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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眼看就要到达天城山山顶的时候,阵雨白茫茫地掠过茂密的杉林,从山脚下飞快地向我追来。

我那年二十岁,头上戴一顶高中生的帽子,上身穿着藏青碎白花和服,下面套一条裙裤,肩上挎着书包。我独自来伊豆旅行已经是第四天了。先在修善寺温泉住了一宿,又在汤岛温泉住了二宿,接着脚蹬高齿朴木木屐向天城山赶来。这是在秋天,重重叠叠的群山、原始森林和深邃的峡谷,美丽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可是我却怀着一颗急切的心情忙着赶路。跑着跑着,大颗的雨点打在我的身上。过了曲折陡直的山坡,好不容易来到山顶北口的茶馆,刚要歇一口气,却不由自主在门口愣住了。因为我的期望圆满地实现了,原来那一行江湖艺人也在这里避雨。舞女见我傻呆呆地站着,马上腾出自己的坐垫,翻过来放在旁边。“这……”我一时语塞,在垫子上坐下来。刚才一路紧跑,又在门口吃了一惊,喘息和惊讶使我把“谢谢”二字卡在喉咙里又咽了回去。因为紧对着舞女,我慌忙从袖口里掏出香烟。舞女把同伴前面的烟盆拉过来移到我的附近。我还是没有谢她。

舞女看上去十七岁左右,梳着一种很大的我不清楚的古代发型,使得她端庄典雅的鹅型脸蛋看上去非常小巧,却也美丽协调。那样子就像野史中将发型极力渲染的仕女图。舞女的同伴中有一位年过四十的妇女,二位年轻的姑娘,此外还有一位二十五、六岁,身穿印有长冈温泉徽号的男子。在此之前,我曾经见过她们二次。第一次是去汤岛的途中,她们正好去修善寺,我们在汤川桥附近迎面相碰。

那时是三位年轻姑娘,舞女拎着大鼓。我一遍一遍回头张望着她们,心中感到阵阵独自旅行的孤独。后来,在汤岛的第二夜,她们转到我住宿的旅馆里。我坐在楼梯的中间,一边聚精会神地观看舞女在门口的地板上舞蹈,一边想:那天是修善寺,今晚是汤岛,明天她们也许会向南翻过天城山到汤野温泉去吧。翻过天城山有五、六十里山路,我肯定能够追上她们。我这样幻想着,一路赶来;可是在避雨的茶馆里同她们巧遇,多少使我有些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儿,茶馆的老大娘把我领到一间没有拉门的房间,这间房子平时好像空着。俯望山野,美丽的峡谷深不可及。我打着寒颤,身上到处是鸡皮疙瘩,牙齿喀刺喀刺作响。我对端来茶水的老大娘说道: “真冷啊。” “哎呀,少爷,全身都淋透了。来,到这儿暖和暖和,顺便把衣服也烤一烤。”说着,老大娘攥住我的手,向他们自己的房间领去。房间里砌着地炉,拉开拉门,强烈的暖气迎面扑来。我站在门边犹豫不决,火盆的旁边盘腿坐着一位像是被水淹死、全身青肿的老爷子。他双眼糜烂,连眼珠都是黄色的,倦无神色地向我瞥来。他的周围尽是旧信封和纸袋,仿佛自己的身体被埋在纸堆里,我直愣愣地望着这个没有多少生命气息的纸堆中的怪物。 “让您碰上这个丑八怪,实在过意不去。他是我的老头子,不要管他。在这里丢人现眼,动又不能动弹,您就将就一些吧。” 

说完客套话,老大娘告诉我,老爷子早年中风,落下了半身不遂的病。纸堆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医治中风的回信和药袋。老爷子从路过天城山的行人那里听说或从报纸上看见广告就会一条不漏地从全国寻求治病的方法和买药。他把那些信和药袋放在身边,一件也舍不得扔掉,每天守候着它们,天长日久于是堆成了这座废旧的纸堆。我低头望着火炉,默默地听着老大娘的讲述。一辆辆翻越山顶的汽车震得茶馆摇摇晃晃。秋天都这样寒冷了,老爷子为什么不离开即将被冰雪覆盖的山顶呢?想着想着,炉火旺盛起来,烤得我面烫头疼,湿淋淋的衣服热气腾腾。老大娘已经回到店面,正在同艺人们攀谈。 “怎么?她就是上次来的那个孩子?长这么高了,变成了大姑娘。你也真福气。多俊呀,女孩子发育就是早。” 

过了将近一个钟头,传来艺人们动身启程的声音。我也开始坐不住,却没有勇气站起来,心里干着急。虽说她们走惯了江湖,但毕竟是女人,哪怕落后三、四里,我一溜儿小跑也能追上她们。想是这样想,我还是在炉旁心猿意马。不过,舞女们不在身边,我的幻想反而像摆脱了束缚似地开始自由遨翔。老大娘送走她们,回到房间,我问道: “她们今晚住哪?” “那种人,谁知道住哪!少爷,她们走到哪住到哪。天知道她们今晚住在什么地方!” 老大娘的回答含着非常轻视的语气。如果真是这样,让舞女今晚睡在我的房间里该有多好!老大娘的回答使我想入非非。雨水开始变小,山顶逐渐明亮起来。二位老人再三挽留说,再过十多分钟,天空就会完全晴朗,我终于不能等下去了。 “大爷,马上就是冬天了,请保重。” 

我站起来,衷心祝愿道,老爷子沉重地移动着黄色的眼睛,微微点了点头。 “少爷,少爷,”老大娘一边嚷着一边追上来:“您给这么多的钱,真叫我们不安,实在不好意思,”老大娘把我的书包紧紧地抱在怀里,无论如何婉言推辞也不行,非要送我一程不可。老大娘迈着碎步跟了百米左右,嘴里反复念叨着:“照顾不周,请原谅。不要忘了我们,下次路过的时候一定好好招待。下次一定来,不要忘了。” 我只是掏出一枚五十文的银角递给大娘,老大娘却这般殷勤,叫我非常惊讶,感动得泪水都要淌出来。我一心只想着追上舞女,老大娘踉踉跄跄的步伐多少有些碍事。最后总算到了山顶隧道的洞口。 “谢谢大娘,大爷自己在家,您回去吧。” 老大娘终于把书包松开了。刚走进漆黑的隧道,冰冷的水滴就啪哒啪哒落下来。不久,前方渐渐露出微光,那是通向伊豆南部的出口。

一侧扎着涂有白漆的栅栏的盘山公路犹如一道闪电从隧道的出口蜿蜒而下,放眼望去,艺人们的身影呈现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山脚下。我走了一里多路就追上他们了,但是我不能突然放慢脚步,而是佯装着冷淡的样子从舞女们身边擦过。男子走在前面大约二十米的地方,他看见我,停下来对我说: “你走得还挺快——天色正好也放晴了。” 我放松下来,开始同他并肩行走。男子不断地向我打听,问了许多的事情。后面的女人们见二人搭话,就快步跟上来。男子背着一个很大的柳条包,四十岁的妇女抱着小狗;年长的姑娘是个包袱,中间的姑娘是个柳条包,都是很沉的行李;舞女背着大鼓和架子。四十岁的妇女也时断时续地同我搭讪。 “是高中生呢,”年长的姑娘对舞女耳语道。

我回过头去,舞女笑着说: “这点事谁不知道,常有学生来岛上玩嘛。” 她们介绍说,自己是大岛波浮港人,是春天离开家乡到外地卖艺的。因为天冷,没有带冬天的衣服,准备在下田住十天左右,然后从伊东温泉返回岛上去。提到大岛,我心中更加充满了诗情,把目光又投到了舞女美丽的发髻上,还询问了大岛的种种风俗民情。舞女对同伴说:“平时有很多学生来岛上游泳呢。” “是夏天吧,”我扭头问。舞女顿时慌张起来,小声回答说: “冬天也有……” “冬天?” 舞女望着同伴依然笑着。 “冬天能游泳吗?”我再次问。这时,舞女脸色涨得通红,表情十分认真地轻轻点了点头。 “瞎说,你这丫头,”四十岁的妇女笑了。沿着河津川的峡谷走到汤野是二、三十里的下坡路。翻过天城山山顶后,山色和天空是一派南国风光。

我和男子一路走一路交谈,越谈越亲密。穿过荻乘、梨本这些小村落,山脚下渐渐露出汤野的草屋房舍,这时,我断然说自己也想结伴去下田,男子听了非常高兴。在汤野客栈前面,四十岁的妇女向我示意分手,男子替我答道: “他想同我们在一起。” “太好了,不过,俗话说:旅途同路,世途互助。像我们这样的下等人只陪给你解闷儿。来,进去休息吧。” 四十岁的妇女爽快地答应下来。姑娘们的目光同时向我瞅来,平静的脸上带着几分羞涩的表情,一言不发地望着我。我同她们走上客栈的二楼,卸下随身携带的行李。榻榻咪和纸隔门又旧又脏。舞女端来茶水,在我的面前坐下来。她脸色绯红,双手哆嗦,茶碗差点儿从茶盘上掉下来。为了不让茶碗掉落,舞女把茶盘搁到榻榻咪上,茶水却顺势洒出来。面对腼腆不堪的舞女,我也陷入了惊谔的窘态。 “哎呀呀,多作贱,这丫头知道害臊啦!瞧瞧……”四十岁的妇女目瞪口呆地皱起眉头,把擦布扔过来。舞女拾起擦布,拘谨地擦拭榻榻咪上的茶水。这句冷不丁的骂声使我幡然清醒,在山顶上被老大娘煽起来的幻想顿时烟消云散。

舞女擦拭茶水的时候,四十岁的妇女频频打量着我,突然开口道: “你的和服真不错,”接着对身旁的姑娘说:“料子跟民次的一样。”四十岁的妇女叨唠了几遍,见没有理自己,于是又对我说: “家乡有一个上学的孩子,看到你穿的和服就让我想到了他。这个时节,这种藏青碎白花和服也太贵了,真没办法。” “是什么学校?” “说是普通五年。” “普通五年怎么也……” “他在甲府的学校念书。我们虽然常年住在大岛,家乡却是甲斐县的甲府市。” 大约休息了一个钟头,男子把我领到另一家温泉旅馆。此前我还以为同她们住在同一个客栈。我们顺着街道走了约百米碎石下坡路,又下了石阶,然后走上一座小桥。小桥在小河河畔一座公共温泉的旁边,桥的对面是温泉旅馆的院子。我把身体泡在旅馆的室内澡堂里,男子后来也跟了进来。他告诉我说,自己二十四岁,媳妇二次流产、早产都没有留住孩子。我见他穿着长冈温泉徽号的衣服,一直以为他是长冈人。从他的相貌和谈吐看,是一位颇有知识的人。我曾经设想:他一定是出于好奇或者爱上了艺人的女儿,给她们背着行李跟来的。从澡堂出来,我马上吃了午饭。离开汤岛是上午八时,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男子在院子里抬头向我道别。 “用它买柿子什么的吧,原谅我不下去了,”说着,我扔下包钱的纸包。

男子打完招呼刚要动身,因为纸包已经落在院子里,他折回来,拾起纸包,扔上来, “别客气。” 纸包落在了屋顶上。于是我又扔下一个纸包,男子拿着走了。傍晚下起滂沱大雨,群山被雨水连成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座在远处哪座在近处。前面的小河转眼间变成了黄色的泥水滚滚奔涌。在大雨连天的夜晚,舞女们大概不会到我这里来。想是这样想,但还是坐不住,不断地跑进澡堂里。房间是晦暗的,在与邻室隔开的隔门的上方剪了一个四方形的洞口,洞口的上框吊着一盏电灯,供两间使用。 “咚咚咚、咚咚咚,”在哗哗的雨声中,从远处传来微弱的鼓声。我猛地推开窗户的挡板,将身体探出去。大鼓的声音似乎靠近了。风夹着雨吹打着我的头,我一边瞑目倾听一边惴测着大鼓沿着哪条线路转到我这儿来。不久响起三味线的声音,还有喧哗的笑声。

我终于明白,原来艺人们被客栈对面的旅馆召去了。笑声中夹杂着二、三个女人和三、四个男人的声音。我等待着,盼望笑声结束后她们转到我这里来。但是,客厅的气氛更加喧啸起来,女人的尖叫声时不时像闪电一般在夜空中划过。窗户敞开着,我紧紧地绷着神经,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每次听到大鼓的声音,我的心才为之豁亮, “舞女还没有离开客厅,还在那里敲鼓。” 可是,只要大鼓的声音一停,我便无法忍受。我完全沉浸在大雨滂沱的鼓声里。不久传来持续混乱的脚步声。那是他们在相互追逐呢?还是拉着手在跳舞呢?突然,混乱的声音一下子沉寂下来,我园园地瞪大眼睛,仿佛要看清黑暗中的那种宁静。关上挡雨板钻进被窝,胸中仍然苦闷。我跑进澡堂,发疯地搅动着泉水。雨停了,月亮露出来,被雨水冲洗后的秋夜清彻而又明丽。我恨不得赤脚冲出澡堂,却又没有勇气。那时已经是半夜二点了。

第二天早晨九点后,男子又来旅馆拜访我,我因为才起床,就邀他一起进了澡堂。天高气爽的伊豆南部温暖如春,旅馆下面的小河河水上涨,沐浴着暖和的阳光。虽然自己也觉得昨晚的苦恼犹如梦魔一般,但我还是开口道: “昨晚闹得真晚啊。” “怎么,你也听见了?” “当然听见了。” “都是些当地人。他们只是一味胡闹,没任何意思。” 他表情平淡地说,我于是不吭声了。 “瞧,那帮人在对面公共澡堂里——好像看见我们了,正在那里怪笑呢。” 我顺着他的手指向河对岸的公共澡堂望去,在雾蒙蒙的热气中,隐隐约约有七、八个赤身裸体的人。突然,从微暗的温泉深处跑出一位裸着身体的姑娘。只见她站在更衣室的最前端,摆好了跳水的姿势,双手张开,嘴里喊叫着什么。她一丝不挂,身体完全裸露着。原来是舞女。她犹如一棵娇嫩的泡桐,婷婷玉立。望着她冰清玉洁的裸体,我的心中就像畅饮了一捧清凉的泉水,令人惬意地叹出一口长气,然后美滋滋地笑起来。

舞女还是个孩子。她看见我们,兴高采烈地光着身体跑到阳光下,高高地跷起脚尖。这是一个多么天真烂漫的孩子!我感到胸中碧波如洗,充满了欢乐和喜悦,脸上荡漾着愉快的微笑,久久不能逝去。因为舞女有一头浓密的秀发,看上去就像十七、八岁的姑娘;再说,她的打扮也像芳龄妙女,以至于使我产生了莫大的误会。我与男子回到房间后不久,年长的姑娘来到旅馆的院子观赏菊圃,舞女正走在小桥的中途。四十岁的妇女从公共澡堂出来,看见了她们。舞女马上缩起身体,向我们做了个鬼脸,那样子像是在说:该回去了,不然要挨骂的,便匆匆往回走。四十岁的妇女走至桥头,对我嚷道: “有空来玩。” “有空来玩。” 年长的姑娘随声附和道。她们一起回去了,男子则一直呆到傍晚。

夜晚,我正在同一位挑着担子,边叫边卖的纸贩下围棋,旅馆的院子里突然响起大鼓的鼓声。 “她们转来了,”说着,我就要站起来。 “那种人没意思。喂,该你了,我下在这儿,”纸贩叩着棋盘,埋头点算着谁胜谁负。我魂不守舍,完全失去了下棋的兴致。这时,艺人们似乎要离开旅馆,男子在院子里问候道: “晚上好。” 我来到走廊向她们招手。艺人们在院子里嘀咕了几句,向旅馆的大门走来。三位姑娘跟在男子的后面,照着艺妓的样子,依次双腿跪地,两手搭在走廊下问候道: “晚上好。” “没办法,我认投了,”我急忙露出棋已输定的神色。 “不会吧,形势应该对我不利,认真下吧。”纸贩目不斜视,一目一目地数着棋盘上的目数,越发细心起来。姑娘们把太鼓和三味线摆在房间的角落,然后就在象棋盘上摆起了五子棋。

下着下着,我故意输掉了领先的棋,可是纸贩并不甘心,还在软磨硬泡, “再来一盘怎么样?就一盘。” 纸贩见我只是笑,没有继续下棋的意思,就死心踏地站起来离开了。姑娘们来到围棋盘附近。 “今晚还准备转到哪儿去?” “转是转了”,男子向姑娘们望去。 “怎么着?今晚哪儿也别转了,就在这儿玩,行吗?” “太好了,太好了。” “不会挨骂吧?” “骂什么?反正转到哪儿也没客人。” 于是,我们开始玩五子棋游戏,直到半夜十二点以后才结束。舞女回去以后,我兴奋得毫无睡意,就走出房间,在走廊里喊道: “老爷子,老爷子。” “来了……”,年近六旬的纸贩从房间里跳出来,精神抖擞地说: “今晚杀个通宵,不到天亮不算完。” 我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

事先约定次日早晨八点离开汤野。我戴上在公共澡堂附近买的鸭舌帽,把学生帽塞进书包,来到临街的客栈。二楼的纸拉门敞开着,我漫不经心地走上去,艺人们还睡在被窝里。我不由得一怔,发呆地站在走廊里。我的脚边就是舞女的被窝,她看见我,急忙用双手捂住涨得通红的脸。她和中间的姑娘睡在一起,头上还是昨晚的浓妆,嘴唇和眼角的胭脂依稀可见。这种风趣的睡姿深深地吸引了我。她动作麻利地一骨碌翻过身子,手依旧遮住脸蛋,蹬开被子,坐在走廊下,客气地弯腰鞠躬: “昨晚谢谢你了。” 

舞女的举止着实让站着的我张皇失措。男子同年长的姑娘睡在一起,我现在才知道他俩原来是夫妻。 “非常对不起,今天本来应该出发的,可是今晚有客人需要应酬,我们打算推迟一天。你今天一定要走的话,在下田还可以见面。我们预定住在甲州屋客栈,很好找。” 四十岁的妇女从被窝里半躺起来。听了她的解释,我觉得自己仿佛被他们抛弃了似的。 “明天走不行吗?我不知道妈妈打算推迟一天。路上有个伴多好,明天一起走吧。” 男子这样劝我,四十岁的妇女也补充说: “好不容易有个伴,就这么着吧。也许我们太难为你,没有礼貌。明天就是下刀子也要动身。后天是我那小外孙的七七忌日,老早就想在七七时给他表示一下,我们着急赶路也是想在那天前赶到下田。也许我不该讲这些事情,但既然咱们难得有缘,后天上祭时还恳请你一同随往。” 

于是,我决定推迟行程。从二楼下来,一边等着他们起床,一边在肮脏的帐房同店里的人聊天。不久,男子来邀我散步。沿着街道向南走不远有一座漂亮的小桥。男子靠着栏杆,又聊起了他的身世。他讲自己一度加入过东京新派演艺圈,现在还时常在大岛演出,虽说行李包中的刀鞘露出来像条腿似的,却是模仿戏剧表演时必用的道具。衣服锅碗之类的家什全部放在柳条包里。 “我自毁前程,结果落得四处流浪。不过,我的兄弟在甲府继承了家业,很是风光。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混出模样来。” “我原先还以为你是长冈温泉人呢。” “是啊,年长的那个姑娘是我媳妇,比你小一岁,今年十九。在路上,第二个孩子早产,仅活了一个星期就断气了。媳妇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那个婆婆是我媳妇的妈妈,舞女是我的妹妹。” “喔,怪不得你说有一个十四岁的妹妹。” “就是她。我一直不想让妹妹干这一行,谁知道会惹出多少事来啊。”

 男子还告诉我,自己叫荣吉,媳妇叫千代子,妹妹叫薰;另一位姑娘叫百合子,是雇来的,今年十七岁,只有她是大岛人。谈话时,荣吉望着河中的急流险滩,神情沮丧,悲痛欲哭。我们从桥上折返回来,舞女蹲在路旁抚摸着小狗的头,脸上的扑粉已经洗掉了。我想回到自己的旅馆去,便邀请舞女: “到我那儿去玩吧。” “行是行,不过我一个人去……” “还有哥哥嘛。” “行,马上就去。” 过了一会儿,荣吉进来。 “她们呢?” “被妈妈挡住了。” 然而,正当二人开始下五子棋不久,姑娘们渡过小桥纷纷来到楼上。和往常一样双手搭地施了礼,在门前犹犹豫豫没有进来。千代子最先站起来。 “这是我的房间,进来吧,不要客气。” 

玩了大约一个钟头,艺人们进到室内澡堂洗澡。他们再三邀我一起去,但有三位姑娘,我搪塞说自己一会儿就去。不久,舞女走出来,向我转达千代子的意思: “姐姐要给你搓背,叫你去。” 我没有去,而是同舞女下起了五子棋。她的棋力非常强,如果进行淘汰赛,荣吉和其他姑娘们轻易就要败北。在这方面,就连很少输棋的我也得费一番功夫,不敢随便落子。棋逢对手,使我兴致盎然。因为只有二人,刚开始的时候,她远远地伸手落子,但是下着下着渐渐进入到忘我的境地,心思完全扑在了棋盘上。就在她的秀发不自然地差点儿挨着我的胸口的时候,舞女陡然涨红了脸: “对不起,该挨骂了。”说着,扔下棋子跑出去了。

原来大婶站在公共澡堂的前面。千代子和百合子也都慌忙从室内澡堂出来,没有来楼上打招呼就走了。荣吉这天从早到晚又在我的房间玩了一天。看上去纯朴而又热情的店老板劝我不要给那种人提供饭食。入夜,我来到客栈,舞女正在向大婶练习三味线,看见我便停了下来,但仍然按大婶的要求抱着三味线。每次唱歌的声音稍微有点高,大婶就提醒说: “告诉你不要出声,偏偏不听。” 我发现荣吉被叫到对面的旅馆,在二楼的客厅里大声吼叫着。 “他在干什么?” “在唱谣曲。” “谣曲真怪呀。” “客人是经营蔬菜的,我们也不知道给他唱什么好。” 说话间,有一位四十岁左右、做鸟生意、在这个客栈租了一间房的男子拉开拉门,请姑娘们过去吃饭。舞女和百合子拿起筷子,一起进了隔壁的房间,用筷子夹着男子吃剩的杂煮。当他们站起来一起到这边来的途中,男子在舞女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大婶顿时露出恐慌的神色, “不要碰她!她还是个姑娘。” 舞女嘴里不停地叫着“叔叔,叔叔”,央求男子给她念《水户黄门漫游记》,可是男子不久起身离开了。舞女没有直接求我继续念下去,而是不停地叨唠着,希望大婶请人。我怀着某种期待,取出评书。舞女终于欢快地靠过来了。我刚开始读,她的脸就凑过来,近得差点儿挨着我的肩膀。她表情专注,眼睛闪烁着光亮,聚精会神地盯着我,一刻儿也不离开。这也许是她请人念书的习惯,跟刚才请男子念书的神态相差无几。我望着她,发现舞女明亮的大黑眼珠最漂亮,双眼皮的曲线美得令人难以形容,而且笑起来就象一朵鲜花。笑如桃花这句成语对她再贴切不过了。过了一会儿,饭馆的女侍来接舞女。舞女套上戏妆,对我说: “马上就回来,请等着我,继续给我念书,”然后去到走廊,双腿跪下,两手搭地向我告别:“我走了。” “不能唱歌。” 大婶提醒道,舞女挎上太鼓轻轻地点了点头。大婶回头对我解释说: “她现在正好是变声期。” 舞女笔直地坐在饭馆的二楼敲着太鼓,她的背影看上去就像是坐在隔壁的客厅似的。鼓声使我心旷神怡。 “只要有太鼓,客厅就热闹了”,大婶也凝望着对面。千代子和百合子也在那个客厅。

一个钟头后,四人一起回来。 “才给这点钱。” 舞女握着拳头向大婶的手掌伸去,从里面砰砰地掉出五十文银角。我又开始读《水户黄门漫游记》。她们谈起在旅途中死去的那个孩子,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像水一样透明,连哭泣的力气也没有,仅仅存活了一个星期。我对他们没有好奇,平等对待,仿佛忘掉了他们是江湖艺人这种下等职业。这种超乎寻常的随和态度好像感染了他们,希望我有空到大岛他们的家去。 “家里有老爷子没事吧。那个房子大,让老爷子搬到其它地方去住就安静了,住多长时间都没关系,可以好好看书”,他们商量后对我说:“我们有两处房子,靠山的那座房子一直是空着的”,而且还决定让我正月来,大家一起在波浮港演戏剧。我渐渐明白他们在旅途中的心境既悠闲又不失野趣,而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那样艰难。我感到他们正因为是父母兄弟,依赖着血浓于水的亲情相互维系,只有雇来的姑娘百合子生性特别腼腆,我经常见她绷着脸。我半夜才离开客栈。姑娘们要送我出来,舞女给我摆好木屐,还从门口探出头,仰望明朗的天空, “啊!明月——明天就到下田了,太好了!又要给侄儿办七七,又要妈妈给我买梳子,而且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还要带我去看电影。” 江湖艺人们沿着伊豆相模温泉场漂流着。下田港作为他们旅途中的故乡,处处洋溢着令人怀念的气氛。

艺人们各自带着翻越天城山时的同样行李。小狗的前爪搭在大婶的手镯上,露着对漂泊习以为常的面孔。离开汤野又进入了山沟,从海面上升起来的旭日温暖地照耀在半山腰上,我们仰望着朝阳。在河津川的前方,河津滨豁然明亮。 “那就是大岛。” “看上去都那么清楚了,再加把劲吧。”舞女对我说道。也许是秋天的天空太晴朗,靠近太阳的海面宛如春天一般水雾朦胧。从这里到下田要走二十里地。有一段时间,大海时而隐藏在山后,时而山现在山前。千代子快活地唱着歌儿。是走不到四里但有点儿险峻的翻山近路呢?还是走平坦的盘山公路呢?正当大家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已经选择了近路。

这是一条落叶堆得齐腰深,又光又滑的林荫小路。因为累得喘不过气来,我索性用手撑着膝盖加快步伐,她们一行很快落在了后面,只有说话的声音在林中回荡。舞女高高地撩起衣摆,紧紧地跟着我。她落在我后面二米左右,一直保持这个距离。我每次扭头同她搭话,她总是令人吃惊地停住脚步,微笑着回答。我本来想在舞女搭话的时候等着让她追上来,她到底还是停住脚步,我不走她就不走。道路曲曲折折,变得更加险峻起来。我越发加快了步伐,舞女依然保持着二米的距离,在后面专心地爬着。山里很寂静,其他的人落在老后,连说话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你家在东京什么地方?” “我家不在东京,我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 “我对东京也不陌生,樱花节曾去表演过。那时候小,什么也记不得了。” 

接着,舞女又断断续续地问我父亲是否健在,去过甲府没有,还给我讲到了在下田看电影及死去的孩子这些事情。到了山顶,舞女把大鼓放在枯草丛中,拿出手绢擦汗。刚要拂去自己身上的灰尘,却意外地在我的脚边蹲下来,给我拂打裙裤的下摆。我急忙闪开,舞女于是一个蹑趄。舞女猫着腰给我的周身拍打了一遍,然后放下挽起的裤腿,对站着的我说:“请坐。” 一群鸟儿飞来,落在放着大鼓的地方。这里很安静,连鸟儿栖息的干枯枝叶沙沙作响的声音都能听见。 “为什么走这么快?” 舞女似乎很热。我用手悠扬地敲打着大鼓,小鸟飞走了。 “真想喝口水。” “我去看看就来。” 

但是,舞女不久从发黄的杂木丛中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在大岛的时候,你做什么来着?”我问。舞女于是突唐地举出三个女人的名字,开始了始料不及的谈话。那些内容好像与甲府有关,而与大岛搭不上边,而且好像是普通小学二年级前的事情。她想起什么说什么。等了大约十分钟,三个年轻人爬到了山顶;又过了十分钟,大婶才爬上来。下山的时候,我和荣吉故意落在后面,一边轻松地聊天一边走路。走了大约二百米,已经走到前面的舞女跑回来, “前面有口泉眼,要我来赶快告诉你们,她们在那里等着,还没有喝。” 听说有水,我跑过去。树荫下有个岩缝,从那里涌出一股清泉,女人们站在泉眼的四周。 “你们先喝吧。一伸手就会混浊的,再说女人喝过后也会脏的。”大婶说。我掬了一捧泉水喝了。女人们磨蹭了许久才从那里离开,她们拎干手绢擦着身上的汗水。下了山就是下田的街面,这里煤烟缭绕。我们坐在路边的木材堆上,舞女蹲在路上用桃色的梳子梳着小狗的长毛。 “梳齿要断的。”大婶有些生气。 “管它呢,反正在下田要买一把新的。” 

在汤野的时候,因为我曾打算要她头上的这把梳子,所以大婶觉得不可以用它梳狗毛。道路的对面有很多捆丛生竹,我和荣吉一边说正好用它做拐杖一边站起来先走了。舞女跑着追赶上来,手里握着一根比自己还高的粗竹竿。 “拿它干什么?”荣吉问。舞女犹豫片刻,把竹竿递给我, “给你作拐杖,我抽了根最粗的。” “用不着。拿最粗的马上就会让人知道,多不好,送回去。” 舞女把竹竿送回竹丛中,又跑了上来,这次她拿了一根中指粗细的竹竿递给我。舞女自己差一点摔倒在田埂上,一边大口地喘气一边等着后面的人。我和荣吉继续向前走,大约甩开她们十米左右。 “那牙齿,即使全部拔掉装上金牙也不好看”,舞女的声音忽然传进我的耳朵里。我转过身去,舞女和千代子并肩走在一起,大婶和百合子则在更后一些。她们似乎没有注意我回头,千代子说: “是那么回事,告诉他怎么样?” 

他们好像在议论我。大概是千代子说我牙齿长得难看,舞女就拿金牙来比喻吧。虽然谈的是长相,但我心里觉得亲切,即不感到难为情,也不想侧耳细听。她们交谈了一阵后,我听到舞女说: “那人还挺好。” “是啊,看上去是个好人。” “是个真正的大好人,好人就是好人嘛。” 她们的谈话纯朴而又坦率,声音中让人觉得倾注着天真无邪的感情。我自己也天真地觉得自己属于好人之列。我心情舒畅地抬起头,眺望着明媚的群山,眼眶里有些胀疼起来。二十岁的我养成了孤儿性格,这种扭曲的性格加上我对自己的严酷反省,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就是怀着这种苦闷的心情来伊豆旅行的。因此按世俗的意义来说,自己被视作一个好人,这使我感到说不出的满足。因为靠近大海,山峦更显得明媚。我挥舞着竹竿,打掉了不少秋草的叶子。途中,在各个村子的入口处都立着这样一块牌子: ——禁止乞丐及江湖艺人入内。

甲州屋客栈紧挨着下田的入口。我跟在艺人们的后面来到楼阁似的二楼。我在没有顶篷,临街的窗边坐下来,头已经顶到了楼顶。 “肩膀疼吗?”大婶几次问舞女都没有理睬。 “手疼吗?”舞女做了做打鼓时的优美手势, “不疼,还行,能打。” “那就好。” 我挎上大鼓,“啊呀,真沉啊。” “当然比你想象的要沉,你的书包才多重!”舞女笑道。艺人们向房间的人们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都是些艺人和小商贩之类的人。下田港仿佛是这些候鸟越冬的暖巢。店铺的小孩欢喜雀跃地走进来,舞女给了几个铜板。我正准备离开甲州屋,舞女抢先绕到前面替我把木屐摆好,又自言自语地嘟噜道: “记得带我去看电影呀。” 我和荣吉由一个无赖汉模样的男子带路,途中,进了一家前镇长开设的旅馆。洗澡后,二人一起吃了顿鲜鱼午饭。 “用这点钱买几朵花供在明天的法事上吧。”说着,我把仅有的钱包成纸包递给荣吉,让他带回去。

我明天必须乘清早的船回到东京。放费已经用尽,我借口学校有事,所以艺人们没有强迫我继续留下来。吃完午饭还不到三个钟头又吃了晚饭。我独自过桥向下田的北边走去,登上下田富士眺望海港。在回来的路上又到甲州屋去看了看,艺人们正围着杂煮吃饭。 “再吃几口吧,虽然女人们动过了的筷子不干净,会被别人笑话的。”大婶从行李中拿出饭碗和筷子,让百合子洗干净拿来。 “明天是孩子七七之日,哪怕拖一天也行啊。”大家再次劝我,但我以学校作为挡箭牌推辞了。大婶喋喋不休地说: “那么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到码头去接你,请告诉我们动身的日期,我们好等着。不要去旅馆,我们直接到码头接你。” 房间里只剩下千代子和百合子的时候,我邀她们去看电影,千代子按着肚子对我说: “身体不行,又走了那么多的路,弱得很”,她的脸色发青,人也疲惫不堪。

百合子呆板地低着头。舞女在楼下同店主的孩子玩耍,看见我,跑到大婶面前软磨硬泡,央求我带她去看电影;但还是失望地回到我的身边,无精打采地给我摆好木屐。 “为什么?一个人去为什么不行呢?” 荣吉再三为妹妹帮腔,但是大婶就是不答应。为什么一个人去不行呢?我着实感到奇怪。我刚要出大门,发现舞女正在逗狗,只好装着没有看见的样子,没有同她告别。舞女也垂头丧气,低着头没有睬我。我独自去看了电影。女讲解员在豆油灯下念着台词。不久我从电影院出来回到了旅馆,胳膊支在窗台上,长时间地望着街上的夜景。这是一条幽暗的街道,我仿佛又感到了远处传来的点点鼓声,泪水不由得啪哒啪哒滴下来。

出发的这天清晨七点,我正在吃早饭,荣吉在路上叫我。他穿着一身带黑纹的短外褂,大概是为了我特意穿上的礼服。女人们没有来,心中顿时生起寂寞之感。荣吉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大家都想来送你,但是昨天睡得晚,只好失礼了。我们等着你冬天来玩,请务必告诉行程。” 早晨的秋风带着寒意。荣吉在途中给我买了四盒敷岛牌香烟,还有柿子和一种叫薰的嗓子清爽剂。 “因为妹妹的名字叫薰,”他轻轻地笑了,说:“坐船吃桔子不好,柿子可以防止晕船。” “把这个送给你留作纪念吧。”我摘下鸭舌帽,给荣吉戴在头上;又从书包里掏出学生帽,抚平皱折,二人都笑了。走近码头,我忽然看见舞女蹲在海边。直到走近身边,她就那么蹲着,一言不语地低着头。她的打扮仍然是昨晚的化妆,令我越发感动。舞女绯红的脸蛋犹如眼角的胭脂一般,透射出幼稚的庄严。荣吉问: “还有其他人吗?” 舞女摇摇头。 “她们还在睡觉吧?” 舞女点了点头。就在荣吉去买船票和舢板劵的时候,我试图同舞女好好聊一聊,但是,舞女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水渠的水咕咕流入大海,什么也不说。在我话音没有落定之前,只是一味地点头。 

“老奶奶,他可是个好人。” 这时忽然有个带方言的男子向我走来。 “这位学生,你是去东京吧?我估摸你是。托你一件事,请你把这位老奶奶带回东京去。这位老奶奶怪可怜的。儿子在莲台寺银矿工作,在这次流感中,儿子和媳妇都死了。留下这么小三个孙子,一点出路也没有。我们商量把他们送回去。老家在水户,老奶奶闹不清楚。到了灵岸岛,然后让他们乘坐去上野的电车就行了。给你添麻烦了,我们双手合十求你了。你瞧瞧这个样子,想起来就叫人心酸。” 老奶奶目光呆滞地站着,她的背上捆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每只手里还攥着一个女孩,大的约摸五岁,小的三岁左右;此外还有一个肮脏的包袱,看得出里面兜着大饭团和咸梅干。五、六个矿工安慰着老奶奶。我愉快地答应了照顾老奶奶。 “那就拜托了。” “太谢谢你了。我们本来应该直接送到水户的,有你我们就放心了。”矿工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表示感谢。

舢板颠簸得厉害。舞女仍然紧闭双唇凝望着一个方向,我想抓住软梯,转身过来的时候,刚要说再见,舞女依然只是点头。舢板离开了,荣吉不停地挥舞着我送给他的鸭舌帽。舢板走了很远之后,舞女才扬起一只白手绢。汽轮离开下田海直到伊豆半岛南端消失在海面,我依偎在栏杆上一心凝望着海中的大岛。我感到同舞女分别已是很久很久的过去了。

老奶奶怎么样了呢?我向船舱窥去,那里围坐了许多的人,想方设法地安慰着他们。我放心地走进隔壁的船舱。相模滩波涛汹涌,即使坐着也常会左右摇晃,船夫拿着小小的金属盆分发给大家。我把书包枕在头上躺下来,头脑里空空荡荡,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失,泪水哗哗地淌在书包上。因为脸颊发冷,我把书包翻过来盖在头上。我的身边睡着一个少年,他是河津工厂厂长的儿子,去东京准备上学,对我戴着一高的学生帽颇有兴趣。聊了一阵后,他问我: “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呢?” “没有,只是刚才同人分手来着。” 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了他,也不在意让他看到泪眼汪汪的面孔。我什么也不去想,仿如自己静静地安睡在惬意的满足中。大海不知不觉迎来了垂暮,网代和热海亮起灯火。我饥寒交迫,少年打开竹皮包。我仿佛忘记了那是他人的东西,拿起紫菜卷寿司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之后又钻进少年的学生斗篷中。我无论被人家视作一个多么热心肠的人,但是总觉得那是完全溶入在大自然中的一种美丽的虚无。明日清晨,我将把老奶奶带到上野车站,给她买好去水户的车票。我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厚此薄彼。船舱的灯熄了。堆积在船上的活鱼和潮水的海腥味更加浓烈。在漆黑中,我一边感受着少年的体温,一边任凭泪水流淌。我的头就像被清水哗哗地淋洗着,此后便遗漏无余地进入到酣畅的快乐中去了。

1926年1月

“这是一架奇特的机器,”军官用带有几分赞赏的目光看着那架自己十分熟悉的机器对科考旅行家说。看来旅行家只是出于礼貌才接受了营地司令官的邀请,来观看对一个因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而被判处死刑的士兵执行处决的。整个流放地上对这次处决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反正,在这个四面被光秃秃的山岗隔绝、遍地黄沙、深深的小山坳里,除了旅行家和军官之外就只有这个犯人和一名士兵了。犯人长了一张阔大的嘴巴,头发纷乱、面孔不洁、表情麻木。士兵手里拽着一根沉重的铁链,其下分出几条细点的链子,分别捆在犯人的脚腕、手腕和脖子上,这些小铁链之间又有铁链相连。犯人看起来像只奴性十足的狗,叫人以为可以放开让他在周围山岗上随意乱跑,而临刑前只要打个口哨他就会转回来似的。 

旅行家对这架机器兴趣不大,在军官忙着做最后的检查时,他有点漠不关心地在犯人身后踱来踱去;军官一会儿钻到深深埋入地下的机器的底部,一会又攀着梯子去检查上边的部件。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让机工干的活,可这位军官,不管他是这架机器的忠实崇拜者也好,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这种工作无人可派也好,他却干得非常起劲。“现在一切就绪!”他终于喊道,从梯子上爬了下来。他疲惫不堪,张着大口呼吸,还把两条女人用的手绢塞在军服的领口里。“在赤道地区,这种制服实在是太厚了。”旅行家说,却没有像军官所期望的问问机器的事。“那是,”军官说,一边在一个准备好的水桶里洗着他那油污的双手,“可它代表着祖国,我们不想忘记祖国。——不过,现在请您看看这架机器,”他马上接着说,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指着机器。“到此为止,前边还离不了人去动手,往下都是机器自个儿干了。”旅行家点点头,跟在他的后面。为了留有余地,军官又说:“当然啦,故障还是会有的;虽说我今天不希望出现任何故障,毕竟要对之有所估计。机器要连续运转十二个钟头,就是出点故障,也是些小毛病,立马可以排除。”

接着,他从一堆藤椅中抽出一只,递给旅行家,问道:“您坐下吗?”这位不好推辞,就坐了下来。他坐的地方是个坑缘,不经意地朝坑里看了一眼。坑不太深。挖出的土在一边堆成了一堵墙,另一边上就是这架机器。“我不清楚,”军官说,“司令官是不是已经给您解释过这架机器。”旅行家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这可正中军官的下怀,因为这下他可以亲自做解说了。“这架机器,”军官握住他依着的连杆说:“是我们前任司令官发明的。一开始实验我就跟着他干,事无巨细,一直到机器搞成,我都参加了。当然了,这个发明的荣誉完全归于他一个人。您听说过我们的前任司令官吗?没有?那么,要是我说整个流放地的建立都是他的杰作,也并不为之过分。我们,他的这些朋友还在他在世时就相信整个流放地已经十分完美,他的继任者脑子里就是有一千套新构想,至少在他死后多年也别想对之有丝毫的改动。我们的预言果然应验了:新任司令员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可惜您没有见过前任司令官!——不过,”军官停了一下说,“我在这儿东扯西扯,却忘了说面前他的这架机器。您看见它有三个部分。随着时间的前进,各个部分都有了通俗的名称。底下的部分叫做‘床’,上边的部分叫‘绘图员’,而中间这个悬浮部件则叫‘耙子’。”“耙子?”旅行家问道,他并没有十分专心地听。

阳光热辣辣地洒在这光秃秃的谷地上,人很难把精神集中起来。他觉得军官更加令人敬佩。虽然他身着可以参加阅兵式的军上装,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肩章,身上挂满了绦带,却神采飞扬地讲解着。而且一边说着话,一边拿着一把螺丝刀这儿拧拧,那儿紧紧。那个士兵却和旅行家一样,显得心不在焉。他把锁犯人的铁链绕在自己手腕上,一只手支着枪杆,耷拉着脑袋,无所用心。对此,旅行家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军官讲的是法语,而法语当然是士兵和犯人都听不懂的。然而,让人奇怪的是犯人却竭力去听军官的解说。他双眼朦胧欲睡,目光却盯着军官,随着他的手指移动,现在,旅行家打断了军官的解说,他也像军官一样看着旅行家。 

“对,是叫‘耙子’,”军官回答道,“这个名称很恰当。上边安的针像耙齿一样,虽说只局限在一块地方动作,非常地巧妙,但整体上动起来跟‘耙子’一样。不过,这您马上就会明白的,犯人就放在这儿这张‘床’上。——我是想把机器先解说一遍,下边再开动机器让它自动进行。然后您就能更好地理解整个过程了。而且,‘绘图员’里面有个齿轮磨损得很厉害,机器一转动,就‘嘎吱’、‘嘎吱’响个不停,你说话连自己都听不清楚;遗憾的是在这里很难弄到备用件。——好,我说了,这就是‘床’。上边铺有一层棉絮,一会儿您就会知道它的用处。犯人脸朝下放到棉絮上,当然是赤身趴在上面了;这是捆犯人双手的皮带,这是捆脚的,这儿的是捆脖子的,这样就可以把犯人紧紧捆住。我刚才说过,犯人是趴在‘床’上的,所以床头这儿有这么一小块毡团,很容易调节,让它正好塞进犯人的嘴里。这样就可以不让犯人叫喊,也免得他咬烂舌头。犯人当然不得不把这块毡团咬住,不然脖子就会给皮带勒断。”“这是棉絮?”旅行家问着俯身去看。“是的,没错。”军官微笑着答道,“您自己摸摸。”他拉起旅行家的手顺“床”摸去。“这是一种特制的棉絮,所以看起来眼生。它的作用我下边还会说到。”这架机器已经多少引起了旅行家的兴趣。他一只手搭在眼睛上遮着阳光,顺着机器朝上看着。这是个庞然大物,“床”与“绘图员”大小相当,好像两只深色大箱子。“绘图员”装在“床”上方约两米高的地方;两者之间的四个角上撑着四根铜柱,在太阳光下褶褶发光。“耙子”连着一条钢带,悬在两个大箱子之间上下浮动。 

军官对旅行家方才的漠然态度几乎毫无觉察,似乎却注意到了他开始表现出来的兴趣。所以他停住解说,让旅行家有时间静心观察。犯人也学着旅行家的样子,由于无法将手搭在眼睛上面,只好眯起毫无遮蔽的双眼朝上望去。 

“那么说,犯人趴在了上面,”旅行家说着,在椅子上往后一靠,叉起了双腿。 

“对,”军官说着把帽子往后推了推,用手在发烫的脸上一摸,“现在请注意!‘床’和‘绘图员’上都装有电池,‘床’本身需要电池,‘绘图员’上的是供‘耙子’用的。只等上面的人一捆好,‘耙子’就启动了,幅度虽小,却以极快的动作上下左右同时抖动着。您在医院里也一定见过类似的机器,只不过我们这张‘床’的全部动作都是准确地计算好的,因为它们必须与‘耙子’的动作配合默契,处决的真正执行就交给了这个‘耙子’。” 

“这个人是怎么判决的?”旅行家问。“这个您也不知道?”军官惊愕地反问道,又咬紧了嘴唇:“对不起,也许是我解说得不够条理,请您千万不要见怪。因为以往司令官习惯于自己做解说,可现任司令官却逃避这种光荣的义务。但他对像您这样一位高贵的客人,”——旅行家摇着双手表示不敢受此殊荣,可军官仍然坚持说——“对这样一位高贵的客人连我们判决的形式都一字不提,倒也是件新鲜事,这——”一句脏话到了嘴边,他却忍了回去,只是说:“这事没有通知我,这不能怪我。反正,只有我才能讲清楚我们的各种判决形式,因为我这儿有”——他拍拍胸前的口袋说——“老司令官亲笔绘的有关草图。” 

“司令官亲手绘的草图?”旅行家问道:“难道他是个全才?他是军人和法官,又是设计师、化学家和绘图员?”“的确是这样,”军官目光凝视、面显沉思地点着头说。然后他仔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觉得还不够干净,不能就这样去掏图纸;于是走到水桶跟前,把双手再洗了一遍。这时他才拿出一个小皮夹子,说:“我们的判决不算太重。只是把犯人违反的戒条用这个‘耙子’给他写到身上。比如说,要给这个犯人,”军官用手指着那个人,“写到身上的是:要尊敬你的长官!” 

旅行家朝犯人瞥了一眼;只见在军官指他的时候他垂着头,好像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要听出点什么。但他那张因双唇紧闭而鼓起来的嘴巴却不停地翕动,明显地暴露了他什么也听不懂。旅行家本来有许多东西要问,见他这样,就只问道:“他知道对自己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回答说,正想往下继续解说,却给旅行家打断了:“他不知道对自己所做的判决?”“不知道,”军官再次答道,接着顿了一顿,仿佛等待着旅行家对自己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然后说:“告诉他没有必要,他会亲身体验到的。”旅行家本不想再说什么,却感到犯人把目光投向了他,像在问他是否能赞同所描述的司法程序。于是抬起本已后仰的身子向前探了探,又问道:“他毕竟是判了刑的,这一点他总该知道吧?”“也不知道,”军官说,并且对着旅行家微笑,似乎他现在期待着旅行家把他憋在肚子里的稀奇古怪问题再提一些出来。“不知道?”旅行家说着在额头上揩了一把,“就是说这个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辩护顶不顶事了?”“他根本就没有替自己辩护的机会,”军官说着把目光转向了一边,好像他是给自己说话,不想因为讲这些他自己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使对方难堪。“他肯定有过为自己辩护的机会的,”旅行家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 

军官看出他解说机器的事有被耽误的危险;于是,他走到旅行家面前,拉起他的胳膊,一只手指着犯人,犯人觉得众人都朝他看来,就把身子绷得笔直——士兵也拉紧了铁链——军官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这块流放地上被任命为法官。虽然我还年轻。因为在以往任何惩罚事务中我一直给前任司令官当助手,对这架机器也最熟悉。我处事的原则是:罪责无可置疑。别的法庭是不可能奉行这条原则的,因为他们那里人多意见杂,而且上边还有更高一级的法庭。我们这里就不同了,或者说在前任司令官在世时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新任司令官曾经露过干预我执法的意思,可直到今天为止,我却成功地抵制了他,而且往后我仍然办得到。——您大概想听我把这个案子讲清楚;和其他案子一样,也非常简单。有位上尉今天早晨报案说,这个配给他作勤务兵、睡在他门口的人值勤时睡着了。因为他的责任是,每个小时钟一响,就要站起来在上尉门口敬礼。这肯定不是什么繁重任务,但却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他既当警卫、又做勤务,从那一方面讲,都得时刻保持清醒。昨天晚上,上尉想查看一下他的勤务兵是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钟敲两点时,他开门一看,发现这个人蜷成一团正在睡觉。上尉取来马鞭照脸就抽。这家伙不但不站起来向上尉求饶,反而抱住主人的双腿摇着他大嚷:‘扔下鞭子,不然我咬死你。’这就是案情的经过。一个小时之前上尉找到我,我记录下他对案情的陈述,接着填上了判决词。随后,我命令给这个人锁上铁链。这一切手续非常之简单。要是我先把这个人传来审问,那可就乱套啦。他会撒谎。我要是拆穿他的谎话,下边他又会编出新的谎话来圆谎,如此下去,没完没了。现在我抓住他,叫他跑不掉。——现在都解释清楚了吧?不过时间不等人,该开始进行处决了,可我对这架机器的解说还没有搞完呢。”他再次把旅行家按到椅子上坐下,回到机器跟前又开始讲起来:“诚如所见,‘耙子’与人体形状相配。这个‘耙子’对着人的身躯,这两个对着双腿。这个小小的尖刀是留给头部的。您明白了吗?”他亲切地对着旅行家俯下身问,摆出一副准备做最详尽解说的架势。 

旅行家眉头紧皱,看着耙子。对司法程序的解说没能使他感到满意。不过他得承认,这里毕竟是流放地,采取非常措施在这里是必要的,这里的一切都得按军队上的一套办。不过,他对新任司令官寄有一丝希望。这位司令官虽说行动缓慢,却显然打算实行一套这位军官那狭隘的思想无法理解的新程序。出于这种考虑,旅行家问道:“司令官会来参加处决吗?”“不一定,”军官回答说。这突如其来的一问触动了他的痛处,脸上亲切的表情尽失形态,“正因为如此,我们得抓紧时间。虽然有违心愿,十分抱歉,我却不得不简单点解说了。不过,等明天机器重新擦洗干净之后——机器会弄得很脏,这是它唯一的缺陷——我可以给您补上细节上的解释。那么,现在只拣最重要的说。犯人摆在‘床’上、‘床’开始颤动时,‘耙子’就朝着犯人的身体往下落。它会自动调节,让‘靶子’上的针尖刚好触及皮肤;调节过程一完,这根钢绳立刻绷得笔直,就像根钢棍。下边正式开始了。没有经历过的人从外部是看不出各种刑罚之间的区别的。‘耙子’工作起来外表上好像都一样。它颤动时刺破随之颤动的人体的皮肤。为了使每个人都能检查判决的执行情况,‘耙子’是用玻璃做成的。当时为了把针刺安到‘耙子’上,技术上还碰到了一些困难。可是,经过多次试验后,还是搞成了。我们没有让困难给吓住。现在谁都可以透过玻璃观察到字是怎么写到人的躯体上的。您愿意走过去点看看‘耙子’上的针吗?”

旅行家缓缓站起来,走过去弯下腰去看‘耙子’。“您看,”军官说,“有两种针,排列形式各种各样,每支长针旁有一支短的。也就是说长针写字,短针向外喷水,把血冲掉,使字迹清楚地显现出来。冲出的血水经这儿的小槽沟进入这个主槽,再通过那个排水管流到坑里。”军官用手指仔细地沿血水流经的路线指了一遍。为了尽量显得逼真,他把双手伸到水管出口处做着接水的手势,这时候旅行家抬起脑袋,手向后摸着,想退回到椅子上去。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看到犯人也跟着他随着军官的邀请走过来,到近处观看‘耙子’的配置。犯人把攥着铁链、昏昏欲睡的士兵往前拖了一点,也把身子俯在玻璃上。只见他张着狐疑不定的双眼正在追寻两位大人刚才在观察什么,却因为听不懂解释而一直莫名其妙。他躬着腰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一双眼睛不住地在玻璃上溜来溜去。旅行家想把他撵走,因为他的行为很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但军官却一只手紧紧地挡住他,另一只手从土堆上抓了一个土块朝士兵扔去。士兵浑身一震,睁眼一看,见犯人如此胆大妄为,就扔下枪,脚下鞋跟往土里使劲踩稳,用力把犯人往后一拽,犯人一下子倒在地上。然后士兵低下头,看犯人套着铁链“铛啷、铛啷”地怎么挣扎着翻身。“把他拉起来,”军官吼着,因为他发觉旅行家的注意力全都转移到犯人身上去了。旅行家不由得把身子从“耙子”上俯过来,只不过是想弄清犯人怎么样了。“好好伺候他!”军官又是一声大吼。他绕过机器跑过来,亲自下手抓住犯人的腋窝底下,在士兵的帮助下——犯人的脚不时地滑溜——把他拖了起来。 

“现在我全明白了,”当军官回头再次向他走来时,旅行家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没有讲呢,”军官抓住对方的胳膊朝上指着说:“‘绘图员’里面有一个齿轮组,控制着‘耙子’的动作,但它的排列依判决书的图样而异。我现在还沿用老司令官的图样。就在这儿,”——说着,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纸来——“但是很抱歉,我不能把它交到您手里,这是我拥有的最可珍贵的东西。请您坐下,我就这么拿着让您在近处看,您肯定能把什么都看清楚的。”他举起第一张让看。旅行家本想说几句赞许的话,可他却看到满纸尽是像迷宫一样乱七八糟地交错在一起的线条,要找出个空白点都不容易。 

“您看吧,”军官说。“看不懂,”旅行家回道。“写得很清楚嘛!”军官说。“写得非常高明,”旅行家应付地说,“可我读不了。” 

‘对了,”军官说,笑着把皮夹子放回衣袋里。”这可不是给小学生用的仿格本。得花很多功夫去读,像您这样的人肯定终究会读懂的。当然,这不能是简单地写上几个字;不是要一下子把人杀死,而通常要延续十二个小时;计算好了第六个小时是转折点。因此,一定得给真正的文字四周点缀上许许多多的花纹;文字本身只不过像个窄窄的腰带在身体上绕一周;身体其余部分都是留给装饰性图案的。您现在可以理解‘耙子’和整个机器的运作了吧?——您瞧着!”他跳上梯子,把某个轮子转动了一下,朝下喊道:“注意,往边上让让!”说着,整个机器动起来了。要不是那个轮子“嘎、嘎”地响,那可就十分完满了。轮子发出的声音使军官感到意外,急得他对轮子挥起了拳头,然后抱歉地对旅行家摊了摊双手,很快从梯子上爬下来,从下边观察着机器的运行。还有点地方不大对头,这只有他能察觉出来。他又爬上去,两只手伸进绘图员里面去摸,随后,为了尽快地下来,他不用梯子,而是抱住一根铜柱溜回了地面。

为了让对方在机器的轰隆声中听清自己的话,他对着旅行家的耳朵大声嚷道:“您明白整个过程吗?‘耙子’开始写字啦;等犯人背上第一轮字写完,棉絮层就开始转动,缓缓地把犯人翻到另一侧,好让‘耙子’能在新的地方写字。这时,因写字而刺破的部位被置于棉絮上,由于棉絮是特制的,可以立刻把血止住,准备好让‘耙子’把写的字再加深。‘耙子’边上的尖角在犯人的身体继续转动时就把伤口上粘着的棉絮撕下来甩进坑里,‘靶子’又可以继续工作了。就这样,‘耙子’在长达十二个小时里把字愈写愈深。头六个钟头里,犯人几乎跟往常一样活着,只是熬着疼痛。两个钟头之后取掉毡团,因为犯人再没有力气喊叫了。‘床’头这儿这个电加热的钵子里盛着热米粥,只要犯人有那个雅兴,可以用舌头舔着吃。从来没有一个人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可是见得够多啦。只是在第六个钟头上犯人才失去了进餐的兴致。然后我就跪在这儿观察着这一幕。最后一口粥犯人很少咽下去,只是在嘴里倒来倒去,就吐到坑里去了。这时候我得赶紧缩下身子,不然的话,那一口脏物就会啐到我脸上。第六个钟头里犯人是多么安静哟!连最蠢的家伙这时也灵醒了。这个过程由眼睛四周开始,由此延散开来。看着这种景象,使人禁不住都想跟着躺到‘耙子’底下去。往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犯人只不过是开始解读写上的字而已,嘴巴向前撅着,状似悉心倾听。 

“您也看到了,用眼睛辨认那些文字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我们‘耙子’上的犯人要凭自己身上的创口进行解读,自然就更费劲了;他要花上六个钟头才能最终读懂。这时,‘耙子’将他完全刺透,叉起来扔进坑,‘扑哧’一声掉在血、水和棉絮里。至此,法庭处决完毕,然后我们,我和士兵,将他黄土一掩了事。” 

旅行家一直把耳朵朝着军官,双手插在衣兜里观察着机器的动作。犯人也在瞧着,却一窍不通。他身子微微下弯,紧紧盯住摆动着的针。这时,军官向士兵打了一个手势,士兵在犯人身后一刀划开他的衬衣和裤子,衣服当下就往下掉;犯人想抓住下落的衣服,把自己的光身子遮住,士兵却一把抓住他向上举起,抖掉了他身上的残衣破片。军官关上机器,于是,在这突然出现的寂静中犯人给摆在了“耙子”底下。解开了铁链,却捆上了皮带;起初犯人几乎觉得是一阵轻松。可接着“耙子”向下落了落,因为犯人是个瘦子。针尖碰着他时,全身皮肤一阵颤疏;士兵忙着绑他的右手时,他盲无目标地伸出了左手,可手伸出的方向正好是旅行家站着的地方。军官一直从旁边看着旅行家,像是要从他脸上看出对这次处决的印象,因为他至少对这次处决做了一番粗略的解说。 

捆手腕的皮带断了;可能是士兵捆得过紧。军官得下手了,士兵把断了的皮带拿过来给他看。军官也向他走过去,回过头来对旅行家说:“这架机器零件很多,免不了这儿断了,那儿裂了;但却不能影响对它的总体看法。再说,马上可以换上新皮带;这回我要用铁链;当然,这样做右臂上振动时的柔性会受到些影响。”他一边安放铁链,一边又说:“如今用来保养机器的经费大大削减了。前任司令官主事时,有那么一笔维修机器的专用款子,我随时可以动用。那时这里有个仓库,里面各种零配件应有尽有。我承认,用这些东西时,像新任司令官所宣称的,我是有些大手大脚,我说的是从前,不是现在;可新司令官是在利用一切借口来诋毁原有的一套。如今,他亲自掌管机器用的那笔款子,而且,假如我派人去领新皮带,还得带着断了的皮带作证据,新皮带还要十天以后才能发下来,可拿到手的都是劣等货,用不了多久。这段时间里没有皮带怎么让机器动起来呢,这可就没人管了。” 

旅行家自忖:态度明朗地干涉别人的事务,总是不可取的。他既非流放地上的人员,也不是统管这块地方的国家的公民。要是他对这次处决指手划脚,甚或加以阻挠,人家会对他说:你是个外国人,一边悄着去。那他可就无言以对了,只能赶紧解释,说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怎么啦,因为他旅行的目的只是想考察,决非要改动别国的司法规程等等。但这儿的事情实在叫人不忍撒手。司法程序的不公正、判决的不人道是明摆着的。谁也说不上这里关系到旅行家的什么个人利益,因为犯人与他素昧平生,既非他的同胞,也毫不乞求他的怜悯。旅行家持有上边官府的荐文,在这儿受到了礼仪周全的接待。至于说他应邀观看这次法庭处决,似乎是明显地在暗示他,要他对这个法庭程序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特别是他听得清清楚楚,司令官不支持这种司法程序,而且可以说对这位军官怀有一种敌意。 

突然,他听到军官怒吼一声。军官好不容易刚刚把毡团塞进犯人嘴里,犯人忍不住一阵恶心,眼睛一闭,呕吐起来。军官急忙把犯人的头从毡团上提起,想把头按向土坑;可是晚了,脏物吐在机器上,向下流着。“都怪司令官!”军官喊着,气得抓住铜柱在摇,“把我的机器弄得脏得像个猪圈。”他举起发抖的双手给旅行家指着面前的狼藉场面。“哪一次我不是给司令官不停地解释上好几个钟头,希望他明白,行刑前一天不能再给犯人吃东西了,可宽厚的长官就是不听。犯人带来之前,司令官周围的女士们总是用糖果把他肚子塞得满满的。他一辈子都靠吃臭鱼烂虾过来的,现在呢,倒得吃糖果!这倒也无可厚非,我不愿说长道短,可三个月前我就打了报告,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发给新毡团呢?这块毡团上百人临死前衔在嘴里,上面什么东西没有?犯人怎么能够张口咬住它而不恶心呢?” 

犯人把头垂下,显得很平静,士兵忙着用犯人的衬衣拭擦机器。军官向旅行家走过来,这位似乎有某种预感,向后退了一步,可军官抓起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我想和您说几句掏心的话,”他说,“可以吗?”“当然可以,”旅行家答道,垂下眼睛悉听。 

“您现在有幸观赏的这个法庭程序和处决过程,在我们这块流放地上再也没有人公开支持了。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也是老司令官这份遗产的唯一继承者。把这一套再怎么扩大一下,这我已不敢奢望,维持现状已费尽了我全副精力。老司令官在世时,整个营地上都是他的追随者;老司令官使人信服的本事我也学到了一点;可他手中的权力,我却一点没有;正因为如此,那些追随者都不闪面了,他们人倒是不少,可没人敢承认。要是在今天这个行刑的日子里您走进茶馆,四处听听,您也许听到的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这些人全是老司令官的追随者,但在眼下这位司令官的管辖下,在他持有现在这种观点的情况下,这些人对我毫无用处。现在我问您,就是因为这位司令官和那些影响着他的女士们,这样一项毕生杰作,”他指着机器,’就得完蛋吗?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吗?哪怕是个外国人,在我们岛上只呆几天,就可以袖手旁观吗?现在一点时间不敢耽搁,人家正在准备对我的司法权提出挑战;司令官的官邸里正在开会,却没有召我去参加;连您今天的来访也能证明整个事态;他们胆怯,就先把您这个外国人打发来了。——以往的处决场面多气魄呀!行刑前一天,整个山坳里人挤得满满的,都是来看热闹的;一大早,司令官和他的女士们就到啦;军号声响彻营地;我向司令官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出席的人——大官们都必须到场——排在机器的四周;这一堆藤椅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点可怜的遗物。机器擦得锃亮;几乎每次处决我都得到新的备用零件。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观看的人一直挤到山岗那儿,全都立起了脚尖在看——犯人由司令官亲自摆到‘耙子’下面。今天让一个普通士兵干的事,那时候是我这个大法官的工作,这使我感到光荣。现在处决开始了!没有一丝噪音干扰机器的工作。有些人不再注目观看了,而是闭着眼睛躺在沙地上;大家知道:正义得到了伸张。一片寂静中只有透过毡团传来犯人的呻吟声。如今机器已经无法弄得犯人大声呻吟,口里的毡团一堵,外面什么也听不到了。那时候写字的针滴出一种腐蚀性液体,现在也不让用了。好,终于到了第六个小时!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在近处观看的要求。司令官英明地指示说要特别照顾儿童;而我却由于自己的身份可以一直呆在机器跟前;往往是蹲在那儿,两边一手抱着一个孩子。我们大家多么痴心于受刑人脸上那幸福的表情,我们又是如何挺着面孔接受这终于来临又正在消逝的正义之光的沐浴啊!那是什么年月哟,我的伙计!”

军官显然忘记了他是跟谁说话;他拥抱了一下旅行家,把脑袋贴在了人家的肩膀上。旅行家茫然不知所措,不耐烦地越过军官的脑袋朝前看去。士兵搞完了清除工作,现在正把铁盒子里的米粥往电热钵里倒。犯人一看见粥,伸出舌头就舔,他似乎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士兵一再把他的嘴往一边推,可能是还不到该吃的时候。可士兵却把自己一双脏兮兮的手神进钵子,捧起热粥,当着犯人那贪婪的眼睛吃了起来,真是一点不顾体面。 

军官很快控制住自己。“我并不是要您同情我,”他说,“如今,要让别人相信那个年月的事是办不到的。再说,机器还工作着,起着它本身的作用。虽然孤零零地挺立在这个山坳里,它仍然显示着自己的作用。最后,尸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轻柔缓缓地落进坑里,尽管已不像当年有数百人像苍蝇那样簇拥在土坑四周。那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土坑边装上一圈结实的栏杆,现在早拆掉了。” 

旅行家想避免与军官照面,就漫无目标地四下瞅着,军官以为他在观看山坳里的荒凉景象;所以军官抓住他的双手,移动身子,想追回他的目光,并且问道:“您明白事情的不彩之处了?” 

可是旅行家没有应声。有那么一会儿军官也没有纠缠他;军官两腿叉开,双手插在腰上,两眼凝视着地面,静静地站在那里。然后,他向旅行家鼓励地笑着说:“昨天司令官向您发出邀请时,我就在旁边,听到他在邀请您。我了解这位司令官,马上就明白了他邀请您的居心。虽然他大权在握,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制止我,可他还不敢,不过,他一定是想让我先领教一下您的,一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判断。他的小算盘打得很精;您到我们岛上才第二天,不了解前任司令官和他的思想路数,您思想上全是欧洲那一套,也许您总的来说是反对死刑的,特别反对这种用机器行刑的方式。再说,您也看见这次处决没有公众参加,用的又是一架有些破损的机器,显得多苍凉啊!——总之,(司令官这样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您不是很容易地就得出这一套程序是不可行的结论了吗?对这一切(我仍然按司令官的思路说)您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因为您笃信你们那多次考验过的信念。当然啦,许多民族的奇风异俗您都见过,也懂得尊重它们,因之很可能不会像在你们国家那样为反对这种法律程序而大声疾呼。其实司令官也根本不需要这样,不经意地、只不过随随便便地丢上一句话就够了。只要表面上迎和了他的本意,符不符合您的信念根本无所谓。我敢肯定,他会十分巧妙地来套您的话。而且那些女士们会坐成一圈,竖着耳朵听;您大概会这么说:‘我们国家的法庭程序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我们那儿在判决前先要对被告进行审问’,或者‘我们国家除了死刑还有其他刑罚’,或者‘我们那儿只是在中世纪时有过刑讯逼供’等等。这些话都是对的,在您看来很自然,都是既不触及我们的法庭程序,又不得罪人的话。可是司令官对这些话会做何反应呢?我想象得出:他,我们好心的司令官,立刻把椅子一推,大步步向阳台,我可以看见他的那些女士们一窝蜂跟着他涌出来,我都能听得见他的声音——女士们称之为雷鸣之声——好,现在他说话了:‘一位受命审查世界各国法庭程序的伟大的欧洲学者刚才说我们这套沿用古老传统的执法程序是不人道的。遵照如此重要的人士的意见,我自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程序的存在了。我命令,从今天起……’等等,等等。您想挡住他,说他说的这些话不是您讲的,您没说我的程序不人道,相反,以您睿智的眼力看来,这套程序是最为人道的、最符合人类尊严的,而且,您非常赏识这架机器——但是太晚了;您到不了阳台上,上面让女士们挤满了;您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您想大喊;可是,一只女人的手会掩住您的嘴——于是,我和司令官的杰作就完蛋了。” 

旅行家不得不忍住自己的笑意;原来他认为很难做答的题,竟是这么简单。他闪烁其词地说:“您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影响;司令官看过我的介绍信,知道我并非法庭程序方面的行家。要是我要谈自己的看法,那也只是一己之见,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重要,比起司令官的高见来更是一文不值了;据我所知,司令官在这块流放地上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他对这套程序的看法诚如所言,那恐怕无需我尽微薄之力,这套程序的末日也就到了。” 

是不是军官听明白了呢?没有,他还没有听明白。他不停地摇着头,回头朝士兵和犯人匆匆扫了一眼,那两个吓了一跳,赶快停住不敢再吃,军官走到旅行家跟前,不看他的脸,而是瞅着他上衣上的什么地方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些:“您不了解司令官;一定程序上可以说,您是他和我们大家——对不起,请原谅我这么说——都可以接受的人;您的影响,请相信我,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听到让您一个人出席这次处决时,我确实是满心欢喜。司令官这种安排是想给我一个打击,但我却要使之对我有利。您不听别人的嘀嘀咕咕,不避鄙视的目光——这在参观的人多时总是难免的——,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听完了我的解说,参观了机器,现在就要观看处决过程了。您肯定已经做出了判断;假若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一看处决就全部一目了然了。现在我对您有个请求:“帮我来对付司令官吧!” 

旅行家不让他说下去。“这我怎么可能呢?“他脱口喊道,”这根本不行。我帮不了您,也不会妨碍您。” 

“您能够的,”军官更加急切地重复说。“我有个计划,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您以为您的影响有限,可我知道已经够了。我承认您的话不错,但为了能保留下这一套程序,即使您的影响真的有限,难道没有必要试一试吗?那就请听听我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最重要的是您今天在流放地上尽量不谈自己对这套程序的看法。如果没人直接问到您,千万不要说话;即使说,也要短,要含混;让人觉得您不喜欢谈这个问题,您心里烦,如果一定要让您公开讲的话,您会大发雷霆、骂起人来的。我不是要您撒谎,绝不是;只是要您应付两句,比如:‘是的,我观看了处决的过程’,或是‘我听了全部解说’。就这些,不用多说。要流露出您的厌倦不满情绪,尽管司令官不高兴,理由也多的是。当然,司令官对这些会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并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这正是我的计划的目的。明天司令官官邸里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由司令官主持,全体高级官员都参加。司令官当然已经学会了把这类会议搞得引人注目。盖了一座楼厅,上面总是坐满了观看的人。我不得不出席会议,但心里十分反感。不管怎么样,您肯定会接到邀请的;要是您今天照我的计划行事,那就会急切地请求您参加的。不过,假如您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而未接到邀请,您就得要求他们请您;这么一来,保准您参加定了。到明天您和那些女士们坐在司令官的包厢里。他不时地抬头向上望望,确信您的确坐在那里。开始讨论的都是各种各样无关紧要、可笑的事情,不过是给听众做做样子而已——多是有关码头修建的事,除了码头还有啥事!——下来就提到了法庭程序的事。假如司令官不提,或不马上就提,那我就想办法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站起来,报告说今天的处决已经执行。话不多,就报告这一句。虽然在这种场合报告这件事不合时宜,但我要这样做。司令官像往常一样,亲切地微笑着说声‘谢谢’,现在他已经按捺不住,立刻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刚才,’就这样或是跟这也差不多地开始说话了,‘报告了处决的事。对此我只想补充一句,就是有位伟大的学者正好也亲临了这次处决,对他这次使我们整个流放地感到无尚光荣的访问诸位均已知悉。连今天这次会议也因为他的出席而更加富有意义。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听听这位伟大的学者的意见,看看他对这种传统的处决方式以及处决前的法庭程序有什么看法呢?’此言一出,自然是掌声四起,众口称颂,嗓门最高的是我。司令官向您鞠了一躬,说道:‘那我就代表大家请您宣示高见。’于是您走到包厢护栏跟前。请把双手放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不然那些女士们会抓起您的手,用手指摩摩挲挲。现在终于到了您说话的时候了。不知道这一时刻到来之前我怎么耐得住。您演说时根本不必限制自己,实话实说,大肆喧嚷;身子俯在护栏上边。大声嚷,对着司令官大声嚷着说出您的看法。说出您的坚不可摧的看法。可是,或许您不愿意这么干,这不符合您的品性;你们国家里碰到这种情况人们的举止完全两样,也行,就这已经足够了,您根本用不着站起来,只说这么几句话,轻轻地说,只让您下面的官员刚好听见,这就够了;您根本不用自己去提什么参观处决的人不多啦,齿轮‘嘎、嘎’地响啦,皮带崩断啦,毡困令人作呕啦等等,不用,其它一切都夸我。请相信,要是我的发言没有把他赶出大厅,也会迫使他跪下承认:老司令官啊,我服了您啦。——这就是我的计划;您愿意帮我实现这个计划吗?您当然愿意啦,还不至此,您非帮我不可。”

于是军官抓住旅行家的两只胳膊,吐着粗气,盯住他的面孔。最后几句话他简直是在嚷,连士兵和犯人都回过头来看;虽然他们什么也听不懂,却停住不再吃粥,嚼着嘴里的东西,把目光投向旅行家。 

对旅行家来说,他的答复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他一生经历的够多了,在这里根本不会犹豫不决,他基本上是个诚实人,也无所畏惧。 

尽管如此,现在面对士兵和犯人,他却一时间犹豫了。终于他开口了,它不能不说话:“不行。”军官两眼眨了几眨,目光一直未离开他。“您愿意听我解释吗?”旅行家问道。军官一声不吭地点点头。“我不赞成这种程序,”旅行家这么说,“还在您向我说心里话之前——这种信赖当然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滥用——我已经考虑过我是不是有权干预这种程序,我的干预会不会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我清楚办这种事得先向谁说:当然是找司令官啦。您使我对这一点更清楚了,却没有加强我的决心,相反,您的真诚信念虽不能动摇我的看法,却也使我感动。” 

军官仍是一言不发,转身朝着机器,握住一根铜柱,身子稍稍后仰,向上看着“绘图员”,好像在查看是否一切正常。士兵和犯人看起来相互间像是已经熟了;犯人给士兵发了一个信号,尽管他全身捆得紧紧的,很难动作;士兵向他弯下身去;犯人悄悄对他说了几句话,他点头听着。 

旅行家走到军官跟前说:“您还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办。虽然我要向司令官谈我对这套程序的看法,但不是在会议上谈,而是俩人私下谈;我也不会在这儿久呆,让人家把我拉去参加什么会议;明天一早我就离开,或者至少要上船。”看起来军官并没有仔细听。“这么说,这套程序并没有使您信服,”他自言自语地说,微微一笑,好像老人在笑孩子的无知,而在微笑的背后才是他自己实实在在的深思。 

“那就该是时候啦,”他终于说道,突然看着旅行家,两眼明亮,蕴涵着某种恳求、某种希望参与的召唤。 

“该是什么时候啦?”旅行家不安地问道,但却未得到回答。 

“你自由啦,”军官操着犯人使用的语言对他说。犯人一开始不敢相信他的话。“现在,你自由啦,”军官说。犯人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生气。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军官的一时高兴呢?会不会是这位外国游客使他慈心发现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满脸狐疑,不过也时间不长。管它呢,只要允许,他希望真的获得自由,他开始在“耙子”容许的范围内使劲地摇动起来。 

“你给我把皮带挣断啦,”军官喊着说。“别动!我们把皮带给你解开。”他给士兵打了个手势,两个人就动手解皮带。犯人不作声,却暗自在笑;一会儿把脸向左朝着军官,一会向右朝着士兵,也没在忘记朝旅行家看上一眼。 

“把他拖出来!”军官命令士兵说。因为上方有“耙子”,这就得多加几分小心。犯人急不可待,结果背上给擦破了几处。可从这时起,军官就不大理睬犯人的事了。他走到旅行家跟前又掏出那个小皮夹子,在里面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了要找的那张纸,拿给旅行家看。“您看看吧,”他说。“我看不懂纸上的这些东西。”“您把这张纸仔细看看,”军官说着走到旅行家身旁,想和他一起读,看到这样不行,就把小手指抬得高高的,仿佛这张纸不能触动似的,顺着纸面一划,好让旅行家顺着手指划的方向往下读。旅行家也尽力去读,想从中看出点东西,至少可以让军官高兴高兴;可他也是无能为力。于是军官开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标题,接着又连起来读。“写着‘要公正!’”他说。“现在您可以读啦。”旅行家向纸面凑得很近,军官怕他碰着纸面,赶快把纸往远处挪了挪;虽然现在旅行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非常清楚,他仍然是一点也看不懂。“写的是‘要公正!’”军官再说了一遍。 

“也许是吧,’旅行家说,‘我相信上边是这么写的。”“那好,”军官说,至少一定程度上是满意了,然后拿着那张纸爬上梯子;他小心翼翼地在“绘图员”里把纸放好,然后显然是在对齿轮箱进行彻底调整;这是件很麻烦的事,要动的齿轮肯定很小;有时军官把整个脑袋都伸进“绘图员”里面,他得非常仔细地把齿轮箱检查一遍。 

旅行家站在下面,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干,脖子都僵了,眼睛给满天的太阳光刺得发痛。士兵与犯人一起忙乎着。犯人的衬衫和裤子刚才扔在坑里,士兵用刺刀给挑了上来,衬衫脏得不得了,犯人拿到水桶里洗着。一会儿,他把衬衫和裤子穿到身上,结果士兵和他俩人忍不住大声笑起来,因为衣服后边刚才都让刀子划成了两半。也许是犯人觉得自己有义务让士兵开开心,所以穿着他那破烂不堪的衣服在士兵面前转着圈,而士兵蹲在地上,乐得双手在膝盖上拍打着。但是,碍于面前有两位上等人,他们还是克制克制自己。 

军官在上边终于搞完了,他微笑着把各个部分扫视一番,这回把“绘图员”上一直开着的盖子也给扣上,走下梯子,先朝坑里一看,再看看犯人,满意地看到犯人已经把衣服拿了上来,然后走到水桶跟前去洗手。这才发现水脏得令人作呕,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现在洗不成手了。最后,他把手插进了沙土里——这样做虽不能让他满意,但也只好凑合了——,随即站了起来,开始解军服钮扣。解着解着,原来插在衣领后面的两块女人用的手绢掉到了手里。“这是你的手绢,拿去吧,”他说着把手绢扔给了犯人。然后他又向旅行家解释说:“女士们的赠品。” 

尽管他在脱去军上装、随后一件件脱光身上衣服的时候明显地匆匆忙忙,但对每件衣服却非常珍惜,甚至特地用手指抚摸军装上的银色丝绦,抖了抖一条穗子,把它摆正。与这种一丝不苟的做法不大相称的是,他刚把一件衣服整好,虽然有些勉强,却是猛地一下扔进了土坑。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短剑和短剑挂带。他从鞘中抽出短剑,把它弄断,然后抓起断片、剑鞘和皮带,统统扔进了坑里,他扔得很猛,坑底里发出了这些东西碰撞的声音。 

现在他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旅行家咬住嘴唇一声不吭。虽然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但他无权阻止军官的任何行动。如果说军官所眷恋的这套法庭程序确实已经到了该废除的时候——或许这是旅行家干预的结果,旅行家本人也觉得有义务这样做——那么,军官现在做的就没有一点不对;处在他的地位,旅行家也会这么做。起先士兵和犯人没弄清出了什么事,开始时连看都没有看。犯人非常高兴地收回了手绢,但也没能高兴多久,因为士兵一个突然而迅速的动作把手帕抢到了自己手里,塞在身后的皮带上;反过来犯人又想从士兵那儿再抢回来,但士兵却非常机警。所以,俩人半真半假地吵起来。直到军官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时,才引起了他俩的注意。特别是犯人,他好像已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重大变故。刚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现在要降临到军官身上了。也许会一发而不可收,很可能是这位外国旅行家下的命令,这真是报应。自己虽然只受了半截子刑,仇却要彻底地报。他裂开嘴巴无声地笑着,笑容挂在脸上,不肯退去。 

军官呢,已经转身走向机器。虽说大家都知道他很熟悉机器,可现在看见他怎么摆弄机器、机器又怎么服服帖帖,仍然叫人感到吃惊。他只是把手凑近“耙子”动了一下,“耙子”就上下起落了几下,直到把位置调得刚好容下他自己才停下来;他只在“床”边上抓了一下,“床”就抖动起来;毡团对着他的嘴,只见他实在是不想咬进嘴里,可也没有犹豫多久就认了,张口咬住了毡团。一切就绪,只有皮带吊在两边,显然没有使用的必要,军官根本不需要上绑。这时犯人发现皮带松着,以他看,不捆皮带处决手续就不够完善,于是向士兵使劲挥挥手,俩人跑过去给军官捆皮带。军官本来已经伸出一只脚去蹬启动“绘图员”的手柄;看到这两个跑过来,就把脚抽回来,让他俩给自己把皮带捆上。可是现在他够不着手柄了;不管是士兵还是犯人,谁都不知道手柄在什么地方,旅行家又是铁了心站着不动。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皮带刚一捆好,机器自己就动起来了;“床”颤抖着,针在皮肤上跳动,“耙子”一上一下地起落。旅行家已经盯着看了一会儿,却想起“绘图员”里有个齿轮是要响的;然而一切正常,连一点嗡嗡声都听不到。 

机器静静地工作着,静得叫人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旅行家朝士兵和犯人看了看。犯人显得比士兵更活跃,一切都让他感兴趣,一会儿弯下腰,一会儿直起身子,一直伸着食指给士兵指这指那。旅行家觉得很不舒服。他本来决心呆到这儿看到底,可看到这俩人的样子却受不了了。“你们回家去吧,”他说。士兵可能早就准备走了,可犯人觉得这一声命令简直是对他的惩罚。他合起双手哀求让他留在这儿,后来看到旅行家摇着头不肯让步,干脆就跪倒在地上。见命令这会儿不起作用,旅行家就要走过去把他俩赶走。突然他听到上面“绘图员”里面有响声,抬起头来向上望去。是不是那个齿轮又出故障了?但是,根本不是那回事。“绘图员”的盖子缓缓向上升起,最后完全打开。一个齿轮的齿露出来,渐渐升高,很快,整个齿轮暴露出来,仿佛是有一股巨大的神力把“绘图员”往一起挤压,弄得整个齿轮在里面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了;齿轮自己转动着跑到“绘图员”边上,往下掉去,直直地落到沙地上,停住不动了。可是上边又冒出来一个齿轮,后边跟着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和大小难分的齿轮,一个个都跟第一个一样,滚动着掉到了沙土地上。他总以为这下“绘图员”这给掏空了吧,突然间又冒出来一堆,数量特多,跌落下去,在沙地上滚动几下就宁息了。这个场面使犯人完全忘记了旅行家的命令,齿轮使他狂喜不已,他总想接住一个,推推士兵,要他帮忙,可是他立刻吓得缩回了手,因为后边紧接着又是一个,反正刚开始时把他给吓退了。 

相反的是旅行家却心神不安;显然机器会变成一堆废铁;它那平静安宁的运转只是一种假象。他觉得这会儿应当照顾军官,因为他再也顾不了自己了。可是滚动着的齿轮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根本就忘了顾及机器的其余部分。然而现在,当最后一个齿轮从“绘图员”上滚落地下、他弯腰去看“耙子”时,他却看到一幕新的、更让人窝火的意外事。 

“耙子”不是在写,而只是向下戳;“床”不再翻动人体,而是抖动着把人体向上往针尖上推。旅行家想插手,可能的话,就把整个机器停下来,这毕竟不是军官所希望进行的那种动刑场面,这简直是形同凶杀!他刚伸出双手,却见“耙子”叉着军官那已经刺穿的躯体向上升起,往一边转去,而这种情况通常只有到了第十二个钟头才会出现。鲜血,纯纯的血在向外淌,流成了几百条小河,连水管也失去了作用。现在连最后一个动作也卡住了,军官的身体没有从长长的针上脱开,鲜血直流,悬在土坑上方而不落下。“耙子”要回复原位,却好像没有摆脱本身的负荷,就老是停在土坑上方。“过来帮帮!”旅行家向士兵和犯人喊道,自己先抓住军官的双脚。他想自己在这头把脚向下压,那两个应该在另一头抱住军官的头,想这样缓缓地把军官从针刺上卸下来。可那两位犹豫着不肯过来;犯人干脆背过身去;旅行家只得走过来强迫他俩到军官头部那儿去。这时候,他却极不愿意地看见了死者的脸。军官的面孔一如生前,看不到一丝死后应得的解脱;别人在机器里得到的,军官却没有得到;他双唇紧闭,眼睛圆睁,仍具生命的气息,目光平静而充满了信念,一根粗粗的铁刺穿透了他的额头。 

当旅行家后边跟着士兵和犯人走到流放地最早的房子跟前时,士兵指着其中一所说:“这就是茶馆。” 

这所房子底层是一间又低又深的窑洞式屋子,四壁和顶棚让烟熏得漆黑。整个门面朝着街道敞开着,流放地上除了司令官的宫殿式建筑以外,其他房子全都破烂不堪,这家茶馆也不例外,但它却给旅行家一种回顾历史的印象,他感到了历史的威力。他向前走了几步,在两位陪伴者的跟随下,穿过门前街上的空桌子,吸着屋子里面流出来的阴凉、潮湿而带有霉味的空气。“老头子就埋在这儿,”士兵说道,“牧师拒绝在公墓里给他一块地方。一段时间里定不下来,该把他埋在什么地方,最后才把他埋在了这儿。这事军官肯定没有向您透露过一个字,当然啦,因为他觉得这事让他丢尽了脸面。有几次他想在晚上把老头子从这儿挖出来,可每次都给人赶跑了。”“墓在什么地方?”旅行家问,因为他不能相信士兵的话。士兵和犯人,俩人立刻一齐跑到他面前,胳膊一伸,指向墓地的所在。他们领着旅行家一直走到背墙跟前,那里的几张桌子旁都有人坐着。看来都是些码头工人,身强力壮,留着短短的大胡子。没有一个人穿外套,衬衣也是破破烂烂的,这是一群贫苦而倍受屈辱的人。

旅行家走过时,有几个人站起身来。靠墙挤了挤,迎着他看。“是个外国人,”他们在旅行家四周互相低声说,“他要看坟墓。”他们把一张桌子推到一边,桌子底下确实有一块墓碑,一块普普通通的碑石,很矮,正好可以藏在桌子底下。上边的碑文字母很小,旅行家只好跪到地下才能看清。碑文是这样写的:“此处安息着老司令官。他的那些现在已不能附名的追随者为他修墓立碑。有预言道:若干年后,老司令官将会复活并从这所房子出发带领他的追随者收复这块流放地。保持信念,耐心等待!”读完碑文,旅行家站起来,发现汉子们围了他一圈微笑着,仿佛他们与旅行家一起读完了碑文,觉得碑文荒唐可笑,正期待着他亦有同感。旅行家装得视而不见,散给他们一些零钱,等桌子放回原地,就离开茶馆向码头走去。 

士兵与犯人在茶馆里碰到几个熟人,就给留了下来。但他们肯定是立刻摆脱了这些人,因为旅行家才走到通往小船那长长的石阶的半道上,他们就赶来了,大概他们想在最后一刻强求旅行家带走自己。旅行家正在和一位船主就送他上轮船的事讨价还价,这两个沿石阶直奔而下,一声不吭,因为他们不敢声张。等他们跑到底下时,旅行家已经上了小船,船家正好撑船离岸。他们本来可以跳上小船,可是旅行家从船板上拾起一根沉沉的、打着结的缆绳威嚇着,使他们不敢尝试一跳。 

一 

青鱼①来了。 

它已经有十七年没有在这一带出现了,从一九0九年以后,这儿几乎就没有看见过它,可是今年夏天它来了。它的出现简直就像慷慨的太阳照耀着这个渔村!是的,人的命运靠这些栖息在深水里的异常任性的生物来决定的。 

青鱼按着它自己的怪癖能叫人变成富翁,也能叫人变成穷汉。它高兴的话——就能让这个渔村繁荣一下子,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它还能把外国商人引到这里;他们来了,就在这里住下,大赚其钱。青鱼使他们能够给自己的家庭在山谷里盖起豪华的住宅。那些用红色、蓝色、绿色油漆装潢门面的阔气的商号也都是亏了它才变得漂亮起的。那些商号的门上都高傲地挂着一块自吹自擂的招牌。青鱼一来,当地居民的活儿就够干的了。活儿最多的时候,一昼夜里人们不过睡一小时的觉:要知道活儿是论钟点给钱的,而且还给资金呢。这一切就是:冬天可以让孩子们到雷克雅未克去上学,可以给姑娘们买几件新衣裳了。居民们还可以买洋铁板来修屋顶,甚至可以买颜料 ,于是散处在海岸的那些小屋子,在色彩的富丽方面也就不亚有钱人家的高楼大厦了。并且,买卖人在广场上的碰到渔夫们的时候,也都要互相问候几句和开开玩笑。 

过了几年,青鱼不见了,渔夫们象往常那样地撒着网,可是拉起来,一网网都是空空的。渔网每天每天撒下去,可是,除了一些零碎的小鱼儿和海蜇以外,就再也捞不到什么了。这样年复一年,整个峡江②就象是一只空空的钱袋。要是偶尔还听到一些谈起青鱼的话,那也不过是从他乡传来的新闻。漫长的的饥饿的岁月就像是一连串的骨胳,在海藻间无声无息的滑了过去。 

渔村一年比一年更变得凄凉与悲惨了,买卖人的短外衣都穿旧了,光景好的时候置的领带和裤子都磨破了;在广场上碰到渔夫们的时候,也不再跟他们开玩笑了。商店纷纷倒闭,因为谁也还不起帐。买卖人有的破产了,有的银行的恩惠苟延残喘,指望着将来一条什么出路。谁也不再去注意被恶劣的天气毫不容情地毁坏了的房屋的外表了:泥灰裂开了,油漆褪了色,洋铁板扭歪了,屋顶上的铁板也都生了锈。以前象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房子,现在就象是一些秃毛的、衰老的瘦马,面面相觑地站着。有的则是完全破损了,风雨可以随意侵入。脱开了洋铁板在风中颤动,楼梯也腐朽了,在上面走动已经是十分危险。台阶上面的屋檐是根本毁了,现在雨点直向门上打。星期天已经没有人再穿节日的衣裳,有青年人想要跳舞的话,那末他们就会发现,手风琴也已经破了。 

那个几年前还被称为这村子里“克列士”③的挪威商人,现在就在峡江岸上开了一个小铺子,用冻僵了的手亲自在卖嚼用的烟草和麦芽糖。谁能离开这儿,就扔下了这个地方;留下的人呢,也只得在夏天去修筑道路,或者去打短工收割庄稼。孩子们和妇女们就去割干草,割到的干草也只勉强喂跟邻居合伙养的奶牛。 

冬天到了……家家户户的男子和妇女都坐在煤油灯下,周围转着一大群肮脏的孩子,吃着黑面包和稀粥;他们每天到码头上去好几趟,看看天气如何。他们挨着冻,冬天的风刺着他们长久没有干活的裸露的双手 。地方官常到他们中间来;他总骂老百姓又懒又蠢 ,这样来折磨他们。他说,现在老百姓有很多闲空,应当念念书,长长见识,努力上进,不要在家游手好闲,或者站在广场上挨冻。雷克雅末克的名流到这里来,作了关于招魂术、卫生或政治的演讲,不收费用,而使他们极为惊讶的是,除了牧师、当地的法官和医生以外,就没有人去听他们讲了。他们不明白,这些一辈都在债务和饥饿中挣扎的渔夫们,为什么不崇拜诗神,并且对他们关于美妙的极乐世界的冗长,枯燥的演说,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不过夏天既然没有出现青鱼,渔夫们哪有心情去理会什么宗教信仰?而且要知道,差不多每户人家都诞生了一个小伊昂尼,如果渔夫不相信他能从买卖人手里赊到一小把面粉,那么卫生也好,政治也好,都是跟渔夫风马牛不相关的。 

他们也很少去注意对自己的孩子们的教育,不过,难道对孩子们可以那样漠不关心吗?他们随随便便地一年养一个孩子,他们 完全是因为别的缘故,并不见得是因为热爱孩子,才把他们养成下来的。 

孩子们也就这样在海岸上、在菜园里、在十字路口跑着而长大起来了。他们还没有学会讲话,就先学会了拿脏话骂人;他们还没有学会隐瞒自己的不诚实的行为,就先学会了偷窃。地方官和牧师声嘶力竭地硬说世道日非。可是这些正人君子没有看见,孩子们满了十岁,就不会再拿脏话骂人,而一接近行坚信礼的时候④,他们里面就很少有人比成年人还更常骂人的了。 

① 青鱼又称鲱鱼,生长在北温带和亚北极的海洋中。 

②北区大陆及岛屿,海岸曲折,有在悬崖绝壁中深入陆地达数十公里的狭长海湾,称为峡江。 

③“克列士”是在公元前560—546年间的小亚细亚“利其亚王国”的国王,以富著称。 

④大约十四、五岁。 

二 

可是这年夏天,日日夜夜都有满载着青鱼的船只开出峡江去。隐没在峭壁间的渔村又不分昼夜地忙碌起来了。在峡江里传来的彻夜不停的马达声,和为了挣钱而通宵不睡的那些人们的喧嚣声溶合成了一片…… 

妇女们聚集在码头底下——她们的年龄和外貌都大不相同。她们穿着式样和剪裁都极不讲究的上衣和短大衣,因为她们并不是按照时髦和美观的标准,而只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而缝制这些衣裳的。各种各样的帽子和头巾可以说也是这样。渔村里没有一个妇女不曾从自己的小天地里跑出来,参加这一桩大忙特忙的工作。母亲们把婴儿留在摇篮里,匆匆忙忙地赶来洗刮青鱼;正待出嫁的闺女们扔下寄托着少女的一切幻想的陪嫁衣裳而来了;老处女们没有把冗长的故事讲完,没有喝完咖啡,在谈话谈到半截儿里也跳起身走来了。人们象等待情人似的等待了很久的青鱼,就要在用巨大的木材挡住波浪的江岸上卸下来。人们拿了勺子和铲子在这儿等候着它,准备打捞这天赐之物。非常兴奋的、浑身沾满了鱼鳞的人们用小铲子把鱼桶装满了这些闪闪发光的神鱼。妇女们已经拿着刀子站在那儿准备好了。周围的人是多么地忙碌,多么地兴高采烈呀!十七年没有出现过的上帝,重新光临这个渔村了。 

镇上的人也只在想着一件事儿;人人嘴上只挂着一个词儿,准确点说其余的词儿、其余的思想,都在围绕着这个词儿打转。峡江里的青鱼,就等于克隆达依克的金子。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家家户户的菜园子里,都在谈论着这种吉祥的生物。小溪边上、十字路口和江岸上,到处在谈论着它。连牧师、医生和地方官也都只谈论最近的事件,就是青鱼的出现这件大事。总共不过两个星期以前,这个小小的渔村还笼罩着一片骂声,这种咒骂笼罩着它已经有十七年了,可是现在,据银行里的人说,几天工夫就从大海的嘴里捞起来了百万克郎的财富。两个星期以前,还有个渔夫站在自己小小的牧场上,被一阵阵的疾风刮得更加发愁:他不得去不依靠教堂的救济,因为他的牧场上已经是光秃秃一片,他不相信剩下的干草还能够喂养那头他跟内弟合伙养的奶牛。如今青鱼改变了这种窘困的状况。峡江变成了取之不尽的宝库。渔夫们挣得的钱很够还债了;他们甚至还可以买些酒准备过圣诞节,这当然要看打渔是否能够如愿。在短短的这一段时间里。发生那样多的事情,谁若是想把这一切都写下来的话,那末,最平凡的一个遭遇,也可以使他写出长长的一篇小说来。 

贫汉都变成了富翁,不过,他们的好景不长,就像酒醉了一阵似的。而破产者的出现也会象孩子们的玩具手枪射出木塞一样突然。 

力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拚命地干活干到这种程度,他们会精疲力尽地倒在青鱼堆上,说不出话来,而突然死去。这个渔村里的体面的公民们,因失眠和疲劳过度而丧失了理智,睁着发红的眼睛 走来走去,忙乱着敲打玻璃窗,骂着渎神的话,见了人就向人扑过去。已快要死的病人从床上跳起来了 ,把所有的药向医生脸上一掷,就匆匆忙忙地跑去张罗渔网。也有这种事情;临近分娩的妇女在刮洗青鱼的时候发生了阵痛。人们好容易把她们送到家里去,可是过了一会儿,她们就像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又来刮洗青鱼了。这时候,牛群在菜园里无聊地游荡着,要求人们把它们胀满 的奶挤掉一些,它们并且无情地践踏着马铃薯的茎叶,直到哪个小伙子从码头上跑来,用一条挺大的青鱼鞭打着,把它们撵开去为止。 

三 

在青鱼桶上弯下去又伸直起来的那些背脊中间,有一个人的背脊比别人的弯曲得更厉害。它到现在还没有折断,可真是一件怪事儿。这是一个名叫老卡达的女人的背脊。她穿着一件男子的磨破了短大衣,这件短大衣曾经是新的,可是现在它的颜色却叫想起了一只旧麻袋,装着在海岸上放了很久的那些死鱼肚里的废物的旧麻袋。她的脖子上绕着一块棕色的布。皮包骨头的脚上套着两只皮囊,谁也不相信这就是皮鞋,谁若是从近处看她一眼,他就能看到嘴里只有一颗大牙齿的那一张老太婆的皱脸、一双红肿的眼睛和下巴上几根翅起稀毛。她的双手瘦削无力,疙疙瘩瘩,象是两块旧布片。简直不能叫人相信,这双手还拿得住刀子。可是这双衰老的手从早晨六点钟起就在这儿刮洗青鱼了。老太婆--她已经九十岁啦--早晨六点钟就起来,在这儿干了一整天的活了。这一整天,她一言不发,聚精会神,老在工作着,可是仍旧只刮洗了三桶鱼。总共只赚了两克郎二十五厄尔。可怜的女人,不说她的工作,单论她的年纪,她也应该得了一份奖金呀,可是--唉!她却没有得到奖金。

这位老态龙钟的洗鱼女工,从前在这峡江上曾经一天刮洗过四十桶青鱼。那时候她得过奖金。而今天---包工头一边检查着青鱼,一边想起了从前全村淬的一支老曲子: 

我们的卡达,没有人比得上, 

你很快地就起床, 

你刮洗的鱼儿的数量, 

我们跟着点数也跟不上。 

从前有一个时期,每逢星期天,全村子都能听到这支歌,可是现在,谁也不再记得老卡达得过奖金,老卡达在“鲸鱼公司”干活的那个时代了。卡达那时候在“鲸鱼公司”干活真勤快,就像是嗖着先知伊昂尼在鲸鱼的肚皮里待过三天三复仇主义夜呢。 

她从前也有过满屋子的孩子。顺便提一句,打渔人家的生殖力都很强,就像跟他们有关系的那些鱼一样。她的老年就在一个儿子的家里过的,那个儿子是这峡江最穷的一个渔夫。多少年来她都在等待着青鱼,就像一个虔诚信神的女人等待着天国的救世主似地。瞧,现在青鱼来了。 

在漫长的年月里,卡达看见她添了许多孙女,可是都没有养活。那些孩子就象是天空中偶然出现的一朵朵小白云,下过了一阵雨以后它们就消散了。她有过一个女朋友,在叶古里达尔靠教堂的救济过日子。很早以前,她们一块儿在“鲸鱼公司”干过活,常常你来我往地互相探望,在一起喝杯淡淡的别啡,谈谈鲸鱼。以后她们都变成了叫化子,挨门挨户地求乞。那个老妇人每年都要从叶古里达尔寄给她一小团绒线,老卡达就坐在自己的破屋里,把绒线织成连指手套,卖给渔夫们,换得几个厄尔。她把这几个厄尔存在儿子那里,如果有什么人到叶古里达尔去,卡达就用破豐包上一点儿咖啡,托他捎给自己的老朋友。现在那个老妇人已经不在人世,她死在叶古里达尔了。 

我的卡达,没有人比得上, 

你很快地就起床…… 

  现在卡达就像往日那样弯着身子在盛着青鱼的桶帝站着,她这漫长的一辈子的生活顺到了她的眼前。她又在这个雨天尝受着她这一辈子没有尽头的雨天的滋味。除了牧师以外,谁也不知道她生在什么时候,生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谁是她的父母。她这一辈子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就像这些青鱼似的无声无息地从她的手里滑了过去。她连她年青时候的情人都不记得了,她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她和她的丈夫一司在东方的某鲸鱼公司里干过活。他们有过一幢紧挨着峡江的小屋子。她生过孩子,生过不少孩子,好容易才把他们抚养大了。关于自己的孩子,她只记得--她出现过,又走开了,她边他们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 

你刮洗的鱼儿的数量, 

我们跟着点数也跟不上。 

  她这漫长的平凡的一生就只留下了这几句奇怪的叠句。 

  实际上,她这整整九十年的一生并没有给她留下了什么快乐的回忆,然而值得自慰的是,她并没有指望过什么快乐的日子。至少对于她臫来说是如此。她从来也没有想像过会有快乐的日子。如果这儿江水里出现了鲸鱼,如果青鱼来了,那她就要感谢上帝了。鲸鱼绝迹了,现在生活的一切幸福都靠青鱼来决定。可是青鱼也离开了。于是卡达不再感谢她的上帝。在宽裕的日子,她不容许自己喝一杯咖啡,尽管很少掺牛奶。并且她从来也没有生活得那样大方,可以不必节省砂糖。 

  在光景好的时候,男人们常常给自己买点酒喝喝,喝得醉醺醺的,当然,这要看上帝和鲸鱼允许不允许。不过卡达向来没有喝酒的习惯,她只是替男人们擦干净他们喝醉时呕吐出来的脏东西。

  不能说她这灰色的漫长的一生的回忆全是沉重的、辛酸的。诗人们所谓悲怆的感情,她倒是从来也没有经验过。她的一生中充满着无休止的争吵,充满着毫无意义的也是莫名其妙的谩骂。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全爱骂人;而骂得最凶和最不堪入耳的是废品检查员和包工头。买卖人、牧师和教区长老也都骂人。现在她至少也该感谢上帝让她的两只耳朵几乎完全聋了,再也听不见那些骂人的话了。她这一辈子除了不绝于耳的骂人话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她的儿子,有的在航海,有的在陆地上工作,有的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女儿们也是这样。她的丈夫在五十年以前就已去世,去世前没有一点要死的预兆。谁也没有特别为他哀悼。照着一切仪式把他安葬了;牧师得到了他所应得的报酬,商人也是如此。卡达知道她已经付清了一切帐目。今天早晨,她听说青鱼来了,她一起床,就像别人一样来干活挣钱。不过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并不欠谁的债。 

四 

  天黑了,码头上亮起了一片灯光。妇女们仍然站在盛着闪闪发光的青鱼的桶旁;由她们那些一会儿弯曲、一会儿伸直的背脊构成的起伏的波浪,仍然象先前那样,泛出彩虹一般缤纷的颜色。被电灯光一照,青鱼闪耀得列厉害了,瑰丽得象克隆依克的金子。一阵雨落在所有这些丰盛的海产上面。 

  最后的一批渔船靠拢了码头。黎明以前不再有人出海去了。可是妇女们发疯似地继续工作着,以便在下一批鱼运来以前,把这一批刮洗完。这活儿够她们干个通宵的。 

  有一个长了满腮胡子的男人,刚从海上回来,走下码头,就在老太婆跟前站住,他嗅了一下鼻烟,说: 

  “妈妈,回家去吧。” 

  可是老妇人没有听见。在他重新对她说了一遍的当儿,她又打发了几条青鱼到另一个世界去。

  “妈妈,我们回家去。唉,老太太,见鬼,快半夜了,你会连站都站不住的!” 

  可是老妇人对这世界上的一切骂人的话都不再理会了。她继续刮洗着青鱼。 

  “老太太真不理睬我吗?”那男子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大声喊道: 

  “够了,你她妈的穷忙!趁你的两只脚还支持得住,早些停止吧!” 

  他见老太婆即不听他的劝告,也不听他的命令,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抓住了母亲那双可怜的、衰老的手,夺下了她手里的刀子。老太婆这才向他转过身来,尽管就她来说,这是很困难的,并且用她那双恍惚失神的眼睛望了望他,像被一个“小孩子”的淘气行为弄呆了,终于严厉地说道: 

  “把刀子还给我,希吉!” 

  “见鬼啦,你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妈妈?”她说着,试着把她拖走。 

  可是老太婆抵抗着,她拚命地抓着桶边。那只鱼桶翻倒,滚到下边去了。 

  “趁你还活着,回家躺到床上去!唉呀,你这个老糊涂!要知道你已经九十岁了呀!你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也不容易呀。让我来扶着你吧。” 

  可是母亲仍然抵抗着、嘟哝着: 

  “瞧我这就揍你一顿,希古里昂!该死的淘气鬼!要是你不马上把刀子还给我,我就揍你!听见了吗?” 

  可是儿子继续把母亲从码头上拉走。好一直挣扎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才向儿子恳求道: 

  “稍许等一等,希古……听我说,儿子,别拿走我的刀子,要知道今天一分钟也不能随便放过呀:青鱼来了呀……” 

  她不知怎么一来,她挣脱了儿子的手,可是她剧烈地咳嗽起来,她不得不在一段木头上坐了下来,等一阵咳嗽过去。她的咳嗽声好像一辆大车沿着斜坡向下滚去的嘎嘎声,又象给大轮船装卸货物的起货机的轧轧声。 

  “你完全累坏了,老太太。”他温和地说,“你扶住我,我来搀你吧。” 

  可是只有绵羊的倔强劲儿才能够跟老年人的固执劲儿相比。她站了起来以后,又向摆着鱼桶的码头那边走去。如果不是儿子挡住 她去江边的路,象挡住一头倔强的绵羊的去路一样,那她就一定会回到自己的老位置上去的。 

  “见你的鬼去吧,希古里昂!”她终于明白她不得不认输了,就这样唠叨着。 

  儿子却一句话没有回答。他跟在她后面把她撵回家去。老太婆弓着背,迈着小步,沿着江岸走去;帽子从她头上滑了下来,一路上她嘴里还在嘀咕着什么。委屈的呜咽声里夹杂着从胸膛深处发出来的嘶嘎声,过了一会儿,老太婆就放声大哭起来。她又一次站住了转身向着儿子,噙着眼泪说: 

  “上帝永远也不会宽恕你的,希古里昂!……” 

  这个可怜的九十岁的老大婆从胸中发出来的这声沉痛的绝望的呻吟,就象是把整个大地的悲苦都倾吐出来了。 

  可是儿子对她的呻吟丝毫也没有加以注意,老婆悲伤地哭泣着,拖着两条腿,在雨夜中穿过了市镇。要知道老年人哭起来,也象孩子们那样哭得又响亮、又伤心的。 

如果说我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童年,而童年最欢乐的时候,则莫过于春节。

春节从贴对联开始。我家地处偏僻农村,贴对联的人家很少。父亲在安国县做生意,商家讲究对联,每逢年前写对联时,父亲就请写好字的同事,多写几幅,捎回家中。

贴对联的任务,是由叔父和我完成。叔父不识字,一切杂活:打浆糊、扫门板、刷贴,都由他做。我只是看看父亲已经在背面注明的“上、下”两个字,告诉叔父,他按照经验,就知道分左右贴好,没有发生过错误。我记得每年都有的一副是: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这是父亲认为合乎我家情况的。

以后就是树天灯。天灯,村里也很少人家有。据说,我家树天灯,是为父亲许的愿。是一棵大杉木,上面有一个三角架,插着柏树枝,架上有一个小木轮,系着长绳。竖起以后,用绳子把一个纸灯笼拉上去。天灯就竖在北屋台阶旁,村外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望见。母亲说:这样行人就不迷路了。

再其次就是搭神棚。神棚搭在天灯旁边,是用一领荻箔。里面放一张六人桌,桌上摆着五供和香炉,供的是全神,即所谓天地三界万方真宰。神像中有一位千手千眼佛,幼年对她最感兴趣。人世间,三只眼、三只手,已属可怕而难斗。她竟有如此之多的手和眼,可以说是无所不见,无所不可捞取,能量之大,实在令人羡慕不已。我常常站在神棚前面,向她注视,这样的女神,太可怕了。

五更时,母亲先起来,把人们叫醒,都跪在神棚前面。院子里撒满芝麻秸,踩在上面,巴巴作响,是一种吉利。由叔父捧疏,疏是用黄表纸,叠成一个塔形,其中装着表文,从上端点着。母亲在一旁高声说:“保佑全家平安。”然后又大声喊:“收一收!”这时那燃烧着的疏,就一收缩,噗的响一声。“再收一收!”疏可能就再响一声。响到三声,就大吉大利。这本是火和冷空气的自然作用,但当时感到庄严极了,神秘极了。

最后是叔父和我放鞭炮。我放的有小鞭,灯炮,塾子鼓。春节的欢乐,达到高潮。

这就是童年的春节欢乐。年岁越大,欢乐越少。二十五岁以后,是八年抗日战争的春节,枪炮声代替了鞭炮声。再以后是三年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春节。以后又有“文化大革命”隔离的春节,放逐的春节,牛棚里的春节等等。

前几年,每逢春节,我还买一挂小鞭炮,叫孙儿或外孙儿,拿到院里放放,我在屋里听听。自迁入楼房,连这一点高兴也没有了。每年春节,我不只感到饭菜、水果的味道不似童年,连鞭炮的声音也不像童年可爱了。

今年春节,三十晚上,我八点钟就躺下了。十二点前后,鞭炮声大作,醒了一阵。欢情已尽,生意全消,确实应该振作一下了。

1990年2月2日上午

孙犁(1913-2002),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代表作之一:《荷花淀》,全文充满诗意,被称为“诗体小说”。

从前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做布鲁德的猎人得到了无上的光荣和尊严,但是他却长时期遇到极大的困难和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大多数的人在小时已经听到过这个故事,可能后来还读到过它,并且也想起自己没有被人歌诵过的“荆棘路”和“极大的困难”。故事和真事没有什么很大的分界线。不过故事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经常有一个愉快的结尾,而真事常常在今生没有结果,只好等到永恒的未来。

世界的历史象一个幻灯。它在现代的黑暗背景上,放映出明朗的片子,说明那些造福人类的善人和天才的殉道者在怎样走着荆棘路。

这些光耀的图片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反映给我们看。每张片子只映几秒钟,但是它却代表整个的一生——充满了斗争和胜利的一生。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殉道者行列中的人吧——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灭亡,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个挤满了观众的圆形剧场吧。讽刺和幽默的语言象潮水一般地从阿里斯托芬的“云”喷射出来。雅典最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在人身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了舞台上的嘲笑。他是保护人民反抗三十个暴君的战士。他名叫苏格拉底,他在混战中救援了阿尔西比亚得和生诺风,他的天才超过了古代的神仙。他本人就在场。他从观众的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前面去,让那些正在哄堂大笑的人可以看看,他本人和戏台上嘲笑的那个对象究竟有什么相同之点。他站在他们面前,高高地站在他们面前。

你,多汁的,绿色的毒胡萝卜,雅典的阴影不是橄榄树而是你!

七个城市国家在彼此争辩,都说荷马是在自己城里出生的——这也就是说,在荷马死了以后!请看看他活着的时候吧!他在这些城市里流浪,靠朗诵自己的诗篇过日子。他一想起明天的生活,他的头发就变得灰白起来。他,这个伟大的先知者,是一个孤独的瞎子。锐利的荆棘把这位诗中圣哲的衣服撕得稀烂。

但是他的歌仍然是活着的;通过这些歌,古代的英雄和神仙也获得了生命。

图画一幅接着一幅地从日出之国,从日落之国现出来。这些国家在空间和时间方面彼此的距离很远,然而它们却有着同样的光荣的荆棘路。生满了刺的蓟只有在它装饰着坟墓的时候,才开出第一朵花。

骆驼在棕榈树下面走过。它们满载着靛青和贵重的财宝。这些东西是这国家的君主送给一个人的礼物——这个人是人民的欢乐,是国家的光荣。嫉妒和毁谤逼得他不得不从这国家逃走,只有现在人们才发现他。这个骆驼队现在快要走到他避乱的那个小镇。人们抬出一具可怜的尸体走出城门,骆驼队停下来了。这个死人就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那个人:费尔杜——光荣的荆棘路在这儿告一结束!

在葡萄牙的京城里,在王宫的大理石台阶上,坐着一个圆面孔、厚嘴唇、黑头发的非洲黑人,他在向人求乞。他是加莫恩的忠实的奴隶。如果没有他和他求乞得到的许多铜板,他的主人——叙事诗《路西亚达》的作者——恐怕早就饿死了。

现在加莫恩的墓上立着一座贵重的纪念碑。还有一幅图画!

铁栏杆后面站着一个人。他像死一样的惨白,长着一脸又长又乱的胡子。

“我发明了一件东西——一件许多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他说。“但是人们却把我放在这里关了二十多年!”“他是谁呢?”“一个疯子!”疯人院的看守说。“这些疯子的怪想头才多呢!他相信人们可以用蒸汽推动东西!”

这人名叫萨洛蒙.得.高斯,黎显留读不懂他的预言性的著作,因此他死在疯人院里。现在哥伦布出现了。街上的野孩子常常跟在他后面讥笑他,因为他想发现一个新世界——而且他也就居然发现了。欢乐的钟声迎接着他的胜利的归来,但嫉妒的钟敲得比这还要响亮。他,这个发现新大陆的人,这个把美洲黄金的土地从海里捞起来的人,这个把一切贡献给他的国王的人,所得到的酬报是一条铁链。他希望把这条链子放在他的棺材上,让世人可以看到他的时代所给予他的评价。

图画一幅接着一幅的出现,光荣的荆棘路真是没有尽头。

在黑暗中坐着一个人,他要量出月亮里山岳的高度。他探索星球与行星之间的太空。他这个巨人懂得大自然的规律。他能感觉到地球在他的脚下转动。这人就是伽利略。老迈的他,又聋又瞎,坐在那儿,在尖锐的苦痛中和人间的轻视中挣扎。他几乎没有气力提起他的一双脚:当人们不相信真理的时候,他在灵魂的极度痛苦中曾经在地上跺着这双脚,高呼着:“但是地在转动呀!”

这儿有一个女子,她有一颗孩子的心,但是这颗心充满了热情和信念。她在一个战斗的部队前面高举着旗帜;她为她的祖国带来胜利和解放。空中起了一片狂乐的声音,于是柴堆烧起来了:大家在烧死一个巫婆——冉.达克。是的,在接着的一个世纪中人们唾弃这朵纯洁的百合花,但智慧的鬼才伏尔泰却歌颂“拉.比塞尔”。

在微堡的宫殿里,丹麦的贵族烧毁了国王的法律。火焰升起来,把这个立法者和他的时代都照亮了,同时也向那个黑暗的囚楼送进一点彩霞。他的头发斑白,腰也弯了;他坐在那儿,用手指在石桌上刻出许多线条。他曾经统治过三个王国。他是一个民众爱戴的国王;他是市民和农民的朋友:克利斯仙二世。他是一个莽撞时代的一个有性格的莽撞人。敌人写下他的历史。我们一方面不忘记他的血腥的罪过,一方面也要记住:他被囚禁了二十七年。

有一艘船从丹麦开出去了。船上有一个人倚着桅杆站着,向汶岛作最后的一瞥。他是杜却.布拉赫。他把丹麦的名字提升到星球上去,但他所得到的报酬是讥笑和伤害。他跑到国外去。他说:“处处都有天,我还要求什么别的东西呢?”他走了;我们这位最有声望的人在国外得到了尊荣和自由。

“啊,解脱!只愿我身体中不可忍受的痛苦能够得到解脱!”好几世纪以来我们就听到这个声音。这是一张什么画片呢?这是格里芬菲尔德——丹麦的普洛米修士——被铁链锁在木克荷尔姆石岛上的一幅图画。

我们现在来到美洲,来到一条大河的旁边。有一大群人集拢来,据说有一艘船可以在坏天气中逆风行驶,因为它本身上具有抗拒风雨的力量。那个相信能够做到这件事的人名叫罗伯特.富尔登。他的船开始航行,但是它忽然停下来了。观众大笑起来,并且还“嘘”起来——连他自己的父亲也跟大家一起“嘘”起来:“自高自大!糊涂透顶!他现在得到了报应!就该把这个疯子关起来才对!”

一根小钉子摇断了——刚才机器不能动就是因了它的缘故。轮子转动起来了,轮翼在水中向前推进,船在开行!蒸汽机的杠杆把世界各国间的距离从钟头缩短成为分秒。

人类啊,当灵魂懂得了它的使命以后,你能体会到在这清醒的片刻中所感到的幸福吗?在这片刻中,你在光荣的荆棘路上所得到的一切创伤——即使是你自己所造成的——也会痊愈,恢复健康、力量和愉快;嘈音变成谐声;人们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上帝的仁慈,而这仁慈通过一个人普及到大众。

光荣的荆棘路看起来象环绕着地球的一条灿烂的光带。只有幸运的人才被送到这条带上行走,才被指定为建筑那座联接上帝与人间的桥梁的、没有薪水的总工程师。

历史拍着它强大的翅膀,飞过许多世纪,同时在光荣的荆棘路的这个黑暗背景上,映出许多明朗的图画,来鼓起我们的勇气,给予我们安慰,促进我们内心的平安。这条光荣的荆棘路,跟童话不同,并不在这个人世间走到一个辉煌和快乐的终点,但是它却超越时代,走向永恒。

叶君健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