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站在第二十四号街和一条黑得邪门的胡同的拐角上，高架铁路正好在上面通过。当时是凌晨两点：黎明前的黑暗又浓重，又潮湿，叫人很不舒服。

一个穿着长大衣，帽子拉得很低，手里提着什么东西的男人轻手轻脚地从黑胡同里匆匆走出来。警察迎上前去，态度和蔼，但带着克尽职守的自信。时间、胡同的恶名、行人的匆忙、携带的重物——这一切很自然地构成了“可疑情况”，要求警察干预查明。

“可疑者”立即站住，把帽子往后一推，摇曳的街灯照出的面孔镇定自若，鼻子相当长，深色的眼睛毫不躲闪。他没脱手套就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出一张名片交给警察。警察凑着晃动的灯光看到名片上印的是“医学博士查尔斯·斯宾塞·詹姆斯”。街道和门牌号码在一个殷实正派的地段，不容产生好奇，更不用说怀疑了。警察的眼光朝下扫去，看到医生手里提的东西：一个漂亮的黑皮白银扣饰的医药包；名片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请吧，大夫。”警察让开一步，口气和蔼得有些过份。“上面关照要格外小心。最近溜门撬锁、拦路抢劫的案子很多。在这样的夜晚出诊真够呛。不算冷；但是——粘糊糊的。”

詹姆斯医师彬彬有礼地点点头，说了一两句附和警察对天气评价的话，继续匆匆走去。那晚有三个巡警都认为他的名片和神气的医药包足以证明他是正派人，干的是正派事。假如第二天这些警察中间有谁觉得应当去核实一下名片（只要别去得太早，因为詹姆斯医师没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他将发现一块漂亮的门牌上确有医师的姓名，摆设精致的诊所里确有衣著整饬的医师本人，邻居们都乐意证明两年来医师奉公守法，照顾家庭，业务兴旺。

因此，假如这些热心维护治安的人中有谁能看到那个表面清白的医药包里的东西，准会大吃一惊。包一打开，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套最新发明的，“保险箱专家”专用的精巧工具，所谓“保险箱专家”，是如今撬保险箱的窃贼自封的称号。那些工具都是专门设计，特别制作的——短而有力的撬棍，一套奇形怪状的钥匙，在冷铸钢上打孔就象耗子啃乳酪一般轻松的高强度的蓝钢钻头和冲头，能象水蛭那样附着在光滑的保险箱门上，象牙医拔牙那么利索地拔出号码锁的夹钳。“医药”包里的小贴袋中有一瓶四英两装的硝化甘油，用剩了一半。工具下面是一堆皱皱巴巴的钞票和几把金币，总数一共是八百三十元。

詹姆斯医师在他极有限的朋友圈子里被称为“了不起的希腊人”。这个奇特的称呼一半是赞扬他冷静的绅士作风；另一半在帮会黑话里是指头儿和出谋划策的能人，凭他的地址、职业的影响和威望能搞到信息，供哥儿们制订计划，干非法勾当。

这个精干的小圈子的其他成员是斯基采·摩根、根姆·德克尔和利奥波德·普雷茨菲尔德。德克尔是“保险箱专家”，普雷茨菲尔德是城里的珠宝商，负责处理三人工作小组搞来的钻石和其它首饰。他们都是讲朋友义气的好人，守口如瓶，忠实不渝。

合伙人认为那晚的收获并不满意，只能勉强补偿他们花费的气力。一家资金雄厚的经营呢绒的老字号的双层侧栓的老式保险箱，在星期六晚上的存款理应超过两千五百元。但是他们只找到这个数目，三人按照惯例，当场就把钱平分掉。他们本来指望有一万或一万二千元。然而商号股东老板之一办事有点儿过于老派。天黑后，他把大部分现金装在一个衬衫盒里带回家去了。

詹姆斯医师继续沿着杳无行人的第二十四号街走去。经常聚集在这一地区的戏剧界的票友们也早已上床睡觉了。牛毛细雨在铺路的石子间积成小水塘，被弧光灯一照，反射出千百片闪闪发亮的小光点。水汽凝重的寒风从房屋之间的空档里劈头盖脑地一阵阵扑来。

医师刚走近一座高大的砖砌建筑的拐角，这座与众不同的住宅前门猛地打开了，一个嘴里嘀嘀咕咕、脚下踢踢跶跶的黑种女人从台阶下到人行道。她说着什么，很可能是在自言自语——她那个种族的人独自遇到危难时总是采取这类求助的办法。她象是南方旧时的奴仆——多嘴多舌，肆无忌惮，忠心耿耿，却又不服管教；她的外貌说明了这一点——肥胖，整洁，系着围裙，扎着头巾。

詹姆斯医师迎面走去时，这个从沉寂的房屋里突然出现的形象刚走下台阶。她大脑的功能从发音转换到视觉，停止了嘀咕，一对金鱼眼睛死死盯住医师手里的医药包。

“谢天谢地！”她一见到医药包便脱口嚷道。“你是大夫吗，先生？”

“是的，我是大夫。”詹姆斯医师停住脚步说。

“那就请你看在老天的份上去瞧瞧钱德勒先生吧。不知他是犯病还是怎么搞的，象死了似的。艾米小姐派我去找大夫。先生，你不来的话，天知道老辛迪上哪儿才能找到大夫。假如老主人知道这里的情形，就有好戏看了，先生——准会打枪，在地上数好步子，用手枪决斗。那个羔羊般的，可怜的艾米小姐——”

“你要找大夫，就在前面带路。”詹姆斯医师踩上台阶说。“你要找个听你说话的人，我可不奉陪。”

黑女人引他进屋，走上一溜铺着厚地毯的楼梯。他们经过两个光线暗淡的门厅。在第二个门厅里，爬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引路人拐了弯，在一扇门前站停，打开了门。

“我把大夫请来啦，艾米小姐。”

詹姆斯医师进了屋，朝站在床边的一位年轻太太微微欠身。他把医药包搁在椅子上，脱掉大衣，搭在医药包和椅子背上，镇定自若地向床边走去。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仍是先前倒下去时的姿势——衣着华丽时髦，鞋子已经脱去；全身松弛，死了似地一动不动。

詹姆斯医师仿佛散发着宁谧、镇定和力量的光环，对他主顾中间软弱失望的人来说简直象是久旱后的甘霖。他在病室的举止风度有某些地方特别使妇女们倾倒。那并不是时髦医师对病人的纵容讨好，而是沉着自信，压倒命运的气魄，对人尊重、保护和献身的态度。他那坚定、明亮的棕色眼睛里有一种清澈的吸引力；和蔼的面相非常适合担任知己和安慰者的角色，冷静而近似牧师的安宁带着潜在的威严。他有时出诊，妇女虽和他初次见面，居然会告诉他，她们为了防止失窃，晚上把钻石藏在什么地方。

詹姆斯医师经验丰富，眼珠不怎么转动，就估出了房间家具摆设的等级和质量，同时也打量了那位年轻太太的外表。她身材瘦小，年纪二十刚出头，容貌有一种迷人的美，但现在蒙上了阴霾。这与其说是意外不幸所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来已久的固定的哀怨。她额头一侧有一道青紫的挫伤，医师根据经验判断，受伤的时间不会超出六小时。

詹姆斯医师伸手去试病人的脉搏。他那双几乎会说话的眼睛在询问年轻女人。

“我是钱德勒太太。”她回答说，带着南方人那种含糊的哭音和腔调。“你来到前十分钟左右，我丈夫突然病了。他以前也犯过心脏病——有几次相当凶险。”病人深更半夜这副打扮促使她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在外面很晚才回家；我想大概是赴晚宴。”

詹姆斯医师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病人。不论他从事哪一类“职业”活动，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对待“病例”或者“买卖”。

病人年纪有三十左右。面相大胆放荡，但还算端正，一种乐观幽默的神情补救了缺点。他衣服上有一股泼翻了酒的气味。

医师解开他的上衣，用小刀把衬衫的假前胸从领子割破到腰身。清除了障碍之后，他用耳朵贴在病人心口，仔细听着。

“二尖瓣回流？”他站直时轻声说。句子结尾是没有把握的升调。他又俯身听了好久；这次才用确诊的音调说：“二尖瓣闭锁不全。”

“夫人，”他说话的口气曾多次解除过人们的忧虑，“有可能——”当他缓缓朝那位太太转过头去时，只见她脸色惨白，晕了过去，倒在黑老太婆的怀里。

“可怜的小羊羔！可怜的小羊羔！辛迪大妈的宝贝孩子被他们害苦啦！但愿上帝发怒，惩罚那些把她引入迷途，伤了她那颗天使般的心，害她落到这个地步的人——”

“把她的脚抬高。”詹姆斯医师上前去扶持那个晕倒的人。“她的房间在哪里？必须把她抬到床上去。”

“在这儿，先生。”黑老太婆把扎着头巾的脑袋朝一扇门摆摆。“那是艾米小姐的房间。”

他们把她抬进房间，搁在床上。她的脉搏很微弱，但还有规律。她神志没有清醒，从昏迷状态进入了沉睡。

“她体力衰竭。”医师说。“睡眠对她有好处。等她醒来时，给她一杯加热水的酒——再打个鸡蛋在里面，如果她能喝的话。她前额的挫伤是怎么搞的？”

“磕了一下，先生。那个可怜的小羊羔摔了一交——不，先生，”——老太婆那变化不定的种族性格使她突然发作起来——“老辛迪才不替那个魔鬼撒谎呢。是他干的，先生。但愿上帝让他的手烂掉——哎呀，真该死！辛迪答应过她可爱的小羊羔决不讲出来。先生，艾米小姐头上是磕伤的。”

詹姆斯医师向一个精致的灯架走去，把灯光捻低一些。

“你在这儿呆着，太太，”他吩咐道，“别作声，让她睡觉。如果她醒来，就给她喝加热水的酒。如果她情况不好，你就来告诉我。这事有点儿怪。”

“这里的怪事还多着呢。”黑女人正要说下去，医师一反常态，象安抚歇斯底里病人一般专断地吩咐她别出声。他回到另一个房间，轻轻关上门。床上的人没有动弹，但是已睁开了眼睛。他的嘴唇牵动着，仿佛想说什么。詹姆斯医师低下头，只听到微弱的“钱！钱！”

“你听得清我说的话吗？”医师压低嗓门，但十分清晰地说。

病人略微点点头。

“我是医师，是你太太请来的。她们告诉我，你是钱德勒先生。你病得不轻，千万别激动或是慌张。”

病人的眼神仿佛在招唤他。医师弯下腰去听那些仍旧十分微弱的声音。

“钱——两万块钱。”

“钱在哪里？——在银行里吗？”

眼神表示否定。“告诉她”——声音越来越微弱了——“那两万块钱——她的钱”——他的眼光扫视着房间。

“你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吗？”——詹姆斯医师的声音象塞壬女妖一般急切，想从那个神志逐渐不清的人嘴里掏出秘密——“在这个房间里吗？”

他觉得那对暗淡下去的眼睛里有表示同意的闪动。他指尖能触摸到的脉息细得象一根丝线。

詹姆斯医师的另一门职业的本能在他的头脑和心里出现。他办事敏捷，马上决定要打听出这笔钱的下落，即使知道这肯定会出人命也在所不惜。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本空白的处方笺，根据标准的常规做法，开了一张适合病人需要的处方。他到里屋门口，轻声叫那个黑女人出来，把处方交给她，让她去药房配药。

她嘀嘀咕咕地离开后，医师走到钱德勒太太躺着的床边。她仍在沉睡；脉象比先前好一些了；额头除了挫伤发炎的地方以外也不烫了，稍稍有些湿润。没人打扰的话，她可以睡几小时。他找到房门钥匙，出来时随手把门锁上。

詹姆斯医师看看表。有半小时可以归他支配，因为那个老太婆去配药，半小时以内回不了家。他找来水罐和平底酒杯，打开医药包，取出一个盛着硝化甘油的小瓶——他的摆弄手摇曲柄钻的弟兄们把它简单地称做“油”。

他把淡黄色稠厚的液体倒了一滴在酒杯里，然后取出带银套的注射器，安好针头。他根据玻璃管上的刻度细心地抽了几次水，把那滴硝化甘油稀释成将近半酒杯的溶液。

那晚两小时前，詹姆斯医师用同一个针筒把未经稀释的液体注射到他在一个保险箱锁上钻出的窟窿里，一声低沉的爆炸毁坏了控制门栓的机械。现在他打算用同样的方法震撼一个人的主要机械——刺激他的心脏——目的都是为了钱。

同样的方法，但是外表不同。前者是鲁莽粗野，凭借原始动力的巨人，后者是奉承者，但用丝绒和花边掩饰了同样致命的手臂。因为医师用针筒细心地从酒杯里抽取的液体已经成了三硝酸甘油酯，这是医学科学中已知的最厉害的强心剂。二英两能毁坏一扇厚实的保险箱铁门；他现在要用一量滴的五十分之一来使一个活人的复杂机理永远静止。

但不是立即静止。这不符合他的要求。首先要迅速增加身体的活力；给每一个器官和功能以强有力的促进。心脏会勇敢地对致命的鞭策作出反应；静脉里的血液会更快地回到心脏。

詹姆斯医师很清楚，这种心脏病遇到过于强烈的刺激，就象挨了一颗来复枪子弹似的，结果是立即死亡。当血流量在窃贼“油”的作用下骤然增加，管腔本来不畅的动脉会迅速完全阻塞，生命之泉就停止流动了。

医师解开昏迷的钱德勒前胸的衣服，把针筒里的液体熟练地注射到心前区的肌肉里。他干两门行业都干净利落，注射完毕，便仔细擦干针头，把保持针头通畅的细铜丝重新穿好。

三分钟后，钱德勒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了，声音虽然微弱，但还能辨清，他问抢救他的是谁。詹姆斯医师再一次解释他怎么会来这儿的。

“我妻子呢？”病人问道。

“她睡着了——由于过度疲劳和担忧。”医师说。“我不愿叫醒她，除非——”

“没有——必要。”钱德勒呼吸短促，说话时常间断。“为了我——去打扰她——她不会——领你情。”

詹姆斯医师拖了一把椅子到床前。时间不容浪费，要抓紧谈话。

“几分钟前，”他以另一门职业的低沉坦率的声调说，“你打算对我说些有关钱的事。我不指望你对我推心置腹，但是我有责任劝告你，焦虑对你的恢复是不利的。假如你心里有什么事——我记得你提到过两万块钱的事——不妨说出来，可以减轻你的精神负担。”

钱德勒脑袋动不了，但他的眼珠转向说话人的方向。

“我说过——这笔钱——在哪里吗？”

“没有。”医师回答说。“我只不过从你模糊不清的话里推测到你十分关心它的安全。如果钱在这个房间里——”

詹姆斯医师住口不说了。他是不是从病人揶揄的脸上看到一丝恍然大悟和起疑的神色？他是不是显得有点儿迫不及待？他是不是说漏了嘴？钱德勒随后说的话使他恢复了自信。

“除了——那个——保险箱以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还能——藏在哪里呢。”

他用眼光指点房间的一角，医师这才看到窗帘下端半遮着的一个铁制的小保险箱。

他站起身，抓住病人的手腕。他的脉搏宏大，但隔着不祥的间歇。

“抬起胳臂。”詹姆斯医师命令说。

“你知道——我动不了，大夫。”

医师快步走近通向过道的房门，打开门，听听外面有什么声音。一片静寂。他不再旁敲侧击，径直走到保险箱前面，打量了一下。那个保险箱式样古老，设计简单，只能防防手脚不干净的仆人。拿他的技术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件玩具，等于是稻草和硬纸板糊的玩意儿。这笔钱可说是已经到手了。他能用夹钳拔出号码盘，钻透制栓，不到两分钟就打开保险箱门。换另一种办法，也许只要一分钟。

他跪在地上，耳朵贴着保险箱门，慢慢转动号码盘。不出他所料，锁门时只用了一个组合暗码。号码盘转动时，他敏锐的耳朵听到轻轻的咔哒一响；他利用暗码组合——把手松动了。他打开了保险箱门。

保险箱里一无所有——空空的铁格子里连一张废纸都看不见。

詹姆斯医师站起来，回到床前。

垂死的人额头汗涔涔的，但嘴角和眼睛露出嘲弄的冷笑。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他吃力地说，“医药同——盗窃结合！你身兼二职——赚头不坏吧——亲爱的大夫？”

当时的情况十分尴尬，詹姆斯医师的精明强干从没有遇到过比这更严峻的考验。受害者的出了格的幽默感使他陷入既可笑又不安全的处境，但他仍然保持着尊严和清醒的头脑。他掏出表，等那人死去。

“你对——那笔钱——未免——过于猴急了。可是你——亲爱的大夫——根本奈何不了它。它很安全。十分安全。它全部——在赛马——赌注登记人手里。两万块——艾米的钱。我拿去——赛马——输得精光。我是个败家子，贼先生——对不起——大夫，不过我输得光明正大。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象你这样——不够格的坏蛋——大夫——对不起——贼先生。给受害者——对不起——给病人喝杯水——是不是违反——你们贼帮的——职业道德？”

詹姆斯医师替他倒了一杯水。他几乎不能吞咽。药物的反应一阵阵袭来，越来越强烈。但他死到临头，还想狠狠地刺痛一下别人。

“赌徒——酒鬼——败家子——我全沾边，可是——医师兼窃贼！”

医师对他刻薄的讽刺只作了一个回答。他俯下身子，盯着钱德勒急剧凝滞的眼光，举手指着那个沉睡的女人的房间，姿势如此严厉而意味深长，以至那个衰竭的人用尽残剩的力量，半抬起头，想看个究竟。他什么也没看到；但听到了医师的冰冷的言语——他临终时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到目前为止，我可从没有揍过女人。”

企图研究这种人是徒劳的。没有哪一门学问能对他们进行探讨。人们提到某些人时会说“他这也行，那也行”，他们就是这些人的后裔。我们只知道有这种人存在；只知道我们可以观察他们，议论他们的浅显的表现，正如孩子们观看并议论提线木偶戏一样。

然而，这两个人——一个是谋财害命的强盗和凶手，站在受害人面前；另一个虽然没有严重违法，但行为更其恶劣，令人嫌恶，他躺在受他迫害、侮辱和毒打的妻子的房屋里；一个是虎，另一个是狼，他们两人互相憎恨对方的卑劣；尽管大家罪恶昭著，却互相炫耀自己的行为准则（即使不谈荣誉准则）是无可指摘的。

詹姆斯医师的反驳肯定刺伤了对方剩余的羞耻心和男子气概，成了致命的一击。他脸上泛起一阵潮红——临终红斑；钱德勒停止了呼吸，几乎没有颤动，已经一命归天。

他刚咽气，黑老太婆配好药回来了。詹姆斯医师一手轻轻按着死者合上的眼皮，把结果告诉了她。她并不伤心，只带着遗传的，与抽象的死亡友好相处的态度，凄凉地、抽抽搭搭地抱怨说：

“可不是吗！上帝自有安排。他会惩罚有罪的人，帮助落难的人。他现在该帮助我们了。辛迪买这瓶药，把最后一枚硬币都花了，结果药也没用上。”

“难道钱德勒太太没有钱吗？”詹姆斯医师问道。

“钱？先生，你知道艾米小姐为什么晕倒，为什么这么虚弱？是饿成这样的，先生。家里除了一些破饼干以外，三天没有吃的了。那个小天使几个月前就变卖了她的戒指和怀表。这座房子里的红地毯和漂亮家具全是租来的，催租的人凶极了。那个魔鬼——饶恕我，上帝——他已经在你手里遭到了报应——他把家产全败光了。”

医师的沉默使她越说越来劲。他从辛迪杂乱无章的独白中理出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其中交织着幻想、任性、灾难、残酷和傲慢。她喋喋不休的话语组成的模糊概貌中，有几幅比较清晰的画面：遥远南方的一个舒适的家庭；草率的，随即后悔的婚事；充满侮辱和虐待的不幸生活；女方最近得到一笔遗产带来了重振家业的希望；狼夺去了那笔钱，两个月不照面，在外面挥霍得精光；一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又回来了。从一团乱麻似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一条纯白的线索：黑老太婆的质朴、崇高和始终不渝的爱，不论任何艰难险阻，她都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女主人。

她终于住嘴时，医师问她家里有没有威士忌或者任何什么酒。老婆子说有，餐具柜里还有那条豺狼剩下的半瓶威士忌。

“照我刚才对你说的那样，倒些酒，兑些热水，打个鸡蛋在里面。把你的女主人叫醒；让她喝下去，然后告诉她家里出的事。”

十来分钟后，钱德勒太太由老辛迪搀扶着进来了。她睡了一会，喝了热酒，看上去不那么虚弱了。詹姆斯医师已经用床单盖好了床上的死人。

那位太太哀伤和半含惊恐的眼睛朝床上一瞥；向她保护人身边更挨近些。她的眼睛干而发亮。极度的痛苦使她的泪水已经涸竭。

詹姆斯医师站在桌边，他已穿好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和医药包。他的神情镇定安详——他的职业使他见惯了人类的痛苦。只有他那闪烁的棕色眼睛里流露出审慎的医师的同情。

他体贴简洁地说，由于时间太晚，请人帮忙肯定有困难，他可以亲自去找合适的人来料理后事。

“最后还有一件事，”医师指着打开的保险箱说。“钱德勒太太，你的丈夫最后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把保险箱的组合号码告诉了我，让我打开。如果你要使用，请记住号码是四十一。先朝右拧几圈；再朝左拧一圈；停在四十一这个数字上。他虽然知道自己即将去世，却不让我叫醒你。

“他说他在保险箱里存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也够你用来完成他最后的请求了。他请求你回你的老家去，以后日子好过一些的时候，请你原谅他对你犯下的种种罪愆。”

他指指桌子，桌上是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钞票上面放着两摞金币。

“钱在那儿——如他所说——一共是八百三十元。请允许我留下我的名片，以后有我可以效劳之处，请吩咐。”

他在最后时刻居然顾念到她——并且想得很周到！来得太迟了！但是这个谎话在她认为已经成为一片灰烬和尘埃的地方煽旺了一个柔情的火花。她脱口喊道：“罗勃！罗勃！”转过身，扑在忠诚的仆人怀里，用泪水冲淡她的悲哀。在往后的年月里，凶手的假话象一颗小星星，在爱情的坟墓上空闪烁，给她慰藉，争取她的原谅，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黑老太婆把她搂在胸口，象哄小孩似地低声安慰她，她终于抬起头——但是医师已经走了。

于是，我去找大夫了。

“你初次喝酒以来，到现在有多久了？”他问道。

我侧过脸回答说：“哦，有些时候了。”

他是个年轻的大夫，年纪在二十到四十之间。他穿的袜子是浅绿色的，不过人却象拿破仑。我很喜欢他。

“现在，”他说，“我要让你看看酒精对你的血液循环所起的作用。”我听他说的好象是“循环”；不过也可能是“广告”。

他把我的袖管捋到胳膊肘上面，取出一瓶威士忌，让我喝了一杯。他更象拿破仑了。我开始更喜欢他了。

接着，他用一条压布扎紧我的胳膊，用手指按住我的脉息，捏着一个同温度计似的仪器连在一起的橡皮圆球。水银柱上下跳动。似乎没有停过；但大夫说表上是二百三十七，或者是一百六十五，或是诸如此类的数字。

“喏，”他说，“你看到酒精对血压的作用了吧。”

“太棒啦，”我说，“不过你认为这次试验够了吗？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再试试另一条胳膊吧。”但是他不干。

随后，他捉住我的手。我以为自己大概得了不治之症，他要和我告别。然而他只用一枚针在我指尖上猛扎一下，挤出一滴血，同粘在卡片上的许多象五毛钱扑克筹码似的东西加以比较。

“这是血红蛋白试验。”他解释说。“你的血色不对头。”

“是啊，”我说，“我知道应该是蓝色；不过我们这个国家的血统很混杂。我祖先中间有几个是骑士；可他们同楠塔基特岛上的一些人混熟了，所以——”①

①西方语言中“蓝色血液”指名门贵族及其后裔，起因是西班牙本土贵族皮肤白皙，脉管呈蓝色；殖民扩张后，他们同土著居民杂婚，因而后代肤色较深。楠塔基特在美国麻萨诸塞州。

“我指的是，”大夫说，“红色太浅了。”

“哦，”我说，“那就不是婚姻匹配，而是颜色搭配的问题了。”

接着，大夫使劲搥我的胸部。他这么干的时候，我说不清楚他使我想起的是拿破仑、战役，还是纳尔逊②。他脸色阴沉，说了一连串凡夫俗子难免的病痛——大多数都以“炎”为结尾。我马上先付他十五块钱。

②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一八○五年率领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

“你说的毛病中有没有哪一种或哪几种肯定会致命的？”我问道。作为与此休戚相关的当事人，我觉得应当表示一些兴趣。

“全部都会。”他回答得很轻松。“但是它们的进展可以抑制。只要经过精心治疗，不断治疗，你可以活到八十五岁或者九十岁。”

我联想到大夫的帐单，赶快表态说：“八十五就够啦。”我又取出十块钱，预付给他。

“现在的首要任务，”他大受鼓舞地说，“是替你找个疗养院，让你彻底休息一段时间，改善你的神经状况。我亲自陪你去，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他把我带到卡茨基尔的一家疯人院。疯人院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常客才光临那里。那地方满目荒凉，唯有大小石头，几片未融的积雪和稀稀拉拉的松树。年轻的主治医师倒非常可亲。他没在我胳膊上扎压布就给了我一服兴奋剂。那时正好开午饭，他便请我们一起就餐。餐厅里有二十来个住院病人，分坐在几张小桌旁。年轻的主治医师走到我们桌前说道：“这里有个惯例：我们的客人不把自己当作病人，而只是来休养的疲倦的先生太太。不论他们有什么小毛病，谈话中绝对不提。”

陪伴我的大夫高声吩咐女侍替我准备一些磷酸甘油酸石灰炒肉末、狗面包、溴泡腾盐薄饼和番木鳖茶。这时，餐厅里发出一种声音，仿佛松树林里突然刮起了一阵暴风。在场的人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神经衰弱！”——只有一个鼻子灵敏的人是例外，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慢性酒精中毒。”我希望同他进一步认识认识。主治医师转身走了。

饭后一小时左右，他陪我们去工场——那里离院部有五十码远。在工场负责照料客人们的是主治医师的替角和助手——一个只见两脚和蓝色运动衫的人。他个子太高了，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有没有长着脸；不过盔甲包装公司一定乐用雇用他。

“我们的客人们，”主治医师说，“在这里从事体力劳动——实际上是娱乐，从而消除他们过去的精神烦恼。”

这里有车床、木工器材、陶工工具、手纺车、织布机、踏车、大鼓、蜡笔人像画放大仪和铁工锻炉，一应俱全；看来能引起第一流疗养院里自费疯子客人们的兴趣。

“在角落里做泥馅饼的那位太太，”主治医师悄俏说，“是大名鼎鼎的卢卢·卢林顿，那本名叫《爱情为何要爱》的书的作者。她现在做的事只是为了在完成那部作品后让脑子休息休息。”

我看过那本书。“她干吗不再写一本，从中得到休息呢？”我问道。

你们看到了吧，我的病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那位往漏斗里灌水的先生，”主治医师往下说，“是华尔街的经纪人，他工作过度，累垮了。”

我扣好上衣的扣子，唯恐丢失钱财。

他指点给我看的另一些人中间，有玩诺亚方舟的建筑师，看达尔文《进化论》的牧师，锯木头的律师，向那个穿蓝色运动衫的助手介绍易卜生剧本的十分疲劳的交际花，睡在地板上的神经过敏的百万富翁，还有一位拖着一辆小红车在屋里打转的著名艺术家。

“你身体看上去很结实。”负责替我治病的大夫说。“我认为使你神经松弛的最好的办法是从山上往下扔小石头，然后再把它们拣回来。”

我拔腿就跑，大夫赶上我时，我已经跑了一百码远。

“怎么回事呀？”他问道。

“是这样的，”我说，“目前没有飞机可乘。因此，我只好遛跶到火车站，搭第一列不定时的，烧烟煤的快车回城里去。”

“唔，”大夫说，“也许你是对的。这地方看来对你不合适。不过你需要休息——绝对休息和锻炼。”

当晚，我到城里一家旅馆，对管理员说：“我需要绝对休息和锻炼。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有活动床的房间，再派几个服务员，在我休息时轮班把床抬高放下？”

管理员在擦指甲上的一块污迹，侧过脸朝坐在休息室里的一个戴白帽子的高个儿使了个眼色。那人站起来，客客气气地问我有没有见到西门口的灌木丛。我没有见到，他便领我去，在门口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

“我原以为你喝多了，”他相当和气地说，“不过现在看来不是这么一回事。你最好还是去看看大夫吧，老兄。”

一星期后，替我治病的大夫又量了我的血压，但是没有事先给我兴奋剂。他的袜子带些棕黄色，叫我看了不顺眼。

“你需要的，”他下结论说，“是海滨空气和伙伴。”

“找个美人鱼——”我刚开口，他赶紧摆出专门家的架势。

“我亲自出马，”他说，“带你去长岛海滨的清新旅馆，照料你的健康。那是个安静舒适的休养地，你去了很快就能恢复。”

清新旅馆是海岸对面岛上的一家豪华宾馆，有九百个客房。凡是不穿礼服去进餐的人都给轰到靠边的餐厅，只能吃甲鱼和香槟酒的客饭。这个海湾是拥有私人游艇的富翁们的落脚点。我们抵达的当天，“海盗号”正好停泊在岸边。我看见摩根先生站在甲板上，一面吃奶酪三明治，一面羡慕地眺望着旅馆。话虽这么说，这个地方却花不了什么钱。因为谁都付不起他们的帐单。你要离开的话，干脆留下行李，偷条小快艇，在夜里溜回大陆。

有一天，我在那家旅馆的管理员桌上拿了一本旅馆专用的空白电报纸，向我所有的朋友们告急，请他们寄钱来，好让我脱身。我的医师和我在高尔夫球场上玩了一盘槌球游戏，然后在草坪上睡觉。

我们回到城里，我的医师仿佛突然想起一件事。“顺便问一句，”他说，“你感觉怎么样？”

“病情好多啦。”我回答说。

会诊大夫的情况不同。他不能肯定是否拿得到诊金，这就保证你能得到最精心的或是最马虎的诊治。我的医师带我去看一位会诊大夫。他作了错误的猜测，居然给我精心诊治。我非常喜欢他。他让我做一些共济运动。

“你后脑疼不疼？”他问。我说不疼。

“闭上眼，”他吩咐说，“两脚并拢，使劲往后跳。”

我一向善于闭上眼往后跳，于是照办了。我的脑袋撞到浴室门沿上，因为那扇门开着，并且只有三英尺远。大夫感到十分抱歉。他忘了门是开着的。他走过去把它关上。

“现在你用右手食指碰你的鼻子。”他说。

“在哪儿？”我问。

“在你脸上。”他说。

“我说的是我的右手食指。”我解释说。

“哦，对不起。”他说。他重新打开浴室门，我从门缝里抽出手指。我出色地完成了指鼻试验后说：

“大夫，我不愿意向你隐瞒症状；我的后脑勺现在确实有一种近乎疼痛的感觉了。”

他不理会这个症状，却用一个最近流行的投币听音乐器上的耳机似的玩意儿来检查我的心脏。我觉得自己成了民谣。

“现在，”他说，“你在屋子里绕着圈子象马一样快跑五分钟。”

我尽可能模仿一头落选后从麦迪逊广场公园里牵出来的佩尔切隆良种挽马。随后，大夫没有投入硬币就听我的胸口。

“我家族成员中没有害马鼻疽的，大夫。”我说。

会诊大夫举起食指，离我的鼻子有三英尺远。“瞧我的手指。”他命令道。

“你有没有试用过皮尔氏的——”我开口说；但他迅速地继续试验。

“现在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这样持续了将近三分钟。

他解释说，这是大脑活动试验。我觉得轻而易举。我从没有把他的手指错当作海湾。假如他换一种说法，比如说：“你装作无忧无虑的模样朝外而眺望——或者稍偏一些——把目光投向地平线的方向，也就是说，投向港湾水天相连的地方，”然后说，“现在不妨回首——或者说，撤回你的关注，把它加在我屹然竖立的指头上”——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敢担保，只有亨利·詹姆斯才能顺利通过试验。

问了我有没有脊柱弯曲的舅公和脚脖子肿大的表兄弟后，两位大夫退到浴室，坐在澡盆边上进行诊断讨论。我吃了个苹果，先瞧瞧手指，再瞧瞧海湾外面。

两位大夫神情严肃地出来了。更糟的是：他们象墓碑一样，一言不发。他们开了一张饮食清单，我必须严格遵守。凡是我听说过可以吃的东西，清单上都有，除了蜗牛。事实上，我从没有吃过蜗牛，除非它赶上我，先咬我一口。

“你必须严格按照清单进食。”两位大夫说。

“假如我能吃到清单上十分之一的东西，再严格我也干。”我回说。

“其次，”两位大夫接着说，“户外空气和运动也很重要。这儿有一张处方，会对你大有帮助。”

于是我们各干各的，他们拿起帽子准备走了，我也告辞。

我到药剂师那儿，递过处方。

“这张方子配起来要二块八毛七一瓶，一英两装的瓶子。”他说。

“你能给我一些包扎绳吗？”我问。

我把处方捅一个窟窿，穿在绳子上，然后往脖子上一套，塞在衣服里面。我们大家都有点儿小迷信，我的毛病在于迷信护身符。

当然，我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病得很厉害。我不能工作、睡觉、吃饭，或者玩滚木球戏。我能博得同情的唯一办法是接连四天不刮胡子。即使如此，也有人说：“老兄，你结实得象松树疙瘩。你去缅因州森林里旅游了一次，是吗？”

我突然想起我需要户外空气和锻炼。于是我到南方约翰那里去。约翰根据牧师的裁决，同我沾上亲戚关系。那牧师手里捧着一本小书，站在菊花盛开的凉亭里，周围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约翰有一所乡间住宅，离派因维尔七英里。住宅坐落在蓝岭山脉，高高在上，与世无争。约翰象是云母石，比金子更可贵，更晶莹。

他在派因维尔迎接我，我们搭空中吊运车去他家。那是一所宽大的平房，周围山峦重叠，没有别的住家。我们在他家的私人小站下了车，约翰的家人和阿马丽里斯已在等候我们了。阿马丽里斯有点担心似地瞅着我。

我们去约翰家的山路上，前面蹦出一只兔子。我扔下手提箱，使劲追赶。我跑了二十码后，兔子不见了。我一屁股坐在草地上，伤心地哭起来。

“我连兔子都追不上了。”我抽噎着说。“我成了废物。还不如死了的好。”

“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约翰哥哥？”我听到阿马丽里斯说。

“神经有点不对头。”约翰以他固有的镇静态度说。“别担心。起来吧，追兔子的人。接着往回走，不然烤好的软饼要凉了。”那时天快黑了，山岭在暮霭中的气势完全符合默弗里小姐①的描写。

①默弗里（1850～1922）：美国女作家，写了不少以田纳西山区为背景的长、短篇小说。

晚饭后，我宣布说我相信我能睡上一两年，包括法定假日在内。他们领我到了一个客房，那地方象花园一般宽敞凉爽，里面有张象草坪那么大的床。不久，房子里的人都休息了，周围一片宁静。

多年来，我没有体会到什么是宁静了。真是万籁俱寂。我用胳膊肘支起上身侧耳倾听。入睡！我觉得只要能听到星星闪烁或是小草抽长的声音，我就能安心入睡。有一次我认为自己听到了一艘独桅艇在微风中抢风行驶的声息，但我又想到那也许只是地毯钉隆起的动静。我仍旧倾听着。

突然，一只迟归的小鸟停栖在窗台上，以它那睡迷迷的音调发出了一般用“啁啾”两字来表示的声响。

我猛地蹦了起来。

“嗨！楼下怎么啦！”楼上房间里的约翰嚷道。

“哦，没事，”我回说，“我只是不小心，脑袋磕在天花板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游廊上，眺望山景。可以看到的山头一共有四十七座。我打了个寒战，回到房中大起坐室里，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潘科斯特家庭医药大全》，开始阅读。约翰也进了屋，从我手里拿掉书，拉我出去。他有一个占地三百英亩的农场，通常的配备一应俱全，有谷仓、骡子、雇工和缺了三个前齿的耙子。我童年时代就见过这种东西，心里开始凉了。

约翰谈起紫苜蓿，我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

“对，对，”我说，“她不是歌舞团的吗——我想想看——”

“你知道，”约翰说，“又绿又嫩，出了第一茬，就把它翻到地底下。”

“我知道，”我说，“她上面就长出了青草。”

“不错。”约翰说。“你毕竟懂得一点儿庄稼活儿。”

“我还懂得一些农民的事情，”我说，“长柄大镰刀总有一天要把他们刈掉。”①

①西方常用一个身披黑袍、手持长柄大镰刀的骷髅代表死神。

进屋时，一个美丽而费解的生物在我们面前走过。我情不自禁地站住了，出神地瞅着。约翰抽着香烟，在耐心等待着。他是个新型农民，很懂礼貌。十分钟后，他说：“你打算整天站在那里瞅一只鸡吗？早餐快准备好了。”

“一只鸡？”我说。

“一只奥尔平顿白鸡，如果你想知道得具体些。”

“一只奥尔平顿白鸡？”我极感兴趣地重复了一遍。那只家禽仪态万方地慢慢走过去，我象被彩衣魔笛手迷住的小孩儿那样跟在后面。约翰给了我五分钟时间，然后拉着我的袖管，带我去吃早饭。

我住了一个星期，开始着慌了。我睡得香，吃得下，开始真正感到生活的欢乐。对我这种身患绝症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溜到空中吊车站，到派因维尔去找镇上一个最好的大夫。如今我需要治疗时，完全知道该怎么办。

“大夫，我害了心脏硬变、动脉硬结、神经衰弱，神经炎、急性消化不良、以及康复病。我应该严格按照规定进食。我应该晚上洗个温水浴，早上洗个冷水浴。我应该心胸开朗，思想集中在愉快的事情上。至于药物，我打算吃磷质药丸，每日三次，最好饭后服用，还有一种用龙胆酊、棕金鸡纳皮酊、黄金鸡纳皮酊和豆蔻酊配制的补剂。每一匙补剂里要加番木鳖酊，第一天加一滴，以后每天增加一滴，直到最大容许剂量。我应该用药用滴管，这种滴管各个药房里都可以买到，花不了多少钱。再见。”

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刚关上门，我想起还有件事忘了说。我再打开门。大夫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挪动，不过他再见到我时，微微震动了一下。

“我忘了一件事，”我说，“我还应该绝对休息和锻炼。”

经过这次就诊，我感觉好多了。重新树立了病入膏肓的信念之后，我感到特别满意，几乎又可以郁郁不乐了。对一个神经衰弱患者来说，再没有比自我感觉良好更可怕的事了。

约翰细心照顾我。自从我对他的奥尔平顿白鸡表示兴趣以后，他尽可能转移我的注意，晚上特别小心地把鸡舍门锁好。清新宜人的山地空气、营养丰富的食物、以及每天的山间散步，大大减轻了我的疾病，以至我变得万分痛苦绝望。我听说附近山区有位乡村大夫。我去看他，把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他胡子灰白，眼睛清澈湛蓝，穿一身家制的灰斜纹布衣服。

为了节省时间，我自己进行诊断；我用右手食指触摸鼻子，叩击膝腱，让小腿踢直，敲敲胸部，吐出舌头，并且询问他派因维尔的墓地价格。

他点燃烟斗，瞅了我三分钟左右。“老弟，”他最后说，“你的情况糟透了。你熬过来的希望固然有，但是很渺茫。”

“什么希望呢。”我急切地问道。“我试过砷、金、磷、运动、番木鳖、水疗法、休息、兴奋、可待因和阿摩尼亚芳香精。医药学中还有没尝试过的吗？”

“这个山区，”大夫说，“长了一种植物——一种开花的植物，能治你的病，恐怕也只有它能治好你的病。这种植物象地球一般古老；不过近来越来越少，不容易找了。你我两人非找到它不可。我上了年纪，已经不正式开诊，但是我收下你这个病人。你每天下午来我这儿，帮我去找那种植物，找到方休。城里的大夫也许了解不少科学上的新东西，但是不太懂大自然揣在鞍袋里的草药。”

此后老大夫和我每天在蓝岭的山头山脚寻觅那种治疗百病的植物。我们一起翻山越岭；陡峭的山坡上满是秋天的落叶，脚下打滑，我们要抓住手边的小树和大树枝条，才不至于摔下山去。我们在峡谷中齐胸高的月桂灌木和蕨类植物之间艰苦跋涉；我们沿着山涧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象印第安人似地在松树林中迂回——在路边、河边和山边探索，寻找那种神奇的植物。

正如老大夫所说，如今那种植物日益稀少，不容易找到。但我们坚持不懈。我们日复一日地下至谷底，上到山头，踏遍台地，搜索那种能创造奇迹的植物。老大夫在山区待了一辈子，仿佛永远不会疲倦。我回家时往往累得要死，什么都干不了，往床上一倒，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我们这样干了一个月。

一天傍晚，我同老大夫在外面走了六英里才回家，阿马丽里斯和我到路边树下去散散步。我们望着山岭披上紫色的睡袍，纷纷准备就寝。

“你身体好了，我很高兴。”她说。“你刚来时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你真的病了呢。”

“好了！”我几乎嚷了起来。“你可知道我活命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吗？”

阿马丽里斯惊讶地瞅着我。“唷，”她说，“你结实得象一头耕地的骡子，每晚睡十到十二小时，胃口好得把我们家都快吃空了。你还要怎么样才算好呢？”

“我告诉你，”我说，“假如不能及时弄到那种仙草——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寻找的植物，那就什么都救不了我的命。是大夫这么对我说的。”

“哪个大夫？”

“塔特姆大夫——住在黑橡树岭半山腰那个老大夫。你认识他吗？”

“我从会说话的时候起，就认识他了。你每天出去就是干这件事——是他带你爬山涉水，让你恢复健康和力量的吗？上帝赐福给老大夫吧。”

正在这时候，老大夫赶着那辆破旧的轻便马车缓缓地过来了。我朝他挥手，高声招呼说，明天还是那个时候我再去找他。他勒住马，叫阿马丽里斯过去。他们谈了五分钟话，我在原地等着。然后老大夫驾车走了。

我们回家后，阿马丽里斯抱出一部百科全书，找一个字。“大夫说，”她告诉我，“你不必再以病人的身份去找他了，不过他欢迎你作为朋友去看望他。他又吩咐我在百科全书里找我的名字，把词义告诉你。那个字仿佛是一种开花植物，也是忒俄克里托斯和维吉尔①作品里一个农村姑娘的名字。你看大夫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①忒俄克里托斯（约前310～前245）：古希腊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阿马丽里斯：女子名，也是石蒜科植物孤挺花的名称。（原书漏排“维吉尔”三字，改正。——校者注）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我现在明白了。”

对于可能被烦躁不安的“神经衰弱”夫人迷住的弟兄们，我有一言奉告。

那张处方很对症。住在有高楼大厦的城市里的大夫们尽管有时瞎撞瞎碰，也指出了特效药。

因此，为了锻炼而被介绍给黑橡树岭的塔特姆大夫的人——到了松树林的卫理公会教友聚会所后，请走右手那条路。

绝对休息和锻炼！

同阿马丽里斯一起坐在树荫下，带着第六感觉看那一排金碧交辉的山峦鱼贯进入夜晚的寝室，这一切仿佛是在阅读不用文字表达的忒俄克里托斯的田园诗，世上还有什么休息能比这更有益于健康呢？

傻瓜有多种多样的。喂，大家坐定了，指名叫到谁，谁再站起来，好不好？

我自己就当过各种傻瓜，只差一种。我挥霍了祖传的家产，妄想结婚；我打扑克，玩草地网球，做没有本钱的投机买卖——我的钱财很快就各奔前程，同我分了手。但是有一种头戴系铃帽的滑稽角色我还没有扮演过。那就是寻觅藏宝的人。很少有人会犯这种愉快的狂热病。但是在所有追随迈达斯国王的人中间，觅宝人的追求最富于美妙的憧憬。

但是我还要说几句离题的话——拙劣的作者都难免如此——我这个傻瓜属于多情的类型。我见到梅·玛莎·曼格姆后，就是她的人了。她年方十八，皮肤象新钢琴的象牙琴键那么白皙，容貌秀丽，仿佛一个天真无邪的天使谪降人间，注定要生活在得克萨斯草原上一个沉闷的小镇里；因此，她的姣好端庄更增添了动人哀怜的魅力。凭她的气质和妩媚，她原可以象摘木莓似地摘下比利时或者任何一个花哨的王国的皇冠上的红宝石，但她自己并不知道，我也没向她点破。

你明白，我是要赢得并保持梅·玛莎·曼格姆。我要她同我长相厮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搁到晚上找不到的地方。

梅·玛莎的父亲留着大胡子，戴着眼镜，胡子和眼镜几乎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他活着就是为了同甲壳虫，蝴蝶，以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钻进你脖子里的，或者落到黄油上的虫子打交道。他是昆虫学家，或那一类的人物。他整天在外面用纱网兜捕甲虫目的飞鱼，用大头针把它们钉住，给它们起名字。

他们家只有他和玛莎两个人。他珍视她，把她看作精美的人类标本；因为她照料他，让他不时能吃上饭，衣服不穿反，让保存标本的玻璃瓶里的酒精经常满着。据说科学家们多是心不在焉的。

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有意于梅·玛莎·曼格姆。那就是古德洛·班克斯，一个刚念完大学回家来的年轻人。书本上的造诣他都具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尤其是数学和逻辑学的高等分支。

若不是为了他那逢人就卖弄自己的知识和学问的习惯，我本来会很喜欢他的。即使如此，你光看表面的话，仍会认为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一有空就在一起厮混，因为每个人都想从对方嘴里捞些稻草，从而探悉梅·玛莎·曼格姆着意的风向——这种比喻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古德洛·班克斯才不会犯这种毛病呢。情场角逐的人都是这样的。

你也许会说古德洛倾向于书本、礼貌、文化、智力和衣著。我会使你更多地想到垒球和周五晚上的辩论会——算它同文化沾些边吧——也许还会想到一个骑马的好手。

但是在我和他的闲聊中，以及我们去拜访梅·玛莎时的谈话中，古德洛·班克斯和我都摸不清她到底喜欢我们中间的哪一个。梅·玛莎生性不爱明确表态，早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懂得让人们去捉摸猜测。

我已经说过，曼格姆老头总是心不在焉。很久以后的一天，他发觉——准是一只小蝴蝶告诉他的——有两个年轻人想网走那个照料他生活的年轻姑娘，或者女儿，或者诸如此类的法律上的附属物。

我从来没有料到科学家们居然也能起而应付这种局面。老曼格姆在口头上替古德洛和我定了性，轻巧地把我们归入脊椎动物中最低级的纲目；用的还是英语，没有说什么拉丁文，只提了一句Orgetorix，Rex Helvetii①——我懂得的拉丁文也只有这么一句。他还通知我们，下次再看到我们在他家附近转悠，就要把我们加进他收集的标本。

①“奥格托里斯，赫尔维蒂之王”。赫尔维蒂是指古瑞士，奥格托里斯曾企图征服包括赫尔维蒂在内的高卢，但未成功。

古德洛·班克斯和我回避了五天，想等这场风波平息。等我们鼓起勇气再登门拜访的时候，梅·玛莎·曼格姆和她父亲已经走了。走了！他们承租的房子空关着，他们不多一点儿的家什也搬走了。

梅·玛莎没有给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留下告别的话——没有在山楂树上钉一张飘动的白色便条；没有在门柱上画个粉笔记号；也没有在邮局里留一张明信片，给我们一点线索。

整整两个月，古德洛和我分头想方设法去追踪这两个逃亡者。我们同火车站的售票员，出租马车行里的人，火车上的乘务员，以及镇上唯一的那个警察讲交情，拉关系，可是毫无结果。

于是我和古德洛便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的朋友和更势不两立的仇人。每天下午工作结束后，我们都在斯奈德酒店的后屋里碰头，玩玩骨牌，谈话时勾心斗角，互相套对方的口气，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情场角逐的人就是这样的。

古德洛·班克斯老是嘲弄似地卖弄自己的学问，把我列为那类只配念“简·雷真可怜，她的小鸟死了，她没有什么可玩了”的人。不过我挺喜欢古德洛，我蔑视他那套大学里的学问，而且人们都认为我脾气好，所以我压住火气。再说，我想探听他有没有梅·玛莎的消息，我这才按捺住性子，继续同他来往。

一天下午，我们聊天时，他对我说：

“即使你找到了她，埃德，你又能有什么指望？曼格姆小姐很有头脑。也许她天真未凿，但她注定要享受更高级的东西，不是你所能提供的。同我交谈的人中间，唯有她才能欣赏古代诗人作家以及吸收并发展了他们的生活哲学的近代文人的魅力。你不认为你找她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吗？”

“我对幸福家庭的概念，”我说，“是得克萨斯草原上一幢八居室的房屋，傍依一泓池水，橡树环抱。起居室里，”我接着说，“有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圈三千头牛作为开端，一辆四轮马车和拴在柱子上的小马随时听从太太使唤——梅·玛莎·曼格姆可以随心所欲地花费牧场的收益，同我长相厮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搁到晚上找不到的地方。情况将是这样，”我说，“你的课程、文化、哲学连一枚无花果都不值——并且还是干瘪的、士麦拿小贩摊上的无花果。”

“她应该享受更为高级的东西。”古德洛·班克斯又说了一遍。

“不管她应该享受什么，”我回说，“反正她现在不见了。我要尽快找到她，用不着大学帮忙。”

“这副牌打不通了。”古德洛搁下一张骨牌说；我们便喝啤酒。

不久以后，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农民来到镇上，给我带来一张折好的蓝纸。他说他爷爷刚去世。我忍住了眼泪，他接着说老人家把这张纸珍藏了二十年。他把它作为遗产的一部分留给家人，其余的只有两头毛骡和一块不能耕作的土地。

那是废奴主义者同脱离主义者打仗期间①使用的古老的蓝纸。纸上标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记的是价值三十万元的十驮金币和银币的埋藏地点。老朗德尔——也就是孙子山姆的爷爷——从一个西班牙教士那里听到这消息，埋钱的时候教士在场；许多年前——不，许多年后——他在老朗德尔家去世的。老朗德尔根据教士的口授记录下来。

①指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美国南北战争。

“你爸爸干吗不去找藏宝呢？”我问道。

“他还没去，眼睛就瞎了。”他回答。

“你自己干吗不去呢？”我又问。

“嗯，”他说，“我是十年前才知道有这张纸的。春天要犁地；接着要在玉米地里锄草；然后要替牲口准备饲料；冬天很快又来了。一年年这么下去，给耽误了。”

我觉得这些话十分在理，当场就决定同小李·朗德尔一起着手觅宝。

纸上的说明很简单。驮财宝的骡队从多洛雷斯县一个古老的西班牙传教基地出发。他们根据罗盘方向，直奔南方，到了阿拉米托河。涉水过河后，他们把财宝埋在两座大山中间一座驮鞍形小山顶上。藏宝地点有一堆乱石作为标志。几天后，整个骡队被印第安人杀死，只有那个西班牙教士逃出性命。这一秘密是独家垄断的。我认为切实可行。

李·朗德尔建议添置一套野营装备，雇一个测量员测出西班牙传教基地到藏宝地点的路线，然后挖出那三十万元的金币银币，去沃思堡游山玩水。但是，正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我倒有一个省时省钱的主意。

我们去州土地局，请他们根据老传教基地到阿拉米托河一带的全部测量图绘制一幅实用的、所谓工作略图。我在图上对着南方划了一条通向河岸的直线。略图准确标明每张测量图的线长和地区。我们凭这些资料，找到河岸上的那一点，然后把它同洛斯安尼莫斯五里格的测量图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明确的地区——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的授地——联系起来。

这一来，我们不需要雇测量员来测路线，可以省掉许多费用和时间。

李·朗德尔和我套好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装上所有的应用物品，赶了一百四十九英里，到了奇科，那是离我们要去的地点最近的一个市镇。我们在镇上找到县测量员的代理人。他替我们找到洛斯安尼莫斯测量图上的地区，按照我们略图上的要求，往西赶了五千七百二十巴拉①，在那一点上搁一块石头，喝了咖啡，吃了咸肉，然后搭上装运邮件的马车回奇科。

①西班牙长度单位，合0.8359公尺。

我认为我们很有把握找到那三十万块钱。李·朗德尔只能分到三分之一，因为我承担了全部勘探费用。有了那二十万元，我知道只要梅·玛莎·曼格姆在世上，我准能找到她。有了这笔钱，我还能使蝴蝶在曼格姆老头的鸽笼里扑腾。只要我找到那注藏宝就好啦！

李和我扎好帐篷。河对岸有十来座小山，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雪松，但是没有一座象是驮鞍。我们并没有泄气。情人眼里出西施，驮鞍也是如此。

我同藏宝的孙子仔细搜索了那些长满雪松的小山，就象太太们找捣乱的跳蚤那般认真。我们沿着河岸两英里探索了每座山的山坡、山顶、周围、平均高度、角度、斜坡和凹处。我们干了整整四天。然后我们套好那两匹花毛马和暗褐色马，把剩下的咖啡和咸肉拉了一百四十九英里路，回到康卓城。

回程中，李嚼了许多烟草。我急于回去，忙着赶车。

我们空手而回后，古德洛·班克斯和我很快就在斯奈德酒店的后房玩骨牌，探听消息。我把寻觅藏宝的远征经过告诉了古德洛。

“假如我找到那三十万块钱，”我对他说，“我就可以走遍全世界去找梅·玛莎·曼格姆。”

“她是注定要享受更高级的东西的。”古德洛说。“我自己去找她。不过你倒说说，你是怎么去寻觅那笔出土的横财被人轻率地埋藏的地点的？”

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还给他看了制图员绘制的略图，上面的距离标得清清楚楚。

他大大咧咧地瞥了一眼，在椅上往后一靠，对我发出一阵讽刺的，高人一等的，大学式的哄笑。

“咳，吉姆，你是傻瓜。”他笑得喘过气来时对我说。

“该你下注啦。”我捏住手里的双六，耐心地说。

“二十。”古德洛说罢，用粉笔在桌子上画两个叉。

“我傻在哪里？”我问道。“以前许多地方找到过藏宝。”

“因为，”他说，“在计算你那条线路同河岸相交的一点时，你没有考虑到磁差。那里的磁差应是偏西九度。把你的铅笔给我。”

古德洛·班克斯在一个旧信封背面迅速地作了一些计算。

“从西班牙传教基地自北往南的那条线路的距离，”他说，“恰好是二十二英里。据你所说，这条线是凭袖珍罗盘划的。考虑到磁差因素，你应该寻觅藏宝的地点是在阿拉米托河岸上离你实际到达的地点恰好偏西六英里九百四十五巴拉。哎，吉姆，你真傻！”

“你说的磁差是什么玩意儿？”我问道。“我认为数字始终是可信的。”

“磁差，”古德洛说，“是磁针罗盘与真正子午线之间的偏差。”

他目空一切地笑了笑；接着我看到他脸上出现了寻觅藏宝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急切的，贪心如焚的神情。

“有时候，”他带着预言者的口气说，“这些古老的有关埋藏的钱财的传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不妨把那张记述藏宝地点的纸给我看看。也许我们一起——”

结果，古德洛·班克斯和我从情场上的敌人变为探险时的伙伴。我们从铁路线上最近便的亨特斯堡搭驿车去奇科。到了奇科之后，我们雇了一辆有篷有弹簧的马车拉运野营装备。我们仍旧请原先的测量员，按照古德洛根据磁差修正的距离重新测定路线，然后打发他回去。

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晚了。我喂了马，在河边生了火做晚饭。古德洛本来可以帮帮忙，但是他的大学教育使他不适于做实际工作。

我干活的时候，他就用古时死人留传下来的伟大思想给我解闷。他大段大段地引用希腊文的译文。

“阿那克里翁①，”他解释说，“曼格姆小姐最喜爱的一段——象我朗诵的那样。”

①阿那克里翁（约前570～？）：希腊抒情诗人，作品多歌颂爱情和美酒。

“她注定应该享受更高级的东西。”我引用他的话说。

“还有什么东西，”古德洛问道，“能比整天同古典作品共处，生活在学问与文化的气氛中更为高级的呢？你常常诋毁教育。由于你连简单的数学都不懂，你不是白费了许多力气？如果我的知识没有指点出你的错误，你要化多少时间才找得到藏宝？”

“我们先看看河对岸的那些小山吧，”我说，“看我们能找到什么。我对磁差仍旧表示怀疑。我活到这么大，一直相信磁针是正对北极的。”

当时是六月，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我们一早起来，吃了饭。古德洛被周围的景色迷住了。我在烤咸肉的时候，他在朗诵诗——我想大概是济慈，凯莱或者雪莱的诗吧。前面的河只能算是一条浅浅的小溪。我们已准备好渡河到对岸去勘探那些尖顶的，长满了雪松的小山。

“我的好奥德修斯①啊，”我在洗早饭用的铁皮盘子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让我再看看那张宝图。我记得上面说明要爬一座象是驮鞍的小山。我从来没有见过驮鞍。驮鞍该是什么形状的，吉姆？”

①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勇敢机智，在特洛伊战争中用木马计获胜，回国途中历尽艰险。

“这次文化可吃不开了。”我说。“我一看就知道。”

古德洛看着老朗德尔的那份文件，嘴里突然迸出一个很没有大学风度的骂人的词儿。

“你过来。”他对着阳光举起那张纸说。“你瞧。”他用指头指点给我看。

那张蓝纸上——以前我从未注意——有几个明显的颜色较浅的字母和数字：“莫尔文①，一八九八。”

①莫尔文：美国阿肯色州西南部城市。

“那又怎么样？”我问道。

“那是水印。”古德洛说。“这张纸是一八九八年制造的。纸上文字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这分明是伪造。”

“哦，我可不敢说。”我说。“朗德尔一家都是很可靠，很淳朴，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也许是造纸厂想设一个骗局。”

接着，古德洛在他受过的教育所许可的范围内大发脾气。他摘下眼镜，直瞪着我。

“我时常说你是傻瓜。”他说。“你自己受了土包子的骗不算，你还来骗我。”

“我怎么骗了你？”我问道。

“你以你的无知骗了我。”他说。“我两次在你的计划里发现了严重的毛病，如果受过普通学校教育的话，你就不至于犯这种毛病。此外，”他接着说，“这场坑人的觅宝把戏害我花冤枉钱，我可花不起。我不干啦。”

我站起身，拿着一把从洗碗水里捞出来的锡鑞勺子指着他。

“古德洛·班克斯，”我说，“你的教育在我眼里连颗煮得半生不熟的豆子都不值。别人的教育我勉强能容忍，你的教育我一向就看不顺眼。你的学问对你有什么好处？它祸害了你自己，招惹你朋友讨厌。去吧，”我说——“去你的水印和磁差。它们对我毫无影响。动摇不了我觅宝的决心。”

我用勺子指着河对岸一座驮鞍形的小山。

“过一会儿我就到那座山上去搜寻藏宝。”我接着说，“你现在赶快决定干不干。假如你为了水印和磁差就打退堂鼓，你算不上真正的冒险家。赶快决定吧。”

河边的路上升起一蓬白色的尘土。那是赫斯帕卢斯去奇科的装运邮件的马车。古德洛招呼它停住。

“我可不再上当受骗了。”他愠怒地说。“现在只有傻瓜才把那张纸当作一件事。好吧，吉姆，你一向是傻瓜。你自作自受，我管不着。”

他收拾好私人物品，爬上邮车，气呼呼地扶了扶眼镜，在尘雾中飞快地离去。

我洗好盘子，把马匹牵到一块新鲜的草地上拴好，然后涉水过河，缓缓穿过雪松丛，爬上驮鞍形的山头。

那是一个美妙的六月天。我活到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禽鸟、蝴蝶、蜻蜓、蚱蜢，以及别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长翅膀的，带螫刺的生物。

我从山脚到山顶搜遍了那座驮鞍形的小山。找不到有关藏宝的任何迹象。没有乱石堆，树上没有指示道路的旧刻痕，朗德尔老头的文件上开具的三十万块钱连影子都没有。

下午凉爽一些的时候，我下了山。我在雪松丛中走着走着，突然闯进一个风景如画的翠绿的山谷，那里有一道小溪潺潺注入阿拉米托河。

使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了一个野人模样的生物，披头散发，胡子蓬松，在追捕一只翅膀绚烂的硕大无比的蝴蝶。

“他也许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我暗忖着；他居然跑到离教育和学问这么远的地方真使我纳闷。

我再走前几步，看到小溪旁边有一幢墙上爬满藤枝的村舍。在林间一块小草地上，梅·玛莎·曼格姆正在摘野花。

她站直起来，瞅着我。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见到她那象新钢琴的白象牙琴键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我一言不发，向她走去。她摘好的花枝慢慢地从手里掉到草地上。

“我知道你会来的，吉姆。”她清晰地说。“爸爸不让我写信，但是我知道你会找来的。”

以后的事情你可以猜得到——我的车辆马匹就在河对岸。

我时常纳闷，一个人受的教育太多，如果不能为自己所用，教育又有什么好处。如果所有的好处都归了别人，他受的教育又能起什么作用？

我这么说，是因为梅·玛莎·曼格姆同我厮守在一起。橡树环抱的地方有一幢八居室的房子，有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的牛相当可观，已是三千头的目标的良好开端。

我晚上骑马回家时，烟斗和拖鞋都给搁到找不到的地方了。

但是谁在乎这一点？谁在乎——谁在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