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蔻蔻

号∣ WeikoMagazine

魏蔻蔻，营养基因学硕士，生物科学博士，定居荷兰。有文科心的理科人，主理原创微信公号微蔻(WeikoMagazine)，分享留学定居海外的中西教育思维异同，是欧洲养育观念和方式的深度观察者和传播者。著有《太想赢，你就输了：跟欧洲家长学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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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秦姥姥，第一个“壮举”就是给自己的中荷混血外孙起了个小名叫 “二筒”。

因为，秦姥姥打麻将总能自摸二筒和牌，二筒，是秦姥姥的幸运和福气。

更因为，二筒的正经大名叫“杨威廉姆斯.范德隆克”，秦姥姥记不下来这个名字，总会用四川话骂一句：“烦得恼火！说不伸头（说不清楚），我们就叫二筒，吉利又好记！“

与所有来荷带孙的老人一样，秦姥姥每年定期来荷兰三个月，为女儿阿弥带孩子。阿弥是我的学妹加四川老乡，这么些年来，我看着她求学成家，生子立业，也目睹秦姥姥来荷将二筒一点点带大。

荷兰，不自由

最初，秦姥姥不喜欢荷兰，就如她不喜欢二筒的大名。

很多生活点滴，都和秦姥姥的设想，南辕北辙。

秦姥姥，以为老外不打孩子。

可是，荷兰女婿打起二筒一点不含糊。因为二筒调皮屡教不改，被爸爸罚站再加打屁股，二筒的屁股又红又肿，可见手指印。

秦姥姥心疼，劝女婿别打二筒，或是轻轻打，意思一下，吓吓孩子就好！

可荷兰女婿听完翻译后，瞪着眼睛反问：“既然要打，怎么能不打疼？就得打疼，让他记住。轻轻打，做样子，还不如不打！”

说不通的事情，总是很多。

秦姥姥预想过荷兰会是寂寞无聊的，但从未设想过荷兰是“不自由”的。

荷兰难买到蒜苗，秦姥姥的拿手菜“回锅肉“做出来总少了“画龙点睛”的蒜苗，味道欠了不少。阿弥家的前院后院都不小，秦姥姥决定自己种蒜结蒜苗，荷兰葱太贵，也顺带栽些葱。虽然，前院临街且面积也比后院小，但是阳光充足，秦姥姥就选在前院开辟了一块地，种上了葱蒜。秦姥姥照料有加，葱蒜不负有心人，长势极好，大家总算吃上了正宗的“蒜苗回锅肉”。

于是，秦姥姥将地辟得更大些，种了更多的葱蒜。

谁知好景不长，邻居和社区的人上门来投诉了。根据荷兰社区管理条例，住户的前院不能种植香料蔬菜，只能种花草树木。大家一致觉得，秦姥姥的葱蒜破坏了小区花园景色的统一性，要求秦姥姥将其拔除，移栽到旁人看不到的后院。

秦姥姥很不服气：“荷兰不是保护私有制吗，我连在自家院子栽葱种蒜的自由都没有？凭什么被干涉？“ 

抱怨归抱怨，没有用。

秦姥姥只能忍痛把葱蒜拔去，重新种回花草；而移到后院的蒜苗和葱，再也没有前院的长势了。

外孙的“噎食”风波

这些生活习惯上的事，忍一忍，还是能克服的。

秦姥姥觉得，虽然长途跋涉，来到文化迥异和语言不通之地，最重要的还是带二筒，故而非常珍惜这份在异国他乡中能够享受的天伦之乐，但一次危险的“噎食事故"，差点让秦姥姥再也不敢带外孙二筒。

二筒两岁多的时候，秦姥姥和往常一样，单独在家带二筒，阿弥和女婿都在上班。

二筒吃着软糖，突然被噎着了，上气不接下气，干呕带着哭腔，一脸恐惧，脸色变红。

秦姥姥吓坏了，拍了二筒几下，用手去抠喉咙，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手抖，并未立马见效，二筒持续无助地呕着。

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不知道如何求救，秦姥姥赶快打阿弥的电话，让阿弥回家或是求助。

在阿弥打了荷兰急救电话正着急时， 二筒自己在哭呕中将噎着的糖滑咽了下去，食管通了，脸色也由红紫转为正常。

荷兰急救人员来时，二筒除了受了些惊吓，已经安然无恙了。

荷兰医护人员告诉赶回家里的阿弥夫妇一些孩子噎食时的急救措施，因为孩子噎食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下处理。这次二筒的噎食情况不算严重，只要孩子还能哭，就说明气道没有被堵住，算是万幸；若是情况严重的噎食，等待医护救援赶到，一般都为时已晚了。

此时的秦姥姥已经吓呆了，无论阿弥夫妇怎么安慰，之后几天秦姥姥都不敢再单独和二筒呆在家里，害怕再出什么事情自己处理不了。

阿弥和先生请假轮流在家陪一老一小，他们发现秦姥姥除了变得小心翼翼以及什么都要请示阿弥外，最重要的是严禁二筒吃糖。

二筒只要一拿糖，秦姥姥就疯了似的冲过去，抢过糖罐：“不敢再吃糖了，你忘了你差点被这糖噎死？”

这个“断糖” 举动让二筒爸特别不解。

二筒爸觉得，孩子已经因为噎食受到了惊吓，为什么之后还要不断以恐吓来剥夺孩子享受喜欢食物的乐趣，难道孩子之后都要生活在这种“因噎废食”的阴影中吗？

阿弥夫妇和秦姥姥好好谈了谈，还带着秦姥姥去荷兰儿童咨询师那里。

咨询师说，大家都非常理解秦姥姥的心有余悸，但是秦姥姥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外籍外婆最好的救护措施。咨询师再次手把手地教了秦姥姥一些孩子在家可能会遇到“事故” 的急救方法，如”噎食“、“烫伤”、“溺水／呛水”。

秦姥姥很接受咨询师的说法，那些话安慰了自己。

于是，秦姥姥放松了心态，除了练习好那些家庭育儿急救措施外，她让阿弥把荷兰急救电话112写好贴在冰箱上，学会说荷兰语“救命”并会报家庭地址的邮编和门牌号，遇到危险，自己也能求助。

二筒要糖吃，秦姥姥会在每天所订的糖量中欣然给二筒，并且发明了段顺口溜，笑着跟外孙说：细嚼慢咽，吃糖最甜！

秦姥姥说，就是从这件事起，她开始有点喜欢荷兰，天大的事，也能没有疑惧地处理，不留阴影。

原来，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有据地面对，从而永远保持乐趣和从容。

椒盐味的“川普”vs. 荷兰腔的四川话

二筒四岁开始上学，回家说荷兰语越来越多，中文越说越少，秦姥姥几乎无法跟自己一手带大的外孙交流了。

阿弥给二筒报了周末的中文学习班，增强孩子的中文能力，老师建议家长也在家里多给孩子营造说中文普通话的机会。

为了二筒的“国际化”，秦姥姥也改掉曾经对二筒一半说四川话一半说普通话的方式，全部用“普通话”跟二筒交流。

只是，六十几岁的秦姥姥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普通话并不标准，是夹杂着浓重“椒盐味”的四川普通话，简称“川普”。

男孩子的语言能力可能在四五岁后才逐渐提高，以前的二筒就算听着外婆夹着四川话和川普的语言，并未学会太多的“川普”。两三岁时的二筒，本来话就不多，只言片语间，像个外国人说中文，虽有点怪，但加上手舞足蹈，还挺可爱。

可是，上学后的二筒，深得秦姥姥真传，快速掌握了椒盐味的川普。

阿弥开始没觉得什么，直到有一天才觉得二筒的中文表达，有些“走偏“的态势。

那天，阿弥下班回家，二筒兴冲冲地说：“妈妈，今天夜饭洗白了，外婆把烤箱弄拐了！（晚饭吃不成了，外婆把烤箱弄坏了。）”

这些将四川话加入普通话里的表述， 在二筒讲的中文里比比皆是。

 “妈妈，我跟你说话，你不要‘打梦觉’（心不在焉），再‘打梦觉’我要冒火了哈！”

“同学拿笔‘狙（ju,戳的意思）’我的手膀膀儿，非痛的！“

阿弥在尝试给二筒纠正中文发音无果的两周后，邀我去她家商讨“对策”。

听到孩子流利地使用着老四川道地的表达，我深感亲切和难得。看着秦姥姥在旁边，一脸为难和无措，我想到当时国内和荷兰都在关注的“方言流失”现象，以及官方都鼓励家里多使用方言，索性跟阿弥商量：“孩子能说方言，也是一种天赋。二筒的荷兰语有语言环境，在学校学习以及和孩子爸爸交流都没有问题。四川话，虽然不是普通话，但也是中文，你在家和二筒外婆都用四川话交流，孩子耳濡目染的是方言语境，所以四川话或是川普反而学得快，干脆就让孩子在家和你们说正宗说四川话得了，普通话以后再说。我有个要好的大学同学，定居美国纽约，两口子再加上双方父母在家都跟生长在纽约的孩子们说四川话，孩子成都话和英语都很好，而且和家人能交流，感情特别亲。你可以考虑一下，到底说椒盐味的“川普”还是干脆说四川话，哪怕带点荷兰腔。”

秦姥姥听完，眼睛一亮，怯怯地看向阿弥，等着女儿拍板。

阿弥有些被说动了，但还是说要再咨询下荷兰这边的老师和专家。

两天后，阿弥打来电话，决定在家和二筒说正宗的四川话。

阿弥说，荷兰专家觉得说方言不碍事，除了语言方面的发展外，有一条理由最打动阿弥，就是“孩子的语言交流，最重要的目的是增强亲人间的联系，其次才是国际交流能力。一个孩子，首先要能和亲朋好友对接和交流，在其中找到认同感和自信，才最有利孩子成长。”

的确，作为混血的孩子，除了所在国的语言，如果有能力和母亲以及深爱自己外祖父母用方言谈心；能在回到属于自己另一半血脉的中国，和故乡的父老相亲聊天，这会给孩子极大的踏实感和文化融入性适应力。

后来，二筒跟秦姥姥、妈妈阿弥和我，都用四川话交流。

秦姥姥更是开心地发挥着她那口标准四川话的魅力，讲四川段子，儿歌和市井故事。

二筒和外婆回四川老家，和街坊邻居交谈甚欢，打得火热。

在老乡眼里，他不是一个说着外文的“洋娃娃“， 他是个会说当地话的有血有肉惹人疼爱的孩子。

对于二筒来说，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他能直观地感受到邻里第一手的关爱和善意，以及对家乡文化的认同。

二筒会跟着四川邻居说：“谢谢三嬢嬢，但是你不要鼓捣我吃了（你不要强迫我吃），我吃不下了。”

他会附和邻居的‘八卦’：“就是，她牙尖四八怪的，明明是她自己水兮兮的，还怪别个。”

我们夸二筒在四川老家人缘好，二筒会“大言不惭”地说：“当然喽，我的粉丝多，关键是我和大家‘摆得拢’（谈得来）！”

能在家里用四川话畅所欲言后，秦姥姥也在荷兰呆得自如了不少。

这么多年了，秦姥姥早已从当初那些格格不入的无奈，好心办坏事的沮丧，过渡到今天的逐渐适应。

那天，二筒给我表演了一段秦姥姥教给他的四川儿歌：王婆婆在烧菜，三个观音来喝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妖精说闲话…

秦姥姥边做饭边在旁笑着纠正：“妖精儿，是妖精儿，不是妖精…”

那时，厨房里弥漫着川菜香，屋外是荷兰黄昏时的霞光，我的眼眶中有些被乡愁击中后泛起的潮湿，久违的儿歌，童年的家乡，被二筒清晰地拉回眼前，如此温暖，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