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英文译名为《I Am Not Madame Bovary（我不是包法利夫人）》，翻译也算煞费苦心，估计曾将西方文学名著里的女性数过来，发现只有这一位，略可让西方观众了解“潘金莲”三个字的精髓。
两人确实有相似处，都曾出轨，都是坑夫典型——潘金莲亲手毒死了武大郎，包法利夫人则在出轨的过程中挥霍无度，不觉间将丈夫那点家产掏空，当债主们气势汹汹地上门，她自己一死了之，她的丈夫后来也在痛苦与债务的围困中死了。
然而，两人又有大不同，一个中国女人会因为被指认为“潘金莲”就上访多年，要她心中最有权威的政府给个说法——虽然小说与电影里，李雪莲都是一个过于一根筋的女人，可但凡中国女性，都会明白被指认为“潘金莲”是多么严重的被污名化，网民们表达对于王宝强的妻子马蓉的憎恶时，就直称她为“马金莲”。
《包法利夫人》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问世之后，尽管司法当局对作者提起公诉，指控这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却有很多女人写信给作者，说：“我认得她，我爱她，她像是我的亲密朋友。”连作者福楼拜自己都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你能想象，《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说“潘金莲就是我”吗？
同样是“伤风败俗”的“坏女人”，待遇为何如此大相径庭？这里面或有中西文化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施耐庵将“潘金莲”看成一个“女人”，福楼拜却首先将包法利夫人看成一个“人”，她犯的，是全天下人——无论男女，都有可能犯下的错。
电影《包法利夫人》（1991）剧照
潘金莲原本更值得同情。她原是大户人家的使女，出落得漂亮，被主人看中，她不愿意，告到主人婆那里，被主人惩罚性地下嫁身材矮小、形象丑陋的武大郎。可以想象，这样的婚姻，对于任何一个稍有自我意识的女人，都是一种困囿，她因为想有所选择，而被逼到无可选择。
包法利夫人同样处于困囿中，却没有这般残酷。她本名爱玛，是一个乡下姑娘，十三岁时被父亲送进城里的修道院，她在那里阅读浪漫主义的小说，听富有感情的歌，和同学一起看那些诗意盎然的画册，一如我们当年，阅读琼瑶，听周华健童安格，收藏意味深长的明信片。她在修道院里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耽于幻想的女人，梦想着将来能够如诗如梦地生活。
但她终究还是要回到乡下去，之后嫁给了查理·包法利，他虽然懦弱平庸，却是她唯一的追求者，她父亲正处处要用钱，看中了包法利先生不会太计较嫁妆。
爱玛的处境，岂不是和当下很多女子相似？嫁一个并不十分满意的人，只因你别无选择。或者是年龄压力，或者是孤单苦闷，你看似自由，但四周都是壁堵，使你只能选那么一个人，和他在一起。
相对于武大郎，包法利先生是更为温柔热情的丈夫，他带妻子去度蜜月，欣赏她，甚至崇拜她，“她有很多地方让他着迷，她有时花样翻新，给蜡烛剪些纸盘，给她的袍子换一道压边，或者给简单的菜肴取一个动听的名字……她要壁炉上摆一对碧琉璃大花瓶，过了一阵子，她又要一个象牙针盒和一枚镀银顶针，查理越不懂这些考究物品，越觉得可爱。它们增加他的官能的愉悦感和家室的安乐，仿佛金沙，一路洒遍他的生命小径。”他也带妻子搬过一次家，跟武大郎是为了躲避浮浪子弟的骚扰不同，他搬家只因妻子喜欢更大一点的地方。
像这样的丈夫，上哪儿找去？但是爱玛依旧不满，在他们的关系中，她是输出的那一方，他身上，没有她想要的东西。她像谢道韫抱怨丈夫王凝之“不意天壤之中竟有王郎”那样，抱怨没有野心的丈夫：“世上会有这种人！”当女儿诞生，带来更多的麻烦，她苦恼地对自己重复着：“我的上帝，我为什么要结婚？”
她似乎贪得无厌了，但是你能够理解。即使你没有一个让觉得无聊的伴侣，你也一定品尝过生活的无聊。比如在一个死水一般的单位，或是在某个不能满足你精神需求的穷乡僻壤，人人都觉得说得过去，但你总是会想起年轻时遥想过的海阔天空，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
“生活在别处”是人们共同的心结，连泰戈尔都说“我心绪不宁，我思念远方”。不同处只是，男人以事业为载体，女人以爱情为载体，福楼拜将包法利夫人的苦闷写得如此真切，大约也是，他曾感到过相似的苦闷。文中对包法利夫人的那些苛责，也像是一种自我剖析。
潘金莲没这么多内心戏，她只有扎扎实实的欲望，她看中武松是因为他 “生得这般长大”，“必然好气力”。她直截了当地上前撩拨，差点被武松推倒在地，她反诬武松调戏她，从柔情万千，到撒泼放赖的转变，只在须臾之间，作者把潘金莲写得过分现实，让你无法同情她哪怕是受伤的爱情。
爱玛的爱情缠绵悱恻，有一点可以怜悯的矫情。她和那个小文书赖昂的爱情是从谈文艺开始的，巴黎戏剧、小说的标题，新式四组舞，对于风景的感受。“他们就这样靠近了，泛泛而谈，东扯一句，西扯一句，但总是回到一个引起共鸣的中心。”
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里的话说，这就是“说得着”啊。即使是这样，爱玛也没有像潘金莲那样踅摸着把爱恋的对象扑倒，她的做法和普通人如出一辙，“她没有放手去做，不用说，是由于懒散或是畏惧的缘故，还有羞耻……”她目送赖昂离开了她，去巴黎求学。这种情怯多少人都曾有？发乎情止乎礼，也能说明，爱玛也曾是个有心没胆的普通女人。
第一段似是而非的爱情，都是用来铺底的，接下来，爱玛遇到的这位罗道耳弗，大概可以等同于西门庆。他们都强有力地诱惑了失意中的女人，潘金莲和爱玛，都背着丈夫，热烈地与情人一次次地暗约私期。不同处在于，潘金莲和西门庆，从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后来在王婆家里除了无休止地交欢，似乎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干，王婆在楼下替他们把着门，更使得他们看上去毫无廉耻。
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却是把猎艳者当成了真爱，他的情话让她受用，他那些言过其实的表达，她全部当了真，接受他的洗脑，落入他的圈套，觉得自己成了曾经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女主人公，“变成了这些幻象的一部分，实现了少女时期的梦”。她的出轨与其说出于欲望，不如说出于把自己变成传奇的愿望。
爱玛与罗道耳弗
这就让人替她揪着心了，沉迷于肉欲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志同道合，而一个想在猎艳者身上寻找真爱的女人，迟早令他生厌。当爱玛提出想和罗道耳弗私奔，并且带上自己的女儿，罗道耳弗整个的无语了，心想：“居然有这种女人。”
罗道耳弗偷偷溜掉了，遭遇严重打击的爱玛屋漏偏逢连夜雨，再次地遇到赖昂，这次她打定主意要抓住他——也许她想抓住的并不是他，而是给自己的一个证明，证明自己可以不就此沦入平庸，还可以有被各种浪漫事物围绕着的爱情。她租房子，买家具，透支了丈夫的家底，当债主们蜂拥而至，她只有死路一条。
把整个小说看下来，你会觉得，爱玛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她是薛宝钗说的：“看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的那种女人。她拥有的资源，配不上她的野心，可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与资源不匹配的野心吧。只是有人忍了，有人忍不住。即使忍了的那些人，也会对她生出同理心来：假如我再朝前探探头呢？心有余悸之余，也会对这样一个女人，有基于同理心的同情。
福楼拜把包法利夫人写成了自己人：她读书太少而又想得太多，资源不够，就拿老本来凑，为了不切实际的梦想可以孤注一掷，她遇到性，遇到爱，就是没有遇到过赤诚相待——每个男人都想在她那里拿到自己想要的，但谁也没有尝试着去了解她。她更像浅薄虚荣版的王彩玲——就是电影《立春》里的主人公，被好高骛远的迷梦误了一生，可是，她那种即使是不得其路的寻梦过程，也会让我等甘于坠入平凡的人怦然心动。
潘金莲没有这个待遇，作家只写出了她的欲望，没有写出她的血肉筋骨，没有情绪波澜，没有自我挣扎，这些可以和读者沟通的地方完全被省略，唯一可恕的，是她婚姻的原罪。作者在这一点上，也无意于细细勾描，否则，稍用笔力，便可以写出她与武大婚姻的残忍凄厉之处，两个同时被命运围猎的人的相互折磨。可要是那样，潘金莲就无法以“古今第一荡妇”的形象立于世间，无法用来惩戒后来者了。
潘金莲必须是一个陌生人，以此与读者隔离开来，从勾引到被勾引再到杀人，她在每一个关口动作都很轻飘迅疾，好像全无心理负担，没一点儿人味儿，我们用看社会新闻的眼光看着她，三下五除二，得出一个只和道德有关的结论。
每一个人心中，也许都住着一个包法利夫人，比如我住的这个小区里，曾经三五成群地走动着的那些搞传销的人，比如京城的咖啡馆里，摩拳擦掌信誓旦旦的创业者，比如许多回早早醒来，想到远方还是那么远的我自己，那个时候，我愿意承认，我就是包法利夫人。
但是你一定不愿意接受你是潘金莲，不管你是不是李雪莲。因为潘金莲这个形象是被硬生生地塑造出来的，曾经作为一个道具烘托武松的高大形象，后来又作为一个坏典型来警戒世人。无论是道具还是典型，她都被塑造得太简陋。
同样是讲述一个关乎出轨的故事，福楼拜对于笔下的女主人公有着更多的同情——这同情不是可怜，不是悲悯，而是与她同呼吸共感受，他同情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人性。最后，连包法利先生都宽恕了妻子，他说：“错的是命。”
施耐庵不打算同情任何人，不同情武松，不同情宋江，不同情那些被梁山人弄死的无辜之人，他当然更没心思同情这个出轨的潘金莲，他只想表现现实中的各种冷与硬，容不下幻想，更容不下绮念，人人都在为欲望与人撕咬，个个都是满手血腥。
假如福楼拜来写潘金莲，或是施耐庵来写包法利夫人，又会是怎样？潘金莲会不会获得赦免，包法利夫人会不会万劫不复？同样的一个人，落在他们笔下，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去年曾轰动一时的，被囚犯所勾引的狱警的妻子，如若她被福楼拜所书写，跟她被施耐庵所书写，一定判若两人。
就写女人这一块，肯定是福楼拜更加卓越，面对一个出轨并坑夫的女人，他没有本能地生出属于男性的恐惧，而是尝试着，对她伸出自己的手，温柔地听她诉说。而施耐庵，他没兴趣直面潘金莲，只想把她打发掉。这其间差异，是冯小刚与他的团队所不能了解的，他们远远地看着，觉得潘金莲和包法利夫人，都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