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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薇龙到香港来了两年了,但是对于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还是相当的生疏。这是第一次,她到姑母家里来。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一、闲暇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劳作以求生存的历史。但劳作不是人生的目的,而是达到人生目的的手段。所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都是必需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并是后者的目的,于是应思考,闲暇时人们应该做些什么。”他认为,哲学和科学就是人们在闲暇之时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使用的“学校”一词即源于希腊语的“闲暇”,可见,对于希腊人来说,闲暇和求知有天然的联系。

     哲学属于有闲阶层,是人类摆脱了实际生存压力以后才有的“高级”文化活动。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叔本华也说:“要真心探究哲学,我们的精神思想必须处于真正悠闲、自得的状态之中。我们的精神思想不能追随任何实际的目的,亦即不能受到意欲的指挥。”希腊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故乡,这与自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的有闲阶层有关。这个阶层的出现,有赖于下述几个条件地存在:

一 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2〕,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4〕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5〕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6〕中的两种《茅亭客话》〔7〕,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2〕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3〕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4〕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