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
后来我长大了，念了地理书，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称自己叫黄帝的子孙，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现在叫国际友人。以前出国去如果不是去打仗，叫和番。现在出国去，无论去做什么都叫镀金或者留洋。
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的回国来，生儿育女。
我的外祖父，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在英国时那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八十多岁了，高兴起来，还会吱吱的说着洋话，来吓唬家里的小朋友。
我长大以后，因为常常听外祖父讲话，所以也学了几句洋鬼子说的话。学不对时，倒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现象；不巧学对了时，我的眼睛就会一闪一闪冒出鬼花，头顶上轰一下爆出一道青光，可有鬼样。
说起来我们陈家，因为得自先祖父陈公宗绪的庇荫，世世代代书香门第，忠厚传家。家产不多，家教可是富可敌国。
我们的家谱“永春堂”里，不但记载子孙人数，帐房先生更是忠心耿耿，每年各房子弟的道德品行收入支出更是一笔一划写得清清楚楚。
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照理说应该是人人必争，家家必买的童养媳，其实不然。这拿《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父母是葡萄树，我却不是枝子。拿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算命先生算八卦，一算算到中指甲——我这个败家女，就这样把家产一甲两甲的给败掉了。
自我出生以来，我一直有个很大的秘密，牢牢的锁在我的心里，学会讲话之后，更是守口如瓶，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也给他们来个不认帐，不透露半点口风。
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使得我这么神秘呢？我现在讲给你一个人听，你可别去转告张三李四，就算你穷不住了，出卖了我这份情报，我这样一个只有三毛钱的小人物，你也卖不出好价钱来的。
我第一次被请到镇上一个极有钱的沙哈拉威财主家去吃饭时，并不认识那家的主人。
据这个财主堂兄太太的弟弟阿里告诉我们，这个富翁是不轻易请人去他家里的，我们以及另外三对西籍夫妇，因为是阿里的朋友，所以才能吃到驼峰和驼肝做的烤肉串。
进了财主像迷宫也似宽大的白房子之后，我并没有像其他客人一样，静坐在美丽的阿拉伯地毯上，等着吃也许会令人呕吐的好东西。
财主只出来应酬了一会儿，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
他是一个年老而看上去十分精明的沙哈拉威人，吸着水烟，说着优雅流畅的法语和西班牙话，态度自在而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骄傲。
应酬我们这批食客的事情，他留下来给阿里来做。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辅外交牌照的宾士牌汽车慢慢的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的放在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的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