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向内触，是比一切可怕经历更恐怖的不存在感。当我向外抓，则是实实在在的两个人的痛苦。

被督导的时候，我回忆一生，想找出最痛苦的事情。却有点惊讶地发现，妈妈因为恨爸爸而准备毒死我，爸爸因为被妈妈激怒而威胁砍死我，并不是最可怕的时候，虽然这两件事情分别在我青春期和进入社会时发展成被迫害妄想，但通过回忆起妄想的来源，挺容易就治疗好了。治疗某种“症状”，其实相对容易；“症状”带来的痛苦，也不是最可怕的。

那什么才是最可怕的呢？我感受到的是通过向外抓，即“投射”来回避的不存在感。

根据客体关系理论，婴儿最初具有全能控制感，认为母亲和世界与自己混然一体（这是成人的解释，婴儿并不理解有母亲和世界的存在），如果母亲足够好，婴儿的全能控制感便得到满足（对此，我的理解是婴儿通过母亲的及时反应建立起基本的存在感）。然而母亲的照料总会有不及时的时候，这时候婴儿就把“不及时来哺乳”的乳房视为坏客体，通过击打、撕咬等攻击性行为把焦虑（婴儿的焦虑，尚未有确定的理论解释从何而来，经常称之为“死本能”）投射给坏客体。这时候，一个足够好的母亲会抱持住婴儿的焦虑，将其化解。相反，如果母亲没有抱持住，反而变得焦虑甚至攻击婴儿（即把婴儿投射的坏客体内摄，内化成真的坏妈妈），婴儿感觉如同被撕裂成碎片，存在感支离破碎。为了适应糟糕的环境，婴儿形成“假自我（false self）”。假自我看上去是一种妥协，是对全能控制感一定程度上的放弃，实际上是对“真自我（true self）”的防御。而全能控制感得到足够的满足，是婴儿今后放弃全能控制感，将自体与客体区分开来的基础。

婴儿通过母亲的脸（也包括母亲的其他肢体语言）来认识自己，即“镜映（mirror）”。如果婴儿看到母亲温柔关切的笑容，婴儿对自我的印象也是温柔美好的，认为自己值得爱和尊重。最可怕的是，母亲对婴儿的需求冷漠，不予以回应，此时婴儿无法内化自我，我猜想这就是我自己内在最恐惧的感受的来源。

我以前经常出现一种梦魇，就是突然间坠落，下面是无底深渊。现在可以比较好的理解梦的含义，这种梦魇描述的是失去抱持的感受。抱持让婴儿感觉自己会被抱住而不是跌落，抛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下地狱，而不是上地狱。失去抱持对于婴儿就是地狱般的感受。

当我与外界接触，即向外投射时，有一个清晰的“我”，比如吃饭的我，看电影的我，写文章的我，这一连串的“我”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假自我”。尤其是痛苦的时候，投射的意义最直接。当内在有一个痛苦产生，将其投射给别人，自己的痛苦就变成关系里中的痛苦，此时的我，是一个清晰的“冲突而痛苦的我”。尤其是幻想这个人应该抱持自己时（这个人经常是亲密伴侣或者某个权威人物），投射会越加激烈，发展成各种攻击行为。极端的例子是电影《蝙蝠侠》中的小丑，不断升级对蝙蝠侠的攻击，但现实是蝙蝠侠并非佛陀，无法抱持小丑的行为，而是对小丑心生仇恨。婴儿可以幻想母亲会抱持自己的攻击，而且经常会实现。但破坏力强大的成年人渴求别人抱持自己的攻击，则经常造成毁灭性的人际关系。比如我的一个亲戚，他需要我帮忙修理电脑，但他表达出来是否定的方式：“你一个大学生难道还不会修电脑？”如果亲人问他，要不要一起吃饭，他会说：“我难道不吃饭吗？”而他基本没有朋友，非常孤独。

在亲密关系里，童年没得到抱持的痛苦，经常推动着自己把对爱的渴求通过“否定攻击对方”的形式来展现。恋爱初期对方尚可接受，但到最后被攻击者真地感觉自己毫无价值、糟糕透顶，于是关系结束，但关系结束一定是攻击者最不愿接受的，就好像再一次遭受母亲的抛弃。

倒置的亲子关系中，母亲也会通过攻击孩子，渴望得到抱持。妈妈曾经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每次打电话向我抱怨，都觉得我可能会否定她，结果是每次我都没有否定她，只是中立地听她讲讲，有时候鼓励她一下。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包容，非常感动。这种包容让妈妈有底气、有勇气去逐步面对人生的真相。我始终坚定地告诉她，攻击不是爱，你和我是独立的个体，我不能为你的感受负责任，但我是你的女儿，我承认自己爱你，所以会尽量抱持你的攻击与痛苦的情绪。

把痛苦向外投射，我感受到是在回避“不存在（或者被撕裂）”的根本性恐惧。当我有责怪某个人或者外界环境还不够好的念头时，尚且有个“痛苦的假自我”存在。当尝试停止投射，单纯地向内看，这种感受是一生中最可怕的：漫无边际的不存在感，完全触碰不到自己，好像掉入无底深渊；此时很想去责怪爱人某某地方做得不够好，将痛苦投射出去，如同救命稻草会把我从地狱中捞起。但事实是，一切向外的投射皆为虚幻，我无能为力，只能这样停驻，抱持这根本的痛苦，哪怕多一秒钟，就是进步。

抱持过后，我似乎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世界对我而言更真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