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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居民,一个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一无可取的无赖泼皮,投身巴西边境骑手纵横的荒漠,妄想成为走私贩子的头目,这种事情似乎注定是不可能的,我要向有此见解的人叙说本哈明·奥塔洛拉的遭遇:他出生在巴尔伐纳拉区,当地的人对他也许没有什么印象,他死于南里奥格朗德一带,饮弹毙命,咎由自取。我不了解他冒险经历的细节;以后如果有了新的材料,当再作修正和补充。这个概略目前也许有用。

    1891年,本哈明·奥塔洛拉十九岁。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前额狭窄,浅色的眼睛显得很坦率,性格却像巴斯克人那样横暴;在一次斗殴中,他侥幸刺中对手,便认为自己是条好汉;对方的死亡迫使他必须立即逃出共和国,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感到不安。本区的把头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乌拉圭一个名叫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人。他上了船,一路颠连劳顿;第二天,他踯躅在蒙得维的亚街头,心情抑郁,自己也说不清所以然。他打听不到阿塞韦多·班德拉的下落;快到半夜时,他在作坊街一家杂货铺里喝问酒,一帮赶牲口的人一言不合,争吵起来。拔出了明晃晃的刀子;奥塔洛拉不知道哪一边有理,但是危险的乐趣吸引了他,正如纸牌赌博或音乐吸引别人那样。混战中,有个雇工握着匕首想偷袭一个戴深色帽子、披斗篷的人,被他挡住。这个人就是阿塞韦多·班德拉。(奥塔洛拉知道后撕掉了介绍信,因为他想以自己的功劳作为进身之阶。)阿塞韦多·班德拉尽管长得壮实,却使人错误地觉得他有些佝偻;他面目老是不舒展,揉合着犹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特征;他的神态既像猿猴又像老虎;横贯他脸上的一道伤疤仿佛粗硬的黑胡子,添了一点装饰。

所罗门说:普天之下并无新事。正如柏拉图阐述一切知识均为回忆;所罗门也有一句名言: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

    弗朗西斯·培根:《随笔》,58

    1929年6月上旬,土耳其伊兹密尔港的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在伦敦给卢辛其公主看看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小四开六卷本(1715-1720)。公主买了下来;接书时,同他交谈了几句。据说他是个干瘦憔悴的人,灰胡子,灰眼睛,面部线条特别模糊。他流利自如地说几种语言;说法语时很快会转成英语,又转成叫人捉摸不透的萨洛尼卡的西班牙语和澳门的葡萄牙语。10月份,公主听宙斯号轮船的一个乘客说,卡塔菲勒斯回伊兹密尔途中身死,葬在伊俄斯岛。《伊利亚特》最后一卷里发现了这份手稿。

    原稿是用英文写的,夹有不少拉丁词语。现转载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变动。

    一

    据我记忆所及,我的艰辛是在百门之城底比斯开始的,那时候的皇帝是狄奥克莱西安诺。我参加过最近的埃及战争,没有什么功勋,我是驻扎在红海之滨贝雷尼斯城的一个军团的执政官:热病和巫术撂倒了许多胸怀大志想驰骋沙场的人。毛里塔尼亚人被打败;反叛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永远成为废墟;被征服的亚历山大城苦苦哀求恺撒发发慈悲,但是没有用;不出一年,各军团纷纷传来捷报,然而我连战神的面都没有见过。这种欠缺使我伤心,也许是促使我投身可怕的广袤沙漠去寻找永生者的秘密城市的原因。

187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岸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是福音派教会的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于,胡安·达尔曼,是坐落在科尔多瓦街的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自以为是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他的外祖父是作战步兵二团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卡特里尔的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境上用长矛刺死;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胡安·达尔曼(或许由于日耳曼血统的原因)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一个毫无表情、满脸胡子的人的银版照相,一把古老的剑,某些音乐引起的欢乐和激动,背诵《马丁·菲耶罗》中一些章节的习惯,逝去的岁月,忧郁孤寂,助长了他心甘情愿但从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保住南方的一个庄园,那注产业原是弗洛雷斯家族的,现在只剩一个空架子;他经常回忆的是那些香桉树和那幢已经泛白的红色大房子的模样。琐碎的事务和容或有的冷漠使他一直留在城市。年复一年,他满足于拥有一注产业的抽象概念,确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归去。1939年2月下旬,他出了一件事。

雷卡巴伦躺在小床上半睁眼睛,看到倾斜的芦苇编的天花板。另一间屋子里传来吉他的弹拨声,仿佛是拙劣透顶的迷宫,音符无休无止地纠缠在一起然后又解开……他点点滴滴地回想起现实,回想起再也不能改变的日常事物。他并不惋惜地瞅着自己大而无用的躯体和裹在腿上的粗羊毛斗篷。窗户栏杆外面延伸着下午的平原;他睡了一觉,但天空仍旧很亮。他伸出左臂摸索,拿到了小床脚旁的青铜铃铛。他摇了一两下;门那边仍旧传来平淡的吉他声。弹奏的是一个黑人,一晚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同另一个外地人比赛对歌。败下后,他仍然常来杂货铺,仿佛在等人似的。他拨弄着吉他消磨时光,可是不再唱了;也许对歌失败使他泄了气。街坊上已经习惯于那个不招惹是非的人。雷卡巴伦是杂货铺老板,他忘不了那次对歌的事;因为第二天他搬动几大捆马黛茶时,身体右侧突然动弹不得,话也不会说了。我们往往为小说人物的不幸一掬同情之泪,结果我们自己的不幸更伤心;然而倒霉的雷卡巴伦却不自怨自艾,他像以前忍受美洲的严峻和孤寂那样忍受了半身不遂的事实。他像动物一样只顾目前,现在他瞅着天空,心想月亮的红晕预示着要下雨了。

    一个带印第安人特征的小孩(也许是他的种)半推开门。雷卡巴伦的眼神问他有没有主顾。小孩心领神会,打手势告诉他没有:那个黑人不算数。躺在床上的人独自待着;他用左手抚弄着铃铛,仿佛在施什么法力。

真主让他死了一百年后,再使他复活,问他道:"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一天,或者不到一天,"他回说。

    《古兰经》二章二百六十一节

    1939年3月14日,亚罗米尔·赫拉迪克在布拉格市泽特纳街的一栋公寓里梦到一局下了很长时间的棋,此人是未完成的悲剧《仇敌》的作者,还写过《永恒辩》和一篇有关雅各布·贝姆的间接根源的考证。下棋的并不是两个个人,而是两个显赫的家族;棋局早在几世纪之前就已开始;谁都记不清奖金是多少了,据说数额很大,甚至无限;棋子和棋盘放在一座秘密的塔楼里;亚罗米尔(在梦中)是两个敌对家族之一的长子;钟声报出了那盘不能再拖延的棋局的时间;做梦的人冒雨在沙漠里奔跑,记不起棋子的模样和下棋的规则了。正在此刻,他醒了。嘈杂的雨声和可怕的钟声已经停息。楼下泽特纳街传来有节奏而一致的响声,偶尔夹杂一些口令声。

    3月19日,当局接到举报;当天傍晚,亚罗米尔·赫拉迪克被捕。他给带到伏尔塔瓦河对岸一座消过毒的、刷成白色的兵营。他无法否认盖世太保指控他的任何一项罪名:他的母姓是亚罗斯拉夫斯基,他有犹太血统,他对贝姆的研究是信奉犹太教的证据,一份抗议德国兼并奥地利的声明书上有他的签名。1928年,他替赫尔曼·巴斯多夫出版社翻译过《瑟非尔·耶兹拉》;出版社详尽的图书目录出于商业目的夸大了译者的名气;掌握赫拉迪克命运的军官之一,朱利乌斯·罗特,翻阅了那本目录。人们除了自己的本行之外对别的事情都容易轻信;两三个用德文字母印刷的形容词足以让朱利乌斯·罗特相信赫拉迪克不是等闲之辈,决定以"煽动人心"的罪名判处他死刑。执行日期定在3月29日上午九时。这一耽搁(读者马上会看到它的重要性)由于行政当局办事希望像植物生长和天体运行那样客观而按部就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