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善于辨认千里马，他想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相马的能手。于是他给了儿子一本《马经》，要儿子按照《马经》上画的图样去寻找千里马。

儿子找啊，找啊，他每遇到一匹马，都拿《马经》上的图样来仔细核对，看看与书上画的特征是否相符。可是每次总有些细节对不上号。就这样找了一年，还是没找到一匹和书上画的一模一样的马。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告诉父亲。伯乐劝他不要灰心，叫他出去接着找。

无奈，儿子又踏上了寻找千里马的征程。上哪儿去找呢？他抚摸着《马经》，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儿子漫无目的地走啊走啊，心里不停地问：“千里马啊，你到底在哪里呢？”

正在发愁间，一只大蛤蟆一边“咕咕”地叫着，一边一蹦一跳地过来了。儿子看了半天，心下忽然“咯噔”一下：“咦，这不就是……”他大喜过望，掉头就往家跑。

还没迈进家门，儿子便大嚷起来：“我找到千里马了！我找到千里马了！”伯乐听了，忙奔出来问：“快说说，你找到什么样的千里马了？”儿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我见过许许多多的马，只有这一匹和书上画的最像了。它也是头颅高高隆起，眼眶深陷，背脊缩着。只是有一样——它的蹄子却不像。”听完了儿子的话，伯乐心里明白了大半，他只得苦笑着说：“孩子啊，这匹‘马’虽好，可是它蹦蹦跳跳的，人骑上去怎么受得了呢？”话音刚落，儿子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

伯乐的儿子错就错在把书本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而不善于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这样怎么能找得到千里马呢？

古代有一位任公子，胸怀大志，为人宽厚潇洒。任公子做了一个硕大的钓鱼钩，用很粗很结实的黑绳子把鱼钩系牢，然后用15头阉过的肥牛做鱼饵，挂在鱼钩上去钓鱼。

任公子蹲在高高的会稽山上，他把钓钩甩进阔大的东海里。一天一天过去了，没见什么动静，任公子不急不躁，一心只等大鱼上钩。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也过去了，毫无成效，任公子依然不慌不忙，十分耐心地守候着大鱼上钩。一年过去了，任公子没有钓到一条鱼，可他还是毫不气馁地蹲在会稽山上，任凭风吹雨打，任公子信心依旧。

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过来，一口吞下了钓饵。这条大鱼即刻牵着鱼钩一头沉入水底，它咬住大鱼钩只疼得狂跳乱奔，一会儿钻出水面，一会儿沉入水底，只见海面上掀起了一阵阵巨浪，如同白色山峰，海水摇撼震荡，啸声如排山倒海，大鱼发出的惊叫如鬼哭狼豪，那巨大的威势让千里之外的人听了都心惊肉跳、惶恐不安。

任公子最后终于征服了这条筋疲力尽的大鱼，他将这条鱼剖开，切成块，然后晒成肉干。任公子把这些肉干分给大家共享，从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一带的人，全都品尝过任公子用这条大鱼制作的鱼干。

多少年以后，一些既没本事又爱道听途说、评头品足的人，都以惊奇的口气互相传说着这件事情，似乎还大大表示怀疑。因为这些眼光短浅、只会按常规做事的人，只知道拿普通的鱼竿，到一些小水沟或河塘去，眼睛盯着鲵鲋一类的小鱼，他们要想像任公子那样钓到大鱼，当然是不可能的。

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具有经世之才的人相提并论，因为二者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宋朝有个丞相叫张商英，他有个爱好就是书法，他特别喜欢写草书，闲来无事，他便提笔龙飞凤舞一阵，甚是得意。其实，这张丞相的书法很不到家，字写得不合体统，他还孤芳自赏。当时，很多人都讥笑他，而他却不以为然，依然是我行我素，按他的老习惯写字。

一天饭后，张丞相小憩片刻，突然来了诗兴，偶得佳句，便当即叫小童磨墨铺纸，张丞相提起笔来，一阵疾书，满纸是一片龙飞蛇走，让人还着实难以辨认。张丞相写完后，摇头晃脑得意了好一阵，似乎还意犹未尽。于是叫来他的侄子，让侄子把这些诗句抄录下来。

丞相的侄子拿过纸笔，准备用小楷将诗句录下，可是他好半天才能辨认出一个字，时时碰到那些笔划曲折怪异之处，侄子只好连猜带蒙。可是有些地方，他实在是怎么也看不懂，不知从哪里断开才对。他没办法，只好停下笔来，捧着草稿去问张丞相。

张丞相拿着自己的大作，仔细看了很久，也辨认不清，自己写的字自己都不认识了。他心里颇有些下不了台，便责骂侄子说：“你为什么不早些来问呢？我也忘记是写的什么了！”

有些人总爱自以为是，既不虚心，又爱坚持自己的错误，还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结果是越显出自己的愚蠢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