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多元智能理论
第1章 多元智能理论概述
开始的一幕发生于巴黎，时间是1900年，也就是著名的“美好年代”[1]。这个城市的父亲们，向一位天才的心理测量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内[2]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当时大量的家庭蜂拥而至，从法国各省迁居巴黎。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巴黎的学校里出现了学习上的问题。家长们对阿尔弗莱德·比内的请求是：设计一种测试方法，以预言在巴黎小学的低年级学生中，哪些孩子将取得好成绩，哪些孩子将不及格。正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比内成功了。很快，他的发明就被命名为“智力测验”。他的测验结果称为IQ，即“智商”[3]。
像巴黎的其他时尚一样，“智商”很快就传到了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智商在美国就已经相当受欢迎，以至于对一百多万名新兵，都进行了这个测验。随着它在美国军队中的应用，随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比内的发明真正地红遍了美国。从那时起，IQ成了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被认为是具有极其普遍实用价值的科学工具。
是什么原因使智商引起了轰动呢？至少在西方，过去人们总是依靠直觉来判断或评估人的聪明程度，而现在智能似乎定量化了。就像过去只能测量一个人真实的或潜在的身高一样，现在似乎能准确测量一个人真实的或潜在的智能的高低。我们能够并可以使用相同的心理能力的尺度，去排列每一个人。人们对于完美的智能测量方法的追求，一直在进行着。举例来说，下面是这种测量的一个广告：
您想通过一种快速的测验从而准确地、可靠地评价一个人的智能吗？共需进行三组测验，每组4～5分钟。这种测验不依靠语言表达和主观性的评分，即使是严重残疾（甚至瘫痪）的人，只要能表示对问题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皆可适用。无论是两岁的幼儿还是优秀的成年人，均使用同样简短的一组题目和相同的方式进行。全部花费只需16美元。
对这种能判断所有智能的单一测验，目前的需求很普遍。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甚至建议，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受试者的反应时间来判断智能：一组灯光亮了之后，根据接受测试者反应的快慢，就可以确定他智力的高低。英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则建议智能的研究者直接观察脑电波。随着基因芯片的出现，许多人都期待着有一天，只要我们在特定的染色体上，看一下某一基因座位[4]，然后读出这个人的IQ，就能信心十足地预言他的前途。
当然，还有更加精密复杂的IQ测试的变种，其中之一就是SAT。开始时它叫“学业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它的首写字母形式未变，但含义改变了，现在叫做“学业评估测验”（ScholasticAssessment Test）。这两种考试都是与IQ测试目的相同的一种考试，分成语言和数学两部分。如果把一个人在考试中两部分的得分加起来，就可以判断或排列他在某一方面智能的高低（最近，写作和推理的内容被加入了这个考试之中）。例如专为天资优秀的学生开设的课程或举办的学历教育，就靠这种考试录取学生。如果你的智商超过了130，才能进入此种学校或班级就读。如果你的IQ是129，对不起，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这种判断人的智能的一元化观点，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学校的观念，我称之为“统一制式观念”（uniform view）。在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建立的“统一制式学校”（uniform school）里，每个学生都要学习相同的课程即核心课程，选择的可能性极少。只有较好的学生，可能就是智商较高的学生，才被允许选修需要批判性的阅读、计算和思考技能的课程。这些统一制式学校使用的评估方法，往往是类似SAT和IQ的各种考试，均由学生用纸和笔来完成。这些考试的成绩，可以将学生排列成令人可信的顺序，最聪明的和最有前途的学生被送进较好的大学。他们将来可能，仅仅是可能，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选拔方式对于一部分人的效果是好的，如对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因为这种考试和选拔体系，有利于英才教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推荐。
这种统一制式学校看起来似乎很公平：毕竟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相同。但是许多年以前，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貌似合理的学校，实际上是完全不公平的。统一制式学校只挑选并重视某些种类的智能，我们在这里暂时称之为IQ或SAT智能。有时候，我也称之为未来法律教授的智能，就是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在电影《力争上游》[5]中扮演的查里斯·金斯菲尔德博士（Dr. Charles W. Kingsfield）拥有的智能。你在这样的学校里能够取得好成绩，就很容易在IQ或SAT类型的测验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但我想谈的是对智能的不同看法，并介绍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学校的观点，这就是智能的多元观（pluralistic view of mind）。亦即承认存在许多不同的、各自独立的认知方式，承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强项（cognitive strengths）和对应的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我还想介绍一种建立在智能多元化观点上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individual centered school）模式。这种学校模式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在比内那个时代人们还不知道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如认知科学（思维的科学）和神经科学（脑的科学）的某些成就。这种学校模式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我称为多元智能的理论。现在，让我说明多元智能理论的起源和观点，以便在后面的章节中谈论它对教育的意义。
在我介绍这种观点之前，请读者首先从世俗的智能判断标准中暂时解放出来，让你们的思想自由地翱翔于人类所有的能力之中。说不定还需要换位思考，用从火星上来访的外星人的角度，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在这个想象的实验中，你或许会被杰出的象棋大师、世界级的小提琴家、体育世界冠军所吸引，因为这些人的表现十分突出，确实引人注目。从以上想象的实验中，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智能概念。这些象棋大师、小提琴家、体育世界冠军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是聪明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我们的智力测验无法辨认出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呢？如果他们不是聪明智慧的，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一般来说，为什么当代的智能结构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的许多杰出表现呢？
智能是什么
智能最恰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是读者向我们提出最多的问题。的确，正是在智能的定义上，多元智能理论与传统的观点开始分道扬镳。按照传统的测量心理学观点，智能最具可操作性的定义，就是解答智力测验考试题目的能力。运用统计的方法，对不同年龄接受测试者的答案加以比较，可以从测验分数推断出他们的能力。不同年龄接受测试者在不同的测验中，所得到的成绩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证明了人类的一般智能[6]，随年龄、学历、经历的变化不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或能力。
另一方面，多元智能理论比传统的智能观念要复杂一些。我们认为，智能是一种计算能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人类生物的和心理的本能。尽管老鼠、鸟类和计算机也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人类具有的智能，是一种解决问题或创造产品的能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产品的创造，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团体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够针对某一特定的目标，找到通向并实现这一目标正确路线的能力。文化产品的创造，则需要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并表达自己的结论、信仰或感情。从构思一部小说的结尾，到下棋时预料每走一步棋的后果，甚至修补一床棉被，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理论、音乐作品甚至成功的政治竞选，都是上文所说的创造文化产品。
多元智能理论本身，就是按照生物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本能的技巧构建而成的。但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技能（再说一遍，我们与老鼠、鸟类、计算机不同）。即使如此，实际解决某种特定形式的问题时，生物的本能还必须与这个领域的文化教育相结合。如语言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技能，但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可能以写作的方式出现，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以演讲的形式出现，在第三种文化背景下说不定就是颠倒字母的文字游戏。
究竟怎样识别一种智能呢？我们认为，选中作为一种智能必须注意的是，既要有生物学的依据，又要考虑根据一个或多个文化背景来进行评价。在列出以下智能种类之前，我们曾参考了几个不同来源的证据：如有关正常儿童和超常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信息；脑损伤条件下认知能力受损的情况；对特殊群体如超常儿童或神童、白痴天才、患孤僻症儿童的研究成果；过去几千年人类认知进化的研究资料；文化交叉背景下认知的研究；心理测量学的研究，包括不同测试方法和手段结果相关性的研究；心理训练的研究，特别是不同学习能力的转化和普遍化的研究，制定了如下智能的判断标准，或者叫做“智能的判据”（criteria）。候选智能中，只有那些满足全部或大多数判据的，才被选中作为一种智能。以上全部智能判据的每一种，以及我们最初所提出的七种智能，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特别是在第4章中，都有详尽的讨论。在那本奠基之作中，我也考虑到多元智能理论可能会遭到反对，所以将它和与之对立的智能理论加以比较。与此问题有关的进一步的讨论，出现在我的《重构多元智能》一书中以及本书的后续章节中。
除了满足上述判据以外，每一种智能都必须具有一种可以辨别的核心运作方式，或具有一组运作方式。就像以神经系统为模式设计的电脑系统一样，如果通过内部或外部特定信息的作用，人类的每一种智能都应该能够被活化或激发。例如音乐智能的基本能力特征，就是对于音高的敏感性；而语言智能的基本能力特征，就是对于发音和声韵的敏感性。智能对于特定文化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应该是敏感的。这个符号系统是捕捉、表达、传播信息的重要形式。语言、图画、数学就是三个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符号系统，它们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不可缺少的。能够被选做智能的，必然和人类所应用的符号系统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人类每一种核心计算能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的存在，必定伴随着现行的或潜在的符号系统的产生。而此符号系统对于使用发展那种能力，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有时可能某种智能无法用任何符号表示，但人类智能的基本特征也是能够具体化的。
最初的七种智能
简略地介绍了智能的特征和判据后，我现在分别讨论对每一种智能的思考，那些智能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我在讨论每种智能时，首先摘录了在那种智能上表现突出的人物传记的一部分。这些被引用的传记中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某些能力。这些能力对于传记中人物自如地运用某种智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每一篇被引用的小传只说明一种特定的智能，但我们并不希望这暗示成人的智能运作是孤立的。事实上除了非正常的人，智能总是以组合的方式运作。任何有经验的成年人在解决问题时，都会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在每一篇小传之后，我们还要评述不同的数据和资料，以支持每一种被挑出来的候选智能。
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
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3岁时，被父母带去欣赏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音乐会上路易斯·帕辛格（Louis Persinger）美妙绝伦的小提琴演奏，深深地打动了小梅纽因，于是他向父母要一把小提琴作为自己生日的礼物，并且非要帕辛格做他的老师不可。他的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10岁时，耶胡迪·梅纽因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
小提琴家梅纽因身上的音乐智能，甚至在他还没有接触小提琴、尚未接受任何音乐训练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对那种特殊声音的强烈反应，以及他在小提琴演奏技术上的飞速进步，表明他从生理上具备发展音乐智能的先天条件。从此类超常儿童得出的证据，使我们认为特定的智能有其生物学上的或先天的渊源，梅纽因就是一个例子。其他特定的群体，如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他们中有些人也能熟练地演奏乐器，却无法与其他人沟通，这同样证明音乐智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下面再对有关证据做简单的分析，以进一步证明音乐技艺是一种智能。例如，虽然音乐技能不像语言技能一样，精确地定位于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但大脑的一部分，大约位于右半球，在对音乐的感知和创作上，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人的音乐才能受脑损伤影响的程度，与其所受音乐训练的程度和人与人的差异有关，但有证据表明，脑损伤的确会造成人的“失歌症”[7]或一定音乐能力的消失。
在旧石器时代的社会里，音乐明显地起着重要的协调和统一的作用，连鸟儿的歌唱都具有与同伴联系的功能。从多种文化得到的证据表明，音乐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本能。婴儿智能发展的研究认为，在幼儿阶段确实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计算音高的能力。最后，我们说音符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清晰易懂的符号系统。简而言之，音乐才能是一种智能的概念，得到了不同来源证据的支持。虽然音乐技能不像数学一样被当做典型的智力技能，但它符合我们的智能的判据。不但根据智能的定义，而且从资料和研究结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身体-动觉智能（Bodily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15岁的乔治·鲁斯[8]在一场比赛中担任接球手。因本队的投手表现不佳，贝比的棒球队面临败局，于是他嘲笑这名投手并大声指责他。他们的教练布拉泽·马赛厄斯（Brother Mathias）大声喊道：“既然这样，你来投球吧！”鲁斯听后十分吃惊，非常紧张，回答：“我从来没有投过球，我干不了！”但此时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后来鲁斯在自己的传记中回忆道：“当我站到投球手位置的那一刻，感到在我和踏板之间，存在着奇妙的联系。我有点儿莫名其妙，似乎我就出生在那个地方，那块踏版是我的另外一个家。”正像体育运动史记载的那样，他后来真的成了大联盟的投球手（当然，他还是一个传说中的击球手）。
就像梅纽因一样，乔治·鲁斯也是一个超常儿童。第一次见到他的“乐器”时，他立刻就认出来了。请注意，这种识别发生在他接受任何的正规训练之前。
我们知道，身体的运动由大脑运动神经皮层来控制。大脑的每一个半球，都控制或支配相对的另外一半身体的运动。对于一个惯用右手的人，运动的支配部位通常在大脑的左半球。即使对于一个能够灵活自如地运动的人，在他不情愿的时候，命令他做同样的动作，其身体运动的能力也会减弱。这种特殊的运动失调症的存在，是身体-动觉[9]智能的证明。
特定的身体运动，明显地有利于物种的进化。对于人类来说，这种进化就延伸到工具的使用。身体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儿童发育的时间表，不同的文化对此没有异议。因此，以上身体运动的知识符合判定一种智能的标准。
认为身体运动的知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即智能，不那么好理解。的确，表演一个哑剧或打网球不同于解数学方程式，但使用自己的身体表达一种感情（在跳舞时）、从事一种游戏（在运动场上）或创造一种产品（设计发明），都是运用身体或身体认知的例证。解决某种需要身体运动的特殊问题，如击中一个网球，究竟需要哪些特定的基本能力，蒂姆·高尔威（Tim Gallway）总结如下：
“球离开发球者球拍的一刹那，大脑就得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计算出：球大约在哪里着地和球拍应在哪里回击。这种计算包括判断球的初速度、使球减速的因素、风的作用和球的反弹等。同一时刻，大脑还要对肌肉下达动作的命令。不仅仅下一次命令，而是需要时时根据最新信息加以修正。肌肉必须配合，脚一移动，就得将拍向后拉，且拍的正面必须保持一个特定的角度。精确的击球点的位置取决于发出的命令，是要回击到对方球场的底线，还是让球刚好过网。大脑必须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分析对手的移动和平衡状况，做出回球的决断。为了接一个发球，你大概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做以上这一切事情。要每次都能击中球，似乎很不容易，但一般人往往都可以做到。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本身都具有非凡的创造性。”
逻辑-数学智能（Logical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由于在微生物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芭芭拉·麦克林托克[10]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她在观察和推理方面的智力，表现出一种以逻辑-数学为形式的智能，这种智能通常被人们称为科学思维（scientific thinking）。她经历的一件偶然事件特别能说明问题。20世纪20年代，麦克林托克在康奈尔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时，曾遇到一个问题：虽然理论上预测有50%的玉米不结果，但她的研究助手在试验田里，却发现只有25%～30%的玉米植株不结果。这一不小的差异使她很困惑，因此而离开玉米地回到办公室，坐下来想了半小时，之后……
“我突然跳了起来，跑回玉米试验田。刚到玉米田的地头（其他人在玉米田的深处），我就大喊着，‘我发现了！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30％的玉米不结果的原因了！’他们要我证明自己的结论。于是我坐了下来，拿出纸和铅笔飞快地写出草稿，而这些计算工作我刚才在实验室里一点也没有做。当时这项演算工作是如此之快，好像一下子就完成了，答案如泉水般喷涌而出。我一步一步地进行着复杂的推理和计算工作，最后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同事们看着计算结果，发现和我刚才说的完全相同。有了结论之后，我却感到非常纳闷——为什么我还没在纸上计算时就知道了结果？为何我对这个结果如此确信？”
这件趣闻表明了逻辑-数学智能的两个基本点：第一，天资优异的人在解决问题时的速度常常快得惊人。如成功的科学家往往在同一时刻处理许多变量，或提出大量的假说，然后一一加以评价并决定接受还是放弃。这一趣闻还表明了智能的非语言性：一个问题的答案在用语言表达之前，就已经得出了。事实上，这个解题的过程甚至对解题者本人，也可能是看不见的，有点儿像我们所熟悉的，在“啊！”一声惊呼后恍然大悟。但这并非暗示此种现象是神秘的，或只能凭直觉而不可预期。恰恰相反，这种情况发生在某些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不是偶然的。我们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逻辑-数学智能的作用。
逻辑-数学智能和语言智能加在一起，是智商测试的主要基础。传统心理学家对这两种形式的智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认为它们是“原始智能”，可以跨越不同领域或专业解决问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麦克林托克所描述的，她获得有关逻辑-数学问题答案过程的准确机理，至今仍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恰当解释。
这种智能同样可用我们的经验判据证明。大脑的特定部位与其他部位比较起来，在数学计算方面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近来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位于额骨颞颥叶[11]的语言区域，对于逻辑推理更重要。而位于顶骨前叶的视觉空间区域，则掌管数字计算的功能。一些白痴天才在其他很多领域里表现了可悲的无能，但在数学计算上却有可能十分出色。儿童中数学天才的例子是很多的，多年以来，让·皮亚杰[12]和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认真地研究和总结了儿童在这种智能上的发展。
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
10岁的时候，托马斯·艾略特[13]创办了一份名为《壁炉旁》的杂志，他是这本杂志的唯一撰稿人。寒假中，他在三天时间里出了8期。每一期杂志里都有诗歌、探险小说、随笔和幽默故事，其中一些流传至今，展示了诗人的特殊天才。
和逻辑-数学智能一样，把语言技巧称为智能，合乎传统心理学的观点。语言智能的存在，也通过了我们的经验判据的检验。例如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通常称为“布洛卡区”（Broca），负责产生合乎语法的句子。这个区域受到损伤的人，能够很好地理解单词和句子，但除了最简单的句子以外，他们不能将单词组合成句。与此同时，这些人的思维过程可能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天生具有语言能力，对于人类是共同的。令人吃惊的是，儿童语言能力的进展，在各种文化和社会中都是一致的。即使是没有接受过哑语训练的聋哑儿童，也会发明他们自己的手语并悄悄地使用。我们因此可以看出，这种智能是独立的，与特殊的学习方式或传播渠道无关。
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
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14]的土著居民在航海时不用仪器，他们除了依靠星座和视线中出现的岛屿来确定船舶的位置以外，气候的特点、海水的颜色都是他们判断地理方位的依据。每一次航行都被分解成多个较短的旅程，而航海者清楚在每段航程中星座的方位。在实际航行中通过每一个岛屿时，航海者的脑中就出现一幅地图，并在图上计算已经走完了多少旅程，还剩下多少旅程，方向还要做哪些修正。航海者在旅途中可能无法真正看到这些岛屿，但脑中必须有它们的位置。
解决空间位置的问题，如航海和使用有标记的地图，都需要空间智能。其他与空间位置有关的问题，如下棋和想象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物体的形状，也是如此。视觉艺术同样是空间智能的一种运用。
从大脑研究所得出的证据非常明确，很有说服力。经过长期的进化，正如大脑的左半叶掌管习惯使用右手的人的语言功能一样，这些人大脑的右半叶掌管空间位置的判断。大脑右后部位受伤的病人，会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易于迷路，其辨认面孔和关注细节的能力明显减弱。大脑右半叶特定部位受伤的病人，总是试图用语言技巧来弥补空间智能的缺陷。他们尽力大声辩解，主动提问，甚至拼凑答案，但这些非空间的策略，很难成功地解决有关空间的问题。
以盲人为例可以说明空间智能和视觉能力的区别。一个盲人能够通过间接的方法来判断物体的形状：他们用手沿着一个物体的边缘以固定的速度摸过去，根据所用时间的长短，计算出物体的大小。盲人的触觉系统，相当于普通人的视觉系统。盲人的空间智能与聋哑人的语言智能极具相似性，值得我们注意。
视觉艺术的各个领域很少出现超常儿童，但也有如娜迪娅[15]那样的白痴天才。尽管患有十分严重的孤独症，这个学龄前儿童却能画出极精确、细致的图画来。
人际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的特殊教育、几乎是盲人的安妮·萨利文（Anne Sullivan），开始承担起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教育即聋又盲的7岁女孩海伦·凯勒由于海伦对外部世界感情上的对抗，安妮试图和海伦交流的努力很难奏效。以下是她们第一次一起进餐的情景：
安妮不允许海伦将手伸进自己的盘子里去取她想要的食物，而海伦和她的家人在一起时，已经习惯了这样做。因此与安妮的第一次进餐成了意志的较量：海伦的手一伸进盘子里，就被安妮坚决地推开。海伦的家人为此很不高兴，离开了餐厅。安妮把房门锁上，继续用餐。海伦干脆在地板上又踢又闹，推拉安妮的椅子。半小时以后，海伦绕着桌子找她的父母，却发现没有人在那儿，这使她感到迷惑。最后，她只好坐下来开始吃早餐，但却用手。
安妮给她一把勺子，却被哗啦一声扔到地上，于是意志的较量又重新开始。安妮·萨利文对海伦行为的反应很敏锐。她在给家人的信里说：我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既要规范和控制她的行为，又不能伤害她的心灵。我起初只能非常缓慢地、一点一点地进行，并试图赢得她的爱。
两周以后，第一个奇迹发生了。安妮将海伦带到家庭住所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以便两人可以单独生活在一起。经过7天的相处，海伦的性格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治疗生效了。安妮写道：今天早上我的心在快乐地歌唱，奇迹发生了！两星期前那个粗暴的小生命，已经变成了温顺的小女孩。
仅仅又过了两星期，海伦首次突破了语言障碍，开始学说话，她的进步神速。产生奇迹的关键，是安妮具有看穿或洞悉海伦内心世界的眼光。人际智能的核心能力，是留意其他人之间差异的能力，特别是观察他人的情绪、性格、动机、意向的能力。按照更高的要求，就是能够看到他人有意隐藏的意向和期望。我们可以在宗教和政治领袖、教师、心理咨询专家和孩子家长的身上，观察到复杂微妙的人际智能的高级形式。海伦·凯勒和安妮·萨利文的故事，说明这种智能不依赖于语言。
大脑研究报告一致指出，大脑前叶在人际关系的知识方面起主要作用。这一区域的损伤，虽然不会影响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但会引起性格的很大变化。这一区域受伤以后，人们会认为伤者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
阿茨海默氏病（Alzheimer’s disease）是一种早年痴呆症，表现为后脑部位受到伤害以后，患者的空间辨认、逻辑推理、语言运算能力大大减弱。但患阿茨海默氏病的病人能经常保持良好的风度和举止，并会为他们所做的错事频频道歉。与此相反，皮克氏病（Pick’s disease）是由于大脑前叶受损而出现的另外一种早年痴呆症，患者会失去彬彬有礼的风度。
人际智能还有另外两个被人引用的生物学例证，均为人类所独有。一是灵长类动物有较长的婴儿期，对母亲有强烈的依附。在早期发育阶段失去母亲的个体，正常的人际智能发育将受阻，这是很危险的。二是对于人类来说，社会交往很重要。在史前社会里，狩猎、陷阱、宰杀动物都需要许多人的参与、合作，团体的凝聚、领导和组织，都很自然地遵循这一原则。
自我认知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弗吉尼亚·伍尔芙[16]以日记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往日随想》，专门谈到“生活的花絮”，即生活中所发生的琐碎事情。在这些事情中，有三件很特别，给她的童年以深刻印象：和弟弟打了一架、在花园里看到一朵奇怪的花、听到一位过去的来访者自杀的消息。
这三个难忘的时刻即使我不想到它们，也会悄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第一次把它们记录下来，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体会。其中两件事的结尾令人绝望，另一件的结果还算让我满意。
听到那个人自杀的消息，恐怖的感觉使我浑身软弱无力。但是看到花的那一次，我发现了一个战胜敏感和怯懦的方法，我不再感到软弱了。虽然惊吓产生的震撼在我身上仍然存在，但现在我对此已能欣然接受。
在一次受到惊吓之后，我总是觉得这种经历特别宝贵。我因而猜测正是这种承受惊吓的能力，使我成了作家。我大胆地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因为我受到惊吓之后，立刻有将一切记录下来的欲望。我感到好像受了打击，但事实上没有。我像小孩子一样，想象这打击来自藏在日常生活琐事后边的对立面，它就是，或将是某一哲理的闪现，是生活表面现象后面某些真实事物的标记。于是我将其组成句子，写出它的本质。
以上引文生动地说明了自我认知智能——就是有关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认知：了解自己的感情生活和情绪变化，有效地辨别这些感情，最后加以标识，成为理解自己和指导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具有较好自我认知智能的人，脑中有关于自己的一个积极的、可行的、有效的行为模式。因为这种智能的隐私性，如果观察者想探测的话，就需要有来自语言、音乐或其他显性智能的证据。在以上引用的短文中，语言智能就用来表现自我认知智能，它使智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化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后面还要讨论。
我们已经熟悉的判断智能的8项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对自我认知智能的确认。大脑前叶对于每个人性格的变化和自我认知智能，也像对于人际智能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脑前叶的下部区域受到伤害，很可能造成性格的易激动、易烦躁或欣快[17]。脑前叶上部区域受到伤害，则可能形成冷淡、散漫、迟钝、漠然等沮丧人格的特征。此时，脑前叶受伤者的其他认知能力大都保持不变。可失语症患者就不同。有些失语症病人后来恢复到能够诉说他们的经历时，我们发现了十分相同的结果：虽然这些病人的敏感程度有所降低并对此感到沮丧，但绝不认为自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知道自己的需求和愿望，竭尽全力想得到它。
患有孤独症的儿童，是自我认知智能受损的典型例子。这些儿童有时虽然无法自我表达，却多半在音乐、计算、空间判断或机械工程等领域里，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才能。
自我认知智能很难找到生物进化方面的证据。我们推测可能因为它是一种超越了生存本能的智能。但对于今日已不必时刻为生存担忧的人类来说，这种智能却越来越为人们所需要。
总而言之，与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有关的能力，都已通过了确认智能的判据的检验。这两种智能所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个人和集体都很重要。人际智能使人能够了解他人、更好地与他人一起工作。自我认知智能则可以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处理自己个人的问题。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人可以感到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的融合。的确，自我感觉和认识是人类最神奇的发明，是所有与个人有关信息的象征，也是使所有人自我完善的发明。
新确认的智能
在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我抵制了改变此理论的任何企图。很多人提出建议，希望增加候选智能，如幽默智能（humorintelligence）、烹调智能（cooking intelligence）、性智能（sexualintelligence）。我的一个学生甚至略带嘲讽地认为：我绝不会承认那些我本人缺乏的智能。
但是两件事让我开始考虑其他智能的存在。有一天，我对一些研究科学史的学者阐述多元智能理论。我的演讲结束后，一名小个子的年长者走近我并说：“应用你提出的那7种智能，你永远也解释不了查尔斯·达尔文。”这位评论者不是别人，正是恩斯特·迈尔[18]。他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进化论权威。
另外一件事，就是人们频繁地宣称存在精神信仰智能（spiritualintelligence），有时人们还说我已经确认了精神信仰智能。事实上，这两种传说都不确实。但是这些经历的确促使我考虑是否存在着博物学家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和精神信仰智能。
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第一种情况，博物学家智能的存在拥有令人吃惊的确凿证据。像查尔斯·达尔文、爱德华·欧·威尔逊[19]那样的生物学家和约翰·詹姆斯·奥杜邦[20]、罗杰·托里·彼得森[21]那样的鸟类学家，在辨认和区分不同的物种时是十分杰出的。具有高度博物学家智能的人，看到植物、动物、山峦或者不同形状的云朵时，根据它们在生态学中的位置，善于敏锐地将它们加以区分。这种能力不仅仅依赖于视觉，对于鸟类的歌唱和鲸鱼的叫声的感知，取决于人的听觉系统。荷兰博物学海拉特·韦梅耶（Geermat Vermij）虽然是个盲人，却能靠触觉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
用衡量智能的8个判据检验，博物学家智能也与之符合得很好。对于这种智能来说，它具有的核心能力，就是辨认动植物一个种属中成员的能力。进化史上存在这样的例子，动物中某个幸存物种生存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善于辨认同类并躲避肉食动物。在博物学家的世界里，儿童很容易区分不同的物种。的确，一些5岁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更善于辨认区分不同种类的恐龙。
应用文化的或者脑科学的“棱镜”检验博物学家智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今天在发达国家，很少有人依靠博物学家智能生存。我们只要简单地前往杂货店购物，或者用电话和互联网采购所需物品就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消费者的文化，仍然建立在博物学家智能基础之上。因为博物学家智能拥有的，是我们需要的能力，包括我们看中的是这一辆汽车而不是其他汽车的能力，我们挑选的是这一双旅游鞋或者手套，而不是其他类型的鞋或手套的能力。
人类个体大脑损伤的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证据。有的脑损伤病人仍然能够辨认并说出无生命的物体，却失去了辨认有生命物体的能力。与此相反的情况要少一些，那就是有的脑伤病人能够辨认并命名有生命的活体，却失去了辨认人造物体的能力。以上这些能力，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知觉机理，建立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欧几里得几何学在人为的世界中得到应用，却不能在自然界中通行；我们在与无生命的物体或者工具打交道时，与和有生命的物体打交道时的感觉也完全不同）。
我对有关证据的调查，并不能明确地肯定精神信仰智能的存在。可人们对宗教和神灵，却坚信不疑。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当代美国人），认为与神灵沟通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很多人认为精神信仰智能不仅存在，而且的确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成就。其他人，特别是爱好科学的人，则从未认真地讨论过精神信仰智能或灵魂这类问题。很明显，这类问题带有神秘主义的味道。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特别是科学家们，对于上帝和宗教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原因。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肯定精神信仰智能或者宗教智能时，我的托词是：“如果我这么做，也许会使我的朋友高兴，但却会使我的对手更高兴。”
但托词并不能代替学术观点。因此我花费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细心研究，寻找证据，试图肯定或者否定精神信仰智能的存在。我的结论是，至少在两个方面，它与我们关于智能的概念差距很大。首先，我认为智能和人类个体生活中有关现象学[22]的体验，是不应相互混淆的。对于大多数观察者来说，有关神灵的感应，来自特定条件下内心的反应。例如，与这个世界上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或者神灵接触时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此。这种感觉可能使人感到惬意，但这对于某一种智能的确定，我不认为有什么意义。一个具有很高程度数学智能的人，快速解决课程中的困难问题时，也可能会感到惬意。但即使他没有上述现象学的反应，只要是具有相同的数学智能，就能如此。
其次，对于很多人而言，神灵的感应一般地与宗教信仰，或者与对上帝的信仰有关，甚至可以来自一种对特别的信念或教派的忠诚。下列说法：“只有真正的犹太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教徒、新教徒才是拥有精神灵魂的人”，就明确地或者也可以说是含蓄地表达了这一信息。这种必要条件，使我很不舒服，也与我们最初关于智能的判断标准即判据相距甚远。
虽然精神信仰智能无法满足我关于智能的判据，但是与精神有关的一个层面，却似乎够格成为有希望的智能。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有时被人叫做“大问题的智能”（the Intelligence of Big Questions[23]）。这个候选智能的基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倾向，那就是思考与人类自身存在的有关问题。人类自身的存在问题包括：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会死？我们从哪里来？什么将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是爱？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有时认为，这些问题超越了感知的范畴。这些问题可以说要么太大，要么太小，都不是我们的五个主要感官系统能够觉察出来的。
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按照我们关于智能的判据检验，“存在智能”相当符合。的确有一些人，如哲学家、宗教领导人、给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家，使存在智能高度地具体化了。有关存在的问题，出现在每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里，如在宗教、哲学、艺术、更世俗的故事、闲聊以及每日生活的媒体展示中。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具备允许发问的环境，虽然总是得不到直接的答案，孩子们从小还是会提出有关存在的问题。此外，孩子们喜欢的神话或者关于仙女的传说，也证明了存在问题的魅力。
我至今仍然在犹豫，没有宣布确认存在智能的原因，是因为还存在着最后一点考虑。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证据，说明大脑中有相关的部位，来运作这种与深刻哲学思考有关的智能。可能大脑中有一个区域，例如在大脑颞颥下叶的部位，对于处理这种大问题是关键性部位。然而，存在问题有可能只是更广范围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也有可能仅仅是人类个体因为日常生活中情感负担过重，无病呻吟所提出的问题。在后面的论述中，也可能是由于我的保守本性，决定了我在将智能的第九把交椅给予存在智能时，表现得很谨慎。虽然我过去的确谈论过这个智能的候选者，但是为了对费德里科·费里尼[24]导演的著名电影的赞赏，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仍将继续只承认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25]。
多元智能理论的独特贡献
作为人，我们大家都拥有以上所有的技能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以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发现这些问题的背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得到的有文化意义的产品，作为调查研究的开端。我们讨论智能时的基本出发点，并非将它们当做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用到的人类的能力，而是从人类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再回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能。
在确定人类所拥有的智能种类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来自大脑的研究、人类的发展和进化，以及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等方面的证据。那些智能的候选者中，只有在以上各不同的方面都能找到可靠的证据，才能最终被确定为一种智能。我们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不同，事先并不认为哪一种候选能力一定是智能。我可能选中后又放弃，这使得确认智能的过程令人激动。在传统的智能研究方法中，根本没有使用实证资料做决定的机会。我们同时认为，人类的上述智能，也就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大脑损伤病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一种能力丧失的时候，其他能力可能完好无损。智能的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即使一个人有很高的某一种智能，如逻辑-数学智能，却并不一定拥有同样程度的其他智能，如语言智能或音乐智能。这些具有独立性的智能，和传统方法测量出来的IQ有明显的差别。根据传统智力测验的规律，不同测验方法所得的结果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我们因此怀疑，产生如此高度相关性的原因，在于智力测验的题目往往都需要运用语言和数学逻辑的能力，才能快速给以解答。
我们相信，如果采用情境化的适当方式，来考查人类解决问题时所运用的各种不同技能，这种相关性就会大大降低了。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成年人只有一种智能可以达到辉煌的境界。但事实上几乎具有任何程度的文化背景的人，都需要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来解决问题。因此，即使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如拉小提琴，也并非孤立地单纯依靠音乐智能就能完成。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除了音乐智能外，还需要身体-动觉的高难度技巧。对他来说，还需要人际智能以便和听众沟通，直至选择合适的经纪人，说不定还需要自我认知智能。舞蹈需要不同程度的身体-动觉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和空间智能。政治则需要人际智能、语言智能，也许还需要一些逻辑方面的能力。几乎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如上所述，需要多种智能。因此，承认每个人都是具有多种能力组合的个体，而不是只拥有单一的、用纸和笔可以测试出来的解答问题能力的生命个体，显得十分重要。
虽然我们所定义的智能种类并不是很多，但正是通过这些智能的不同组合，创造出了人类能力的多样性，也许就是“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的原因吧！一个人可能在任何一种智能上都没有特殊的天赋，但如果他所拥有的各种智能和技巧被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说不定在担任某一个角色时就会很出色。因此，当前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评估众多技能的特定组合，以便指出被评估者最适合的职业和副业是什么。
简而言之，多元智能理论导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我们大家都拥有以上所有的智能。从认知的角度上说，正是这些智能使我们成为人。
没有两个人——甚至同卵双胞胎都不会拥有一模一样的智能轮廓。因为即使基因物质来自同一个卵子，出生后的人类个体也会有不同的经历（同卵双胞胎对于将他们自己相互区别开来，常常有很高的积极性）。
拥有某方面很高的智能，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具有很高的智慧。拥有高度数学智能的人，能够运用他的能力从事重要的物理学实验工作，或者进行新的复杂的几何证明，但是他也可能浪费了自己的能力，整天计算彩票的中奖率或者在脑中做10位数的乘法运算。
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与人类智能的心理学有关。多元智能理论希望能对此学科做出贡献。但是，这些观点也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大量教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加以讨论。
结论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目前承受着三种偏见带来的危害，我给这三种偏见分别起名为“西方主义者”（westist）、“测试主义者”（testist）和“精英主义者”（bestist）。“西方主义者”，就是那些将西方文化当做偶像来崇拜的人，这些人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当然，逻辑思维很重要，推理也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测试主义者”的偏见，在于只重视人类可以测量出来的能力及其考试方法。如果某种能力无法测量，就认为这种能力不重要。我的看法是，对人的智力评估应该比现在更广泛、更宽松和更人性化，心理学家应少花些时间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而多花些时间帮助他们。
“精英主义者”可参考大卫·哈尔波斯达姆（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书中讽刺地提到的精英分子，就是当年被带到华盛顿并帮助约翰·肯尼迪总统，将美国推入越南战争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有些人认为对于给定问题的所有答案，都应该按某种确定的方法如数学逻辑思维的方法得出，而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目前流行的关于智能的观念，应该用更加综合、更加全面的看法予以更新。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并开发各式各样的智能和智能组合。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于人与人所具有的不同智能组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较好地处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能调动起人类的所有能力，人们就不仅仅是更有能力或对自己更有信心，而且会更积极、更投入地为整个团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工作。如果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类的全部智能，并使之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就能增加我们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机会，进而为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
[1] 美好年代（Le Belle Epoque）：又译为“美丽年代”，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黎。当时法国已从几次战争中恢复了元气，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也使社会一派繁荣。——译者注
[2] 阿尔弗莱德·比内（Alfred Binet，1857—1911）：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的创始人，起初从事法律工作，37岁时才开始心理学研究。——译者注
[3]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为心理年龄除以生理年龄，再乘以100。——译者注
[4] 基因座位（gene locus）：指各个基因在染色体上所占的位置，故简称为座位。但就位点的实体而言，指的就是基因。——译者注
[5] 电影《力争上游》（The Paper Chase）：1973年10月16日在美国上演。影片描写一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爱上了他的指导教授的女儿，几经奋斗才通过这名教授的严格考验，取得了毕业文凭。本片题材具有现实性，对美国大学的教育制度予以讽刺。——译者注
[6] 一般智能（general faculty of intelligence）缩写为英文字母“g”，也被译为“通用智能”，指能够解决任何领域的问题的普遍适用的智能。——译者注
[7] 失歌症（amusia）：失去唱歌和辨别音乐的能力。——译者注
[8] 乔治·鲁斯（George Herman“Babe”Ruth），20世纪20年代美国棒球界的传奇人物，他是全垒打王，也是上垒次数与强打纪录的保持者。——译者注
[9] 动觉（Kinesthetic）是“运动觉”的简称，指辨别身体各部分运动和姿势的感觉，由身体运动和姿势作用于肌肉、筋腱、韧带和关节，产生兴奋，传入大脑皮层而引起。——译者注
[10]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1902—1992），美国著名女遗传学家，1944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并在当年担任美国遗传学会会长之职。1945年起，她开始了著名的基因转座（gene transposition）研究，30多年后，科学界才给了她应得的荣誉，1983年，她独获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译者注
[11] 人头部两侧靠近耳朵上方的部位，俗称太阳穴。——译者注
[12]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20世纪世界最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译者注
[13] 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诗人、文学评论家、剧作家，祖籍英国，生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1914年起定居英国。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创作和评论对20世纪西方文学影响很大。——译者注
[14] 位于太平洋西部的一个群岛。——编者注
[15] 娜迪娅（Enter Nadia），1967年出生于英国，1岁起患严重孤独症，无法与人通过语言、手势交流，但从3岁半起在绘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天分。本书作者在1982年出版的《艺术·心理·大脑》一书的第16章中，对此做出了详细的介绍。——译者注
[16]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其作品摒弃传统的小说结构，采用“意识流”手法，注重心理描写，对现代西方小说影响很大。——译者注
[17] 欣快（apathy），莫名其妙地容易高兴的症状。——译者注
[18] 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1904—2005），哈佛大学的进化生物学教授，达尔文以来最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之一，无疑也是20世纪最多产的理论生物学家之一，共发表七百多篇论文及二十多部著作，影响了整个20世纪进化生物学界。——译者注
[19] 爱德华·欧·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当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研究方向为生态学和进化论。他1975出版的专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的诞生。——译者注
[20]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美国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做“美国国宝”。——译者注
[21] 罗杰·托里·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1908—1996），美国博物学家、艺术家兼作家，以画鸟及出版鸟类图鉴而闻名于世，并曾获颁总统自由勋章。1934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鸟类野外观察指南》，60多年来已重印50多次，印数达数百万册。——译者注
[22] 现象学（Phenomenology），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说和流派之一，是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现象学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来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德、法、美等国。——译者注
[23] 大问题（Big Questions）引自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的名著《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The Big Question：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这是一部著名的哲学导论性入门书，概述和分析了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译者注
[24] 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集导演、演员、编剧于一身，曾五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高峰。加德纳此处提及的影片，虽未点名，但有可能是费里尼1963年导演的著名影片《八又二分之一》（Otto e Mezzo）。——译者注
[25] 作者虽然有一定的把握，但尚不能最终确定，所以暂时称存在智能为二分之一智能。——译者注