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组图片。

▲ 2008年春运期间，南方冰灾致使铁路中断，数十万乘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外。图为1月31日，火车站广场外，一名在人群中晕倒的乘客被抬高救出。 方谦华、陈奕启/摄

▲ 2003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一名在车厢中猝死的乘客被抬到站台上。 邓勃/摄

▲ 2001年春运期间，一名女子在购票的队伍中精疲力尽。 邓勃/摄

▲ 2012年1月5日，成都火车北站，由于购票排队时间太长，女子内急当街撒尿。 老吴/摄

▲ 2006年春运，广州火车站，在拥挤的人潮中，一名女乘客的耳环瞬间被扯掉。 邓勃/摄

▲ 2011年1月18日，浙江嘉兴，一位民工用冻裂的手指夹着刚买到的车票，展示给仍在排队的老乡看。 储永志/摄

▲ 1999年春运，株州火车站，一辆来自河南的列车上，一个挤得不行了的老汉跳下火车，向警察求救。老汉的儿子没跳下火车，被运往广东。 邓勃/摄

▲ 2002年春运，一节拥挤的车厢中，一名小男孩被挤得大叫。 王建军/摄

以上这些图片所展示的，就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级风景”－－春运。

不禁想问他们。

不顾一切归家的人啊，

你是归向家温暖的怀抱，还是畏惧来自于大家长“必须回家”的耳提面命？

你是享受着家的亲密，还是仅仅只为圆一个“我们在一起”的团结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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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大家庭，拼命地黏在一起。

一方面为了抱团，好在没有真正规则的中国生存。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虚假的亲密。

除了这两个实用价值，其实，这种拼命共生到一起的状态，只有一个人会感觉很好，就是大家长。

其他人都难受，想逃离。但很少有人敢造反。

在最专制的大家庭中，最可怕的不是大家长，而是帮凶。

有的大家庭，几乎所有人都会成为“打压某个人”的帮凶。

我听到的一个案例：

儿子惹了小祸。

先被父母、爷奶、叔姑等一家十多人轮流辱骂，接着被脱光衣服，吊在树上，拿皮带抽。而且是男性亲人轮流抽。

抽的时候，女性亲人在旁边哭着说：“孩啊，都是为你好啊。”

打完后，从树上放下来。

行凶的父亲等男性亲人也哭，一边哭一边说：“孩啊，你恨我吗？你可不能恨啊，你恨就是没良心啊，我们都是为你好。”

靠，被残忍强奸了，还被洗脑，让自己否定自己的痛苦感受，并逼着对方拍着手说：你们强奸得好！

这样的大家庭中，大家长有巨大权威，其他人则习惯性做帮凶。每出现一个反抗者，大家一窝蜂去教训他。

这成了一个模式。

一女子抗婚。因为婚姻是父亲安排的，她不喜欢。结果，所有亲人轮番上阵，哭、骂、苦口婆心，都要她“从了吧”。

轮番上阵，是反抗者最惧怕的。

这时，哪怕有一个支持者，她的勇气都会增加百倍。

可是，没有。

如此可怕的故事，我以为我的父母那个时代才会经历。可通过咨询发现，现在，在我们的国度，还广泛存在着如此可怕的故事。

希望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故事的广泛存在和严重程度，坚决不要做无形中的帮凶。

家庭图景和社会图景是一样的。它们还有很深的联系纽带。

社会上，只允许皇帝一个男人存在，于是，其他男人的自恋被毁坏了。但这个男人，可以在家里寻求自恋被满足。并且，因他将社会图景合理化，所以他会自动地将这个图景在家中推行。

于是，在外界，他是一个奴才，在家中，他让别人做奴才。

中国式大家庭中，女家长也不少见。而且女家长对晚辈的压制程度，在“暴力虐待”上或有不如。但在“严密程度”上，常远超男家长。

结果是，这样的大家庭更让人窒息。

咨询界一个说法是：精神分析在中国缺乏土壤。因精神分析的前提是，一个人得有“个体性自我”，而中国人是“群聚性自我”。

群聚性自我，是为了在丛林生存而积攒力量的方式，如同蝗虫与蚂蚁，聚在一起才有了巨大力量。

西方社会构建了真正的规则，遇到冲突基本可以信赖社会体系，不再是丛林世界，个体性自我才有了充分发展空间。

关于精神分析，以我咨询的经验看，在中国一样非常有效。

进一步讲，即便在丛林般的中国，形成清晰的个体性自我，也是深具价值的。并且，有了一个清晰的个体性自我，可以更好地在中国生存。

毕竟，在中国并不只是太监、奴才与僵尸存在，有觉知的个体，一样可以很好地生存。

形成个体性自我的关键，就是哺育一个人的感受。

大家庭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虐待，而在于感受被否定。

你被残酷虐待后，大家庭的其他人都对你说：那不是虐待，是爱，你这个没良心的，怎么可以恨大家长呢？！他的一切都是出自爱。

电影《英雄》中，男刺客含笑赴死，万箭穿身过。他就是死在这种思想毒中。

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男刺客不能弑父，并将弑父的罪恶感化为自杀。但在中国，这应该更复杂一些。

只有大家长有威严。

譬如刘罗锅的电影中，皇帝永远“伟光正”，一副有尊严的爷样。有正气的罗锅必须驼背，必须玩各种花样，和珅则永远谄笑着。

美国人发明了情商一词。他们的情商，有尊严为底。

可中国式情商，就是王刚饰演的和珅那张脸，就是岳敏君作品中的那种貌似大笑实则苦笑的脸。

无数张这样的面子脸，构成了表面要和谐但永远暗流涌动的中国。

所以，我们的街道可以到处都是“伟光正”的口号，但没有欧洲的小路那样干净。

再看中国历史。

哪怕再出类拔萃的文人，都缺乏个体性自我。即使逃到山里的隐士，也会幻想着哪一天被皇帝这个大家长请出来，给予重位。

因此我之前写，看唐诗宋词很失望，正因都弥散着这个味儿。

“文人”在描绘中国历史，而“流氓”却在创造中国历史。

刘邦与张良，朱元璋与刘伯温，这种配合贯穿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朝代。哪怕洞见天地奥秘的最强文人，也只能在中国历史上做配角。

或许原因是，“流氓”中文化的毒比较少，还有自我，而最强中国“文人”，却丧失了自我。

基督教文化，有一个神性的大家长 ——上帝。于是，家庭中就没有了人神般的大家长，甚至强势的国王们都不能成为一个理直气壮的大家长。

“春运”这一典型的中国图景，是中国大家庭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呈现。

那些不顾一切归家的人，你是归向家温暖的怀抱，还是一个大家长的权势？你是享受着那份家的亲密，还是只为了圆一个表面团结的幻象？

希望是前者。

然而，一旦是前者，春运这一强迫症式的宏大场面将不复存在。

最后一句话：

尊重你的感觉，哺育你的感受，成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