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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横渡太平洋的航线非常繁忙,客舱是很难预订到的。我很高兴,弄到一个双人客舱,但当听到同伴的名字时,我就有点灰心了。“凯兰达”,这使我有一种在空气窒息不流通的房间里的感觉。想起在这14天的旅途中(我从圣弗兰西斯科到横滨),将和这个凯兰达共用一间房,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讨厌他的名字,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镀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是在剧场看戏时见到她的。她向我招了招手,我趁幕间休息的时候走了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不是有人提过她的名字,我想我这次就认不出来她了。她满面春风地和我拉扯起来:

“哦,好多年没见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也都老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吗?你邀请我去吃了一次中饭。”

我怎么能不记得。

  好久以来,和它相对枯坐在苍山下的茶隐村舍时,看着它那双忧郁的眼睛,我都不免要想——也许今生,该要我为你树碑立传,而不是你为我去守坟了。因为按自然规律,人的命再贱,不出意外的话,总要比一条狗命长。

  尽管村舍里来来往往的过客,都因出于对这个小杂种的喜爱,而动员我写写它;但我总是乐观地设想,还早着呢,它才三岁。比照人类的生命周期,它正是青春岁月。也许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熬出更多的故事,才轮到我为它哭泣,为这个世界讲述一只狗的颠沛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