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毫无痛苦的潜伏期在我身上持续了二十五年，接着突然发作了，人们说我得了这种病。

但是，他们不称它为麻疹，而称它为幽默。

公司里的职员们凑份子买了一个银墨水台，祝贺经理的五十寿辰。我们拥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送给他。

我被推选为发言人，说了一段准备了一星期之久的短短的贺词。

这番话非常成功，全是警句、双关语和可笑的牵强附会，笑声几乎震倒这家公司——在五金批发行业中，它算是相当殷实的。老马洛本人居然咧开了嘴，职员们马上顺水推舟，哄堂大笑。

我作为幽默家的名声，就是那天早晨九点半开始的。

之后好几个星期，同事们一直煽动我自满的火焰。他们一个个跑来对我说，我那番话是多么俏皮，老兄，并且向我解释话中每一处诙谐的地方。

我逐渐发觉他们指望我继续下去。别人可以正经地谈论生意买卖和当天的大事，对我却要求一些滑稽和轻松的话语。

人们指望我拿陶器也开开玩笑，把搪瓷铁器挖苦得轻松些。我是簿记员，假如我拿出一份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些滑稽的评论，或者在一张犁具的发票上找不到一些令人发噱的东西，别的职员们便会感到失望。

我的声誉逐渐传开，我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很小，因而才有这种可能。当地的日报经常引用我的言论。社交集会上，我是不可或缺的人。

我相信自己确实也有点儿小聪明和随机应变的本领。我有意培养这种天赋，并且通过实践加以发展。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人们老远见到我便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时，我多半已经想好了使他的笑容变为哈哈大笑的妙语。

我结婚比较早。我们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儿。当然，我们住在一幢墙上攀满蔓藤的小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担任簿记员的薪水不很丰厚，但可以摒绝那些追随着多余财富的恶仆。

我偶尔写些笑话和我认为特别有趣的随感，寄给登载这类作品的刊物。它们马上全被采用了。有几个编辑还来信鼓励我继续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周刊的编辑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建议我写一篇幽默的文章，填补一栏地位；还暗示说假如效果令人满意，他准备每期都刊登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后，他提出与我签订一个合同，报酬比五金公司给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非常高兴。我妻子已经在她的心目中替我加上了一顶不朽的文学成就的桂冠。那天晚饭，我们吃了炸虾饼和一瓶黑莓酒。这是我摆脱单调工作的机会。我非常认真地同路易莎把这件事研究了一番。我们一致认为应当辞去公司里的职位，专门从事幽默。

我辞职了。同事们为我设宴送别。我在宴会上的讲话非常精采。报纸全文发表了。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看看钟。

“哎呀，晚啦！”我嚷着去抓衣服。路易莎提醒我，如今我已经不是五金和营造材料的奴隶，而是专业的幽默家了。

早饭后，她得意地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可爱的女人！我的桌子、椅子、稿纸、墨水、烟灰缸全都摆好了。还有作家的全套配备——插满新鲜玫瑰和忍冬的花瓶，墙上去年的日历，字典，以及在灵感空档时嚼嚼的一小袋巧克力。可爱的女人！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花叶，或者苏丹宫女，或者——也许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我想到了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路易莎的声音。

“假如你不太忙，亲爱的，”那个声音说，“来吃饭吧。”

我看看表。哎，时间老人已经收回了五个小时。我便去吃饭。

“开头的时候，你不应该太辛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小时已经够了。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带我和孩子们去树林子里玩玩？”

“我确实有点累。”我承认说。于是我们去树林子了。

不久以后，我进行得很顺利。不出一个月，我的产品就象五金那么源源不断。

我还很成功。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引起了重视，批评家们私下议论说我是幽默界的新秀。我向别的刊物投稿，大大增加了收入。

我找到了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抓住一个有趣的念头，写成两行笑话，挣一块钱。稍稍改头换面，完全可以拉成四行，使产值增加一倍。假如翻翻行头，加一点韵脚装饰和一幅漂亮的插图，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你根本无从辨认它的本来面目。

我开始有富余的钱了，我们添置了新地毯和风琴。镇上的人也对我另眼相看，把我当作有点儿地位的人；不象从前在我做五金公司职员时，只把我当作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滑稽角色。

五六个月之后，我的幽默仿佛逐渐枯竭了。双关妙语和隽永辞令不再脱口而出。有时我的材料起了恐慌。我开始注意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有时，我咬着铅笔，一连好几个小时瞪着墙纸，想搜索一些不经雕琢，愉快诙谐的泡沫。

对于我的朋友们，我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个莫洛克、约拿①和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待在他们中间，确实扫他们的兴。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机警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或者一些俏皮的言语，我便象狗抢骨头似地扑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力，只得偷偷转过身去，可耻地把它记在那本须臾不离的小本子上，或者写在上过浆的硬衬衫袖管上，准备来日应用。

①莫洛克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约拿是希伯来的带来厄运的预言者。

我的朋友们都以怜悯和惊讶的眼光看待我。我已经判若两人。以前我向他们提供了消遣和欢乐，如今我却在剥削他们。我再也没有笑话供他们逗乐了。笑话太宝贵，我可不能免费奉送我的谋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的可悲的狐狸，老是夸奖我的朋友们——乌鸦——的歌唱，指望他们嘴里能掉下我觊觎的诙谐的碎屑。

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回避我。我甚至忘了怎么微笑，即使听到了我所要窃为己有的话，也不报之一笑。

我收罗材料时，没有一个人、一个地点，一段时间或者一个题目能够逃过。甚至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象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追索猎物。

牧师一念长韵颂诗的时候，我立即想道：

“颂诗——讼师——包打官司——长韵——长赢——少输多赢。”

说教通过我思想的筛子，只要我能发现一句妙语或者俏皮话，牧师的告诫就全不在意地漏了过去。合唱队的庄严的赞美诗也成了我思绪的伴奏，因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么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变奏，正如把高音变为低音，低音变为中音一样。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狩猎场。我妻子非常温柔，坦率，富于同情心，容易激动。她的谈话曾是我的乐趣，她的思想是永不涸竭的愉快的源泉。现在我利用了她。她蕴藏着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爱的矛盾想法。

这些浑朴和幽默的珍宝本来只应被用来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却把它公开出售了。我极其狡猾地怂恿她说话，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话全掏了出来。我把它放在无情的、平庸的、暴露无遗的印刷物中公诸于世。

我一面吻她，一面又出卖了她，简直成了文学界的犹大。为了几枚银元，我把她可爱的坦率套上无聊的裙裤，让它们在市场上跳舞。

亲爱的路易莎！晚上我象残忍的狼窥视着柔荏的羔羊那样，倾听着她喃喃的梦话，希望替我明天的苦工找些启发。不过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长牙咬进了我孩子的稚气语言的颈脖。

盖伊和维奥拉是两个幼稚可爱的思想和语言的源泉。我发现这一类幽默的销路很好，便向一家杂志提供一栏“儿时记趣”。我象印第安人偷袭羚羊似地偷偷地接近他们。我躲在沙发或门背后，或者趴在园子里的树丛中间，窃听他们玩耍戏笑。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情贪汉。

有一次，我已经山穷水尽，而我的稿件必须在下一班邮件中发出，我便躲在园子里一堆落叶底下，我知道他们会到那儿去玩。我不相信盖伊会发觉我躲藏的地点，即使发觉了，我也不愿意责怪他在那堆枯叶上放了一把火，毁了我一套新衣服，并且几乎送了我的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开始象躲避瘟神似地躲着我。当我象可怕的食尸鬼那样向他们掩去时，我总是听到他们说：“爸爸来啦。”他们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成了多么可悲的角色！

我经济上搞得不坏。不到一年，我攒下了一千块钱，我们生活得很舒服。

可是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不清楚印度的贱民是怎么样的，但我仿佛跟贱民毫无区别。我没有朋友，没有消遣，没有人生的乐趣。我的家庭幸福也被断送了。我象是一只蜜蜂，贪婪地吮吸着生命最美好的花朵，而生命之花却畏惧和回避我的螫刺。

一天，有人愉快而友好地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遇到这类事了。那天我打彼得·赫弗尔鲍尔殡仪馆走过。彼得站在门里，向我招呼。我感到一阵奇特的难过，站停了。他请我进去。

那天阴冷、多雨。我们走进后屋，那里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有顾客来了，彼得让我独自呆了会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宁谧与满足的美妙感觉。我向四周打量一下那一排排闪闪发亮的黑黄檀木棺材、黑棺衣、棺材架、灵车的掸子、灵幡、以及这一门庄重行业的一切配备。这里的气氛是和平、整饬、沉寂的，蕴含着庄阵肃穆的思想。这里处在生命的边缘，是一个永恒的安静所笼罩的隐蔽场所。

我一走进这里，尘世的愚蠢便在门口和我分了手。在这个阴沉庄严的环境中，我没有兴趣去思索幽默的东西。我的心灵仿佛舒服地躺在一张铺着幽思的卧榻上。

一刻钟之前，我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幽默家。现在我是一个怡然自得的哲学家。我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逃避幽默，不必绞尽脑汁去搜寻一句嘲弄的笑话，不必斯文扫地博人一粲，也不必费尽周折去找惊人妙语了。

以前我和赫弗尔鲍尔不是顶熟悉。他回来时，我让他先说话，唯恐他的谈吐同这个地方的挽歌般美妙的和谐不相称。

可是，不。他绝没有破坏这种和谐。我宽慰地长叹了一口气。我生平从不知道有谁的谈吐象彼得那样平淡得出奇了。同他相比，连死海都可以算是喷泉了。没有一丝风趣的火花或闪光来损害他的语言。他嘴里吐出的字句象空气那般平凡，象黑莓那般丰富，象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吐出的，一星期之前的行情纸条那样不引人注意。我激动得微微颤抖，拿我最得意的笑话试了他一下。它无声无息地弹了回来，锋芒全失。我从那时开始就喜欢这个人。

每星期我总有两三个晚上遛到赫弗尔鲍尔那里去，沉湎在他的后房里。那成了我唯一的乐趣。我开始早些起身，快快赶完工作，以便在我的安息所里多消磨一些时间。在任何别的地方；我没法抛弃从周围环境勒索幽默的习惯。彼得的谈话却不同，任凭我拚命围攻，也打不开一个缺口。

在这种影响之下，我的精神开始好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儿消遣来解除工作的疲劳。如今我在街上遇见以前的朋友时，竟然对他们笑笑，或者说一句愉快的话，使他们大为惊异；有时我竟然心情舒畅地同我家里人开开玩笑，使他们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恶魔折磨得太久，以至现在象小学生那样迷恋休息日的时间。

我的工作却受到了影响。对我来说，工作已不是从前那种痛苦和沉重的负担。我常常在工作期间吹吹口哨，思绪比以前酣畅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结束工作，象酒鬼去酒店那样，急于到对我有益的隐蔽所去。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儿消磨时光。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她；女人可不理解这一类事情。可怜的女人！——有一次她确实受了惊。

一天，我把一个银的棺材把手和一个蓬松的灵车掸子带回家，打算当作镇纸和鸡毛掸子。

我很喜欢把它们放在桌上，联想到赫弗尔鲍尔铺子里可爱的后房。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怕得尖叫起来。我不得不胡乱找些借口安慰她。但是我从她眼神里看出她并没有消除成见。我只得赶快把这两件东西撤掉。

有一次，彼得·赫弗尔鲍尔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使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贯的踏实平易的态度把他的帐册拿给我看，向我解释说，他的收益和事业发展得很快。他打算找一个愿意投资的股东。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觉得我最合乎理想。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时，彼得已经拿到了我存款银行的一千元支票，我成了他的殡仪馆的股东。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里，同时也有一点顾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妻子。但是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可以放弃幽默创作，再度享受生活的苹果，而不必把它榨得稀烂，从中挤出几滴博人一笑的苹果汁——那将是何等的快慰！

晚饭时，路易莎把我不在家时收到的几封信交给我。好几封是退稿信。自从我经常去赫弗尔鲍尔那里以后，我的退稿信多得简直吓人。最近我写笑话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却象砌砖那样迟钝而痛苦地慢慢拼凑。

其中一封是与我订有长期合同的周刊的编辑寄来的，目前我们家的主要收入还是那家周刊的稿酬。我先拆开那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径启者：

我社与您签订的年度合同已于本月满期。我们认为有必要奉告，明年不再准备与您续订，深感抱歉。您以前的幽默风格颇使我们满意，并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但最近两月以来，我们认为尊稿质量有显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表现了左右逢源、驰骋自如的诙谐与风趣，最近却显得苦苦构思，穷于应付，有捉襟见肘，难以卒读之感。

我们再次表示歉意，并通知您今后不拟接受尊稿，诸希鉴谅。

编者谨启。

我把这封信递给我的妻子。她看了之后，脸拉得特别长，眼睛含着泪水。

“卑鄙的家伙！”她忿忿地嚷道。“我敢说你写的东西同过去一般好。并且你花的时间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到。”那当儿，我猜测路易莎想到了以后不再寄来的支票。“哦，约翰，”她带着哭音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绕着饭桌跳起波尔卡舞步。我肯定路易莎认为这个不幸的消息把我逼疯了，我觉得孩子们却希望我疯，因为他们拉拉扯扯地跟在我背后，学着我的步子。如今我又象是他们往日的游伴了。

“今晚我们去看戏！”我嚷道，“一定去。看完戏大家再到皇家饭店大吃一顿。伦普蒂——迪德尔——迪——迪——迪——登！”

于是我说明高兴的原因，宣布我已经是一家发达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笑话和幽默去它妈的。

我妻子手里拿着编者的那封信，当然不能说我干得不对，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没有能力欣赏彼得·赫弗——不，现在是赫弗尔鲍尔股份公司啦——殡仪馆后面的那个小房间是多么美妙的地方。

作为结尾，我再补充一点。今天在我们的镇子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欢迎，更快活，笑话比我更多的人。我的笑话再度到处传播，被人引用；我再度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细语而不存图利之心，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膝前戏耍，散播着稚气幽默的珍宝，再也不怕我拿着一本小册子，象恶鬼似地盯在他们背后了。

我们的生意非常发达。我记帐，照看店务，彼得负责外勤。他说我的轻松活泼足以使任何葬礼变成一个爱尔兰式的追悼宴席。

“我注意到教育事业方面收到了五千多万元的巨额捐款。”我说。

我在翻阅晚报上的花絮新闻，杰夫·彼得斯正在把板烟丝塞进他那只欧石南根烟斗。

“提起这件事，”杰夫说，“我大有文章可做，并且可以发表一篇讲演，供慈善事业数学班全体参考。”

“你是不是有所指？”我问道。

“正是。”杰夫说。“我从没有告诉过你，我和安迪·塔克做过慈善家，是不是？那是八年前在亚利桑那州时的事了。安迪和我驾了一辆双马货车，在基拉①流域的山岭里踏勘银矿。我们发现了矿苗，把它卖给塔克森②方面的人，换得两万五千块钱。我们把支票在银行里兑了银币——一千元装一袋。我们把银币装上货车，晕头晕脑地往东赶了百来里路，神志才恢复清醒。你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业务年报，或是听一位演员说他的薪津时，两万五千元好象并不多，可是当你掀开货车篷布，用靴跟踢踢钱袋，听到每一块银币碰撞得叮当发响时，你就会觉得自己仿佛是正十二点时的通宵营业的银行。

①基拉：亚利桑那州南部的河流。

②塔克森：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城市。

“第三天，我们到了一个小镇上，镇容美丽整洁，可算是自然界或者兰德－麦克内莱①的精心杰作。它座落在山脚下，四周花木扶疏，居民有两千左右，都是诚恳老实、慢条斯理的。小镇的名字好象是百花村，那里还没有被铁路、跳蚤或者东部的游客所污染。

①兰德－麦克内莱：十九世纪美国一家旅行指南和画片的出版公司。

“我和安迪把钱存进当地的希望储蓄银行，联名开了一个户头，然后到天景旅馆开了房间。晚饭过后，我们点上烟斗，坐在走廊上抽烟。就在那当儿，我灵机一动，想起了慈善事业。我想每一个当过骗子的人迟早总会转到那个念头上去的。

“当一个人从大伙身上诈骗了相当可观的数目时，他就不免有点胆怯，总想吐出一部分。如果你仔细观察，注意他行善的方式，你就会发现他是在设法把钱归还给受过他坑害的人。拿某甲来做例子吧。他靠卖油给那些焚膏继晷攻读政治经济学，研究托拉斯企业管理的穷学生而敛聚了百万家财，就把他的昧心钱捐给大学和专科学校。

“再说某乙吧，他的财富是从那些靠劳力和工具换饭吃的普通工人身上刮来的。他怎么把那笔昧心钱退一部分给他们呢？

“‘啊哈，’某乙说，‘我还是借教育的名义来干吧。我剥劳动人民的皮，’他对自己说，‘但是俗话说得好，一好遮百丑，慈善能遮掩许多皮。’②

②英文成语中有“慈善能遮掩许多罪孽”。“罪孽”（sins）和“皮”（skins）读音近似，作者故意窜改一字，与上文“剥皮”相呼应。

“于是他捐了八千万块钱，指定用于建立图书馆，那批带了饭盒来盖图书馆的工人便得到了一点好处。

“‘有了图书馆，图书在哪儿呢？’读者纷纷发问。

“‘我才不管呢。’某乙说。‘我捐赠图书馆给你们；图书馆不是盖好了吗？这么说，如果我捐赠的是钢铁托拉斯的优先股票，难道你们还指望我把股票的水分①也盛在刻花玻璃瓶里一起端给你们吗？去你们的吧！’

①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公司并未增加资产，但增加了发行量的股票，称作“掺水的股票”。

“且不谈这些，我刚才说过，有了那许多钱，叫我也想玩玩慈善事业了。我和安迪生平第一次搞到那么一大堆钱，终于停下来想想是怎么得来的。

“‘安迪，’我说，‘我们很有钱了——虽说没有超出一般人的梦想之外；但是以我们要求不高的标准来说，我们可以算是象格里塞斯②一般富有了。我觉得似乎应该为人类，对人类做些事情。’

②格里塞斯：是北美人对拉丁美洲，尤其是对墨西哥人的蔑称。彼得斯想说的是克里塞斯，为公元前六世纪小亚细亚利地亚的豪富的国王。

“‘我也有同感，杰夫。’安迪回答说。‘我们以前一直用种种小计谋欺骗大众，从兜卖自燃的赛璐珞硬领，到在乔治亚州倾销霍克·史密斯③的竞选总统纪念章。如果我能做些慈善事业，而不必亲自在救世军④里敲钹打铙，或者用伯蒂雄⑤的体系来教圣经班，我倒愿意试试那个玩意儿。’

③霍克·史密斯（1855～1931）：美国律师、参议员，曾任乔治亚州州长。

④救世军：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着重在下层群众中举办慈善事业。主要分布在英美等国。

⑤伯蒂雄（1853～1914）：法国人类学家。

“‘我们做些什么呢？’安迪说。‘施粥舍饭给穷人呢，还是寄一两千块钱给乔治·科特柳⑥？’

⑥乔治·科特柳（1862～1940）：美国律师，曾任财政部长。

“‘都不成。’我说。‘我们的钱用来做普通的慈善事业未免太多；要补偿以往的骗局又不够。所以我们还是找些折衷的事情做做吧。’

“第二天，我们在百花村溜达的时候，看见小山上有一座红砖砌的大房子，好象没有住人。居民告诉我们，几年前那是一个矿主的住宅。等到新屋落成，矿主发觉只剩下两块八毛钱来装修内部，伤心之余，便把那点钱买了威士忌，然后从屋顶上跳了下来。他的残肢遗骸就安葬在跳下来的地方。

“我和安迪一见到那座房子，就都有了同样的念头。我们可以安上电灯，采办一些擦笔布，聘请几位教授，再在草地上立一只铸铁狗以及赫拉克勒斯和约翰教父的塑像，就在那里开办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教育机构。

“我们同百花村的一些知名人士商谈，他们极表赞成。他们在消防队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我们破题儿第一遭以文明和进步事业的施主的姿态出现。安迪就下埃及的灌溉问题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宴会上的留声机和菠萝汁都沾上了我们的道德气息。

“安迪和我立即着手办这件慈善事业。镇上的人，凡是能够辨别锤子和梯子的，都被我们请来担任修葺房屋的工作，把它隔成许多教室和演讲厅。我们打电报给旧金山订购了一车皮的书桌、足球、算术书、钢笔杆、字典、教授座、石板、人体骨骼模型、海绵、二十七套四年级学生穿的防雨布学士服和学士帽等等，另外还开了一张不列品名的订单，凡是第一流大学所需要的零星杂物一概都要。我自作主张在订货单上添了‘校园’和‘课程设置’两项，但是不学无术的电报员一定搞错了，因为货物运到的时候，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一听青豆和一把马梳①。

①“校园”和“课程设置”的原文是“Campus”和“curriculum”，同“青豆罐头”和“马梳”（can of peas，curry-comb）读音相近。

“当那些周报刊出我和安迪的铜版照片时，我们又打电报给芝加哥的一家职业介绍所，吩咐他们立即装运六名教授，车上交货——英国文学一名，现代废弃语言学一名，化学一名，政治经济学一名（最好是民主党党员），逻辑学一名，还要一名懂绘画、意大利语和音乐，并有工会证的人。由希望银行担保发薪，薪额从八百元起到八百零五毛为止。

“好啦，我们终于布置就绪了。大门上刻了如下的字样：‘世界大学——赞助人与业主：彼得斯及塔克’。日历上的九月一日被划去之后，来者源源不绝。第一批是从塔克森搭了每周三班的快车来到的教授们。他们多半年纪轻轻，戴着眼镜，一头红发，带着一半为了前途，一半为了混饭吃的心情。安迪和我把他们安置在百花村的居民家里住下，然后等学生们来到。

“他们一群群地来了。我们先前在各州的报纸上刊登了招生广告，现在看到各方面的反应如此迅速，觉得非常高兴。响应免费教育号召的，一共有二百一十九个精壮的家伙，年纪最轻的十八岁，最大的长满了络腮胡子。他们把那个小镇搞得乌烟瘴气，面目全非；你简直分不清它是哈佛呢，还是三月开庭的戈德菲尔兹①。

①戈德菲尔兹：内华达州西南部的矿镇，时有罢工。

“他们在街上来来往往，挥舞着世界大学的校旗——深蓝和浅蓝两色——别的不谈，他们确实把百花村搞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地方。安迪在天景旅馆的阳台上向他们演说了一番，全镇的居民万人空巷，都上街庆祝。

“约莫过了两星期，教授们把那帮学生解除了武装，赶进课堂。我真不信还有比做慈善事业更愉快的事情。我和安迪买了高筒大礼帽，假装闪避着百花村公报的两个记者。那家报馆还派了专人，等我们一上街就摄影，每星期在‘教育新闻’栏里刊登我们的照片。安迪每星期在大学里演讲两次；等他说完，我就站起来讲一个笑话。有一次，公报居然把我的照片登在亚伯·林肯和马歇尔·皮·怀尔德①之间。

①怀尔德（1798～1886）是美国商人，麻萨诸塞州工艺学院及农学院的创办人之一。

“安迪对慈善事业的兴趣之大不亚于我。为了使大学兴旺发达，我们每每在夜里醒来，交换新的想法。

“‘安迪，’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孩子们该有舒适②。’

②彼得斯原想说“宿舍”（dormitories），但说成了读音相近的“独峰驼”（dro-medaries）。这里译成与“宿舍”读音相近的“舒适”。

“‘那是什么呀？’安迪问道。

“‘呃，当然是可以在里面睡觉的东西。’我说。‘各个学校都有的。’

“‘哦，你指的大概是睡衫。’安迪说。

“‘不是睡衫。’我说。‘我指的是舒适。’但我始终没法让安迪明白；因此我们也始终没有订购。当然，我指的是各个学校都有的，学生们可以一排排地睡在里面的长卧室。

“嘿，先生，世界大学可真了不起。我们有了来自五个州和准州地区的学生，百花村突然兴旺了起来。一个新的打靶游乐场、一家当铺和两家酒店开了张；孩子们编了一支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劳、劳、劳，

顿、顿、顿，

彼得斯、塔克，

真带劲。

波——喔——喔，

霍——嘻——霍，

世界大学

嘻普呼啦！

“学生们是一批好青年，我和安迪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仿佛他们是我们家里人似的。

“十月底的一天，安迪跑来问我知不知道我们银行里的存款还有多少。我猜还有一万六千左右。‘我们的结存，’安迪说，‘只有八百二十一元六角二分了。’

“‘什么！’我不禁大叫一声。‘难道你是告诉我，那些盗马贼的崽子，那些无法无天，土头土脑，傻里傻气，狗子脸，兔子耳，偷门板的家伙竟然害得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一点不错。’安迪说。

“‘那么，去他妈的慈善事业吧。’我说。

“‘那也不必。’安迪说。‘慈善事业，如果经营得法，是招摇撞骗的行道中最有出息的一门。我来筹划筹划，看看能不能补救一下。’

“下一个星期，我在翻阅我们教职员工的薪津单时，忽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名字——詹姆斯·达恩利·麦科克尔教授，数学讲座，周薪一百元。我一气之下大嚷一声，安迪赶忙跑了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年薪五千多元的数学教授？怎么搞的？他是从窗户里爬进来，自己委任的吗？’

“‘一星期前，我打电报去旧金山把他请来的。’安迪说。‘我们订购教授的时候，似乎遗漏了数学讲座。’

“‘幸好遗漏了。’我说。‘付他两星期薪津后，我们的慈善事业就要象斯基波高尔夫球场的第九个球洞一样糟啦。’

“‘别着急，’安迪说，‘先看看情况如何发展。我们从事的事业太高尚了，现在不能随便退却。何况我对这种零售的慈善事业越看越有希望。以前我从没有想到要加以认真研究。现在想想看，’安迪往下说，‘我所知道的慈善家都有许多钱。我早就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确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我对安迪在经济事务上的足智多谋是信得过的，所以让他掌握大局。大学十分发达，我和安迪的大礼帽仍旧锃亮，百花村的居民接二连三地把荣誉加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当作百万富翁看待，其实我们这种慈善家差不多要破产了。

“学生们把镇上搞得生气勃勃。有一个陌生人到镇上来，在红墙马房楼上开了一家法罗赌场①，收入着实可观。有一晚，我和安迪随便过去逛逛，出于社交礼貌，下了一两块钱的注。赌客中有五十来个是我们的学生，他们一面喝五味酒，一面用一叠叠的红蓝筹码下注，等庄家亮出牌来。

①法罗：一种同中国牌九相似的赌博，与庄家赌输赢，用的是纸牌。

“‘岂有此理，安迪，’我说，‘这批敲诈勒索的笨头笨脑的纨袴子弟来这儿找免费教育的小便宜，可是他们的钱比你我两人任何时候所有的钱都多。你看见他们从腰包里掏出来的一卷卷钞票吗？’

“‘看见了，’安迪说，‘他们中间有许多是有钱矿主和牧场主的子弟。眼看他们这样荒废机会，真叫人伤心。’

“到了圣诞节，学生全部回家度假了。我们在大学里举行了一个惜别会，安迪以‘爱琴群岛的现代音乐和史前文学’为题，作了一次演讲。每一位教授都举杯回敬我们，把我和安迪比作洛克菲勒和马库斯·奥托里格斯皇帝①。我捶着桌子，高声要向麦科克尔教授敬酒；但是他似乎没有躬与盛会。我很想见见安迪认为在这个快要招盘的慈善事业里还可以挣一百元周薪的人物。

①马库斯·奥托里格斯应作马库斯·奥里利厄斯（121～180），系罗马皇帝。

“学生都搭夜车走了；镇上静得象是函授学校午夜时的校园。我回旅馆的时候，看到安迪的房间里还有灯光，便推门进去。

“安迪和那个法罗庄家坐在桌前，正在分配一叠两英尺高的一千元一扎的钞票。

“‘一点不错，’安迪说，‘每人三万一千元。进来，杰夫。’他对我说。‘这是我们合伙的慈善组织，世界大学，上学期应得的一份利润。现在你总信服了吧。’安迪说。‘慈善事业如果当成生意来做，也是一门艺术，施与受的人都有福气。②’

②比较《新约·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六节：“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好极啦！’我喜出望外地说，‘我承认你这次干得真高明。’

“‘我们搭早车走吧，你赶快收抬你的硬领、硬袖和剪报。’

“‘好极啦！’我又说。‘我不会误事的。但是，安迪，在离开之前，我很想见见詹姆斯·达恩利·麦科克尔教授。我觉得好奇，想跟这位教授认识认识。’

“‘那很容易。’安迪说着向那个法罗庄家转过身去。

“‘杰姆，这位是彼得斯先生，跟他握握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