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在公路上拦住了我，请求我跟他到他家里去，他说，也许我能够帮助他，他同妻子发生了争执，这场争执使他生活得十分痛苦。他还有几个好动而脑子单纯的孩子，他们只会毫不懂事地往什么地方一站，要不就干脆跟你捣乱。我说，我愿意跟他去，但是实在是没有把握，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是否能帮得上他什么忙，孩子们我也许可以引导他们去干些什么，可是在他的老婆面前我可能会束手无策，因为老婆好斗的根源一般因丈夫的品质而来，由于他不想争执，他一定已经作出了改变自己的努力，但既然他都没有成功，那么我又能干什么？我顶多能把他老婆的好斗嗜好引到我身上来。
这段话我与其说是对他讲，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可我接下来明确地问他，我如果为此作出努力，他将给我什么报酬。他说，这都好商量；只要我能起到一点作用，我就可以要什么就拿走什么。听了这话，我停下了脚步，我说，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不能满意，必须明确地商定。他每个月给我什么。他对我要求月薪感到惊讶。我对他的惊讶感到惊讶。难道他认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里处理好两个人该欠一辈子的账吗？难道他认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后背上一小麻袋豌豆作为给我的酬劳，感激地吻他的手，用我的破布裹住自己，然后继续在冰冷的公路上漫游下去吗？不行！这个农民低着头，一声不吭地，但却是紧张地听着。事实上，我说，我将长时间地待在他那儿，以求找到可以给事情带来改善的下手之处，然后我将不得不待更长的时间，以求尽可能把事情安排妥当，然后我就老了，疲倦了，将根本就不再离开，而是在那儿休养，享受他们大家的感激。
“这是不可能的，”农民说，“那样你就赖在我的房子里不走了，而最后还会把我赶走。这样我在我已经够重的负担上还得加上最重的一个。”
“没有相互信任我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我说，“我不是也把我的信任给与你了吗？我需要的只是你的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你是完全可能会撕毁的。在我照你的愿望把事情处理好之后，你可能会不顾任何承诺而把我撵走。”
农民看着我说道：“你不会让我把你撵走的。”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把我想成什么样都行，可是别忘了，我是像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那样友好地这么对你说的，即使你不带我去，你家里的情况你也忍受不了多久的。你怎么跟这个女人和这些孩子一起生活下去：如果你不敢马上带我到你家里去，那还不如放弃你的房子和你将会进一步面临的照料义务，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流浪，我不会记恨你的不信任的。”
“我不是个自由的人，”农民说，“我跟我的老婆已经一起过了十五年了，那日子是难受的，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尽管如此。我在做出一切使她变得能让人忍受的尝试之前还是不能离开她走我的。正在这时我在公路上看到了你，当时我就想，我可以跟你一起做最后一次伟大的尝试。跟我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
“我要的并不多，”我说，“我不想趁你之危。你可以始终把我当成雇工，我会干很多活，对你会很有用的。可是我不想成为和别的雇工一样的雇工，你不能命令我，必须是让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工作，这回干这个，下回干那个，然后又什么都不干，完全凭我的兴趣。你可以请求我干一个活，但不能纠缠不休；当你发现我不想干这个活时，你就得认了。钱我不需要，可是就像我现在穿着的外衣、内衣和靴子在需要的时候必须给我换新的，如果在村子里买不到这些东西，你就得进城去买。可是我对这些现在并不担心，我现在穿着的几年里还坏不了。雇工通常的伙食对我来说没问题，不过我每天得有肉吃。”
“每天吗？”他立刻插嘴道，好像他对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意见似的。
“每天。”我说。
“你的牙很特别。”他说，以此对我的奇怪愿望表示谅解，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嘴里去摸我的牙齿。
“那么尖利，”他说，“简直和狗牙差不多。”
“一句话，每天我都得有肉吃，”我说，“啤酒和烧酒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这要求可是多了一点，”他说，“我喝得很多。”
“那更好，”我说，“但是你可以限制你自己，那么我也可以限制我自己。可能你只不过因为家里的不幸才喝得那么多。”
“不，”他说，“这扯得上吗？那么你可以得到和我一样多的酒，我们一起喝。”
“不，”我说，“我不会跟任何人一起吃饭和喝酒的。我将永远一个人吃饭和喝酒。”
“一个人？”农民惊讶地问道，“我心里已经在反对你的愿望了。”
“那实际上并不多，”我说，“差不多就这些了。只有油还是我需要的，用来点一盏小油灯，它将通宵地在我身边点燃着。这盏小油灯就在我的包里。一盏很小的小灯，用油很少的。这本来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提到它只不过想要把话说得全一点，以免今后出现争执；在报酬方面我受不了任何争执。如果有人拒绝我们约定的事，那么我这个平时很好说活的人会变得很可怕的，咱们丑话说在头里。如果欠我的东西不给我，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就有本事在你睡着的时候在你的头顶上把房子点着。如果你不拒绝我们约定的这些，甚至不时出于爱再给我一些小礼物，也可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我对你将是忠心耿耿的，并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很有用的。除了我所说的以外，我不再要求别的了，只有在8月24日，我的命名日得给我五升装的一小桶罗姆酒。”
“五升！”农民叫了起来，双手握在了一起。
“没错，五升，”我说，“这并不多。你肯定想要降低我的份额，可是我已经限制了我的需求，当然是为你考虑，因为如果有第三者在一边听着，我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在第三者面前我不可能这样对你说话。谁也不能知道我们今天谈的话，再说，也没人会相信。”
可是这农民说道：“你还是走你的吧。我将一个人回去，自己试着跟老婆和解。最近我打她打得很多，现在我要稍微减少一些，她也许会因此而感激我的，孩子们我也打得很多，我总是从马厩里拿来鞭子揍他们，我将稍稍抑制一点，可能情况会好一点。当然我已经经常停止过，可是情况并没有改善。可是你所要求的我没办法承受，即使我也许能够承受，不，经济上承受不了的，不，不可能，每天有肉，五升罗姆酒，就算是可能的，我的老婆也不会答应，如果她不同意，我就不能干。”
“那谈判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呢？”我说……
（叶廷芳 黎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