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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2〕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3〕投稿之后,由蔡孑民〔4〕先生或陈独秀〔5〕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6〕,“她”字和“牠”字的创造〔7〕,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8〕,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9〕,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10〕。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11〕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12〕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2〕半农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3〕《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4〕蔡孑民(1868—1940)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5〕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6〕答王敬轩的双鐄信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7〕“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刘半农在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所作《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8〕《何典》清代张南庄(署名“过路人”)编著,是运用俗谚写成、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出版。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它作题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9〕“驷不及舌”语出《论语·颜渊》,据朱熹《集注》:“言出于舌,驷马不能追之。”

  〔10〕《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发表刘半农的《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不久有读者洛卿来信指出这是史实性的错误,《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同年四月二日)发表了这封信,从此刘半农就不再给《语丝》写稿。

  〔11〕禁称“蜜斯”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所载刘半农答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他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在一九三○年他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即曾加以禁止;他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女士等。密斯,英语Miss的音译,小姐的意思。

  〔12〕指刘半农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发表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参看《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2〕,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3〕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4〕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5〕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6〕,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7〕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2〕“出洋考察”旧时的军阀、政客在失势或失意时,常以“出洋考察”作为暂时隐退、伺机再起的手段。其中也有并不真正“出洋”,只用这句话来保全面子的。

  〔3〕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4〕有一国从青岛撤兵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本撤走侵占青岛的军队。

  〔5〕“吃外国火腿”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

  〔6〕“圆机活法”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

  〔7〕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日本评论家。著有《现代社会批判》、《日本的性格》等。不饮盗泉,原是中国的故事,见《尸子》(清代章宗源辑本)卷下:“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据《水经注》:盗泉出卞城(今山东泗水县东)东北卞山之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2〕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3〕,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八月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

  〔2〕“恨恨而死”指空自愤恨不平而不去进行实际的改革工作。参看《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3〕“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作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批判当时某些借口反对欧化句法而攻击白话文的人;八月七日,文公直在同刊发表致作者的公开信,说他主张采用欧化句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的附录。

清水镇是个临着省级公路的小镇,正是司机们歇脚打尖的好去处。司机们都是长期在外跑的人,清水镇的酒馆,也就有了一些清水镇人讳莫如深的内容,那是使大部分酒馆生意兴隆的“招牌菜”。

这年月,哪个酒馆没有招牌菜是不行的。人家那吃饭的,冲的就是这招牌菜。进门来:“老板,你这里有啥拿手的,说说看!”这老板要是说,我们的菜都好吃,人家立马走人,转身还要加一句“有病”。这年月,没有招牌菜,还能开酒馆?

清水镇本地人喜欢去清水川菜馆。因为老板娘水兰不经营大部分本地酒馆的招牌菜。

水兰是四川人,主做川菜,招牌菜就是“麻辣鱼”。那火锅做的真叫地道,一拨拨的食客吃了还来,来了还来。辣的嘴巴红红的,舌头麻麻的,一边用手扇着嘴巴一边还忘不了夸:“真够味,这辣地道,这麻地道!”

可清水镇人除了老板娘水兰,真的没有谁去过四川。不过清水镇的人,从来不在意这个。他们感觉麻辣鱼本来就是这个味,要不是这味,那才怪呢。甚至有一次,喝醉酒的麻二大着舌头说:“我去济南吃的重庆麻辣鱼,那叫什么味呀,我呸!那辣叫什么辣,那麻叫什么麻,不够地道嘛!我就说,我们水兰做的麻辣鱼最地道。就是重庆人来,也是吃这劲道!”一屋子人抬头看看正忙碌的老板娘水兰,齐齐点头,嘴里还不住的应和。

这个时候的水兰温言打岔:“麻二哥,别喝了,麻嫂要骂了呀。”走过来,随意拿过麻二桌上的茶壶,高高举起,缓缓倒下,就有轻缓的水流声在人们的视线里响起,闹得人心里颤一颤,抖一抖。可也只是颤一颤,抖一抖,然后各喝各的酒,各吃各的菜。吃完了,喝完了,各自回家,搂着自家的娘们安稳睡去。

有时候,有外地来的人,开展业务或者感谢客户,就要请清水镇人吃酒。当然要问被请的那位去哪里吃最合适,往往就得到回答“清水川菜馆”。

来人定下时间,早早打听着来到馆里恭候。一进门,觉得走错了,要么就是听错了。就站门口掏出手机:“喂,哥,您说的是清水川菜馆?我来门口了,咋看着不对劲呢?”那头就笑:“你请我客,还要你得劲?我得劲就行嘛。”

也不怪客人,看着馆子,确不像高级去处。一溜三排原木方桌,木凳子,简单得很。如果再留意呢,就是窗台柜台上散摆着几盆花,冬天是水仙,另外三季是大叶的滴水观音,一律青青绿绿,漾着生机。

进门来,早有水兰从柜台后面站起来,含着笑脸走近,脚步不快,让人觉不出过分的殷勤,可也不慢,让人感觉出冷淡。客人被带到一张闲着的桌子边,刚落座,一条雪白湿热的手巾递过来,一壶热热的茶水端上来。第一杯却并不给客人喝,在干净的杯中摇一摇,倒进桌腿边的痰盂里。客人的心就舒坦起来。

这时水兰才轻轻问,这位眼生呢,您请谁来着?如果是镇子上的,也许我可以帮着您参谋一下客人的口味呢。客人说出请谁谁,水兰随口就推荐几个菜。这时的客人,男子汉的豪情似乎在水兰的轻言细语里得到了酝酿,随手接过水兰手中的菜谱,点起另外的菜或者酒,。一个个菜名从男人的嘴里蹦出来,水兰写几个数字或者打几个对勾,也就记好了。好多时候,如果水兰知道几个人,会提醒多了浪费。豪爽的客人听了这话,就赶紧住了口,朝水兰笑笑说饿着呢,掩饰着张狂后的那点羞惭。

被请的人来了,果能吃个宾主尽欢。喝的如果有些酒意,外来的客人也要附和着说:“真够味,这辣地道,这麻地道。”

不过远来的人往往也会好奇地问:“老板娘在前头张罗,老板却连个面也不露,放心这么个俊俏的娘们抛头露面?”

这时候清水镇的人就笑。哥,动心了?这水兰呢,让你麻,可也让你辣呢。那一次,一位大哥起了孬心思,让水兰一把辣椒末扔过去,哈哈……大概这辈子也不敢想别家娘们了。

客人此时便抬头细细看水兰,水兰正穿了雪白的罩衣忙着呢。手脚麻利,却一点不见忙乱。那嘴角含着微微的笑意,任外地人怎么想,也想不出水兰辣起来如何模样。可就这细细看,也才觉出这老板娘穿着虽朴素,却耐看的紧,心里便也会暗暗颤一颤,抖一抖。同样的,颤了抖了,心也就静了。那水兰耐看的眉眼里透着一份端庄,可是观音模样。客人转头看看窗台,那水仙或者滴水观音正挺着水清的叶子,吐着幽幽的清香呢。

水兰开清水川菜馆整整十年。四十二岁上,车祸瘫了十五年的男人死了,水兰盘出店面,嫁到了邻镇。

盘店的是麻二。麻二开了半年,关门大吉。麻二说,清水川菜馆这招牌菜呀,可不是麻辣鱼,明明是水兰嘛。听着这话的清水镇人想一想,可也真是。

关先生开板教孩子们“一人两手,两手十指”。等他们会用笔了,又教农字歌儿,一边写一边念。屯子里的人路过私塾,听到一片欢叫:“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气干……”

关先生则斜着身子靠在太师椅上摇晃着脑袋,目光微醺。

屯子里有点头脸的很不高兴,跟关先生读过的经史子集也还没有都忘记,就去质问他:“关先生怎么改辙了?要是学那些我们自己个儿在家就教了。孩子们跟着你,就算不能学富五车,咋地也得知书懂礼,不辱祖宗吧?”

“我没有从你们兜里掏一个大钱。”关先生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

关先生不收学费。他孤身一人,吃菜进园子就摘,不管是谁家园子。没粮就上财主家要,也不多拿,一个没有瓤子的枕头,只装大半下,提溜着就走,不说半个谢字。

关先生还是教孩子们庄稼事儿、庄稼字儿。孩子们念累了,就跟他打算盘。一年半载的,孩子的家长乐了,嘿!行,小子竟能当半拉家了。

关先生有一小块地,挺远的犄角旮旯,种大烟。割大烟的时候,孩子们全是他的伙计。把烟浆子收在木盆里,放在当院的大太阳下晒,一点一点变成大烟膏子,满院子飘起一种奇异的香气。孩子们火爆的童音,在关先生尖锐挺拔的嗓门引领下,跟着香气游走。

躲在树阴下的家长大骂:“造孽啊造孽!”

关先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听到。

以后,跑肚拉稀的、染风寒的孩子只需在关先生那里喝点大烟。

孩子只要不生病,个个都是虎羔子。两个孩子支起黄瓜架,关先生远远的觑着。长着鞋拔子脸的孩子挨了打,额头上鼓起大包,他流着大鼻涕,一边瞅关先生一边哭。

关先生大声说:“哭啥哭?找他家去。”

鞋拔子一会儿就回来了:“关先生,他爸爸把我赶出来了,不管。”

关先生一指:“去,站在他家大门口骂他祖宗!”

半天,鞋拔子乐颠颠的回来了,张开手,擎着几个大钱:“关先生,他爸爸给我的,还说一会儿揍他。”

关先生没吱声,坐在那儿装烟袋。烟荷包里哐啷哐啷有动静。里面不光有烟丝,还有大钱。

关先生的大钱是人家赏的。过年的时候,来讨对子的人空手成,扔俩大钱也成。攒了几年,到寒食节那天,关先生掂了掂,又跺跺脚,领孩子们出发了,徒步去八十里外的北陵。

孩子们进了正红门就玩疯了,满眼新鲜物件儿。一个孩子指着琉璃瓦房脊上一顺水的五个蹲兽问关先生是啥?

关先生说:“狻猊、斗牛、獬豸、凤、猰貐。”孩子没来得及问干啥用的,就被别的东西勾走了。又有孩子问蹲兽,几次三番之后,关先生看着孩子们绿豆蝇般瞎跑,就是停不下来,终于大发雷霆:

“那五个东西是走投无路、赶尽杀绝、跟腚傍脑、顺风扯旗、坐山观火!”

孩子们吓了一跳,肃静下来,关先生忿忿然:“混账东西,我刚才说的都听清楚了?它们都是败家的玩意儿,鸟用没有。妈了个巴子,我领你们来不是看这些败家玩意儿,是拜谒祖宗的。这里埋着谁?我们满洲人的祖宗皇太极!”

孩子们围上来,安安静静坐在关先生身旁,关先生就在一棵松树下讲起努尔哈赤,讲起皇太极、康熙。初春的太阳爽朗地照在关先生和孩子们的身上,有微风从松林中逶迤而过,关先生顿了顿,看看个个面貌肃穆的孩子,他们的天灵盖闪闪发光。关先生舒坦,想:乱世用不着中庸的斯文,乱世只要英雄的气血。

关先生疲惫地闭上嘴,感到丹田之气慢慢地、汩汩地从头上、指尖、汗毛孔溢出,七十三岁的关先生没有慌张,觉得值。

清明的深夜,私塾灯火通明,孩子的家长都聚集在这里。关先生是孩子们搀扶着进来的。气喘吁吁的关先生坐在太师椅上感到了异样,他扭过头去,看到墙上挂着两面旗,一面日本膏药旗,一面满洲国五色旗。有人告诉他明天私塾就改名叫国民义塾了,孩子们必须学日语。关先生挣扎着站起,把旗一个一个扯下来,扔在地上:

“狗屎!”他蹒跚着一步一步往自己的屋里走,突然一仰头,发出一种划破夜空的悲鸣:“祖宗啊,祖宗!”所有的人惊在那儿,一动不能动。

太阳照常升起。孩子们来上学,没有听到关先生的吟诵。关先生还躺在被窝里。鞋拔子把手放在关先生的鼻子下面,气息皆无,再一摸,冰凉。

这是满洲国康德五年,清明的第二天。

公历1938年4月6日的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