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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南方胡宁区的白杨庄园,时间是1928年3月底。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巴尔塔萨·埃斯比诺萨的医科学生。我们不妨把他当成许许多多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年中的一个,除了善于演讲,在拉莫斯·梅希亚英语学校不止一次得奖,以及心地极其善良之外,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特点。他虽有口才,却不喜欢辩论,宁愿对话者比自己有理。他喜欢赌博的刺激,但输的时候多,因为赢钱使他不快。他聪颖开通,只是生性懒散;年纪已有三十三岁,还没有找到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专业,因此没有毕业。他父亲和同时代的绅士们一样,是自由思想者,用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教导他,但是他母亲在去蒙得维的亚之前,要他每晚念天主经,在身上画十字。多年来他从未违反过这个诺言。他不缺勇气;一天上午有几个同学想强迫他参加罢课,他挥拳相向,不完全是因为愤怒,更多的是由于漠不关心。他生性随和,有不少见解或习惯却不能令人赞同,比如说,他不关心国家,却担心别地方的人认为我们还是用羽毛装饰的野人;他景仰法国,但蔑视法国人;他瞧不起美国人,但赞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盖起摩天大厦;他认为平原的高乔人骑术比山区的高乔人高明。当他的表哥丹尼尔邀他去白杨庄园过暑假时,他马上同意,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乡村生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扫兴,因为他找不出适当的理由可以拒绝。

    庄园的正宅很大,有点失修;总管住的偏屋离得很近。总管姓古特雷,一家三口人:父亲、一个特别粗鲁的儿子、一个不像是亲生的女儿。三个人都瘦长,结实,骨架很大,头发有点红,面相像印第安人。他们几乎不开口。总管的老婆死了好几年。

我不必看伊格罗塔山峰在普拉西多湾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国,不必在图书馆里辨认玻利瓦尔的手迹,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确切的形状和难解的谜团。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准备接着往下写时,它那忧伤而又夸大的笔调使我感到惊讶。一提那个加勒比海的共和国,似乎不能不遥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笔力千钧的历史学家何塞·科泽尼奥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还有另一个理由。我写第一段的隐秘的目的是给一个令人痛心而又无足轻重的事件增添一些伤感色彩。我把经过情况和盘托出;或许有助于我对事件的理解。此外,如实说出一件事情的时候,行为人就成了见证人,观察者和叙说者就不再是执行者了。

    事情是上星期五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目前写作的这个房间,时间也是下午这会儿,不过天气没有现在这么凉快。我知道我们倾向于忘掉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得在淡忘之前赶紧记下我同爱德华多·齐默尔曼博士的对话。我现在的印象仍很清晰。

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小说家卡洛斯·雷伊莱斯的儿子卡洛斯在安德罗格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长期积怨的历史及其悲惨的结局如今在我记忆里已和蓝桉树的药香和鸟叫混在一起。

    我们和往常一样,谈论的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混乱的历史。卡洛斯说我肯定听人提到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其人,他以勇敢、爱开玩笑、调皮捣乱出名。我撒谎说知道这个人。诺兰是1890年前后去世的,但人们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说他坏话的人,这种人总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许多胡闹行为中的一件讲给我听。事情发生在泉城战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罗拉尔戈的两个高乔人,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

    他们之间的仇恨是怎么形成的,原因何在?那两个人除了临终前的决斗之外没有惊人的事迹,一个世纪以后怎么能勾起他们隐秘的故事?雷伊莱斯父亲家的一个工头,名叫拉德雷查,"长着老虎般的胡子",从老辈人嘴里听到一些细节,我现在照搬过来,对它们的真实性信心不是很大,因为遗忘和记忆都富有创造性。

献给胡安·奥斯瓦尔多·维维亚诺

    我故事的两个主角之一,菲格罗亚夫人,把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介绍给我,他没有忽视历史,在那方面用了一百多页讽刺和温情的篇幅,其中穿插着复杂并且故意含混的对话,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过分虚假的感情色彩。不同的地理背景:伦敦或波士顿,并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故事既然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也就不加更动了。我只谈梗概,因为描写它缓慢的演变过程和世俗的环境不符合我的文学创作习惯。对我说来,写下这个故事只是一件顺便的小事。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局面形成的原因。

    克拉拉·格伦凯恩·德·菲格罗亚性情高傲,身材高挑,头发像火一般红。她才华并不出众,智力不及理解力那么强,但能欣赏别人,包括别的女人的才华。她心胸宽阔,兼容并包;喜爱世界的丰富多彩;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她到处旅行。她知道命中注定的环境有时是毫无道理的仪式的组合,但这些仪式使她感到有趣,便认真执行。她很年轻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和伊西多罗·菲格罗亚博士结了婚,博士曾经出任阿根廷驻加拿大的大使,后来辞去了职务,理由是在电报、电话普及的时代,大使馆不合时代潮流,只能增加负担。他的决定招来同事们的普通恚恨;克拉拉喜欢渥太华的气候——说到头,她毕竟有苏格兰血统——何况大使夫人的身份并不让她感到讨厌,但她没有反对博士的主张。之后不久,菲格罗亚去世了;克拉拉经过几年犹豫和思索,决定从事绘画,这一决定或许是从她的朋友玛尔塔·皮萨罗的榜样得到的启发。

1941年1月14日,玛丽亚·胡斯蒂娜·鲁维奥·德豪雷吉整整一百岁。她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

    她的父亲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上校出身于外省庄园主家庭,生在施恩会教区,在安第斯军里当过上尉,参加了恰卡布科战役,经历了坎恰拉亚达的挫折,曾在马伊普作战,两年后又参加阿雷基帕的战斗。据说,在阿雷基帕战役前夕,阿塞·奥拉瓦里亚和他交换了佩剑,互相勉励。著名的塞罗阿尔托战役发生在1823年4月初,由于是在山谷展开的,也称塞罗贝尔梅霍战役。委内瑞拉人总是妒忌我们的荣耀,把这一胜利归功于西蒙·玻利瓦尔将军,可是公正的观察家,阿根廷的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受骗,知道胜利的桂冠应属于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是他率领一团哥伦比亚轻骑兵,扭转了那场胜负难分的马刀和长矛的战斗,为后来同样著名的阿亚库乔战役作了准备。那次战役他也参加了,并且受了伤。

1827年,他在阿尔韦亚尔直接指挥下在伊图扎因戈英勇作战。他虽然和罗萨斯有亲戚关系,却站在拉瓦列一边,在一次他称之为马刀比试的战斗中击溃了游击队。中央集权派失败后,他移居乌拉圭,在那里结了婚。大战期间,他死于奥里韦白党军队围困下的蒙得维的亚。当时他四十四岁,几乎算是老了。他和诗人弗洛伦西奥·巴莱拉是朋友。军事学院的教官们很可能不让他毕业;因为他虽然经历过不少战役,可是从没有参加学院考试。他留下两个女儿,玛丽亚·胡斯蒂娜是小女儿,也是我们要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