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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

    我很喜欢七里茶坊这个地名。这地方在张家口东南七里。当初想必是有一些茶坊的。中国的许多计里的地名,大都是行路人给取的。如三里河、二里沟,三十里铺。七里茶坊大概也是这样。远来的行人到了这里,说:“快到了,还有七里,到茶坊里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了这里,客人就说:“已经送出七里了,请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壶茶,说了些话,出门一揖,就此分别了。七里茶坊一定萦系过很多人的感情。不过现在却并无一家茶坊。我去找了找,连遗址也无人知道。“茶坊”是古语,在《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水浒传》里还能见到。现在一般都叫“茶馆”了。可见,这地名的由来已久。

    这是一个中国北方的普通的市镇。有一个供销社,货架上空空的,只有几包火柴,一堆柿饼。两只乌金釉的酒坛子擦得很亮,放在旁边的酒提子却是干的。柜台上放着一盆麦麸子做的大酱。有一个理发店,两张椅子,没有理发的,理发员坐着打瞌睡。一个邮局。一个新华书店,只有几套毛选和一些小册子。路口矗着一面黑板,写着鼓动冬季积肥的快板,文后署名“文化馆宣”,说明这里还有个文化馆。快板里写道:“天寒地冻百不咋①,心里装着全天下。”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已经过去,这种豪言壮语已经失去热力。前两天下过一场小雨,雨点在黑板上抽打出一条一条斜道。路很宽,是土路。两旁的住户人家,也都是土墙土顶(这地方风雪大,房顶多是平的)。连路边的树也都带着黄土的颜色。这个长城以外的土色的冬天的市镇,使人产生悲凉的感觉。

    除了店铺人家,这里有几家车马大店。我就住在一家车马大店里。

    我头一回住这种车马大店。这种店是一看就看出来的,街门都特别宽大,成天敞开着,为的好进出车马。进门是一个很宽大的空院子。院里停着几辆大车,车辕向上,斜立着,像几尊高射炮。靠院墙是一个长长的马槽,几匹马面墙拴在槽头吃料,不停地甩着尾巴。院里照例喂着十多只鸡。因为地上有撒落的黑豆、高粱,草里有稗子,这些母鸡都长得极肥大。有两间房,是住人的。都是大炕。想住单间,可没有。谁又会上车马大店里来住一个单间呢?“碗大炕热”,就成了这类大店招徕顾客的口碑。

    我是怎么住到这种大店里来的呢?

    我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已经两年了。有一天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派几个人到张家口去掏公共厕所,叫我领着他们去。为什么找到我头上呢?说是以前去了两拨人,都闹了意见回来了。我是个下放干部,在工人中还有一点威信,可以管得住他们,云云。究竟为什么,我一直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打好行李,挎包是除了洗漱用具,带了一枝大号的3B烟斗,一袋掺了一半榆树叶的烟草,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坐上单套马车,就出发了。

    我带去的三个人,一个老刘、一个小王,还有一个老乔,连我四个。

    我拿了介绍信去找市公共卫生局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住在一个粪场子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特的酸味。我交了介绍信,这位同志问我:

    “你带来的人,咋样?”

    “咋样?”

    “他们,啊,啊,啊……”

    他“啊”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这位负责同志大概不大认识字。他的意思我其实很明白,他是问他们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万一我带来的人会在公共厕所的粪池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但还是问一问好。可是他词不达意,说不出这种报纸语言。最后还是用一句不很切题的老百姓话说:

    “他们的人性咋样?”

    “人性挺好!”

    “那好。”

    他很放心了,把介绍信夹到一个卷宗里,给我指定了桥东区的几个公厕。事情办完,他送我出“办公室”,顺便带我参观了一下这座粪场。一边堆着好几垛晒好的粪干,平地上还晒着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

    “这都是好粪,不掺假。”

    “粪还掺假?”

    “掺!”

    “掺什么?土?”

    “哪能掺土!”

    “掺什么?”

    “酱渣子。”

    “酱渣子?”

    “酱渣子,味道、颜色跟大粪一个样,也是酸的。”

    “粪是酸的?”

    “发了酵。”

    我于是猛吸了一口气,品味着货真价实、毫不掺假的粪干的独特的,不能代替的,余韵悠长的酸味。

    据老乔告诉我,这位负责同志原来包掏公私粪便,手下用了很多人,是一个小财主。后来成了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成了“公家人”,管理公厕。他现在经营的两个粪场,还是很来钱。这人紫棠脸,阔嘴岔,方下巴,眼眼很亮,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看起来很精干。他虽不大长于说“字儿话”,但是当初在指挥粪工、洽谈生意时,所用语言一定是很清楚畅达,很有力量的。

    掏公共厕所,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这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实实的,得用冰镩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装在单套车上,运到七里茶坊,堆积在街外的空场上。池底总有些没有冻实的稀粪,就刮出来,倒在事先铺好的干土里,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冻实了。第二天,运走。隔三四天,所里车得空,就派一辆三套大车把积存的粪冰运回所里。

    看车把式装车,真有个看头。那么沉的、滑滑溜溜的冰块,照样装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拿绊绳一煞,纹丝不动。走个百八十里,不兴掉下一块。这才真叫“把式”!

    “叭——”的一鞭,三套大车走了。我心里是高兴的。我们给所里做了一点事了。我不说我思想改造得如何好,对粪便产生了多深的感情,但是我知道这东西很贵。我并没有做多少,只是在地面上挖一点干土,和粪。为了照顾我,不让我下池子凿冰。老乔呢,说好了他是来玩的,只是招招架架,跑跑颠颠。活,主要是老刘和小王干的。老刘是个使冰镩的行家,小王有的是力气。

    这活脏一点,倒不累,还挺自由。

    我们住在骡马大店的东房,——正房是掌柜的一家人自己住。南北相对,各有一铺能睡七八个人的炕,——挤一点,十个人也睡下了。快到春节了,没有别的客人,我们四个人占据了靠北的一张炕,很宽绰。老乔岁数大,睡炕头。小王火力壮,把门靠边。我和老刘睡当间。我那位置很好,靠近电灯,可以看书。两铺炕中间,是一口锅灶。

    天一亮,年轻的掌柜就推门进来,点火添水,为我们做饭,——推莜面窝窝。我们带来一口袋莜面,顿顿饭吃莜面,而且都是推窝窝。——莜面吃完了,三套大车会又给我们捎来的。小王跳到地下帮掌柜的拉风箱,我们仨就拥着被窝坐着,欣赏他的推窝窝手艺。——这么冷的天,一大清早就让他从内掌柜的热被窝里爬出来为我们做饭,我心里实在有些歉然。不大一会,莜面蒸上了,屋里弥漫着白蒙蒙的蒸汽,很暖和,叫人懒洋洋的。可是热腾腾的窝窝已经端到炕上了。刚出屉的莜面,真香!用蒸莜面的水,洗洗脸,我们就蘸着麦麸子做的大酱吃起来,没有油,没有醋,尤其是没有辣椒!可是你得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什么时候呀?——一九六O年!

    我们出工比较晚。天太冷。而且得让过人家上厕所的高潮。八点多了,才赶着单套车到市里去。中午不回来。有时由我掏钱请客,去买一包“高价点心”,找个背风的角落,蹲下来,各人抓了几块嚼一气。老乔、我、小王拿一副老掉了牙的扑克牌接龙、蹩七。老刘在呼呼的风声里居然能把脑袋缩在老羊皮袄里睡一觉,还挺香!下午接着干。四点钟装车,五点多就回到七里茶坊了。

    一进门,掌柜的已经拉动风箱,往灶火里添着块煤,为我们做晚饭了。

    吃了晚饭,各人干各人的事。老乔看他的《啼笑姻缘》。他这本《啼笑姻缘》是个古本了,封面封底都没有了,书角都打了卷,当中还有不少缺页。可是他还是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看,而且老看不完。小王写信,或是躺着想心事。老刘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着。他这样一声不响地坐着,能够坐半天。在所里我就见过他到生产队请一天假,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我发现不止一个人有这个习惯。一年到头的劳累,坐一天是很大的享受,也是他们迫切的需要。人,有时需要休息。他们不叫休息,就叫“坐一天”。他们去请假的理由,也是“我要坐一天。”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我,就靠在被窝上读杜诗,杜诗读完,就压在枕头底下。这铺炕,炕沿的缝隙跑烟,把我的《杜工部诗》的一册的封面薰成了褐黄色,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

    有时,就有一句没一句,东拉西扯地瞎聊天。吃着柿饼子,喝着蒸锅水,抽着掺了榆树叶子的烟。这烟是农民用包袱包着私卖的,颜色是灰绿的,劲头很不足,抽烟的人叫它“半口烟”。榆树叶子点着了,发出一种焦糊的,然而分明地辨得出是榆树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我多少年后还难于忘却。

    小王和老刘都是“合同工”,是所里和公社订了合同,招来的。他们都是柴沟堡的人。

    老刘是个老长工,老光棍。他在张家口专区几个县都打过长工,年轻时年年到坝上割莜麦。因为打了多年长工,庄稼活他样样精通。他有过老婆,跑了,因为他养不活她。从此他就不再找女人,对女人很有成见,认为女人是个累赘。他就这样背着一卷行李,——一块毡子,一床“盖窝”(即被),一个方顶的枕头,到处漂流。看他捆行李的利索劲儿和背行李的姿势,就知道是一个常年出门在外的老长工。他真也是自由自在,也不置什么衣服,有两个钱全喝了。他不大爱说话,但有时也能说一气,在他高兴的时候,或者不高兴的时候。这两年他常发牢骚,原因之一,是喝不到酒。他老是说:“这是咋搞的?咋搞的?”——“过去,七里茶坊,啥都有:驴肉、猪头肉、炖牛蹄子、茶鸡蛋……,卖一黑夜。酒!现在!咋搞的!咋搞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做梦娶媳妇,净慕好事!多会儿?”②他年轻时曾给八路军送过信,带过路。“俺们那阵,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八路军留着!早知这样,哼!……”他说的话常常出了圈,老乔就喝住他:“你瞎说点啥!没喝酒,你就醉了!你是想‘进去’住几天是怎么的?嘴上没个把门的,亏你活了这么大!”

    小王也有些不平之气。他是念过高小的。他给自己编了一口顺口溜:“高小毕业生,白费六年工。想去当教员,学生管我叫老兄。想去当会计,珠算又不通!”他现在一个月挣二十九块六毛四,要交社里一部分,刨去吃饭,所剩无几。他才二十五岁,对老刘那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羡慕。

    老乔,所里多数人称之为乔师傅。这是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老于世故的工人。他是怀来人。年轻时在天津学修理汽车。抗日战争时跑到大后方,在资源委员会的运输队当了司机,跑仰光、腊戌。抗战胜利后,他回张家口来开车,经常跑坝上各县。后来岁数大了,五十多了,血压高,不想再跑长途,他和农科所的所长是亲戚,所里新调来一辆拖拉机,他就来开拖拉机,顺便修修农业机械。他工资高,没负担。农科所附近一个小镇上有一家饭馆,他是常客。什么贵菜、新鲜菜,饭馆都给他留着。他血压高,还是爱喝酒。饭馆外面有一棵大槐树,夏天一地浓荫。他到休息日,喝了酒,就睡在树荫里。树荫在东,他睡在东面;树荫在西,他睡在西面,围着大树睡一圈!这是前二年的事了。现在,他也很少喝了。因为那个饭馆的酒提潮湿的时候很少了。他在昆明住过,我也在昆明呆过七八年,因此他老愿意找我聊天,抽着榆叶烟在一起怀旧。他是个技工,掏粪不是他的事,但是他自愿报了名。冬天,没什么事,他要来玩两天。来就来吧。

    这天,我们收工特别早,下了大雪,好大的雪啊!

    这样的天,凡是爱喝酒的都应该喝两盅,可是上哪儿找酒去呢?

    吃了莜面,看了一会书,坐了一会,想了一会心事,照例聊天。

    像往常一样,总是老乔开头。因为想喝酒,他就谈起云南的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

    “肥酒?酒还有肥瘦?”老刘问。

    “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碧绿的。”

    “像你们怀来的青梅煮酒?”

    “不像。那是烧酒,不是甜酒。”

    过了一会,又说:“有点像……”

    接着,又谈起昆明的吃食。这老乔的记性真好,他可以从华山南路、正义路,一直到金碧路,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馆,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

    “一碗鸡汤,上面一层油,看起来连热气都没有,可是超过一百度。一盘子鸡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鸡汤里一推,就熟了。”

    “那就能熟了?”

    “熟了!”

    他又谈起汽锅鸡。描述了汽锅是什么样子,锅里不放水,全凭蒸汽把鸡蒸熟了,这鸡怎么嫩,汤怎么鲜……

    老刘很注意地听着,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汽锅是啥样子,这道菜是啥滋味。

    后来他又谈到昆明的菌子:牛肝菌、青头菌、鸡土从③,把鸡土从夸赞了又夸赞。

    “鸡土从?有咱这儿的口蘑好吃吗?”

    “各是各的味儿。”

    ……

    老乔百刂话的时候,小王一直似听不听,躺着,张眼看着房顶。忽然,他问我:

    “老汪,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下放的时候,曾经有人劝告过我,最好不要告诉农民自己的工资数目,但是我跟小王认识不止一天了,我不想骗他,便老实说了。小王没有说话,还是张眼躺着。过了好一会,他看着房顶说:

    “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你就挣那么多?”他并没有要我回答,这问题也不好回答。

    沉默了一会。

    老刘说:“怨你爹没供你书④。人家老汪是大学毕业!”

    老乔是个人情练达的人,他捉摸出小王为什么这两天老是发呆,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

    “小王,你收到一封什么信,拿出来我看看!”

    前天三套大车来拉粪水的时候,给小王捎来一封寄到所里的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小王搞了一个对象。这对象搞得稍微有点离奇:小王有个表姐,嫁到邻村李家。李家有个姑娘,和小王年貌相当,也是高小毕业。这表姐就想给小姑子和表弟撮合撮合,写信来让小王寄张照片去。照片寄到了,李家姑娘看了,不满意。恰好李家姑娘的一个同学陈家姑娘来串门,她看了照片,对小王的表姐说:“晓得人家要俺们不要?”表姐跟陈家姑娘要了一张照片,寄给小王,小王满意。后来表姐带了陈家姑娘到农科所来,两人当面相了一相,事情就算定了。农村的婚姻,往往就是这样简单,不像城里人有逛公园、轧马路、看电影、写情书这一套。

    陈家姑娘的照片我们都见过,挺好看的,大眼睛,两条大辫子。

    小王收到的信是表姐寄来的,催他办事。说人家姑娘一天一天大了,等不起。那意思是说,过了春节,再拖下去,恐怕就要吹。

    小王发愁的是:春节他还办不成事!柴沟堡一带办喜事倒不尚铺张,但是一床里面三新的盖窝,一套花直贡呢的棉衣,一身灯芯绒裤袄、绒衣绒裤、皮鞋、球鞋、尼龙袜子……总是要有的。陈家姑娘没有额外提什么要求,只希望要一枚金星牌钢笔。这条件提得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欢。小王已经作了长期的储备,可是算来算去还差五六十块钱。

    老乔看完信,说:

    “就这个事吗?值得把你愁得直眉瞪眼的!叫老汪给你拿二十,我给你拿二十!”

    老刘说:“我给你拿上十块!现在就给!”说着从红布肚兜里就摸出一张十圆的新票子。

    问题解决了,小王高兴了,活泼起来了。

    于是接着瞎聊。

    从云南的鸡土从聊到内蒙的口蘑。说到口蘑,老刘可是个专家。黑片蘑、白蘑、鸡腿子、青腿子……

    “过了正蓝旗,捡口蘑都是赶了个驴车去。一天能捡一车!”

    不知怎么又说到独石口。老刘说他走过的地方没有比独石口再冷的了,那是个风窝。

    “独石口我住过,冷!”老乔说,“那年我们在独石口吃了一洞子羊。”

    “一洞子羊?”小王很有兴趣了。

    “风太大了,公路边有一个涵洞,去避一会风吧。一看,涵洞里白糊糊的,都是羊。不知道是谁的羊,大概是被风赶到这里的,挤在涵洞里,全冻死了。这倒好,这是个天然冷藏库!俺们想吃,就进去拖一只,吃了整整一个冬天!”

    老刘说:“肥羊肉炖口蘑,那叫香!四家子的莜面,比白面还白。坝上是个好地方。”

    话题转到了坝上。老乔、老刘轮流说,我和小王听着。老乔说:坝上地广人稀,只要收一季莜麦,吃不完。过去山东人到口外打把势卖艺,不收钱。散了场子,拿一个大海碗挨家要莜面,“给!”一给就是一海碗。说坝上没果子。怀来人赶一个小驴车,装一车山里红到坝上,下来时驴车换成了三套大马车,车上满满地装的是莜面。坝上人都豪爽,大方。吃起肉来不是论斤,而是放开肚子吃饱。他说坝上人看见坝下人吃肉,一小碗,都奇怪:“这吃个什么劲儿呢?”他说,他们要是看见江苏人、广东人炒菜:几根油菜,两三片肉,就更会奇怪了。他还说坝上女人长得很好看。他说,都说水多的地方女人好看,坝上没水,为什么女人都长得白白净净?那么大的风沙,皮色都很好。他说他在崇孔县看过两姐妹,长得像傅全香。

    傅全香是谁,老刘、小王可都不知道。

    老刘说:坝上地大,风大,雪大,雹子也大。他说有一年沽源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雪跟城墙一般高。也是沽源,有一年下了一场雹子,有一个雹子有马大。

    “有马大?那掉在头上不砸死了?”小王不相信有这样大的雹子!

    老刘还说,坝上人养鸡,没鸡窝。白天开了门,把鸡放出去。鸡到处吃草籽,到处下蛋。他们也不每天去捡。隔十天半月,挑了一副筐,到处捡蛋,捡满了算。他说坝上的山都是一个一个馒头样的平平的山包。山上没石头。有些山很奇怪,只长一样东西。有一个山叫韭菜山,一山都是韭菜;还有一座芍药山,夏天开了满满一山的芍药花……

    老乔、老刘把坝上说得那样好,使小王和我都觉得这是个奇妙的、美丽的天地。

    芍药山,满山开了芍药花,这是一种什么景象?

    “咱们到韭菜山上掐两把韭菜,拿盐腌腌,明天蘸莜面吃吧。”小王说。

    “见你的鬼!这会会有韭菜?满山大雪!——把钱收好了!”

    聊天虽然有趣,终有意兴阑珊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房顶上的雪一定已经堆了四五寸厚了,摊开被窝,我们该睡了。

    正在这时,屋门开处,掌柜的领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都反穿着白茬老羊皮袄,齐膝的毡疙瘩。为头是一个大高个儿,五十来岁,长方脸,戴一顶火红的狐皮帽。一个四十来岁,是个矮胖子,脸上有几颗很大的痘疤,戴一顶狗皮帽子。另一个是和小王岁数仿佛的后生,雪白的山羊头的帽子遮齐了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女孩子。——他脸色红润,眼睛太好看了!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六道木二尺多长的短棍。虽然刚才在门外已经拍打了半天,帽子上、身上,还粘着不少雪花。

    掌柜的说:“给你们做饭?——带着面了吗?”

    “带着哩。”

    后生解开老羊皮袄,取出一个面口袋。——他把面口袋系在腰带上,怪不道他看起来身上鼓鼓囊囊的。

    “推窝窝?”

    高个儿把面口袋交给掌柜的:“不吃莜面!一天吃莜面。你给俺们到老乡家换几个粑粑头吃⑤。多时不吃粑粑头,想吃个粑粑头。把火弄得旺旺的,烧点水,俺们喝一口。——没酒?”

    “没。”

    “没咸菜?”

    “没。”

    “那就甜吃!”⑥

    老刘小声跟我说:“是坝上来的。坝上人管窝窝头叫粑粑头。是赶牲口的,——赶牛的。你看他们拿的六道木的棍子。”随即,他和这三个坝上人搭口格起来:

    “今天一早从张北动的身?”

    “是。——这天气!”

    “就你们仨?”

    “还有仨。”

    “那仨呢?”

    “在十多里外,两头牛掉进雪窟窿里了。他们仨在往上弄。俺们把其余的牛先送到食品公司屠宰场,到店里等他们。”

    “这样天气,你们还往下送牛?”

    “没法子。快过年了。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

    不大一会,掌柜的搞了粑粑头来了,还弄了几个腌蔓菁来。他们把粑粑头放在火里烧了一会,水开了,把烧焦的粑粑头拍打拍打,就吃喝起来。

    我们的酱碗里还有一点酱,老乔就给他们送过去。

    “你们那里今年年景咋样?”

    “好!”高个儿回答得斩钉截铁。显然这是反话,因为痘疤脸和后生都噗嗤一声笑了。

    “不是说去年你们已经过了‘黄河’了?”

    “过了!那还不过!”

    老乔知道他话里有话,就问:

    “也是假的?”

    “不假。搞了‘标准田’。”

    “啥叫‘标准田’?”

    “把几块地里打的粮算在一起。”

    “其余的地?”

    “不算产量。”

    “坝上过‘黄河’?不用什么‘科学家’,我就知道,不行!”老刘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字眼说:“过‘黄河’,过毬的个河吧?”

    老乔向我解释:“老刘说的是对的上的土层只有五寸,下面全是石头。坝上一向是广种薄收,要求单位面积产量,是主观主义。”

    痘疤脸说:“就是!俺们和公社的书记说,这产量是虚的。他人家说:有了虚的,就会带来实的。”

    后生说:“还说这是:以虚带实。”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以虚带实”是这样的解释的。

    高个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年月!当官的都说谎!”

    老刘接口说:“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

    老乔把烟口袋递给他们:

    “牲畜不错?”

    “不错!也经不起胡糟践。头二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想去吧!——他们仨咋还不来?去看看。”

    高个儿说着把解开的老羊皮袄又系紧了。

    痘疤脸说:“我们俩去。你啦⑦就甭去了。”

    “去!”

    他们和掌柜的借了两根木杠,把我们车上的缆绳也借去了,拉开门,就走了。

    听见后生在门外大声说:“雪更大了!”

    老刘起来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归在一起,上了炕,说:

    “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

    “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小王已经睡着了。

    “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我老是想着大个儿的这句话,心里很感动,很久未能入睡。这是一句朴素、美丽的话。

    半夜,朦朦胧胧地听到几个人轻手轻脚走进来,我睁开眼,问:

    “牛弄上来了?”

    高个儿轻轻地说:

    “弄上来了。把你吵醒了!睡吧!”

    他们睡在对面的炕上。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醒来时,这六个赶牛的坝上人已经走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写成

    ①“百不咋”是无所谓,没关系的意思。

    ②那时农村宣传“共产主义”,都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慕,是思量、向往的意思。这是很古的语言,元曲中常见。张家口地区保留了很多宋元古语。

    ③鸡土从是一种菌,张在白蚁窝上,味极腴美。

    ④“供书”是拿钱供学生读书的意思。

    ⑤他们说“粑粑头”,“粑粑”作入声。

    ⑥张家口一带不说“淡”,说“甜”。

    ⑦“你啦”是第二人称的尊称,相当于北京话的“您”,大概是“你老人家”的切音。

“阿姨,都白天了,怎么还有月亮呀?

    “阿姨,月亮是白色的,跟云的颜色一样。

    “阿姨,天真蓝呀。

    “蓝色的天,白色的月亮,月亮里有蓝色的云,真好看呀!”

    “真好看!”

    “阿姨,树叶都落光了。树是紫色的。树干是紫色的。树枝也是紫色的。树上的风也是紫色的。真好看!”

    “真好看!”

    “阿姨,你好看!”

    “我从前好看。”

    “不!你现在也好看。你的眼睛好看。你的脖子,你的肩,你的腰,你的手,都好看。你的腿好看。你的腿多长呀。阿姨,我们爱你!”

    “小朋友,我也爱你们!”

    “阿姨,你的腿这两天疼了吗?”

    “没有。要上坡了,小朋友,小心!”

    “哦!看见玉渊潭了!”

    “玉渊潭的水真清呀!”

    “阿姨,那是什么?雪白雪白的,像花一样的发亮,一,二,三,四。”

    白蕤从心里发出一声惊呼:

    “是天鹅!”

    “是天鹅?”

    “冬泳的叔叔,那是天鹅吗?”

    “是的,小朋友。”

    “它们是怎么来的?”

    “它们是自己飞来的。”

    “它们从哪儿飞来?”

    “从很远很远的北方。”

    “是吗?——欢迎你,白天鹅!”

    “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作客!”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飞过了大兴安岭,

    雪压的落叶松的密林里,闪动着鄂温克族狩猎队篝火的红光。

    白蕤去看乌兰诺娃,去看天鹅。

    大提琴的柔风托起了乌兰诺娃的双臂,钢琴的露珠从她的指尖流出。

    她的柔弱的双臂伏下了。

    又轻轻地挣扎着,抬起了脖颈。

    钢琴流尽了最后的露滴,再也没有声音了。

    天鹅死了。

    白蕤像是在一个梦里。

    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

    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飞过了呼伦贝尔草原,草原一片白茫茫。

    圈儿河依恋着家乡,

    它流去又回头。

    在雪白的草原上,

    画出了一个又一个铁青色的圆圈。

    白蕤考进了芭蕾舞校。经过刻苦地训练,她的全身都变成了音乐。

    她跳《天鹅之死》。

    大提琴和钢琴的旋律吹动着她的肢体,她的手指和足尖都在想象。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某某去看了芭蕾。

    他用猥亵的声音说:

    “这他妈的小妞儿!那胸脯,那小腰,那么好看的大腿!……”

    他满嘴喷着酒气。

    他做了一个淫荡的梦。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森林起了火了。

    白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因为她说:

    “《天鹅之死》就是美!乌兰诺娃就是美!”

    天鹅在天上飞翔。

    某某成了“工宣队员”。他每天晚上都想出一种折磨演员的花样。

    他叫她们背着床板在大街上跑步。

    他叫她们做折损骨骼的苦工。

    他命令白蕤跳《天鹅之死》。

    “你不是说《天鹅之死》就是美吗?你给我跳,跳一夜!”

    录音机放出了音乐。音乐使她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她快乐。

    她跳《天鹅之死》。

    她看看某某,发现他的下牙突出在上牙之外。北京人管这种长相叫“地包天”。

    她跳《天鹅之死》。

    她羞耻。

    她跳《天鹅之死》。

    她愤怒。

    她跳《天鹅之死》。

    她摔倒了。

    她跳《天鹅之死》。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飞过太阳岛,

    飞过松花江。

    飞过华北平原,

    越冬的麦粒在松软的泥土里睡得正香。

    经过长途飞行,天鹅的体重减轻了,但是翅膀上增添了力量。

    天鹅在天上飞翔,

    在天上飞翔,

    玉渊潭在月光下发亮。

    “这儿真好呀!这儿的水不冻,这儿暖和,咱们就在这儿过冬,好吗?”

    四只天鹅翩然落在玉渊潭上。

    白蕤转业了。她当了保育员。她还是那样美,只是因为左腿曾经骨折,每到阴天下雨,就隐隐发痛。

    自从玉渊潭来了天鹅,她隔两三天就带着孩子们去看一次。

    孩子们对天鹅说:

    “天鹅天鹅你真美!”

    “天鹅天鹅我爱你!”

    “天鹅天鹅真好看!”

    “我们和你来作伴!”

    甲、乙两青年,带了一枝猎枪,偷偷走近玉渊潭。

    天已经黑了。

    一声枪响,一只天鹅毙命。其余的三只,惊恐万状,一夜哀鸣。

    被打死的天鹅的伴侣第二天一天不鸣不食。

    傍晚七点钟时还看见它。

    半夜里,它飞走了。

    白蕤看着报纸,她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地包天”的脸。

    “阿姨,咱们去看天鹅。”

    “今天不去了,今天风大,要感冒的。”

    “不嘛!去!”

    天鹅还在吗?

    在!

    在那儿,在靠近南岸的水面上。

    “天鹅天鹅你害怕吗?”

    “天鹅天鹅你别怕!”

    湖岸上有好多人来看天鹅。

    他们在议论。

    “这个家伙,这么好看的东西,你打它干什么?”

    “想吃天鹅肉。”

    “想吃天鹅肉。”

    “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了!”

    有人说,那一只也活不成。天鹅是非常恩爱的。死了一只,那一只就寻找一片结实的冰面,从高高的空中摔下来,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碎。

    孩子们听着大人的议论,他们好像是懂了,又像是没有懂。他们对着湖面呼喊:

    “天鹅天鹅你在哪儿?”

    “天鹅天鹅你快回来!”

    孩子们的眼睛里有泪。

    他们的眼睛发光,像钻石。

    他们的眼泪飞到天上,变成了天上的星。

    一九八O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

这三个人是: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坍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醮禳灾……遇有这一类的事,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

    “早!”

    “早!”

    “吃过了?”

    “偏过了,偏过了!”

    王瘦吾真瘦。瘦得两个肩胛骨从长衫的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年轻时很风雅过几天。他小时开蒙的塾师是邑中名士谈甓渔,谈先生教会了他做诗。那时,绒线店由父亲经营着,生意不错,这样他就有机会追随一些阔的和不太阔的名士,春秋佳日,文酒雅集。遇有什么张母吴太夫人八十寿辰征诗,也会送去两首七律。瘦吾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别号。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做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

    他家的绒线店是一个不大的连家店。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京广洋货,零趸批发”,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钳眉毛的镊子、刨花①、抿子(涂刨花水用的小刷子)、品青、煮蓝、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孚灯罩……种类很多,但都值不了几个钱。每天晚上结帐时都是一堆铜板和一角两角的零碎的小票,难得看见一块洋钱。

    这样一个小店,维持一家生活,是困难的。王瘦吾家的人口日渐增多了。他上有老母,自己又有了三个孩子。小的还在娘怀里抱着。两个大的,一儿一女,已经都在上小学了。不用说穿衣,就是穿鞋也是个愁人的事。

    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②。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他闹了好多回。每回下雨,他就说:“我不去上学了!”妈都给他说好话:“明年,明年就买胶鞋。一定!”——“明年!您都说了几年了!”最后还是嘟着嘴,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走了。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

    女儿要参加全县小学秋季运动会,表演团体操,要穿规定的服装:白上衣、黑短裙。这都还好办。难的是鞋,——要一律穿白球鞋。女儿跟妈要。妈说:“一双球鞋,要好几块钱。咱们不去参加了。就说生病了,叫你爸写个请假条。”女儿不像她哥发脾气,闹,她只是一声不响,眼泪不停地往下滴。到底还是去了。这位能干的妈跟邻居家借来一双球鞋,比着样子,用一块白帆布连夜赶做了一双。除了底子是布的,别处跟买来的完全一样。天亮的时候,做妈的轻轻地叫:“妞子,起来!”女儿一睁眼,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趴在妈胸前哭了。王瘦吾看见妻子疲乏而凄然的笑容,他的心酸。

    因此,王瘦吾老想发财。

    这财,是怎么个发法呢?靠这个小绒线店,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他得另外想办法。这城里的街,好像是傍晚时的码头,各种船只,都靠满了。各行各业,都有个固定的地盘,想往里面再插一只手,很难。他得把眼睛看到这个县城以外,这些行业以外。他做过许多不同性质的生意。他做过虾籽生意,醉蟹生意,腌制过双黄鸭蛋。张家庄出一种木瓜酒,他运销过。本地出一种药材,叫做莶,他收过,用木船装到上海(他自己就坐在一船高高的药草上),卖给药材行。三叉河出一种水仙鱼,他曾想过做罐头……他做的生意都有点别出心裁,甚至是想入非非。他隔个把月就要出一次门,四乡八镇,到处跑。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

    后来他想起开工厂。他的这个工厂是个绳厂,做草绳和钱串子。蓑衣草两股,绞成细绳,过去是穿制钱用的,所以叫做钱串子。现在不使制钱了,店铺里却离不开它。茶食店用来包扎点心,席子店捆席子,卖鱼的穿鱼腮。绞这种细绳,本来是湖西农民冬闲时的副业,一大捆一大捆挑进城来兜售。因为没有准人,准时,准数,有时需用,却遇不着。有了这么个厂,对于用户方便多了。王瘦吾这个厂站住了。他就不再四处奔跑。

    这家工厂,连王瘦吾在内,一共四个人。一个伙计搬运,两个做活。有两架“机器”,倒是铁的,只是都要用手摇。这两架机器,摇起来嘎嘎的响,给这条街增添了一种新的声音,和捶铜器、打烧饼、算命瞎子的铜铛的声音混和在一起。不久,人们就习惯了,仿佛这声音本来就有。

    初二、十六③的傍晚,常常看到王瘦吾拎了半斤肉或一条鱼从街上走回家。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可以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

    “砰——磅!”

    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向阴城飞跑。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陶瓶,当地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信的部队所用的行军水壶。说是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又都纷纷地落下了。

    这里没有住户人家。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这侉子不知是什么来历。他杀狗,吃肉,——阴城里野狗多的是,还喝酒。

    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孩子们结伴来放风筝,掏蟋蟀。再就是陶虎臣来试炮仗。

    试的是“天地响”。这地方把双响的大炮仗叫“天地响”,因为地下响一声,飞到半空中,又响一声,炸得粉碎,纸屑飘飘地落下来。陶家的“天地响”一听就听得出来,特别响。两响之间的距离也大——蹿得高。

    “砰——磅!”

    “砰——磅!”

    他走一二十步,放一个,身后跟着一大群孩子。孩子里有胆大的,要求放一个,陶虎臣就给他一个:

    “点着了快跑!——崩疼了可别哭!”

    其实是崩不着的。陶虎臣每次试炮仗,特意把其中的几个的捻子加长,就是专为这些孩子预备的。捻子着了,嗤嗤地冒火,半天,才听见响呢。

    陶家炮仗店的门口也是经常围着一堆孩子,看炮仗师傅做炮仗。两张白木的床子,有两块很光滑的木板。把一张粗草纸裹在一个钢钎上,两块木板一搓,吱溜——,就是一个炮仗筒子。

    孩子们看师傅做炮仗,陶虎臣就伏在柜台上很有兴趣地看这些孩子。有时问他们几句话:

    “你爸爸在家吗?干嘛呢?”

    “你的痄腮好了吗?”

    孩子们都知道陶老板人很和气,很喜欢孩子,见面都很愿意叫他:

    “陶大爷!”

    “陶伯伯!”

    “哎,哎。”

    陶家炮仗店的生意本来是不错的。

    他家的货色齐全。除了一般的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这种鞭,成本很贵,除非有人定做,平常是不预备的。

    一般的鞭炮,陶虎臣自己是不动手的。他会做花炮。一筒大花炮,能放好几分钟。他还会做一种很特别的花,叫做“酒梅”。一棵弯曲横斜的枯树,埋在一个磁盆里,上面串结了许多各色的小花炮,点着之后,满树喷花。火花射尽,树枝上还留下一朵一朵梅花,蓝荧荧的,静悄悄地开着,经久不熄。这是棉花浸了高粱酒做的。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一种老式的焰火,有的地方叫做花盒子。

    酒梅、焰火,他都不在店里做,在家里做。因为这有许多秘方,不能外传。

    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不着了,他搭了梯子爬到架上去看,不想焰火忽然又响了,一个火球迸进了瞳孔。

    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很凶狠。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他的这种心满意足的神情逐年在消退。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遍地桃花”近年很少人家来定货了。地方上多年未放焰火,有的孩子已经忘记放焰火是什么样子了。

    陶虎臣长得很敦实,跟他的名字很相称。

    靳彝甫和陶虎臣住在一条巷子里,相隔只有七八家。谁家的火灭了,孩子拿了一块劈柴,就能从另一家引了火来。他家很好认,门口钉着一块铁皮的牌子,红地黑字:“靳彝甫画寓”。

    这城里画画的,有三种人。

    一种是画家。这种人大都有田有地,不愁衣食,作画只是自己消遣,或作为应酬的工具。他们的画是不卖钱的。求画的人只是送几件很高雅的礼物。或一坛绍兴花雕,或火腿、鲥鱼、白沙枇杷,或一套讲究的宜兴紫砂茶具,或两大盆正在茁箭子的建兰。他们的画,多半是大写意,或半工半写。工笔画他们是不耐烦画的,也不会。

    一种是画匠。他们所画的,是神像。画得最多的是“家神菩萨”。这“家神菩萨”是一个大家族:头一层是南海观音的一伙,第二层是玉皇大帝和他的朝臣,第三层是关帝老爷和周仓、关平,最下一层是财神爷。他们也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三星(这种画美术史家称之为“玻璃油画”),作插屏。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商品,不是作画。而且是流水作业,描花纹的是一个人(照着底子描),“开脸”的是一个人,着色的是另一个人。他们的作坊,叫做“画匠店”。一个画匠店里常有七八个人同时做活,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画匠多半是哑巴。

    靳彝甫两者都不是。也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种人。比较贴切些,应该称之为“画师”,不过本地无此说法,只是说“画画的”。他是靠卖画吃饭的,但不像画匠店那样在门口设摊或批发给卖门神“欢乐”的纸店④,他是等人登门求画的(所以挂“画寓”的招牌)。他的画按尺论价,大青大绿另加,可以点题。来求画的,多半是茶馆酒肆、茶叶店、参行、钱庄的老板或管事。也有那些闲钱不多,送不起重礼,攀不上高门第的画家,又不甘于家里只有四堵素壁的中等人家。他们往往喜欢看着他画,靳彝甫也就欣然对客挥毫。主客双方,都很满意。他的画署名(画匠的作品是从不署名的),但都不题上款,因为不好称呼,深了不是,浅了不是,题了,人家也未必高兴,所以只是简单地写四个字:“彝甫靳铭”。若是佛像,则题“靳铭沐手敬绘”。

    靳家三代都是画画的。家里积存的画稿很多。因为要投合不同的兴趣,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什么都画。工笔、写意、浅绛、重彩不拘。

    他家家传会写真,都能画行乐图(生活像)和喜神图(遗像)。中国的画像是有诀窍的。画师家都藏有一套历代相传的“百脸图”。把人的头面五官加以分析,定出一百种类型。画时端详着对象,确定属于哪一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减,画出来总是有几分像的。靳彝甫多年不画喜神了。因为画这种像,经常是在死人刚刚断气时,被请了去,在床前对着勾描。他不愿看死人。因此,除了至亲好友,这种活计,一概不应。有来求的,就说不会。行乐图,自从有了照相馆之后,也很少有人来要画了。

    靳弊甫自己喜欢画的,是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青绿山水、工笔人物,一年能收几件呢?因此,除了每年端午,他画几十张各式各样的钟馗,挂在巷口如意楼酒馆标价出售,能够有较多的收入,其余的时候,全家都是半饥半饱。

    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萧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冬天,他总要养几头单瓣的水仙。不到三寸长的碧绿的叶子,开着白玉一样的繁花。春天,放风筝。他会那样耐烦地用一个称金子用的小戥子约着蜈蚣风筝两边脚上的鸡毛(鸡毛分量稍差,蜈蚣上天就会打滚)。夏天,用莲子种出荷花。不大的荷叶,直径三寸的花,下面养了一二分长的小鱼。秋天,养蟋蟀。他家藏有一本托名贾似道撰写的《秋虫谱》。养蟋蟀的泥罐还是他祖父留下来的旧物。每天晚上,他点一个灯笼,到阴城去掏蟋蟀。财神庙的那个侉子,常常一边喝酒、吃狗肉,一边看这位大胆的画师的灯笼走走,停停,忽上,忽下。

    他有一盒爱若性命的东西,是三块田黄石章。这三块田黄都不大,可是跟三块鸡油一样!一块是方的,一块略长,还有一块不成形。数这块不成形的值钱,它有文三桥刻的边款(篆文不知叫一个什么无知的人磨去了)⑤。文三桥呀,可着全中国,你能找出几块?有一次,邻居家失火,他什么也没拿,只抢了这三块图章往外走。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都交了好运。

    王瘦吾的绳厂赚了钱。他可又觉得这个买卖货源、销路都有限,他早就想好了另外一宗生意。这个县北乡高田多种麦,出极好的麦秸,当地农民多以掐草帽辫为副业。每年有外地行商来,以极便宜的价钱收去。稍经加工,就成了草帽,又以高价卖给农民。王瘦吾想:为什么不能就地制成草帽呢?这钱为什么要给外地人赚去呢?主意已定,他就把两台绞绳机盘出去,买了两架扎草帽的机子,请了一个师傅,教出三个徒弟,就在原来绳厂的旧址,办起了一个草帽厂。城里的买卖人都说:王瘦吾这步棋看得准,必赚无疑!草帽厂开张的那天,来道喜和看热闹的人很多。一盘草帽辫,在师傅手里,通过机针一扎,哒哒地响,一会儿工夫,哎,草帽盔出来了!——又一会,草帽边!——成了!一顶一顶草帽,顷刻之间,摞得很高。这不是草帽,这是大洋钱呀!这一天,靳彝甫送来一张“得利图”,画着一个白须的渔翁,背着鱼篓,提着两尾金鳞赤尾的大鲤鱼。凡看了这张画的,无不大笑:这渔翁的长相,活脱就是王瘦吾!陶虎臣特地送来一挂遍地桃花满堂红的一千头的大鞭,砰砰磅磅响了好半天!

    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这一年闹大水。运河平了灌。西北风一起,大浪头翻上来,把河堤上丈把长的青石都卷了起来。看来,非破堤不可。很多人家扎了筏子,预备了大澡盆,天天晚上不敢睡,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不料,河水从下游泻出,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西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其余的,他匀给别的同行了。

    四城的焰火错开了日子,——为的是人们可以轮流赶着去看。东城定在八月十六。地点:阴城。

    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陷火了!

    这种花盆子是有一点简单的故事情节的。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万花齐放之后,有一个间歇,木架子下面黑黑的,有人以为这一套已经放完了。不料一声炮响,花盆子又落下一层,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是泗州而不是别的城)。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追瘌子”,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焰火。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人,——一个泥头的纸人,这人是个瘌痢头,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间飞来了许多马蜂,这些马蜂——火花,纷纷扑向瘌痢头,瘌痢头四面躲闪,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挥舞起来。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平平常常的,只是一阵火花之后,扑鲁扑鲁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字是灯球组成的。虽然平淡,人们还是舍不得离开。火光炎炎,逐渐消隐,这时才听到人们呼唉:

    “二丫头,回家咧!”

    “四儿,你在哪儿哪?”

    “奶奶,等等我,我鞋掉了!”

    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

    靳彝甫捉到一只蟹壳青蟋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每天有人提了几罐蟋蟀来斗。都不是对手,而且都只是一个回合就分胜负。这只蟹壳青的打法很特别。它轻易不开牙,只是不动声色,稳稳地站着。突然扑上去,一口就咬破对方的肚子(据说蟋蟀的打法各有自己的风格,这种咬肚子的打法是最厉害的)。它口瞿口瞿地叫起来,上下摆动它的触须,就像戏台上的武生耍翎子。负伤的败将,怎么下“探子”⑥,也再不敢回头。于是有人怂恿他到兴化去。兴化养蟋蟀之风很盛,每年秋天有一个斗蟋蟀的集会。靳彝甫被人们说得心动了。王瘦吾、陶虎臣给他凑了一笔路费和赌本,他就带了几罐蟋蟀,搭船走了。

    斗蟋蟀也像摔跤、击拳一样,先要约约运动员的体重。分量相等,才能入盘开斗。如分量低于对方而自愿下场者,听便。

    没想到,这只蟋蟀给他赢了四十块钱。——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两个月的薪水!靳彝甫很高兴,在如意楼定了几个菜,约王瘦吾、陶虎臣来喝酒。

    (这只身经百战的蟋蟀后来在冬至那天寿终了,靳彝甫特地打了一个小小的银棺材,送到阴城埋了。)

    没喝几杯,靳彝甫的孩子拿了一张名片,说是家里来了客。靳彝甫接过名片一看:“季匋民!”

    “他怎么会来找我呢?”

    季匋民是一县人引为骄傲的大人物。他是个名闻全国的大画家,同时又是大收藏家,大财主,家里有好田好地,宋元名迹。他在上海一个艺术专科大学当教授,平常难得回家。

    “你回去看看。”

    “我少陪一会。”

    季匋民和靳彝甫都是画画的,可是气色很不一样。此人面色红润,双眼有光,浓黑的长髯,声音很洪亮。衣着很随便,但质料很讲究。

    “我冒进宝府,唐突得很。”

    “哪里哪里。只是我这寒舍,实在太小了。”

    “小,而雅,比大而无当好!”

    寒暄之后,季匋民说明来意:听说彝甫有几块好田黄,特地来看看。靳彝甫捧了出来,他托在手里,一块一块,仔仔细细看了。“好,——好,——好。匋民平生所见田黄多矣,像这样润的,少。”他估了估价,说按时下行情,值二百洋。有文三桥边款的一块就值一百。他很直率地问靳彝甫肯不肯割爱。靳彝甫也很直率地回答:“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

    “好!这像个弄笔墨的人说的话!既然如此,匋民绝不夺人之所爱。不过,如果你有一天想出手,得先尽我。”

    “那可以。”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买卖不成,季匋民倒也没有不高兴。他又提出想看看靳彝甫家藏的画稿。靳彝甫祖父的,父亲的。——靳彝甫本人的,他也想看看。他看得很入神,拍着画案说:

    “令祖,令尊,都被埋没了啊!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

    他看了靳彝甫的画,说:

    “彝甫兄,我有几句话……”

    “您请指教。”

    “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要变!山水,暂时不要画。你见过多少真山真水?人物,不要跟在改七芗、费晓楼后面跑。倪墨耕尤为甜俗。要越过唐伯虎,直追两宋南唐。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洋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脸上也不要这样干净,给她贴几个花子!——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

    他建议靳彝甫选出百十件画,到上海去开一个展览会。他认识朵云轩,可以借他们的地方。他还可以写几封信给上海名流,请他们为靳彝甫吹嘘吹嘘。他还嘱咐靳彝甫,卖了画,有了一点钱,要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后说:

    “我今天很高兴。看了令祖、令尊的画稿,偷到不少的东西。——我把它化一化,就是杰作!哈哈哈哈……”

    这位大画家就这样疯疯癫癫,哈哈大笑着,提了他的筇竹杖,一阵风似的走了。

    靳彝甫一边卷着画,一边想:季匋民是见得多。他对自己的指点,很有道理,很令人佩服。但是,到上海、开展览会,结识名流……唉,有钱的名士的话怎么能当得真呢!他笑了。

    没想到,三天之后,季匋民真的派人送来了七八封朱丝栏玉版宣的八行书。

    靳彝甫的画展不算轰动,但是卖出去几十张画。那张在季匋民授意之下重画的杨妃出浴,一再有人重订。报上发了消息,一家画刊还选了他两幅画。这都是他没有想到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在家乡看到报,很替他高兴:“彝甫出了名了!”

    卖了画,靳彝甫真的按照季匋民的建议,“行万里路”去了。一去三年,很少来信。

    这三年啊!

    王瘦吾的草帽厂生意很好。草帽没个什么讲究,买的人只是一图个结实,二图个便宜。他家出的草帽是就地产销,省了来回运费,自然比外地来的便宜得多。牌子闯出去了,买卖就好做。全城并无第二家,那四台哒哒作响的机子,把带着钱想买草帽的客人老远地就吸过来了。

    不想遇见一个王伯韬。

    这王伯韬是个开陆陈行的。这地方把买卖豆麦杂粮的行叫做陆陈行。人们提起陆陈行,都暗暗摇头。做这一行的,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资本雄厚,大都兼营别的生意,什么买卖赚钱,他们就开什么买卖,眼尖手快。其二,都是流氓——都在帮。这城里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斗殴,都是陆陈行挑起的。打架的原因,都是抢行霸市。这种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们的衣著和一般的生意人就不一样。不论什么时候,长衫里面的小褂的袖子总翻出很长的一截。料子也是老实商人所不用的。夏天是格子纺,冬天是法兰绒。脚底下是黑丝袜,方口的黑纹皮面的硬底便鞋。王伯韬和王瘦吾是同宗,见面总是“瘦吾兄”长,“瘦吾兄”短。王瘦吾不爱搭理他,尽可能地躲着他。

    谁知偏偏躲不开,而且天天要见面。王伯韬也开了一家草帽厂,就在王瘦吾的草帽厂的对门!他新开的草帽厂有八台机子,八个师傅,门面、柜台,一切都比王瘦吾的大一倍。

    王伯韬真是不顾血本,把批发、零售价都压得极低。王瘦吾算算,这样的定价,简直无利可图。他不服这口气,也随着把价钱落下来。

    王伯韬坐在对面柜台里,还是满脸带笑,“瘦吾兄”长,“瘦吾兄”短。

    王瘦吾撑了一年,实在撑不住了。

    王伯韬放出话来:“瘦吾要是愿意把四台机子让给我,他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要!”

    四台机子,连同库存的现货,辫子,全部倒给了王伯韬。王瘦吾气得生了一场重病。一病一年多。卖机子的钱、连同小绒线店的底本,全变成了药渣子,倒在门外的街上了。

    好不容易,能起来坐一坐,出门走几步了。可是人瘦得像一张纸,一阵风吹过,就能倒下。

    陶虎臣呢?

    头一年,因为四乡闹土匪,连城里都出了几起抢案,县政府和当地驻军联名出了一张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炮仗店平时生意有限,全指着年下。这一冬防,可把陶虎臣防苦了。且熬着,等明年吧。

    明年!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⑦,根本取缔了鞭炮。城里几家炮仗店统统关了张。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黄烟子”也像是个炮仗,只是里面装的不是火药而是雄黄,外皮也是黄的。点了捻子,不响,只是从屁股上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半天。这种东西,端午节人家买来,点着了扔在床脚柜底熏五毒;孩子们把黄烟屁股抵在板壁上写“虎”字。蚊烟是在一个皮纸的空套里装上锯末,加一点芒硝和鳝鱼骨头,盘成一盘,像一条蛇。这东西点起来味道很呛,人和蚊子都受不了。这两种东西,本来是炮仗店附带做做的,靠它赚钱吃饭,养家活口的,怎么行呢?——一年有几个端午节?蚊子也不是四季都有啊!

    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闼子门⑧下了一把牛鼻子铁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起先是喝粥,——喝稀粥,后来连稀粥也喝不成了。陶虎臣全家,已经饿了一天半。

    有那么一个缺德的人敲开了陶家的门。这人姓宋,人称宋保长,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钱也敢拿的。他来做媒了。二十块钱,陶虎臣把女儿嫁给了一个驻军的连长。这连长第二天就开拔。他倒什么也不挑,只要是一个黄花闺女。陶虎臣跳着脚大叫:“不要说得那么好听!这不是嫁!这是卖!你们到大街去打锣喊叫:我陶虎臣卖女儿!你们喊去!我不害臊!陶虎臣!你是个什么东西!陶虎臣!我操你八辈祖奶奶!你就这样没有能耐呀!”女儿的妈和弟弟都哭。女儿倒不哭,反过来劝爹:“爹!爹!您别这样!我愿意!——真的!爹!我真的愿意!”她朝上给爹妈磕了头,又趴在弟弟的耳边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饿的时候,忍着,别哭。”弟弟直点头。女儿走到爹床前,说了声:“爹!我走啦!您保重!”陶虎臣脸对墙躺着,连头都没有回,他的眼泪花花地往下淌。

    两个半月过去了。陶家一直就花这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剩得不多了,女儿回来了。妈脱下女儿的衣服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这连长天天打她。女儿跟妈妈偷偷地说:“妈,我过上了他的脏病。”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

    他没有死成。他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一刀砍断了腰带。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

    跟脚,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说:“瘦吾,你等我一天!”

    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送去了。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一九八O年八月二十日初稿

    十一月二十日二稿

    ①桐木刨出来的薄薄的长条。泡在水里,稍带粘性。过去女人梳头掠发,离不开它。

    ②现在的年轻人连钉鞋也不知道了!钉鞋是一双纳帮很结实的布鞋,也有用生牛皮做的,在桐油里浸过,鞋底钉了很多奶头大的铁钉。在未有胶鞋之前,这便是雨鞋。

    ③这是店铺里打牙祭的日子。

    ④在梅红纸上用刻刀镂刻出透空的细致的吉祥花纹,贴在门关上,小的叫“吊钱”,大的叫“欢乐”。有的地方叫“吊挂”。

    ⑤文徵明的长子,名彭,字寿承,三桥是他的别号。

    ⑥探子是刺激蟋蟀的斗志用的。北方多用猪鬃,南方多用四杈草掰成细须,九蒸九晒。

    ⑦“新生活”是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到处刷写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限制行人靠左边走;废除作揖,改行握手;禁止燃放鞭炮……等等。总之,大家都过新生活,不许过旧生活。

    ⑧这地方店铺的门一般都是一块一块狭长的门板,上在门坎的槽里,称为“铺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