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加多怜沾着新法律的利益，得了父亲这笔遗产，她便嫌朴君所住的地方闭塞简陋，没有公园、戏院，没有舞场，也没有够得上与她交游的人物。在穷乡僻壤里，她在外洋十年间所学的种种自然没有施展的地方。她所受的教育使她要求都市的物质生活，喜欢外国器用，羡慕西洋人的性情。她的名字原来叫做黄家兰，但是偏要译成英国音义，叫加多怜伊罗。由此可知她的崇拜西方的程度。这次决心离开她丈夫，为的要恢复她的都市生活。她把那旧房子修改成中西混合的形式，想等到布置停当才为朴君在本城运动一官半职，希望能够在这里长住下去。

　　她住的正房已经布置好了，现在正计划着一个游泳池，要将西花园那五间祖祠来改造，两间暗间改做更衣室，把神龛挪进来，改做放首饰、衣服和其他细软的柜子，三间明间改做池子，瓦匠已经把所有的神主都取出来放在一边。还有许多人在那里，搬神龛的搬神龛，起砖的起砖，掘土的掘土，已经工作了好些时，她才来看看。她走到房门口，便大声嚷：“李妈，来把这些神主拿走。” 

　　李妈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长得还不丑，是她父亲用过的人。她问加多怜要把那些神主搬到哪里去。加多怜说：“爱搬哪儿搬哪儿。现在不兴拜祖先了，那是迷信。你拿到厨房当劈柴烧了罢。”她说：“这可造孽，从来就没有人烧过神主，您还是挑一间空屋子把它们搁起来罢。或者送到大少爷那里也比烧了强。”加多怜说：“大爷也不一定要它们。他若是要，早就该搬走。反正我是不要它们了，你要送到大少爷那里就送去。若是他也不要，就随你怎样处置，烧了也成，埋了也成，卖了也成。那上头的金，还可以值几十块，你要是把它们卖了，换几件好衣服穿穿，不更好吗？”她答应着，便把十几座神主放在篮里端出去了。 

　　加多怜把话吩咐明白，随即回到自己的正房，房间也是中西混合型。正中一间陈设的东西更是复杂，简直和博物院一样。在这边安排着几件魏、齐造像，那边又是意、法的裸体雕刻。壁上挂的，一方面是香光、石庵的字画，一方面又是什么表现派后期印象派的油彩。一边挂着先人留下来的铁笛玉笙，一边却放着皮安奥与梵欧林，这就是她的客厅。客厅的东西厢房，一边是她的卧房和装饰室，一边是客房，所有的设备都是现代化的。她从容厅到装饰室，便躺在一张软床上，看看手表已过五点，就按按电铃，顺手点着一支纸烟，一会，陈妈进来。她说：“今晚有舞局，你把我那新做的舞衣拿出来，再打电话叫裁缝立刻把那套蝉纱衣服给送来，回头来伺候洗澡。”陈妈一一答应着，便即出去。 

　　她洗完澡出来，坐在装台前，涂脂抹粉，足够半点钟工夫。陈妈等她装饰好了，便把衣服披在她身上。她问：“我这套衣服漂亮不漂亮？”陈妈说：“这花了多少钱做的？”她说，“这双鞋合中国钱六百块，这套衣服是一千。”陈妈才显出很赞羡的样子说：“那么贵，敢情漂亮啦！”加多怜笑她不会鉴赏，对她解释那双鞋和那套衣服会这么贵和怎样好看的原故，但她都不懂得。她反而说：“这件衣服就够我们穷人置一两顷地。”加多怜说：“地有什么用呢？反正有人管你吃的穿的用的就得啦。”陈妈说：“这两三年来，太太小姐们穿得越发讲究了，连那位黄老太太也穿得花花绿绿地。”加多怜说：“你们看得不顺眼吗？这也不希奇。你晓得现在娘们都可以跟爷们一样，在外头做买卖、做事和做官，如果打扮得不好，人家一看就讨嫌，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她又笑着说：“从前的女人，未嫁以前是一朵花，做了妈妈就成了一个大倭瓜。现在可不然，就是八十岁的老太太，也得打扮得象小姑娘一样才好。”陈妈知道她心里很高兴，不再说什么，给她披上一件外衣，便出去叫车夫伺候着。 

　　加多怜在软床上坐着等候陈妈的回报，一面从小桌上取了一本洋文的美容杂志，有意无意地翻着。一会儿李妈进来说：“真不凑巧，您刚要出门，邸先生又来了。他现时在门口等着，请进来不请呢？”加多怜说：“请他这儿来罢。”李妈答应了一声，随即领着邸力里亚进来。邸力里亚是加多怜在纽约留学时所认识的西班牙朋友，现时在领事馆当差。自从加多怜回到这城以来，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好几次。他是一个很美丽的少年，两撇小胡映着那对象电光闪烁的眼睛。说话时那种浓烈的表情，乍一看见，几乎令人想着他是印度欲天或希拉伊罗斯的化身，他一进门，便直趋到加多怜面前，抚着她的肩膀说：“达灵，你正要出门吗？我要同你出去吃晚饭，成不成？”加多怜说：“对不住，今晚我得去赴林市长的宴舞会，谢谢你的好意。”她拉着邸先生的手，教他也在软椅上坐。又说：“无论如何，你既然来了，谈一会再走罢。”他坐下，看见加多怜身边那本美容杂志，便说：“你喜欢美国装还是法国装呢？看你的身材，若扮起西班牙装，一定很好看。不信，明天我带些我们国里的装饰月刊来给你看。”加多怜说：“好极了。我知道我一定会很喜欢西班牙的装束。” 

　　两个人坐在一起，谈了许久，陈妈推门进来，正要告诉林宅已经催请过，蓦然看见他们在椅子上搂着亲嘴。在半惊半诧异的意识中，她退出门外。加多怜把邸力里亚推开，叫：“陈妈进来，有什么事？是不是林宅来催请呢？”陈妈说：“催请过两次了。”那邸先生随即站起来，拉着她的手说：“明天再见吧，不再耽误你的美好的时间了。”她叫陈妈领他出门，自己到装台前再匀匀粉，整理整理头面。一会陈妈进来说车已预备好，衣箱也放在车里了。加多怜对她说：“你们以后该学学洋规矩才成，无论到哪个房间，在开门以前，必得敲敲门，教进来才进来。方才邸先生正和我行着洋礼，你闯进来，本来没多大关系，为什么又要缩回去？好在邸先生知道中国风欲，不见怪，不然，可就得罪客人了。”陈妈心里才明白外国风俗，亲嘴是一种礼节，她一连回答了几声：“唔，唔”，随即到下房去。 

　　加多怜来到林宅，五六十位客人已经到齐了。市长和他的夫人走到跟前同她握手。她说：“对不住，来迟了。”市长连说：“不迟不迟，来得正是时候。”他们与她应酬几句，又去同别的客人周旋。席问也有很多她所认识的朋友，所以和她谈笑自如，很不寂寞，席散后，麻雀党员，扑克党员，白面党员等等，各从其类，各自消遣，但大部分的男女宾都到舞厅去。她的舞艺本是冠绝一城的，所以在场上的独舞与合舞，都博得宾众的赞赏。 

　　已经舞过很多次了。这回是市长和加多怜配舞，在进行时，市长极力赞美她身材的苗条和技术的纯熟。她越发播弄种种妩媚的姿态，把那市长的心绪搅得纷乱。这次完毕，接着又是她的独舞。市长目送着她进更衣室，静悄悄地等着她出来。众宾又舞过一回，不一会，灯光全都熄了，她的步伐随着乐音慢慢地踏出场中。她头上的纱中和身上的纱衣，满都是萤火所发的光，身体的全部在磷光闪烁中断续地透露出来。头面四周更是明亮，直如圆光一样。这动物质的衣裳比起其余的舞衣，直象寒冰狱里的鬼皮与天宫的霓裳的相差。舞罢，市长问她这件舞衣的做法。她说用萤火缝在薄纱里，在黑暗中不用反射灯能够自己放出光来。市长赞她聪明，说会场中一定有许多人不知道，也许有人会想着天衣也不过如此。 

　　她更衣以后，同市长到小客厅去休息。在谈话间，市长便问她说：“听说您不想回南了，是不是？”她回答说：“不错，我有这样打算，不过我得替外子在这里找一点事做才成。不然，他必不让我一个人在这里住着。如果他不能找着事情，我就想自己去考考文官，希望能考取了，派到这里来。”市长笑着说：“象您这样漂亮，还用考什么文官武官呢！您只告诉我您愿意做什么官，我明儿就下委札。”她说：“不好吧，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官。您若肯提拔，就请派外子一点小差事，那就感激不尽了。”市长说：“您的先生我没见过，不便造次。依我看来，您自己做做官，岂不更抖吗？官有什么叫做会做不会做？您若肯做就能做，回头我到公事房看看有什么缺。马上就把您补上好啦。若是目前没有缺，我就给您一个秘书的名义。”她摇头，笑着说：“当秘书，可不敢奉命。女的当人家的秘书，都要给人说闲话的。”市长说：“那倒没有关系，不过有点屈才而已。当然我得把比较重要的事情来叨唠。” 

　　舞会到夜阑才散，加多怜得着市长应许给官做，回家以后，还在卧房里独自跳跃着。 

　　从前老辈们每笑后生小子所学非所用，到近年来，学也可以不必，简直就是不学有所用。市长在舞会所许加多怜的事已经实现了。她已做了好几个月的特税局帮办，每月除到局支几百元薪水以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督办是市长自己兼，实际办事的是局里的主任先生们。她也安置了李妈的丈夫李富在局里，为的是有事可以关照一下。每日里她只往来于饭店舞场和显官豪绅的家庭间，无忧无虑地过着太平日子。平常她起床的时间总在中午左右，午饭总要到下午三四点，饭后便出门应酬，到上午三四点才回家。若是与邸力里亚有约会或朋友们来家里玩，她就不出门，起得也早一点。 

　　在东北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的一天早晨，李妈在厨房为她的主人预备床头点心。陈妈把客厅归着好，也到厨房来找东西吃。她见李妈在那里忙着，便问：“现在才七点多，太太就醒啦？”李妈说：“快了罢，今天中午有饭局，十二点得出门，不是不许叫‘太太’吗？你真没记性！”陈妈说：“是呀，太太做了官，当然不能再叫‘太太’了。可是叫她做‘老爷’，也不合适，回头老爷来到，又该怎样呢？一定得叫‘内老爷’、‘外老爷’才能够分别出来”。李妈说：“那也不对，她不是说管她叫‘先生’或是帮办么？”陈妈在灶头拿起一块烤面包抹抹果酱就坐在一边吃。她接着说：“不错，可是昨天你们李富从局里来，问‘先生在家不在’，我一时也拐不过弯来，后来他说太太，我才想起来。你说现在的新鲜事可乐不可乐？”

李妈说：“这不算什么，还有更可乐的啦。”陈妈说：“可不是！那‘行洋礼’的事。他们一天到晚就行着这洋礼。”她嘻笑了一阵，又说：“昨晚那邸先生闹到三点才走。送出院子，又是一回洋礼，还接着‘达灵’、‘达灵’叫了一阵。我说李姐，你想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李妈说：“谁知道？听说外国就是这样乱，不是两口子的男女搂在一起也没有关系。昨儿她还同邸先生一起在池子里洗澡咧。”陈妈说：“提起那池子来了，三天换一次水，水钱就是二百块，你说是不是，洗的是银子不是水？”李妈说：“反正有钱的人看钱就不当钱，又不用自己卖力气，衙门和银行里每月把钱交到手，爱怎花就怎花，象前几个月那套纱衣裳，在四郊收买了一千多只火虫，花了一百多。听说那套料子就是六百，工钱又是二百。第二天要我把那些火虫一只一只从小口袋里摘出来，光那条头纱就有五百多只，摘了一天还没摘完，真把我的胳臂累坏了。三天花二百块的水，也好过花八九百块做一件衣服穿一晚上就拆，这不但糟蹋钱并且造孽。你想，那一千多只火虫的命不是命吗？”

陈妈说：“不用提那个啦。今天过午，等她出门，咱们也下池子去试一试，好不好？”李妈说：“你又来了，上次你偷穿她的衣服，险些闯出事来。现在你又忘了！我可不敢。那个神堂，不晓得还有没有神，若是有咱们光着身子下去，怕亵渎了受责罚。”陈妈说：“人家都不会出毛病，咱们还怕什么？”她站起来，顺手带了些吃的到自己屋里去了。 

　　李妈把早点端到卧房，加多怜已经靠着床背，手拿一本杂志在那里翻着。她问李妈：“有信没信？”李妈答应了一声：“有”。随把盘子放在床上，问过要穿什么衣服以后便出去了。她从盘子里拿起信来，一封一封看过。其中有一封是朴君的，说他在年底要来。她看过以后，把信放下，并没显出喜悦的神气，皱着眉头，拿起面包来吃。 

　　中午是市长请吃饭，座中只有宾主二人。饭后，市长领她到一间密室去。坐走后，市长便笑着说：“今天请您来，是为商量一件事情。您如同意，我便往下说。”加多怜说：“只要我的能力办得到，岂敢不与督办同意？” 

　　市长说：“我知道只要您愿意，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我给您说，现在局里存着一大宗缉获的私货和违禁品，价值在一百万以上。我觉得把它们都归了公，怪可惜的，不如想一个化公为私的方法，把它们弄一部分出来。若能到手，我留三十万，您留二十五万，局里的人员分二万，再提一万出来做参与这事的人们的应酬费。如果要这事办得没有痕迹，最好找一个外国人来认领。您不是认识一位领事馆的朋友吗？若是他肯帮忙，我们应在应酬费里提出四五千送他。您想这事可以办吗？”加多怜很踌躇，摇着头说：“这宗款太大了，恐怕办得不妥，风声泄漏出去，您我都要担干系。”市长大笑说：“您到底是个新官僚！赚几十万算什么？别人从飞机、军舰、军用汽车装运烟土白面，几千万、几百万就那么容易到手，从来也没曾听见有人质问过。我们赚一百几十万，岂不是小事吗？您请放心，有福大家享，有罪鄙人当，您待一会去找那位邸先生商量一下得啦。”她也没主意了，听市长所说，世间简直好象是没有不可做的事情。她站起来，笑着说：“好吧，去试试看。” 

　　加多怜来到邸力里亚这里，如此如彼地说了一遍。这邸先生对于她的要求从没拒绝过，但这次他要同她交换条件才肯办。他要求加多怜同他结婚，因为她在热爱的时候曾对他说过她与朴君离异了。加多怜说：“时候还没到，我与他的关系还未完全脱离。此外，我还怕社会的批评。”他说：“时候没到，时候没到，到什么时候才算呢？至于社会那有什么可怕的？社会很有力量，象一个勇士一样。可是这勇士是瞎的，只要你不走到他跟前，使他摸着你，他不看见你，也不会伤害你。我们离开中国就是了。我们有了这么些钱，随便到阿根廷住也好，到意大利住也好，就是到我的故乡巴悉罗那住也无不可。我们就这样办吧，我知道你一定要喜欢巴悉罗那的蔚蓝天空，那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得上的。我们可以买一只游艇，天天在地中海遨游，再没有比这事快乐了。” 

　　邸力里亚的话把加多怜说得心动了，她想着和朴君离婚倒是不难，不过这几个月的官做得实在有瘾，若是嫁给外国人，国籍便发生问题，以后能不能回来，更是一个疑问。她说：“何必做夫妇呢？我们这样天天在一块玩，不比夫妇更强吗？一做了你的妻子，许多困难的问题都要发生出来。若是要到巴悉罗那去，等事情弄好了，就拿那笔款去花一两年也无妨。我也想到欧洲去玩玩。……”她正说着，小使进来说帮办宅里来电话，请帮办就回去，说老妈子洗澡，给水淹坏了。加多怜立刻起身告辞。邸先生说：“我跟你去罢，也许用得着我。”于是二人坐上汽车飞驶到家。 

　　加多怜和邸先生一直来到游泳池边，陈妈和李妈已经被捞起来，一个没死，一个还躺着，她们本要试试水里的滋味，走到跳板上，看见水并不很深，陈妈好玩，把李妈推下去，哪里知道跳板弹性很强，同时又把她弹下去。李妈在水里翻了一个身，冲到池边，一手把绳揪着，可是左臂已擦伤了。陈妈浮起来两三次，一沉到底。李妈大声嚷救命，园里的花匠听见，才赶紧进来，把她们捞起来。邸先生给陈妈施行人工呼吸法，好容易把她救活了，加多怜叫邸先生把她们送到医院去。 

　　邸力里亚从医院回来，加多怜继续与他谈那件事情，他至终应许去找一个外商来承认那宗私货，并且发出一封领事馆的证明书，她随即用电话通知督办。督办在电话里一连对她说了许多夸奖的话，其喜欢可知。 

　　两三个月的国难期间，加多怜仍是无忧无虑能乐且乐地过她的生活。那笔大款她早已拿到手，那邸先生又催着她一同到巴悉罗那去。她到市长那里，偶然提起她要出洋的事，并且说明这是当时的一个条件。市长说：“这事容易办，就请朴君代理您的事情，您要多喒回任都可以。”加多怜说：“很好，外子过几天就可以到。我原先叫他过年二三月才来，但他说一定要在年底来。现在给他这差事，真是再好不过了。” 

　　朴君到了，加多怜递给他一张委任状。她对丈夫说，政府派她到欧洲考查税务，急要动身，教他先代理帮办，等她回来再谋别的事情做。朴君是个老实人，太太怎么说，他就怎么答应，心里并且赞赏她的本领。 

　　过几天，加多怜要动身了。她和邸力里亚同行，朴君当然不晓得他们的关系，把他们送到上海候船，便赶快回来。刚一到家，陈妈的丈夫和李富都在那里等候着。陈妈的丈夫说他妻子自从出院以后，在家里病得不得劲，眼看不能再出来做事了，要求帮办赏一点医药费。李富因局里的人不肯分给他那笔款，教他问帮办要。这事迟延很久，加多怜也曾应许教那班人分些给他，但她没办妥就走了。朴君把原委问明，才知道他妻子自离开他以后的做官生活的大概情形。但她已走了，他即不便用书信去问她，又不愿意拿出钱来给他们。说了很久，不得要领，他们都怅怅地走了。 

　　一星期后，特税局的大侵吞案被告发了，告发人便是李富和几个分不着款的局员，市长把事情都推在加多怜身上。把朴君请来，说了许多官话，又把上级机关的公文拿出来。朴君看得眼呆呆地，说不出半句话来。市长假装好意说：“不要紧，我一定要办到不把阁下看管起来。这事情本不难办，外商来领那宗货物，也是有凭有据，最多也不过是办过失罪，只把尊寓交出来当做赔偿，变卖得多少便算多少，敷衍得过便算了事。我与尊夫人的交情很深，这事本可以不必推究，不过事情已经闹到上头，要不办也不成。我知道尊夫人一定也不在乎那所房子，她身边至少也有三十万呢。” 

　　第二天，撤职查办的公文送到，警察也到了。朴君气得把那张委任状撕得粉碎。他的神气直想发狂，要到游泳池投水，幸而那里已有警察，把他看住了。 

　　房子被没收的时候，正是加多怜同邸力里亚离开中国的那天。他在敌人的炮火底下，和平日一样，无忧无虑地来了吴淞口。邸先生望着岸上的大火，对加多怜说：“这正是我们避乱的机会，我看这仗一时是打不完的，过几年，我们再回来吧！”

他原是武清的警察，因为办事认真，局长把他荐到这城来试当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庞，合度的身材，和听他温雅的言辞，就知道他过去的身世。有人说他是世家子弟，因为某种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当警察。站岗的生活，他已度过八九年，在这期间，把他本来的面目改变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的新任务，对于应做的侦察事情自然都要学习。 

　　大碗居里头靠近窗户的座，与外头绍慈所占的只隔一片纸窗。那里对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谈，几乎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因为街道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绍慈就转过来偷听窗户里头的谈话。他听见那男子说：“世雄简直没当你是人。你原先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说：“说来话长。我们是旧式婚姻，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一向不知道你们的事，只听世雄说他见过你一件男子所送的东西，知道你曾有过爱人，但你始终没说出是谁。” 

　　这谈话引起了绍慈的注意。从那二位的声音听来，他觉得象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认识的人。他从纸上的小玻璃往里偷看一下。原来那男子是离武清不远一个小镇的大悲院的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却是县立小学的教员。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蓝布长袍，头上没戴什么，虽露光头，却也显不出是个出家人的模样。大概他一进城便当还俗吧。那女教员头上梳着琶琶头，灰布袍子，虽不入时，倒还优雅。绍慈在县城当差的时候常见着她，知道她的名字叫陈邦秀。她也常见绍慈在街上站岗，但没有打过交涉，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绍慈含着烟卷，听他们说下去。只听邦秀接着说：“不错，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给的东西，不过他不是我的爱人。”她说时，微叹了一下。契默还往下问。她说：“那人已经不在了。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不，宁可说是我的恩人。今天已经讲开，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诉你。” 

　　“我原是一个孤女，原籍广东，哪一县可记不清了。在我七岁那年，被我的伯父卖给一个人家。女主人是个鸦片鬼，她睡的时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时又要我打烟泡，做点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那样的生活过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晓得寻死，也不能够求生，真是痛苦极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亏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爷，乘着她鸦片吸足在床上沉睡的时候，把我带到他老师陈老师那里。我们一直就到轮船上，因为那时陈老师正要上京当小京官，陈老师本来知道我的来历，任从方少爷怎样请求，他总觉得不妥当，不敢应许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锣，送客的人都纷纷下船，方少爷忙把一个小包递给我，杂在人丛中下了船。陈老师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说到香港再打电报教人来带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来电请陈老师收留我。” 

　　“陈老师、陈师母和我三个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爷来信说加倍赔了人家的钱，还把我的身契寄了来。我感激到万分，很尽心地伺候他们。他们俩年纪很大，还没子女，觉得我很不错，就把我的身契烧掉，认我做女儿。我进了几年学堂，在家又有人教导，所以学业进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还没毕业，武昌就起了革命。我们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广东，知道那位方老爷在高州当知县，因为办事公正，当地的劣绅地痞很恨恶他。在革命风潮膨胀时，他们便树起反正旗，借着扑杀满州奴的名义，把方老爷当牛待遇，用绳穿着他的鼻子，身上挂着贪官污吏的罪状，领着一家大小，游遍满城的街市，然后把他们害死。” 

　　绍慈听到这里，眼眶一红，不觉泪珠乱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听见或看见可怜的事情，常要掉泪。他尽力约束他的情感，还镇定地听下去。 

　　契默象没理会那惨事，还接下去问：“那方少爷也被害了么？”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风潮稍微平定，我义父和我便去访寻方家人的遗体，但都已被毁灭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爷原先给我那包东西是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预备给我在道上穿的。还有一个小绣花笔袋，带着两枝铅笔。因为我小时看见铅笔每觉得很新鲜，所以他送给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惟独那笔袋和铅笔还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的‘爱人赠品’。” 

　　“我们住在广州，义父没事情做，义母在民国三年去世了。我那时在师范学校念书。义父因为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渐次老弱，急要给我择婿。我当时虽不愿意，只为厚恩在身，不便说出一个‘不’字。由于辗转的介绍，世雄便成为我的未婚夫。那时他在陆军学校，还没有现在这样荒唐，故此也没觉得他的可恶。在师范学校的末一年，我义父也去世了。那时我感到人海茫茫，举目无亲，所以在毕业礼行过以后，随着便行婚礼。” 

　　“你们在初时一定过得很美满了。” 

　　“不过很短很短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不成了。我对于他，他对于我，都是半斤八两，一样地互相敷衍。” 

　　“那还成吗？天天挨着这样虚伪的生活。” 

　　“他在军队里，蛮性越发发展，有三言两语不对劲，甚至动手动脚，打踢辱骂，无所不至。若不是因为还有更重大的事业没办完的原故，好几次我真想要了结了我自己的生命。幸而他常在军队里，回家的时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败仗逃回来了。他一向没打胜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临财无不得，临功无不居，临阵无不逃的武人。后来，人都知道他的伎俩，军官当不了，在家闲住着好些时候。那时我在党里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绍他，又很诚恳地要求同志们派他来做现在的事情。” 

　　“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家，对于现在的事业也未见得能忠实地做下去。” 

　　“可不是吗？只怪同志们都受他欺骗，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关交在他手里。我越来越觉得他靠不住，时常晓以大义。所以大吵大闹的戏剧，一个月得演好几回。” 

　　那和尚沉吟了一会，才说：“我这才明白。可是你们俩不和，对于我们事业的前途，难免不会发生障碍。” 

　　她说：“请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决不象他那么不负责任。” 

　　绍慈听到这里，好象感触了什么，不知不觉间就站了起来。他本坐在长板凳的一头，那一头是另一个人坐着。站起来的时候，他忘记告诉那人预防着，猛然把那人摔倒在地上。他手拿着的茶杯也摔碎了，满头面都浇湿了。绍慈忙把那人扶起，赔了过失，张罗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办清以后，在大碗居里头谈话的那两人，已不知去向。 

　　他虽然很着急，却也无可奈何，仍旧坐下，从口袋里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的小册子，写了好些字在上头。他那本小册子实在不能叫做日记，只能叫做大事记。因为他有时距离好几个月，也不写一个字在上头，有时一写就是好几页。 

　　在繁剧的公务中，绍慈又度过四五个星期的生活。他总没忘掉那天在大碗居所听见的事情，立定主意要去侦察一下。 

　　那天一清早他便提着一个小包袱，向着沙锅门那条路走。他走到三里河，正遇着一群羊堵住去路，不由得站在一边等着。羊群过去了一会，来了一个人，抱着一只小羊羔，一面跑，一面骂前头赶羊的伙计走得太快。绍慈想着那小羊羔必定是在道上新产生下来的。它的弱小可怜的声音打动他的恻隐之心，便上前问那人卖不卖，那人因为他给的价很高，也就卖给他，但告诉他没哺过乳的小东西是养不活的，最好是宰来吃。绍慈说他有主意，抱着小羊羔，雇着一辆洋车拉他到大街上，买了一个奶瓶，一个热水壶，和一匣代乳粉。他在车上，心里回忆幼年时代与所认识的那个女孩子玩着一对小兔，他曾说过小羊更好玩。假如现在能够见着她，一同和小羊羔玩，那就快活极了。他很开心，走过好几条街，小羊羔不断地在怀里叫。经过一家饭馆，他进去找一个座坐下，要了一壶开水，把乳粉和好，慢慢地喂它。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饿，便要了几张饼。他正在等着，随手取了一张前几天的报纸来看。在一个不重要的篇幅上，登载着女教员陈邦秀被捕，同党的领袖在逃的新闻，匆忙地吃了东西，他便出城去了。 

　　他到城外，雇了一匹牲口，把包袱背在背上，两手抱着小羊羔，急急地走，在驴鸣犬吠中经过许多村落。他心里一会惊疑陈邦秀所犯的案，那在逃的领袖到底是谁；一会又想起早间在城门洞所见那群羊被一只老羊领导着到一条死路去：一会又回忆他的幼年生活。他听人说过沙渍里的狼群出来猎食的时候，常有一只体力超群、经验丰富的老狼领导着。为求食的原故，经验少和体力弱的群狼自然得跟着它。可见在生活中，都是依赖的份子，随着一两个领袖在那里瞎跑，幸则生，不幸则死，生死多是不自立不自知的。狼的领袖是带着群狼去抢掠；羊的领袖是领着群羊去送死。大概现在世间的领袖，总不能出乎这两种以外吧！ 

　　不知不觉又到一条村外，绍慈下驴，进入柿子园里。村道上那匹白骡昂着头，好象望着那在长空变幻的薄云，篱边那只黄狗闭着眼睛，好象品味着那在蔓草中哀鸣的小虫，树上的柿子映着晚霞，显得格外灿烂。绍慈的叫驴自在地向那草原上去找它的粮食。他自己却是一手抱着小羊羔，一手拿着乳瓶，在树下坐着慢慢地喂。等到人畜的困乏都减轻了，他再骑上牲口离开那地方，顷刻间又走了十几里路。那时夕阳还披在山头，地上的人影却长得比无常鬼更为可怕。 

　　走到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那个小镇，天已黑了，绍慈于是到他每常歇脚的大悲院去。大悲院原是镇外一所私庙，不过好些年没有和尚。到二三年前才有一位外来的和尚契默来做主持，那和尚的来历很不清楚，戒牒上写的是泉州开元寺，但他很不象是到过那城的人，绍慈原先不知道其中的情形，到早晨看见陈邦秀被捕的新闻，才怀疑契默也是个党人。契默认识很多官厅的人员，绍慈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比较别人往来得亲密一点。这大概是因为绍慈的知识很好，契默与他谈得很相投，很希望引他为同志。 

　　绍慈一进禅房，契默便迎出来，说：“绍先生，久违了。走路来的吗？听说您高升了。”他回答说：“我离开县城已经半年了。现住在北京，没有什么事。”他把小羊羔放在地下，对契默兑：“这是早晨在道上买的。我不忍见它生下不久便做了人家的盘里的肴馔，想养活它。”契默说：“您真心慈，您来当和尚倒很合式。”绍慈见羊羔在地下尽旨咩咩地叫，话也谈得不畅快，不得已又把它抱起来，放在怀里。它也象婴儿一样，有人抱就不响了。 

　　绍慈问：“这几天有什么新闻没有？” 

　　契默很镇定地回答说：“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我早晨见一张旧报纸说什么党员运动起事，因泄漏了机关，被逮了好些人，其中还有一位陈邦秀教习，有这事吗？” 

　　“哦，您问的是政治。不错，我也听说来，听说陈教习还押到县衙门里，其余的人都已枪毙了。”他接着问，“大概您也是为这事来的吧？” 

　　绍慈说：“不，我不是为公事，只是回来取些东西，在道上才知道这件事情。陈教习是个好人，我也认得她。” 

　　契默听见他说认识邦秀，便想利用他到县里去营救一下，可是不便说明，只说：“那陈教习的确是个好人。” 

　　绍慈故意问：“师父，您怎样认得她呢？” 

　　“出家人哪一流的人不认得？小僧向她曾化过几回缘，她很虔心，头一次就题上二十元，以后进城去拜施主，小僧必要去见见她。” 

　　“听说她丈夫很不好，您去，不会叫他把您撵出来么？” 

　　“她的先生不常在家，小僧也不到她家去，只到学校去。”他于是信口开河，说：“现在她犯了案，小僧知道一定是受别人的拖累。若是有人替她出来找找门路，也许可以出来。” 

　　“您想有什么法子？” 

　　“您明白，左不过是钱。” 

　　“没钱呢？” 

　　“没钱，势力也成，面子也成，像您的面子就够大的，要保，准可以把她保出来。” 

　　绍慈沉吟了一会，便摇头说：“我的面子不成，官厅拿人，一向有老例——只有错拿，没有错放，保也是白保。” 

　　“您的心顶慈悲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只小羊羔您都搭救，何况是一个人？”

　　“有能救她的道儿，我自然得走。明天我一早进城去相机办理吧。我今天走了一天，累得很，要早一点歇歇。”他说着，伸伸懒腰，打个哈欠，站立起来。 

　　契默说：“西院已有人住着，就请在这厢房凑合一晚吧。” 

　　“随便哪里都成，明儿一早见。”绍慈说着抱住小羊羔便到指定给他的房间去。他把卧具安排停当，又拿出那本小册子记上几行。 

　　夜深了，下弦的月已升到天中，绍慈躺在床上，断续的梦屡在枕边绕着。从西院送出不清晰的对谈声音，更使他不能安然睡去。 

　　西院的客人中有一个说：“原先议决的，是在这两区先后举行，世雄和那区的主任意见不对。他恐怕那边先成功，于自己的地位有些妨碍，于是多方阻止他们。那边也有许多人要当领袖，也怕他们的功劳被世雄埋没了，于是相持了两三个星期。前几天，警察忽然把县里的机关包围起来，搜出许多文件，逮了许多人，事前世雄已经知道。他不敢去把那些机要的文件收藏起来，由着几位同志在那里干。他们正在毁灭文件的时候，人就来逮了。世雄的住所，警察也侦查出来了。当警察拍门的时候，世雄还没逃走。你知道他房后本有一条可以容得一个人爬进去的阴沟，一直通到护城河去。他不教邦秀进去，因为她不能爬，身体又宽大。若是她也爬进去，沟口没有人掩盖，更容易被人发觉。假使不用掩盖，那沟不但两个人不能并爬，并且只能进前，不能退后。假如邦秀在前，那么宽大的身子，到了半道若过不去，岂不要把两个人都活埋在里头？若她在后，万一爬得慢些，终要被人发现。所以世雄说，不如教邦秀装做不相干的女人，大大方方出去开门。但是很不幸，她一开门，警察便拥进去，把她绑起来，问她世雄在什么地方？她没说出来。警察搜了一回，没看出什么痕迹，便把她带走。” 

　　“我很替世雄惭愧，堂堂的男子，大难临头还要一个弱女子替他，你知道他往哪里去吗？”这是契默的声音。 

　　那人回答说：“不知道，大概不会走远了，也许过几天会逃到这里来。城里这空气已经不那么紧张，所以他不致于再遇见什么危险，不过邦秀每晚被提到衙门去受秘密的审问，听说十个手指头都已夹坏了，只怕她受不了，一起供出来，那时，连你也免不了，你得预备着。” 

　　“我不怕，我信得过她决不会说出任何人，肉刑是她从小尝惯的家常便饭。” 

　　他们谈到这里，忽然记起厢房里歇着一位警察，便止住了。契默走到绍慈窗下，叫“绍先生，绍先生”。绍慈想不回答，又怕他们怀疑，便低声应了一下。契默说：“他们在西院谈话把您吵醒了吧？” 

　　他回答说：“不，当巡警的本来一叫便醒，天快亮了吧？”契默说：“早着呢，您请睡吧，等到时候，再请您起来。” 

　　他听见那几个人的脚音向屋里去，不消说也是幸免的同志们，契默也自回到他的禅房去了，庭院的月光带着一丫松影贴在纸窗上头。绍慈在枕上，瞪着眼，耳鼓里的音响，与荒草中的虫声混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契默便来央求绍慈到县里去，想法子把邦秀救出来。他掏出一叠钞票递给绍慈，说：“请您把这二百元带着，到衙门里短不了使钱。这都是陈教习历来的布施，现在我仍拿出来用回在她身上。” 

　　绍慈知道那钱是要送他的意思，便郑重地说：“我一辈子没使人家的黑钱，也不愿意给人家黑钱使。为陈教习的事，万一要钱，我也可以想法子，请您收回去吧。您不要疑惑我不帮忙，若是人家冤屈了她，就使丢了我的性命，我也要把她救出来。” 

　　他整理了行装，把小羊羔放在契默给他预备的一个筐子里，便出了庙门。走不到十里路，经过一个长潭，岸边的芦花已经半白了。他沿着岸边的小道走到一棵柳树底下歇歇，把小羊羔放下，拿出手中擦汗。在张望的时候，无意中看见岸边的草丛里有一个人躺着。他进前一看，原来就是邦秀。他叫了一声：“陈教习”。她没答应。摇摇她，她才懒慵慵地睁开眼睛。她没看出是谁，开口便说：“我饿得很，走不动了。”话还没有说完，眼睛早又闭起来了。绍慈见她的头发散披在地上，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穿一件薄呢长袍，也是破烂不堪的，皮鞋上满沾着泥土，手上的伤痕还没结疤。那可怜的模样，实在难以形容。 

　　绍慈到树下把水壶的塞子拔掉，和了一壶乳粉，端来灌在她口里。过了两三刻钟，她的精神渐次恢复回来。在注目看着绍慈以后，她反惊慌起来。她不知道绍慈已经不是县里的警察，以为他是来捉拿她。心头一急，站起来，蹑秧鸡一样，飞快地钻进苇丛里。绍慈见她这样慌张，也急得在后面嚷着，“别怕，别怕。”她哪里肯出来，越钻越进去，连影儿也看不见了。绍慈发愣一会，才追进去，口里嚷着“救人，救人！”这话在邦秀耳里，便是“揪人，揪人！”她当然越发要藏得密些。 

　　一会儿苇丛里的喊声也停住了。邦秀从那边躲躲藏藏地蹑出来。当头来了一个人，问她“方才喊救人的是您吗？”她见是一个过路人，也就不害怕了。她说：“我没听见，我在这里头解手来的。请问这里离前头镇上还有多远？”那人说：“不远了，还有七里多地。”她问了方向，道一声“劳驾”，便急急迈步。那人还在那周围找寻，沿着岸边又找回去。 

　　邦秀到大悲院门前，正赶上没人在那里，她怕庙里有别人，便装做叫化婆，嚷着“化一个啵”，契默认得她的声音，赶紧出来，说：“快进来，没有人在里头。”她随着契默到西院一间小屋子里。契默说：“你得改装，不然逃不了。”他于是拿剃刀来把她的头发刮得光光的，为她穿上僧袍，俨然是一个出家人模样。 

　　契默问她出狱的因由，她说是与一群狱卒串通，在天快亮的时候，私自放她逃走。她随着一帮赶集的人们急急出了城，向着大悲院这条路上一气走了二十多里。好几天挨饿受刑的人，自然当不起跋涉，到了一个潭边，再也不能动弹了。她怕人认出来，就到苇子里躲着歇歇，没想到一躺下，就昏睡过去。又说，在道上遇见县里的警察来追，她认得其中一个是绍慈，于是拼命钻进苇子里，经过很久才逃脱出来。契默于是把早晨托绍慈到县营救她的话告诉了一番，又教她歇歇，他去给她预备饭。 

　　好几点钟在平静的空气中过去了，庙门口忽然来了一个人，提着一个筐子，上面有大悲院的记号，问当家和尚说：“这筐子是你们这里的吗？”契默认得那是早晨给绍慈盛小羊羔的筐子，知道出了事，便说：“是这里的，早晨是绍老总借去使的，你在哪里把它捡起来的呢？”那人说：“他淹死啦！这是在柳树底下捡的。我们也不知是谁，有人认得字，说是这里的。你去看看吧，官免不了要验，你总得去回话。”契默说：“我自然得去看看。”他进去给邦秀说了，教她好好藏着，便同那人走了。 

　　过了四五点钟的工夫，已是黄昏时候，契默才回来。西院里昨晚谈话的人们都已走了，只剩下邦秀一个人在那里。契默一进来，对着她摇摇头说：“可惜，可惜！”邦秀问：“怎么样了？”他说：“你道绍慈那巡警是什么人？他就是你的小朋友方少爷！”邦秀“呀”了一声，站立起来。 

　　契默从口袋掏出一本湿气还没去掉的小册子，对她说：“我先把情形说完，再念这里头的话给你听。他大概是怕你投水，所以向水边走。他不提防在苇丛里脐着一个深水坑，全身掉在里头翻不过身来，就淹死了。我到那里，人们已经把他的尸身捞起来，可还放在原地。苇子里没有道，也没有站的地方，所以没有围着看热闹的人，只有七八个人远远站着。我到尸体跟前，见这本日记露出来，取下来看了一两页。知道记的是你和他的事情，趁着没有人看见，便放在口袋里，等了许久，官还没来。一会来了一个人说，验官今天不来了，于是大家才散开。我在道上一面走，一面翻着看。” 

　　他翻出一页，指给邦秀说：“你看，这段说他在革命时候怎样逃命，和怎样改的姓。”邦秀细细地看了一遍以后，他又翻过一页来，说：“这段说他上北方来找你没找着。在流落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才去当警察。” 

　　她拿着那本日记细看了一遍，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停了许久，才抽抽噎噎地对契默说：“这都是想不到的事。在县城里，我几乎天天见着他，只恨二年来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他从前给我的东西，这次也被没收了。” 

　　契默也很伤感，同情的泪不觉滴下来，他勉强地说：“看开一点吧！这本就是他最后留给你的东西了。不，他还有一只小羊羔呢！”他才想起那只可怜的小动物，也许还在长潭边的树下，但也有被人拿去剥皮的可能。

她坐在厅上一条板凳上头，一手支颐，在那里纳闷。这是一家佣工介绍所。已经过了糖瓜祭灶的日子，所有候工的女人们都已回家了，惟独她在介绍所里借住了二十几天，没有人雇她，反欠下媒婆王姥姥十几吊钱。姥姥从街上回来，她还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好象不理会的样子。 

　　王姥姥走到厅上，把买来的年货放在桌上，一面把她的围脖取下来，然后坐下，喘几口气。她对那女人说：“我说，大嫂，后天就是年初一，个人得打个人的主意了。你打算怎办呢？你可不能在我这儿过年，我想你还是先回老家，等过了元宵再来罢。” 

　　她蓦然听见王姥姥这些话，全身直象被冷水浇过一样，话了说不出来。停了半晌，眼眶一红，才说：“我还该你的钱哪。我身边一个大子也没有，怎能回家呢？若不然，谁不想回家？我已经十一二年没回家了。我出门的时候，我的大妞儿才五岁，这么些年没见面，她爹死，她也不知道，论理我早就该回家看看。无奈……”她的喉咙受不了伤心的冲激，至终不能把她的话说完，只把泪和涕来补足她所要表示的意思。 

　　王姥姥虽想撵她，只为十几吊钱的债权关系，怕她一去不回头，所以也不十分压迫她。她到里间，把身子倒在冷炕上头，继续地流她的苦泪。净哭是不成的，她总得想法子。她爬起来，在炕边拿过小包袱来，打开，翻翻那几件破衣服。在前几年，当她随着丈夫在河南一个地方的营盘当差的时候，也曾有过好几件皮袄。自从编遣的命令一下，凡是受编遣的就得为他的职业拼命。她的丈夫在郑州那一仗，也随着那位总指挥亡于阵上。败军的眷属在逃亡的时候自然不能多带行李。她好容易把些少细软带在身边，日子就靠着零当整卖这样过去。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当日丈夫所用的一把小手枪和两颗枪子。许久她就想着把它卖出去，只是得不到相当的人来买。此外还有丈夫剩下的一件军装大氅和一顶三块瓦式的破皮帽。那大氅也就是她的被窝，在严寒时节，一刻也离不了它。她自然不敢教人看见她有一把小手枪，拿出来看一会，赶快地又藏在那件破大氅的口袋里头。小包袱里只剩下几件破衣服，卖也卖不得，吃也吃不得。她叹了一声，把它们包好，仍旧支着下巴颚纳闷。 

　　黄昏到了，她还坐在那冷屋里头。王姥姥正在明间做晚饭，忽然门外来了一个男人。看他穿的那件镶红边的蓝大褂，可以知道他是附近一所公寓的听差。那人进了屋里，对王姥姥说，“今晚九点左右去一个。” 

　　“谁要呀？”王姥姥问。 

　　“陈科长。”那人回答。 

　　“那么，还是找鸾喜去罢。” 

　　“谁都成，可别误了。”他说着，就出门去了。 

　　她在屋里听见外边要一个人，心里暗喜说，天爷到底不绝人的生路，在这时期还留给她一个吃饭的机会。她走出来，对王姥姥说：“姥姥，让我去罢。” 

　　“你哪儿成呀？”王姥姥冷笑着回答她。 

　　“为什么不成呀？” 

　　“你还不明白吗？人家要上炕的。” 

　　“怎样上炕呢？” 

　　“说是呢！你一点也不明白！”王姥姥笑着在她的耳边如此如彼解释了些话语，然后说：“你就要，也没有好衣服穿呀。就是有好衣服穿，你也得想想你的年纪。” 

　　她很失望地走回屋里。拿起她那缺角的镜子到窗边自己照着。可不是！她的两鬓已显出很多白发，不用说额上的皱纹，就是颧骨也突出来象悬崖一样了。她不过是四十二、三岁人，在外面随军，被风霜磨尽她的容光，黑滑的鬏髻早已剪掉，剩下的只有满头短乱的头发。剪发在这地方只是太太、少奶、小姐们的时装，她虽然也当过使唤人的太太，只是要给人佣工，这样的装扮就很不合适，这也许是她找不着主的缘故罢。 

　　王姥姥吃完晚饭就出门找人去了。姥姥那套咬耳朵的话倒启示了她一个新意见。她拿着那条冻成一片薄板样的布，到明间白炉子上坐着的那盆热水烫了一下。她回到屋里，把自己的脸匀匀地擦了一回，瘦脸果然白净了许多。她打开炕边一个小木匣，拿起一把缺齿的木梳，拢拢头发。粉也没了，只剩下些少填满了匣子的四个犄角。她拿出匣子里的东西，用一根簪子把那些不很白的剩粉剔下来，倒在手上，然后往脸上抹。果然还有三分姿色，她的心略为开了。她出门回去偷偷地把人家刚贴上的春联撕了一块；又到明间把灯罩积着的煤烟刮下来。她醮湿了红纸来涂两腮和嘴唇，用煤烟和着一些头油把两鬓和眼眉都涂黑了。这一来，已有了六七分姿色。心里想着她蛮可以做上炕的活。 

　　王姥姥回来了。她赶紧迎出来，问她，她好看不好看。王姥姥大笑说：“这不是老妖精出现么！” 

　　“难看么？” 

　　“难看倒不难看，可是我得找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来配你。哪儿找去？就使有老头儿，多半也是要大姑娘的。我劝你死心罢，你就是倒下去，也没人要。” 

　　她很失望地又回到屋里来，两行热泪直滚出来，滴在炕席上不久就凝结了，没廉耻的事情，若不是为饥寒所迫，谁愿意干呢？若不是年纪大一点，她自然也会做那生殖机能的买卖。

　　她披着那件破大氅，躺在炕上，左思右想，总得不着一个解决的方法。夜长梦短，她只睁着眼睛等天亮。 

　　二十九那天早晨，她也没吃什么，把她丈夫留下的那顶破皮帽戴上，又穿上那件大氅，乍一看来，可象一个中年男子。她对王姥姥说：“无论如何，我今天总得想个法子得一点钱来还你。我还有一两件东西可以当当，出去一下就回来。”王姥姥也没盘问她要当的是什么东西，就满口答应了她。 

　　她到大街上一间当铺去，问伙计说：“我有一件军装，您柜上当不当呀？” 

　　“什么军装？” 

　　“新式的小手枪。”她说时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手枪来。掌柜的看见她掏枪，吓得赶紧望柜下躲。她说：“别怕，我是一个女人，这是我丈夫留下的，明天是年初一，我又等钱使，您就当周全我，当几块钱使使罢。” 

　　伙计和掌柜的看她并不象强盗，接过手枪来看看。他们在铁槛里唧唧咕咕地商议了一会。最后由掌柜的把枪交回她，说：“这东西柜上可不敢当。现在四城的军警查得严，万一教他们知道了，我们还要担干系。你拿回去罢。你拿着这个，可得小心。”掌柜的是个好人，才肯这样地告诉她，不然他早已按警铃叫巡警了。无论她怎样求，这买卖柜上总不敢做，她没奈何只得垂着头出来。幸而她旁边没有暗探和别人，所以没有人注意。 

　　她从一条街走过一条街，进过好几家当铺也没有当成。她也有一点害怕了。一件危险的军器藏在口袋里，当又当不出去，万一给人知道，可了不得。但是没钱，怎好意思回到介绍所去见王姥姥呢？她一面走一面想，最后决心一说，不如先回家再说罢。她的村庄只离西直门四十里地，走路半天就可以到。她到西四牌楼，还进过一家当铺，还是当不出去，不由得带着失望出了西直门。 

　　她走到高亮桥上，站了一会。在北京，人都知道有两道桥是穷人的去路，犯法的到天桥去，活腻了的到高亮桥来。那时正午刚过，天本来就阴暗，间中又飘了些雪花，桥底水都冻了。在河当中，流水隐约地在薄冰底下流着。她想着，不站了罢，还是往前走好些。她有了主意，因为她想起那十二年未见面的大妞儿现在已到出门的时候了，不如回家替她找个主儿，一来得些财礼，二来也省得累赘。一身无挂碍，要往前走也方便些。自她丈夫被调到郑州以后，两年来就没有信寄回乡下。家里的光景如何？女儿的前程怎样？她自都不晓得。可是她自打定了回家嫁女儿的主意以后，好象前途上又为她露出一点光明，她于是带着希望在向着家乡的一条小路走着。 

　　雪下大了。荒凉的小道上，只有她低着头慢慢地走，心里想着她的计划。迎面来了一个青年妇人，好象是赶进城买年货的。她戴着一顶宝蓝色的帽子，帽上还安上一片孔雀翎；穿上一件桃色的长棉袍；脚的下穿着时式的红绣鞋。这青年妇女从她身边闪过去，招得她回头直望着她。她心里想，多么漂亮的衣服呢，若是她的大妞儿有这样一套衣服，那就是她的嫁妆了。然而她哪里有钱去买这样时样的衣服呢？她心里自己问着，眼睛直盯在那女人的身上。那女人已经离开她四五十步远近，再拐一个弯就要看不见了。她看四围一个人也没有，想着不如抢了她的，带回家给大妞儿做头面。这个念头一起来，使她不由回头追上前去，用粗厉的声音喝着：“大姑娘，站住，你那件衣服借我使使罢。”那女人回头看见她手里拿着枪，恍惚是个军人，早已害怕得话都说不出来，想要跑，腿又不听使，她只得站住，问：“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快把衣服，帽子，鞋，都脱下来。身上有钱都得交出来，手镯、戒指、耳环，都得交我。不然，我就打死你。快快，你若是嚷出来，我可不饶你。” 

　　那女人看见四围一个人也没有，嚷出来又怕那强盗真个把她打死，不得已便照她所要求的一样一样交出来。她把衣服和财物一起卷起来，取下大氅的腰带束上，往北飞跑。 

　　那女人所有的一切东西都给剥光了，身上只剩下一套单衣裤。她坐在树根上直打抖擞，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才有一个骑驴的人从那道上经过。女人见有人来，这才嚷救命。驴儿停止了。那人下驴，看见她穿着一身单衣裤。问明因由，便仗着义气说：“大嫂，你别伤心，我替你去把东西追回来。”他把自己披着的老羊皮筒脱下来扔给她，“你先披着这个罢，我骑着驴去追她，一会儿就回来。那兔强盗一定走得不很远，我一会就回来，你放心吧。”他说着，鞭着小驴便往前跑。 

　　她已经过了大钟寺，气喘喘地冒着雪在小道上窜。后面有人追来，直嚷：“站住，站住。”她回头看看，理会是来追她的人，心里想着不得了，非与他拼命不可。她于是拿出小手枪来，指着他说：“别来，看我打死你。”她实在也不晓得要怎办，姑且把枪比仿着。驴上的人本来是赶脚的，他的年纪才二十一二岁，血气正强，看见她拿出枪来，一点也不害怕，反说：“瞧你，我没见过这么小的枪。你是从市场里的玩意铺买来瞎瞢人，我才不怕哪。你快把人家的东西交给我罢，不然，我就把你捆上，送司令部，枪毙你。” 

　　她听着一面望后退，但驴上的人节节迫近前，她正在急的时候，手指一攀，无情的枪子正穿过那人的左胸，那人从驴背掉下来，一声不响，软软地摊在地上。这是她第一次开枪，也没瞄准，怎么就打中了！她几乎不信那驴夫是死了，她觉得那枪的响声并不大，真象孩子们所玩的一样，她慌得把枪扔在地上，急急地走进前，摸那驴夫胸口，“呀，了不得！”她惊慌地嚷出来，看着她的手满都是血。 

　　她用那驴夫衣角擦净她的手，赶紧把驴拉过来，把刚才抢得的东西夹上驴背，使劲一鞭，又望北飞跑。 

　　一刻钟又过去了。这里坐在树底下披着老羊皮的少妇直等着那驴夫回来。一个剃头匠挑着担子来到跟前。他也是从城里来，要回家过年去。一看见路边坐着的那个女人，便问：“你不是刘家的新娘子么！怎么大雪天坐在这里？”女人对他说刚才在这里遇着强盗。把那强盗穿的什么衣服，什么样子，一一地告诉了他。她又告诉他本是要到新街口去买些年货，身边有五块现洋，都给抢走了。 

　　这剃头匠本是她邻村的人，知道她新近才做新娘子。她的婆婆欺负她外家没人，过门不久便虐待她到不堪的地步。因为要过新年，才许她穿戴上那套做新娘时的衣帽，交给她五块钱，叫她进城买东西。她把钱丢了，自然交不了差，所以剃头匠便也仗着义气，允许上前追盗去。他说：“你别着急，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着，把担放在女人身边，飞跑着望北去了。 

　　剃头匠走到刚才驴夫丧命的地方，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他俯着身子，摇一摇那尸体，惊惶地嚷着：“打死人了！闹人命了！”他还是望前追，从田间的便道上赶上来一个巡警。郊外的巡警本来就很少见，这一次可碰巧了。巡警下了斜坡，看见地下死一个人，心里断定是前头跑着的那人干的事。他于是大声喝着：“站住，往哪里跑呢，你？” 

　　他蓦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回头看是个巡警，就住了脚，巡警说：“你打死人，还望哪里跑？” 

　　“不是我打死的，我是追强盗的。” 

　　“你就是强盗，还追谁呀？得，跟我到派出所回话去。”巡警要把他带走。他多方地分辩也不能教巡警相信他。 

　　他说：“南边还有一个大嫂在树底下等着呢，我是剃头匠，我的担子还撩在那里呢，你不信，跟我去看看。” 

　　巡警不同他去追贼，反把他挝住，说：“你别废话啦，你就是现行犯，我亲眼看着，你还赖什么？跟我走吧。”他一定要把剃头的带走。剃头匠便求他说，“难道我空手就能打死人吗？您当官明理，也可以知道我不是凶手。我又不抢他的东西，我为什么打死他呀？” 

　　“哼，你空手？你不会把枪扔掉吗？我知道你们有什么冤仇呢？反正你得到所里分会去。”巡警忽然看见离尸体不远处有一把浮现在雪上的小手枪，于是进前去，用法绳把它拴起来，回头向那人说：“这不就是你的枪吗？还有什么可说么？”他不容分诉，便把剃头匠带往西去。 

　　这抢东西的女人，骑在驴上飞跑着，不觉过了清华园三四里地。她想着后面一定会有人来迫，于是下了驴，使劲给它一鞭。空驴望北一直地跑，不一会就不见了，她抱着那卷赃物，上了斜坡，穿入那四围满是稠密的杉松的墓田里。在坟堆后面歇着，她慢慢地打开那件桃色的长袍，看看那宝蓝色孔雀翎帽，心里想着若是给大妞儿穿上，必定是很时样。她又拿起手镯和戒指等物来看，虽是银的，可是手工很好，决不是新打的。正在翻弄，忽然象感触到什么一样，她盯着那银镯子，象是以前见过的花样。那不是她的嫁妆吗？她越看越真，果然是她二十多年前出嫁时陪嫁的东西，因为那镯上有一个记号是她从前做下的。但是怎么流落在那女人手上呢？这个疑问很容易使她想那女人莫不就是她的女儿。那东西自来就放在家里，当时随丈夫出门的时候，婆婆不让多带东西，公公喜欢热闹，把大妞儿留在身边。不到几年两位老亲相继去世。大妞儿由她的婶婶抚养着，总有五六年的光景。 

　　她越回想越着急。莫不是就抢了自己的大妞儿？这事她必要根究到底。她想着若带回家去，万一就是她女儿的东西，那又多么难为情。她本是为女儿才做这事来，自不能教女儿知道这段事情。想来想去，不如送回原来抢她的地方。 

　　她又望南，紧紧地走。路上还是行人稀少，走到方才打死的驴夫那里，她的心惊跳得很厉害，那时雪下得很大，几乎把尸首掩没了一半。她想万一有人来，认得她，又怎办呢？想到这里，又要回头望北走。踌躇了很久，至终把她那件男装大氅和皮帽子脱下来一起扔掉，回复她本来的面目，带着那些东西望南迈步。 

　　她原是要把东西放在树下过一夜，希望等到明天，能够遇见原主回来，再假说是从地下捡起来的。不料她刚到树下，就见那青年的妇人还躺在那里，身边放着一件老羊皮，和一挑剃头担子，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想着这个可给她一个机会去认认那女人是不是她的大妞儿。她不顾一切把东西放在一边，进前几步，去摇那女人。那时天已经黑了，幸而雪光映着，还可以辨别远近。她怎么也不能把那女人摇醒，想着莫不是冻僵了？她捡起羊皮给她盖上。当她的手摸到那女人的脖子的时候，触着一样东西，拿起来看，原来是一把剃刀。这可了不得，怎么就抹了脖子啦！她抱着她的脖子也不顾得害怕，从雪光中看见那副清秀的脸庞，虽然认不得，可有七八分象她初嫁时的模样。她想起大妞儿的左脚有个骈趾，于是把那尸体的袜子除掉，试摸着看。可不是！她放声哭起来，“儿呀”，“命呀”，杂乱地喊着。人已死了，虽然夜里没有行人，也怕人听见她哭，不由得把声音止住。 

　　东村稀落的爆竹断续地响，把这除夕在凄凉的情境中送掉。无声的银雪还是飞满天地，老不停止。 

　　第二天就是元旦，巡警领着检察官从北来。他们验过驴夫的尸，带着那剃头的来到树下。巡警在昨晚上就没把剃头匠放出来，也没来过这里，所以那女人用剃刀抹脖子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到树底下，看见剃头担子还放在那里，已被雪埋了一二寸。那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搂着那剃头匠所说被劫的新娘子。雪几乎把她们埋没了。巡警进前摇她们，发现两个人的脖子上都有刀痕。在积雪底下搜出一把剃刀。新娘子的桃色长袍仍旧穿得好好地；宝蓝色孔雀翎帽仍旧戴着；红绣鞋仍旧穿着。在不远地方的雪堆里，捡出一顶破皮帽，一件灰色的破大氅。一班在场的人们都莫明其妙，面面看相，静默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