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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实的故事,同时也是寓言。而且也是我们生存的一九六O年代的民间传说。

    我生于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一年进中学,一九六七年上大学。然后在那个混乱的环境中迎接二十岁的来临。所以,我们正如文字所示的,是六○年代的孩子们。在人生当中最容易受伤、最幼稚,也是最重要的时期里,我们充分吸收了六O年代顽强而狂野的空气,然后,理所当然地,命中注定般地沉醉于其中。从多亚斯到披头四到鲍伯狄伦,其BGM(幕后音乐)都很精致。

    在所谓一九六O年代的时代里,的确有某些特别的事物。如今回想起来果然不错,而当时我也是那么想的。那个时代确实有些特别的东西。

    我并不是要让什么都变成回顾式的,也不是以自己所生长的时代自豪(究竟是身居何处的某人,又为了什么原因,而必须为某一个时代感到骄傲呢?)。我只是把事实照实陈述而已。对,那里确实有某些特别的事物。当然—我个人认为—那时代的事物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珍贵的事物。由时代的运转所产生的狂热,当时所揭示的约东,以及某种事物在某种时期,所产生的某种被限制的光辉。还有,像把望远镜倒过来所看到的宿命式的焦虑,英雄与无赖、陶醉与幻灭、殉道与得道、结论与个论、沉默与雄辩,以及无聊的等待等等、等等。无论那个时代都有这些东西,即使现在也有。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也许这样说有点自负,请见谅!),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地以伸手即可取得的形式清清楚楚地存在着。一个个都好好地披在架子上。而且,当时不像现在。现在是你要伸手拿某样东西,都会有许多夸大、虚伪的广告、有用的相关资讯、折扣优待券,以及为了提升企业形象而出现的选择权,这些复杂的事物,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向你逼近。在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多得抱不下的各种说明书(好的,这是初级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中级的,这是高级的应用编。还有,这是如何和高级机种连接的说明书……)。我们只是很单纯地伸手去拿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把它带回家就行了。就像在夜市买小鸡一样。非常简单,也非常粗鲁。而且,那也许是适用这种做法的最后的时代。

托尼瀑谷的真名实姓就是托尼瀑谷。

    因了这个姓名(户籍上的姓名当然为瀑谷托尼)和一张约略棱角分明的面孔,加上头发蜷曲,小时候他常被当成混血儿。时值战后不久,世上掺有一半美国兵血统的孩子相当之多,但实际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他父亲名叫瀑谷省三郎,战前就是小有名气的爵士长号手,不过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四年他就在女人身上惹出麻烦而不得不离开东京。既然离开就远离吧,索性拿起长号去了中国。当时从长崎乘船一天就到上海了。东京也好日本也好,他都没有怕损失的东西,所以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况且总的说来,当时上海那座城市所提供的技巧性华丽更适合他的性格。他站在溯扬子江而上的轮船甲板上目睹在晨光中闪烁其辉的上海优美的市容——从那一刻开始瀑谷省三郎就无条件地喜爱上了这座城市,晨光看上去仿佛在向他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那时他二十一岁。由此之故,从中日战争到突袭珍珠港以至扔原子弹,整个战乱动荡时期他都在上海的夜总会里悠然自得地吹长号。战争是在与他不相关的地方进行的。

    总之,瀑谷省三郎可以说全然不具有对于战争的认识和省察等等,只要能尽情吹长号,能大体保证一日三餐,能有若干女人围在身边,他就别无他求。大多数人都喜欢他。年轻、富有男子气、乐器玩得精,去哪里都如雪地里的乌鸦一样引人注意。睡过的女人简直数不胜数。日本人、中国人、白俄,娼妇、人妻,美貌女子、不甚美貌的女子——他几乎随时随地都同女人大动干戈。瀑谷省三郎凭着无比甜美的长号音色和生机勃勃的硕大xxxx,甚至跃升为当时上海的名人。

很久、很久以前。虽这么说也不过十四、五年前的事,我曾住在一个校外的宿舍。那时我才十八岁,刚进大学,对东京完全不熟,加上我没有一人在外住饼,家里担心便帮我找了宿舍。当然,费用也有关系,宿舍比一个人住便宜多了。我当然希望一个人租房子住来得清爽。但想到注册费、学费,及家里按月寄来的生活费,还是不好固执己见。

    校外宿舍位于视野良好的文京区高台地,占地广阔,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大门外,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耸立的樱树,树龄一百五十岁,或者更多。站在树根处往上望,绿色枝叶几乎隐蔽了天空。

    道路绕过巨木,笔直伸入宿舍中庭。中庭的两旁是两栋平行三层纲筋建筑。很高大的宿舍。可以听到从打开的窗口传出电台音乐。一律乳白色窗帘,褪了色也不显目的颜色。

    道路正面是两层宿舍本栋。一楼餐厅和大浴室,二楼讲堂、集会室,和贵宾室。一栋三层的第三宿舍和本栋并行。中庭宽阔,草坪装有洒水器迎着阳光不停旋转。本栋内侧还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场,六座网球场,设备齐全。

3年前,我和她在一个熟人的婚礼上相遇,要好起来。年纪我和她几乎相差一轮,她20,我31。但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当时我伤脑筋的事除此之外多的是。老实说,也没工夫一一考虑什么年龄之类。她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把年龄放在心上。我已结婚,这也不在话下。什么年龄、家庭、收入,在她看来,都和脚的尺寸声音的高低指甲的形状一样,纯属先天产物。总之,不是考虑便能有对策那种性质的东西。

    她一边跟一位有名的某某老师学哑剧,一边为了生计当广告模特。不过,因她嫌麻烦,时常把代理人交待的工作一推了之,所以收入实在微乎其微。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几个男人好意接济。当然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是根据她的语气猜想大概如此。

    话虽这么说,可我并非暗示她为钱而同男人困觉什么的。偶尔或许有类似情况。即使真有,也不是本质性问题。本质上恐怕单纯得多。也正是这种无遮无掩不拘一格的单纯吸引了某一类型的人。在她的单纯面前,他们不由想把自己心中盘根错节的感情投放到她身上去。解释固然解释不好,总之我想是这么回事。依她的说法,她是在这种单纯的支撑下生活的。

    当然,如此效用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这同"剥橘皮"是同一道理。

朋友寄来一封信和结婚喜帖,把我引到古老的地方。

    我请了两天假,预订了酒店的房间。忽然觉得好像身体的一半都变透明了似的,好不可思议。

    晴朗的五月早晨,我把身边的日用品塞进旅行袋,搭上新干线。坐在窗边的位置,翻开书,然后会上,喝干了罐装啤酒,稍微睡了一下,然后干脆眺望窗外的风景。

    新干线的窗户映出来的风景总是一样。那是强迫切开的,没有脉络可寻而一直线排开的干巴巴的风景。简直就像大量兴建来销售的住宅墙上挂的画框里的画一样,那种风景令人觉得厌烦。

    一切都和十二年前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透过强化玻璃的五月阳光,于巴巴的火腿三文治的味道,和好像很无聊地看着经济新闻的邻座年轻业务员的侧面也一样。报纸的标题正告知着欧洲共同体可能在几个月内开始强硬限制日货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