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郎丹先生在他的副科长家里的晚会上遇见了那个青年女子，他就堕入了情网。
那是一个去世好几年的外省税务局长的女儿。父亲死后，她和母亲到了巴黎，母亲时常到本区几个资产阶级人家往来，目的是要给年轻女儿找配偶。
母女俩都是贫穷而可敬的，安静而温和的。那年轻女儿像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范，明哲的青年男子是梦想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这种典型人物的。她那种带着含羞意味的美，具有一种安琪儿式的纯洁风韵，那阵绝不离开嘴角的无从察觉的微笑仿佛是她心弦上的一种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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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来，烈日在田地上展开了炙人的火焰。喜笑颜开的生活都在这种火雨下面出现了，绿油油的田野一望无际，蔚蓝的天色一直和地平线相接。那些在平原上四处散布的诺曼底省的田庄，在远处看来像是一些围在细而长的山毛榉树的圈子里的小树林子。然而走到跟前，等到有人打开了天井边的那扇被虫蛀坏的栅栏门，却自信是看见了一个广阔无边的花园，因为所有那些像农夫的躯体一样骨干嶙峋的古老苹果树正都开着花。乌黑钩曲的老树干在天井里排列成行，在天空之下展开它们那些雪白而且粉红的光彩照人的圆顶。花的香气和敞开的马房里的浓厚气味以及正在发酵的兽肥的蒸气混在一块儿--兽肥的上面歇满了成群的母鸡。
已经是日中了。那一家人正在门前的梨树的阴影下面吃午饭：男女家长，四个孩子，两个女长工和三个男长工。他们几乎没有说话。他们吃着菜羹，随后他们揭开了那盘做荤菜的马铃薯煨咸肉。
巴黎被包围了，挨饿了，并且已经在苟延残喘了。各处的屋顶上看不见什么鸟雀，水沟里的老鼠也稀少了。无论什么大家都肯吃。
莫利梭先生，一个素以修理钟表为业而因为时局关系才闲住在家的人，在一月里的某个晴天的早上，正空着肚子，把双手插在自己军服的裤子口袋里，愁闷地沿着环城大街闲荡，走到一个被他认做朋友的同志跟前，他立刻就停住了脚步。那是索瓦日先生，一个常在河边会面的熟人。在打仗以前，每逢星期日一到黎明，莫利梭就离家了，一只手拿着一根钓鱼的竹竿，背上背着一只白铁盒子。从阿让德衣镇乘火车，在哥隆白村跳下，随后再步行到马郎德洲。一下走到了这个在他视为梦寐不忘的地方，他就动手钓鱼，一直钓到黑夜为止。每
逢星期日，他总在这个地方遇见一个很胖又很快活的矮子，索瓦日先生，罗累圣母堂街的针线杂货店老板，也是一个醉心钓鱼的人。他们时常贴紧地坐着消磨上半天的功夫，手握着钓竿，双脚悬在水面上；后来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交谊。
我们刚好出了卢昂市区，轻快的车子就在茹蔑日大路上急速地向前进，它穿过好些草滩；随后，为了要爬甘忒勒坡，那匹马才踏着慢步走。
那地方，应当是世界上绝美的视界之一，我们的背后有卢昂，市区里满是礼拜堂，雕琢得如同象牙玩具样的戈忒钟塔；前面，圣绥韦，以工业著名的近郊区，向天空竖起成千累百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正和古老市区里的成千累百的神圣钟塔遥遥相望。
这儿，圣保罗堂的尖塔，人工建筑物的最高峰；那一边，"霹雳厂"的大水塔，它和尖塔，它的对手几乎同样高得异常，比埃及最高的金字塔还高一公尺。
普鲁士的少校营长、法勒斯倍伯爵看完了他收到的文书。歪着身子靠在一把用壁衣材料的靠垫的太师椅里，翘着两只套在长统马靴里的脚搁在壁炉台子上，台子是用漂亮大理石砌成的。自从他们占住雨韦古堡三个月以来，他马靴上的马刺每天总把它刮坏一点点，到现在已经刮成了两个深窟窿。一杯咖啡热气腾腾地搁在一张独脚的圆桌子上，桌面子原是按照精巧图案嵌镶的，现在却被甜味烧酒留下了斑点，被雪茄烟烧出了焦痕，又被这个占领军官长拿着小刀划了许多数字和花纹，因为他有时候也拿着小刀去削铅笔，然而削的动作一停，他就凭着他那种无精打采的梦想意味拿起小刀在桌面子上乱划。
这一天，他看完了文书，又浏览了那些由他营里的通信中士刚才送来的德文报纸。他就站起来，拿着三四块湿木头扔在壁炉里--那都是他们为了烤火渐渐从古堡的园子里伐下来的，以后，他走到了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