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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2〕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3〕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4〕,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 Weininger)〔5〕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2〕严又陵(1858—1921)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鲁迅这里提到的一段话,见于严译孟德斯鸠《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译者按语中,原文是:“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

  〔3〕这里所说“做”《天演论》,是说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完全忠实地依照原文的意思。当时严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达[忄旨]”,而不称为翻译。他在该书的《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忄旨],不云笔译。”《天演论》,严复于一八九五年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前两篇的题名,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

  〔4〕“仍旧贯如之何”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5〕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

  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别的用,那就免得专以卖肉见长了。然而猪羊满脸呆气,终生胡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诚然,智识是要紧的!

  于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识。地球是圆的。元质〔2〕有七十多种。x+y=z。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

私立学校游艺大会〔2〕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

  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

  回去要分点心给孩子们,我于是乎到一个制糖公司里去买东西。买的是“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是盒子上写着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气味了。然而不的,用英文,不过是Chocolateapricotsandwich。〔3〕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将他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这伙计的肩头说:

  “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他说:“那里那里……”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晨报副刊》。

  〔2〕私立学校游艺大会指中国实验学校等二十四所男女学校,为解决经费困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八、九、十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游艺大会。

  〔3〕Chocolateapricotsandwich,今译巧克力杏仁夹心面包。

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二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

十一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2〕,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3〕,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4〕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

  〔2〕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一九二二年十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发生风潮。该校评议会议决开除学生冯省三一名。其实冯省三只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并非真正的主持者。按冯省三,山东人,当时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

  〔3〕四烈士坟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炸袁世凯,未成被杀;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彭家珍炸清禁卫军协统兼训练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来民国政府将他们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旧址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称为四烈士墓。

  〔4〕“散胙”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