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闲暇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劳作以求生存的历史。但劳作不是人生的目的，而是达到人生目的的手段。所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都是必需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并是后者的目的，于是应思考，闲暇时人们应该做些什么。”他认为，哲学和科学就是人们在闲暇之时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使用的“学校”一词即源于希腊语的“闲暇”，可见，对于希腊人来说，闲暇和求知有天然的联系。

     哲学属于有闲阶层，是人类摆脱了实际生存压力以后才有的“高级”文化活动。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叔本华也说：“要真心探究哲学，我们的精神思想必须处于真正悠闲、自得的状态之中。我们的精神思想不能追随任何实际的目的，亦即不能受到意欲的指挥。”希腊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故乡，这与自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的有闲阶层有关。这个阶层的出现，有赖于下述几个条件地存在：

    第一，奴隶制的存在。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奴隶制城邦。到了公元前6世纪，奴隶成了希腊经济中的重要因素。奴隶的来源不外三个渠道：部分希腊本地人沦为奴隶；海外扩张过程中的战俘：用钱购买蛮族人为奴。关于各个城邦中拥有奴隶的数量，说法不一。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埃吉那拥有47万名奴隶，科林斯则有46万奴隶。这个数字很可能有些夸张，至少包括了奴隶的家属在内。但在很多城邦，奴隶的数量至少是成年男性公民的两倍。在雅典，奴隶人口也超过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毫无疑问，大量奴隶人口的存在，使得一部分人摆脱了体力劳动，成了有闲阶层。

    第二，男性公民特权的存在。不应夸大奴隶制在希腊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有闲暇参加公共事务或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都有私人奴隶。这无疑是可信的，苏格拉底就没有奴隶。但在希腊，“男性公民”是享有特权的。首先，在各个城邦生活的大量的外来人口构成了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当时雅典的男性公民约为4万人，但常住成年外邦民则达4万5千人。其次，尽管柏拉图承认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妇女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比如，古希腊最为重要的一项享受闲暇的活动就是奥运会，但在相当长的时问内，妇女是不许进赛场参观的，只能在很远的山坡上观看。在当时的希腊，妇女的身份很明确：一是传宗接代者，一是劳动力。所有这些，都为一个男性有闲阶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第三，健康的劳动和生活态度。巴克说：“希腊人口是由农民和工匠组成的；而组成雅典公民大会的几乎全都是依靠自己的双手过活的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酷似乔治·艾略特在《罗莫拉》（Romola）中描绘的佛罗伦萨艺人：他们有智慧，有对政治和文学的某种兴趣，同时兼有一个体面而气派的相关职业。”这些人以劳动为快乐，而且知道应该把劳动和个人财富控制在什么范围以内，从而不会由于劳动而丧失自己的自由。他们从来不会为了财富的积累而过度劳动，在劳动中迷失自己。梭伦认为，“幸福就是具有中等的外部供应，而做着高尚的事情，过着节俭的生活。只要有一个中等的财产，人们就可以做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了。”苏格拉底就是一个雕刻匠，但显然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因而并没有被束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整个《柏拉图对话录》里我们都没有看到对于苏格拉底工作场面的描述。苏格拉底的学生、犬儒学派的奠基人安提斯第尼（Antisthenes，公元前435一前370）鄙视一切舒适和享受，过着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在色诺芬的《会饮篇》中，安提斯第尼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却十分满意，因为“他有足够的闲暇去看那些值得一看的东西，去听那些值得一听的东西”。所以，希腊人也许并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拥有“闲暇”，但健康的劳动和生活态度使他们善于创造、利用和享受闲暇。

    希腊人之所以能够把他们的闲暇用于哲学，与他们的城市生活有关。在鼎盛时期的雅典，总人口已经达到40万人。当然，那时的城市和现在有所不同，“它是各行各业的大本营；它既种植谷物和橄榄，也制作陶器和皮革。它是各个阶层阶级的总部；它将土地贵族、手艺人和零售商混合在一起。”而且，希腊属亚热带地区，全年阳光充足，宜于户外活动。所以，那些有闲的男性公民很少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在市场、运动场上相聚，讨论“天地神人”。尽管柏拉图的绝大多数对话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但很少谈到苏格拉底的家庭生活。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不是在户外，就是在朋友的聚会上。维特根斯坦说：“传授哲学只能通过提问。”城市的有闲生活为这种提问和讨论创造了有利条件。希腊城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体育和健身，早在荷马时代，“体格的匀称已经与进行锻炼的闲暇而不是艰苦工作等同，而且体育技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无用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是身材健美之人。苏格拉底虽然相貌丑陋，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因而身体健壮。希腊人之所以注重身体的健美，和他们的下述信念有关：美的心灵一定要栖息于一个美的身体之中。

    纵观希腊哲学史，我们看到，大部分哲学家都出身显赫，生活富裕，因而是有闲之士。泰勒斯出生望族，在青年时代就有条件周游东方列国。赫拉克利特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他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兄弟，自己跑到女神阿尔迪美斯庙附近隐居起来，献身于哲学。毕达哥拉斯出身富商之家，很小就被送到外国留学，神学、数学、哲学、音乐、诗歌样样精通。恩培多克勒是民主派领袖，因酷爱自由，宁愿过简单的生活，而拒绝担任城邦的执政者。巴门尼德出身于高贵而富裕的世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柏拉图是君王之后，生活条件优越。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十七岁来到雅典做柏拉图的学生，在学园里居住了将近二十年。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和闲暇用于感官享受，而是用于对不朽和永恒的追求。

二、惊异

     并不是每一个有闲暇的人都会走向哲学。哲学需要一种独特的主观状态，这就是惊异（或译疑惑、好奇）。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泰阿泰德对于“什么是知识”感到“疑惑”，苏格拉底回答道：“这种疑惑感是哲学家的一个标志。哲学确实没有别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说：“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好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象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可以说，惊异或好奇是人类或个体理性能力觉醒的一个标志。无论是人类种族还是个体，在幼年时都对周围世界充满了惊异或好奇，都有一种无畏的、执著的、天真的探索精神。所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希腊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圣·路加说：“雅典人和旅居雅典的异乡人，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谈论或倾听新鲜事情上。”圣·保罗更是见证了“好奇”的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在小亚细亚海岸，圣·保罗被投进了监狱并遭到了毒打。而在雅典，“他们把他带到最高执法官那里，问他：“我们能不能知道你那种新教义的内容是什么？”在希腊人充满惊异的目光面前，任何习以为常的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任何晦暗不明的东西都应该理出头绪。“荷马史诗中的主人公在死去的时候呼唤更多的光，哪怕只是为了在明亮的环境中死去，他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人。他们不肯让任何东西不予分析而任其模糊不清。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没有关联。某种动力驱动着他们寻求系统、秩序和关联。没有经过分析的囫囵整体是他们不能容忍的概念。

     惊异或好奇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的人也就是一个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奇异构成）。庞思奋说：“成为一位好哲学家的第一条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叔本华也说：“探索哲学的两个首要条件是：（1）具备勇气坦白承认自己心中的疑问；（2）把一切不言自明的事情引入清晰的意识之中，把这些事情作为问题加以探索了解。”“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对于一切终极问题“惊异”并“发问”，就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当然，承认自己的无知是需要勇气的。当年，为了证明自己和其他人——包括政治家、诗人、工匠等——的无知，苏格拉底甚至招来了杀身之祸。在一切时代，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从而作为哲学运思之契机的好奇，不是实用的和功利的，而是天真的和纯粹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从历史上看，只有希腊人能够做到出于对“知”本身的好奇，而不是为了某种具体的、实用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和真理。比如，其他民族的人可能好奇地想知道如何使一辆马车运动得更快，希腊人却对运动本身产生了好奇。为什么会有运动？运动会不会是一种错觉？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很荒谬，但对于一个充满了好奇的哲学家来说，这却是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就是带着这份好奇或惊异向常识提出了质疑，认为运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著名的命题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个著名的论证就是“阿基里斯与龟”，他的观点是“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希腊跑得最快的英雄，而乌龟则爬得最慢。但是芝诺却证明，在赛跑中最快的永远赶不上最慢的，因为追赶者与被追赶者同时开始运动，而追赶者必须首先到达被追赶者起步的那一点，如此类推，他们之间存在着无限的距离，所以被追赶者必定永远领先。有人说，科学是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哲学则是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话不无道理，但为了能够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一定要具备惊异或好奇的主观状态。

    惊异或者好奇是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人生命力的体现。一个丧失了好奇心的民族和个人是危险的。实际上，无论是人类种族还是个体，惊异或好奇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对此，人们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人类依然对很多事情感到好奇。但在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背景之下，我们所谓的惊异或好奇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和庸俗化，我们的眼睛中缺少了儿时那种天真的目光。不错，今天的人们和泰勒斯、康德们一样对于星空感到惊异或好奇，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没有了先哲们的那种敬畏之心。所以，怀特海期望：哲学不仅始于惊异，当哲学思想目臻完善之时，惊异依然存在。

三、自由

     哲学思考一定是独立而自由的思考，这样的思考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黑格尔说：“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在历史上哲学的发生，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休谟说：“哲学需要完全的自由甚于需要一切其他的特权，它的繁荣主要地是由于各种意见和议论可以自由对抗。哲学在一个自由和宽容的国度和时代迎来了它的降生，即使哲学的最狂妄的原则，也从不曾遭到过任何教条、政府特权、刑事法规的束缚。”在希腊人那里首先出现了这种自由，所以哲学开始于希腊。

    希腊哲学最早是从希腊本土以外的殖民地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小亚细亚和南意大利、西西里。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地区经济发达，贸易繁荣，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处。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这里的人们养成了崇尚自由、寻求创新、包容异己的精神气质。自苏格拉底始，希腊哲学的中心移到雅典，而雅典是希腊民主制的发源地。从公元前594—前593年的梭伦改革开始，到公元前509～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则标志着雅典民主制的最终确立。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制发展到顶峰。雅斯贝尔斯说：“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此外，在很多文明古国，教士和僧侣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精神生活。而“希腊的祭司在思想领域从来没有起过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这和任何其他古代社会都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在希腊的历史还是文学著作中，祭司都没有真正的地位”。不错，希腊人以神话的形式在奥林匹斯山上安置了众多的神灵，但正如尼采所说，希腊人的神不是统治、主宰、压制人的生存的力量，而是弘扬人的自由、提升人的生命的力量。“昂扬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使他们坚定地反对暴君统治，也同样拒绝屈服于神权统治。他们不要任何专制的君王；而没有了束缚他们的主人，他们就可以自由思考。开天辟地以来，思想第一次获得了自由——一种甚至今天也难以实现的自由。不管是政权还是宗教，都允许雅典人自由地去思考。”

    汉密尔顿认为，自由是希腊人的真正财富，也是东西方之问的唯一差异。尽管雅典处死了苏格拉底，还曾放逐另外三个持不同政见者，但汉密尔顿还是说：“至少希腊公民享受着真正的自由。在当时的世界上，不曾有比雅典更自由的国家；也不曾有具备如此自由程度的国家。不到敌人兵临城下的重大危急时刻，言论自由在雅典从不会受到限制。”正是这种精神成了孕育希腊哲学的沃土。

摘自《哲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