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代维尔周围的每一条大路上，都有农民带着妻子朝这个镇走来，因为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男人们迈着不慌不忙的步伐，长长的罗圈腿跨一步，整个上身就向前探一探。他们的腿所以会变成畸形是因为劳动很艰苦：压犁的时候，左肩耸起，同时身子要歪着；割麦的时候，为了要站稳，保持平衡，两膝要分开，总之是因为那些既慢而吃力的田间活儿。他们的蓝布罩衫，浆得又硬又亮，好像上了一层清漆，领口和袖口还用白线绣着花纹，罩在他们瘦骨嶙峋的上半身上鼓得圆圆的，活像一个要飞上天空的气球，只多了露在外面的一个脑袋，两条胳膊和两只脚。
有的人牵着一头母牛或者一头小牛。他们的妻子跟在牲口后面，用一根还带着叶子的树枝抽打牲口的腰部，催牲口快走。她们胳膊上挎着个大篮子，从篮子里这边钻出几个雏鸡的头，那边钻出几个鸭子的脑袋。她们走路，步子比男人们的步子小，但是急促，干瘪的身子挺得笔直，披着一块又窄又小的披肩，用别针别在扁平的胸脯上；头上贴发裹着块白布，上面再戴一顶软便帽。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求施舍。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舍竟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觉得有点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想起一段往事，这段往事我一直念念不能忘怀。下面我就来讲给您听。
我的家庭原籍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人家，也就是勉强度日罢了。我的父亲做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瓦尔特·施那夫斯自从随着侵略军进入法国以来，认为自己是一个最不幸的人。他身体肥胖，走路费力，老是呼呼地喘气，一双非常肥厚的扁平脚痛得他难以忍受。况且他这个人喜爱和平，心地宽厚，一点也不好大喜功，一点也不凶残好杀。他有四个孩子，他非常钟爱他们；妻子是个金黄头发的少妇，他每天晚上都伤心地怀念她的温存、体贴和接吻。他喜欢早睡晚起，喜欢慢慢地享受好吃的东西和到小酒馆喝两杯啤酒。另外他还想到，人要是死了，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就看不见了。因此他心里对大炮、步枪、手枪和军刀怀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同时也是经过思考的莫大憎恨，他尤其恨刺刀，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法儿灵活地使用这种需要快速动作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大肚子。
每逢黑夜来临，当他裹着大衣在鼾声震耳的弟兄们旁边就地躺下睡觉的时候，他总要长久地想着留在那边的妻子儿女，想着前途布满着的种种危险。如果他送了命，孩子们怎么办？谁来养活他们？谁来培养他们？就拿目前来说，尽管临走的时候借了几笔债给他们留下一点钱，但他们还是不富裕的。瓦尔特·施那夫斯有时想着想着就哭了。
这家可怜的人是靠丈夫的微薄薪水困苦地度日的。自从两夫妇结婚以来，有两个孩子出了世，于是初期不宽舒的境遇，变成了一种委屈的和没有光彩的而且羞人的苦况了，变成了一种依然要装装门面的贵族人家的苦况了。
海克多尔·德·格力白林是个住在外省的贵族的子孙，在他父亲的庄园里长大，教育他的是个老年的教士。他们并不是有钱的，不过维持着种种外表苟且偷生而已。
随后在二十岁那一年，有人替他在海军部找了一个位置，名义是办事员，年俸是一千五百金法郎。他从此在这座礁石上搁浅了。世上原有许多没有趁早就预备在人生里苦斗的人，他们一直从云雾当中观看人生，自身不仅没有什么方法和应付力量，而且从小也没有得过机会去发展自身的特别才干，个别性能，一种可供斗争之用的坚定毅力，所以手里简直没有接到过一件武器或者一件工具，格力白林就是这样一个人。部里最初三年的工作，在他看来都是令人恐怖的。
色当惨败的消息刚传到巴黎。共和国宣布成立。这次大混乱一直拖延到公社以后才结束，刚开始的时候，整个法国都感到喘不过气来。全国各地的人都在玩当兵的游戏。
针织品商人们变成了代行将军职务的上校；喜爱和平的大肚子束上了红色腰带，神气活现地掖着手枪和短刀匕首；小市民们变成了临时的战士，指挥着成营的乱嚷乱叫的志愿兵，为了摆威风，跟赶大车的一样粗话脏字不离嘴。
这些人以前只耍弄秤杆，现在手中拿了武器，操持上步枪，都高兴得几乎发狂；而且毫无理由地变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们常常处决无辜的人，为的是证明他们会杀人；他们在普鲁士人还未光临过的乡间巡逻的时候，常用枪打死无主的狗，安安静静正在倒嚼的母牛和在草地里吃草的病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