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老师们一直很反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每次说起这句话,就要顺带把陈鹤琴或苏霍姆林斯基骂一通。这真是冤枉了两位善良无比的教育家。
其实,这话究竟是谁说的,我现在都没有找到准确的依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说是陈鹤琴说的。但“人们都说”却说不出陈鹤琴究竟是在哪里说的,或在哪本书里写的。这显然不严谨。写文章一定要严谨,尤其是引用别人的话,不能“据说”,而要有依据。
我想,就算是陈鹤琴说的,也无可指责。凭我对陈鹤琴的了解,我相信如果他真的说了这个话,其用意也是在于强调教育者对孩子的一种责任与信念,和教育者基于这种责任与信念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句话的真理性在于:不轻易对任何学生丧失信心。这是没有错的。
后来我又看见一篇文章,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我对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比较熟悉,我没有印象在其著作中读到过这句话。最近,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又重新翻阅查找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结果,在其《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一书中还真找到这句话了。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写道:“直到不久前,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流行的:‘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教师’,既然如此,那就应当没有难教的学生了。而所谓难教的学生,是无能的教师臆想出来的而为自己的教育无能找借口。”(《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132页)
看清楚没有?在这里,苏霍姆林斯基是作为批驳靶子而引用这句话的,紧接着,苏霍姆林斯基便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难教的儿童总会是有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他们。”苏霍姆林斯基严肃而详尽地分析了这样的儿童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积极面对这些孩子的建议。可是后来这话却被有人以为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并以讹传讹。这是不是冤枉了苏霍姆林斯基?
再重申一遍,苏霍姆林斯基并不赞成这句话,他将这句话提出来予以批评,目的恰恰是肯定“难教儿童总会是有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他们”。但苏霍姆林斯基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这些“难教儿童”,而是分析他们产生的原因,并尽力想法办法转化他们。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逻辑。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但是,这句话只是教育者的严于律己,而非一种教育评价标准。我记得被周恩来总理称作“国宝”的已故著名小学数学特级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在她的语境里,所谓“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强调的是孩子的可塑性,所以她主张要细心观察每一个孩子,对学生做到细心、耐心、爱心、信心,取得他们的认可。这也是霍懋征老师成功的秘诀。霍懋征老师对自己教育的严格要求,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注意,我重复一遍:这不是教育评价标准!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一些领导――甚至一些教师出身的教育行政领导,恰恰以此作为“评价标准”,或者把这句话当成训斥老师的“绝对真理”,于是,这句话便引起了老师们的反感,进而引起了争论。
那么,究竟有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说“没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非常理想,只差学校教育这一环时;第二,“好”的标准不是一个标准,而是针对每一个具体学生,让他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里的进步可能是综合的,也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说“有”,是因为在现在的评价背景下,即使老师“会教”,可“教不好的学生”仍然大批量地存在。道理很简单:无论高考还是中考,都是选拔性考试,其目的就是要让一部分学生被淘汰,即被“教不好”――都教“好”了,还怎么“选拔”?
即使抛开考试评价不说,就以思想品德教育而言,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好”呢?理论上好像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人一出生,都是一张白纸,谁也不会从娘肚子里带来一身恶习。但问题是,我们的学校教育所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被家长、被社会涂抹过许多印迹的纸,要想在这张纸上重新画出美丽的画儿,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教育这一链条上的第一环,我们面对的学生已经是被加工过的半成品;同时,孩子还潜移默化地受着社会的影响――这都决定了我们的教育不是从零开始。如果绝对地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为什么会出现学校之间的“生源大战”呢?既然“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还抢什么“优生”呢――而且是不择手段地抢?
我一直坚信,教育不是没有作为的。因此,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我总是问自己:对于具体的某一个“后进生”,我是否已经尽到了我能够尽的最大努力?三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如果我们不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绝大多数“后进生”都会有进步的――不一定成为栋梁之才,但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成为最好的自己。
同时,我也始终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的作用最多占三分之一,另外两个三分之一分别是学生所受到的非学校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生自己的自我教育。我们不能做超出我们能力和责任范围的事,我们只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这样,即使个别学生最终也没有被“教好”,我们问心无愧!
几年前,我在武汉的一个教育论坛上与美国的著名小学教师雷夫同台对话。对话中,也谈到后进生“转化”的问题。他坦率地说他曾有过没有教育好的孩子:“我当然为他感到遗憾。但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失败。这是这个学生的失败。常有人说要拯救每一个孩子,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拯救每一个孩子。医生不要病人吸烟,但这人不听,后来患癌症死掉了,我们能够指责医生吗?我觉得不应该把所有的事都拿来指责教师。这是不可以的,实在太可笑了!在我们教室里,孩子们都明白,个别学生失败的责任在他自己身上。当然,我可以给这个求助的孩子一些建议,也会以他为例教育其他孩子。当然了,我会告诉这孩子能够做哪些事,但我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样的学生,因为我要对我现在新班级的孩子负责。我不会因他而伤心。当然,我会很难过,但这是他造成的。”
我感到雷夫说出了我赞同的一个观点:教育不是万能的。我对他说:“您说得太好了!教育的确不是万能的。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事儿都往我们身上揽,不应该承担我们无法承担的责任。我所教的学生中,有后来判了刑的,但我从不认为这是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只能管他一段,因为他同时还受着其他的教育。”
这时候主持人郑杰站起来对全场做了一个调查:“请赞同‘没有教不好的孩子’这句话的举手!”
一千多听众中,只有一个女同志举手。郑杰请她发表看法,她简单说了说教育的作用。我再次示意郑杰我有话要说,郑杰把话筒交给我。我直率地表达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后,说:“这句话如果是教师的自励,我对这样的教师表达十二分的崇敬;如果有人以此苛求教师,我对这样的苛求者表示十二万分的鄙夷!”我的话激起了老师们热烈掌声。雷夫也兴奋地转过身向我扬起右手掌,和我击掌,表达他的共鸣。
今天,我要再次重申我对这句话所持的态度——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如果这是教师的自励,我对这样的教师表达十二分的崇敬;如果有人以此苛求教师,我对这样的苛求者表示十二万分的鄙夷!
2002年12月24日写成
2016年9月13日修订
2017年6月18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