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眼深吸一口气，闻到风的味道，像果实味道的风。光滑的果皮、丰润的果肉、颗粒的种子。果肉在空中裂碎，种子有如打出的散弹，柔软地掐入裸露的手腕皮肤，留下鲜锐的痛楚。
对风有这样的感觉，是很久没有的事了。长期住东京，我已完全忘记五月的风，那种活生生的奇妙感觉。即使痛楚的感触，也会被人淡忘吧。陷入肌肤内的某种痛彻骨髓的寒冷，也渐渐被忘记了。
我就是如此-对于吹透在这条斜坡上，丰腴初夏的风-想向表弟说明什么，但还是放弃了。他才十四岁，从来没离开这块土地。对末曾经验失去的人，说明失落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我伸伸懒腰，左右摆摆头。昨夜喝威士忌一直到半夜，脑里的芯彷佛浸透了某种轻微酸痛的物质。
“嗨，现在几点？”表弟问我。我和表弟的身高差二十公分左右，他总是抬头看着我说话。
我望着手表，“十点二十分。”我回答。
这不是小说，是真的有过的事。
那时候我住在国分寺，有一天我搭电车到武藏小金井车站前的隆杰曼买面包。如果要说明为什么会住在什么国分寺，又为什么非要特地搭电车跑到武藏小金井（其实说起来也只有一站而已）去买面包不可的话，话会变成非常长，因此我不说。例如现在，我在波士顿家里自己的房间，穿著Bananapublic的T恤衬衫，用大马克杯喝着咖啡,一面听着上次在ToWer唱片行买来的[Bob Dylan最伟大畅销曲Vol.2]一面写着这原稿，如果要把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所和状况下，我恰巧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像被莫名其妙迷乱的风飘走一样地飘到这里的由来，话说从头一一道来的话，可以写出一本不薄的书。不是我说谎，真的可以写。关于Banana Republic的T恤衬衫一章、关于Bob Dylan又一章……就这样。虽然我实在不认为那样的书会有人想看。
因此我不打算特别说明。本来就是很短的稿子。所以我从国分寺一个人搭上电车，到武藏小金井去买面包的样子，只请你用想象的。我那时才二十几岁，头发比现在要长。穿著在涩谷一家叫Backdrop的店里——不知道现．在还有吗买的拉风的选手防寒夹克（现在还在）。还没开始写什么小说。
结了婚，养着三只猫。对议会制民主主义怀着不信任感，一次也没投过票。倒看过三次（Woodstockstock）。中央线的电车是砖瓦色（真的是吗?），季节是秋天。假设就算抱着巨额~贷款，巨人队也已经赢定了，秋天还是美丽的。
然而当我正要从武藏小金井车站的收票囗出去时，才忽然发现自己的电车票遗失了。不管怎么找，就是找不到那张车票。简直就像时间扭曲了一样。「只有一站怎么会掉了车票呢?」或许你会很惊讶。或许不惊讶也不一定。（我还经常掉车票）。不过总之武藏小金井车站的站员完全不相信我是从国分寺来的。「嘿，客人，所有车票掉了的人，大家都只申告一站哪，真烦人。」那个站员好象人家昨天晚餐只给他一盘切成细丝的报纸似的，以极厌烦的脸色对我说。而我其实真的是从国分寺搭电车来买面包的啊。
从此以后的将近二十年之间，我碰到过许多不如意的事。也有过难过得睡不着觉的事。但大多的事都已经忘记了。而且以后大概也会继续遗忘吧。不管怎么说，比起那舒服的秋天早晨，在武藏小金井车站，遗失车票的区间不被相信的事来，嗯。
笠原May打电话到我家来时是凌晨三时半，当时不用说我正熟睡中。我正蒙头锁在天鹅绒般软绵绵、暖烘烘的睡眠之泥中，和鳗鱼啦、长筒雨靴啦锁在一起，正在贪食着即使是凑合的却也还算有效率的幸福果实。就在这时候，电话打来了。
铃铃，铃铃。
首先果实消失了，然后鳗鱼和长筒雨靴消失了，最后泥消失了，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三十七岁，喝醉酒，又不太被人家喜欢的我而已。到底什么地方的谁，有权利把鳗鱼和长筒雨靴从我身边夺走呢？
铃铃，铃铃。
“喂喂。”笠原May说。“喂喂。”
嗨，喂喂。“我回答。”
“嗯，是我，笠原May啦。晚上这么晚真抱歉。不过蚂蚁又出来了噢。在厨房旁边的柱子筑巢呢。就是从于是被赶出去的那些家伙啊，今天晚上有把窝搬到这边来了。对呀，全部搬过来了。连那些胖嘟嘟的白色小蚂蚁都搬来了噢。真受不了，所以呀，你再带那个喷雾剂过来嘛。虽然这么晚了，不好意思，可是我真的最讨厌蚂蚁了。噢！明白吗？”
我在黑暗中猛摇头。笠原May是谁呀？把鳗鱼从我脑子里夺走的笠原May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试着冲着笠原May发出这个疑问。
“唉呀，对不起，我好象搞错了。”笠原May好象真的很抱歉似的说。“我，真是被蚂蚁搞昏头了。因为蚂蚁成群结队地大搬家啊。对不起噢。”
笠原May先挂断电话，我也随后放下听筒。世界上有某个地方蚂蚁正在搬家，笠原May正在向谁求救。
我叹一口气盖上棉被，闭上眼睛，再度往睡眠的泥中去寻找那些友好的鳗鱼们的踪影。
渡边升寄了一张画有章鱼的明信片给我。章鱼画的下面，以他惯常的歪七扭八的字体，写着这样的句子：“听说小女前几天在地铁里受到你的照顾，非常多谢。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吃章鱼吧。”
我读了这个大吃一惊，因为我最近有一段时间出去旅行，算算也有两个月没搭地铁了，而且我完全不记得曾经有在地铁里照顾过渡边升女儿的事。首先我连他有个女儿的事都不知道了。大概把我和其他什么人搞错了吧？
不过吃章鱼倒是不坏的事。
我写了一封信渡旁升。我在明信片上画了鸟的画，那下面写道：“日前收到你的明信片，谢谢。章鱼不坏呀。我们一起去吃吧。月底左右请联络。”
但等了整整一个月，渡边升还没联络，我想他大概又像平常那样忘记了吧。我在那一个月，特别想吃章鱼，但心想反正要和渡边升一起去吃，于是等着之间，终于没有吃成。
我快要把章鱼的事和渡边升的事忘掉的时候，他又寄明信片来了。这次的明信片则画了漫波鱼。并在那下面写文章。
“前几天的章鱼好吃啊。小生也好久没吃到那么像章鱼的章鱼了。不过对于当天你所陈述的想法，我有些微异议。作为拥有妙龄女儿的父亲，小生对你性的价值观实在无法苟同。近日再找个机会一面吃火锅，一面慢慢聊聊吧。”
真要命，我叹了一口气。渡边升又把我和什么人给搞错了。
所谓甜甜圈研究会——最近的大学生真会想出各种名堂啊——打电话来说他们想谈一谈有关甜甜圈的生存之道，问我要不要去参加研讨会。好啊，我回答。我对甜甜圈自认拥有一家之言，无论知识、见识、鉴赏眼光，各方面都还不至于输给那一般大学生。
大学甜甜圈研究会的秋之集会，包租HOTELNEWOTANI的大厅举行。有乐队演奏，和甜甜圈配对游戏，在提供代替晚餐的点心之后，并在邻室召开研讨会。除了我之外，还有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饮食评论家等出席。
“如果说甜甜圈在现代文学上能够拥有力量，那是对意识下的领域，做身份认知的某种个人性收束力，给与直接承认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我说。谢礼是五万圆。
我把那五万圆塞进口袋里，转移到饭店的酒吧去，和在做甜甜圈配对游戏时认识的法文系女大学生两个人喝着伏特加tonic。
“结果你的小说，不管好坏，都是甜甜圈式的噢。福楼拜大概一次也没想到过甜甜圈的事吧。”
是啊，福娄拜大概一次也没想到过甜甜圈的事吧。不过现在是二十世纪，即将变成二十一世纪了。这个时候还把福楼拜抬出来也很伤脑筋。
“甜甜圈就是我。”我模仿福娄拜说。
“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啊。”说着大学女生咯吃咯吃地笑了。不是我自豪，不过让法文系女孩子笑，我倒是相当有心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