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5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仍历历在目。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生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出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村民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他们有知识,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含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是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装备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当时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

  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看到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领袖向他的另一批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相信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19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一切。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却被他们转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故乡的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距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4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早就有人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养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过他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他的许多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周的造反就应运而生——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人性中的恶一旦被调动出来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被自己的重车轧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儿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玩笑”的巨大后果。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8岁,大姐15岁。

  15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相,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当我读出父亲当年的苦衷时,一种惊悚油然而生——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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