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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黑沉沉的秋夜。老银行家在他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回想起十五年前也是在秋天他举行过的一次晚会。在这次晚会上,来了许多有识之士,谈了不少有趣的话题。他们顺便谈起了死刑。客人们中间有不少学者和新闻记者,大多数人对死刑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刑罚已经过时,不适用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而且不合乎道德。照这些人的看法,死刑应当一律改为无期徒刑。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主人银行家说,“我既没有品尝过死刑的滋味,也没有体验过无期徒刑的磨难,不过如果可以主观①评定的话,那么我以为死刑比无期徒刑更合乎道德,更人道。死刑把人一下子处死,而无期徒刑却慢慢地把人处死。究竟哪一个刽子手更人道?是那个几分钟内处死您的人,还是在许多年间把您慢慢折磨死的人?”

从清晨起,整个天空雨云密布。没有凤,不算热,但空气沉闷。每逢大地上空乌云低垂、等着下雨却不见雨的阴晦天气,总是这样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已经走得很累,觉得眼前的这片田野像是没有尽头。前方很远的地方,隐约可见米罗诺西茨村的风车。右边,起伏的山丘绵延开去,远远地消失在村子后头。他们都知道那是河岸,那边有草场、绿色的柳树和不少庄园。如果登上小山头,放眼望去,那么可以看到同样开阔的一片田野,电线杆,以及远方像条毛毛虫一样爬着的火车。遇上晴朗的天气,从那里甚至可以看到市的远景。如今,在这无风的天气,整个大自然显得温馨而沉静。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内心里充溢着对这片土地的爱,两人都在想,这方水土是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

  “上一次,我们同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布尔金说,“当时您想讲一个什么故事来着。”

车夫讲的故事

  瞧,老爷,就在山沟后面的那片小树林里,出过不幸的事哩。我死去的爹,愿他老人家升天,有一天赶着大车给东家送一笔五百卢布款子。那时候,我们村和舍佩列沃村的农民都租那位老爷的地种,我爹送的钱就是大伙儿半年的田租。我爹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常读圣书,说到克扣别人,或者欺负人家,或者比如说,诈骗人家钱财——这些事上帝不许可,他是从来不干的,所以农民都很爱戴他。遇到村里须要派人进去见长官或者给地主送钱的时候,大伙儿总是推举他去。他老人家人品出众,不同于一般人,可是我说这活请别见怪,他这人缺少点毅力,有个毛病。老人家贪杯。通常路过小酒馆不进去就办不到:总要拐进去,喝上几杯——简直没办法,糟透了!他老人家也知道这个毛病,所以遇到要他送公款的时候,总要把我或者我的小妹妹安纽特卡①带上,生怕自己睡着了,或者出点事把钱弄丢了。

伊凡·德米特里奇是个家道小康的人,每年全家要花销一千二百卢布,向来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满意。一天晚饭后,他往沙发上一坐,开始读起报来。

  “今天我忘了看报,”他的妻子收拾着饭桌说,“你看看,那上面有没有开彩的号码?”

  “阿,有,”伊凡·德米特里奇回答,“难道你的彩票没有抵押出去?”

  “没有,星期二我还取过利息的。”

  “多少号?”

  在教堂里行完婚礼,甚至没有预备清淡的酒菜,新婚夫妇各喝了一杯酒,便更衣、坐车,去了火车站,取消了欢乐的婚庆舞会和晚宴,取消了音乐和舞蹈,他们要赶到二百俄里以外去朝圣。许多人称赞这种做法,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已有官职在身,年纪也不轻,热闹的婚礼看来显得不大得体。再说一个五十二岁的文官,娶了一个刚满十八的姑娘,在这种场合下听音乐也没有趣味。也有人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之所以想出去修道院朝圣的主意,其实是为了让年轻的妻子明白:在婚姻问题上,他是把宗教和道德放在首位的。

  一群同事和亲戚到车站为新婚夫妇送行。他们端着酒杯站着,等着火车开动时好欢呼“乌拉!”彼得·列翁季伊奇,新娘的父亲,头戴高筒帽,身穿教员礼服,已经喝醉,他脸色煞白,举着杯子,不住地住窗口探过身去,央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