然而公正的欲望。在法律精神上,我们变得更加健康,更能够抵抗白左病毒。

祝江歌母亲正义的复仇愿望得以实现。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

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一九七○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①,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六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